长期以来，建筑一直被理解为一门由人类创造并为人类服务的学科。然而，在《我们，细菌：迈向生物建筑的札记》（We the Bacteria: Notes Toward Biotic Architecture）一书中，比阿特丽斯·科洛米纳（Beatriz Colomina）与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颠覆了这一假设，他们指出“微生物发明了建筑。”以此为前提，一幅全新的建筑史画卷徐徐展开，它将关注点从人类例外论转移到数十亿年来塑造了生命、环境和人造世界的微生物身上。
该书探讨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不将建筑与其背后的微生物世界联系起来，就无法真正理解建筑。书中指出，“建筑栖居于人类，正如人类栖居于建筑。”在科洛米纳和威格利看来，建筑绝非毫无生气的惰性实体，而是充满活力的动态生态系统，他们甚至将其形容为“与他人共享的延伸肠道”——在这里，微生物、材料、人类以及无数其他生命形式持续共存、交流与演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UIA）联合设立的称号。2026年8月5日，北京被命名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该称号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授予举办为期一年的建筑主题系列活动并同期举办UIA世界建筑师大会的城市。这一决定是根据由建筑师多米尼克·佩罗（Dominique Perrault）主持的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做出的。继最近在现任“世界建筑之都”巴塞罗那圆满落幕的2026年UIA世界建筑师大会之后，北京的成功申办也承袭了里约热内卢与哥本哈根的成功经验。
在讨论推拉门时，人们往往会关注其高效性。它们能够节省传统平开门的旋转半径，让紧凑的空间更易于使用，并帮助小户型公寓争取到几厘米宝贵的使用空间。然而，在许多室内设计中，推拉门更引人注目的角色并不仅仅在于空间经济性。推拉隔断改变了人们对空间本身的解读。当一扇隔板关闭时，卧室、书房、客房、餐厅或工作区便会悄然浮现；而当它打开时，这些空间又会隐于无形；当边界呈半透明或局部遮挡时，空间则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状态。
这使得推拉隔断在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住宅语境中尤为实用——这些地区普遍面临着高密度、家庭结构变化、混合办公以及应对气候调节等现实需求。推拉隔断实现了非永久性的隐私、非完全隔绝的封闭，以及不失控制的开放。与固定墙体不同，它并不强求一个空间只能拥有一种身份。相反，它赋予了住宅空间随时间变化而调节的能力：白昼与黑夜、宾客与家人、工作与休息、展露与退隐，皆可自由切换。
本周，建筑与文化的关系成为焦点。一系列展览、公共项目和全新文化基础设施将建筑话语延伸至实体建筑之外。来自澳大利亚、上海、巴塞罗那和哥本哈根的重要展览通过研究与设计探讨了住宅、景观及场所等主题；与此同时，在中国和意大利新亮相的项目则表明，博物馆、表演场馆和综合体项目正越来越多地被构想为开放的公共景观，而非孤立的机构。此外，新的展览和工程节点也反映出在既有建筑改造、回应文脉的设计以及弹性城市环境方面的持续探索。
大巴黎快线（Grand Paris Express）项目包含200公里的全新全自动地铁线路、68个新车站以及4条全新环线（15、16、17和18号线），并对现有的14号线进行延长。该网络将于2024年至2031年期间分阶段交付：14号线的8个车站已于2024年延长线开通后投入运营；18号线是新线路中进展最快的，目前正在为首次开通进行系统测试；许多路段的土木工程已基本完成，轨道铺设、系统安装、建筑装修和调试工作正按车站逐个推进。68个车站中的每一个都分配给了特定的建筑师或建筑团队，部分车站的地面部分还与景观建筑师进行了协同设计。
1968年，家具设计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教授大卫·派伊（David Pye）出版了《手艺的本质与艺术》（The Nature and Art of Workmanship）一书。该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区分“风险手艺”（workmanship of risk）与“确定手艺”（workmanship of certainty）。派伊当年探讨的并非建筑，且尽管这两个词在今天常被提及，他当时也并非在单纯探讨“手工”与“机器”的对立。他指出，即便是完全机械化的印刷机，依然依赖操作人员对墨迹和对准度进行判断；相反，手持车刀在车床上工作的木工，如果严格依照模板操作，几乎不会留给偶然性任何空间。
在派伊的定义中，风险手艺指的是任何结果未被预先设定，而是取决于制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所施展的判断力、灵巧度与专注力的过程。“确定手艺”则恰恰相反：其结果在生产开始前就已笃定，被锁定在夹具、模具或程序之中，后续的工序纯粹只是执行。派伊特意指出，这两种模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一台经过校准、预留了偏差空间的数控机床，其不确定性可能比依循固定模板操作的手动工具还要高。
作为文化景观的支柱，许多现代主义运动的杰作往往面临被拆除、遗弃或改建的命运，而其所处的具体文脉往往被忽视。保护这些建筑遗产，突显了建筑和设计专业人员在塑造建成环境中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延续性增强了社区的场所感。在长岛，一个倡议者联盟联合起来，拯救了建于 1938 年、由爱德华·迪雷尔·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设计的 A. 康格·古德伊尔住宅（A. Conger Goodyear House）。该住宅被视为美国国际式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杰出范例之一，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备受瞩目，频繁登上专业期刊、书籍和大众出版物。
由MVRDV设计的碧海楼艺术村是一座正在中国深圳建设的综合性文商中心。项目坐落于靠近香港边界的沙头角片区，通过源自MVRDV“垂直村落”（Vertical Village）概念的垂直堆叠形式，将文化、商业和公共功能有机结合。该开发项目旨在保证各场馆独立运营的同时，维持公共流线的畅通，并凭借一系列错落有致的体量，重新诠释了周边城市肌理的尺度与空间特征。
由 MAD / 马岩松 设计的深圳湾文化广场展览馆与公园项目始于 2018 年，并于 2020 年完成建设。该项目建筑面积约 188,000 平方米，占地面积约 51,000 平方米，坐落于城市滨水区域，位于深圳南山区后海核心地带 —— 这里也是深圳大湾区总部经济集聚区。该场地总体规划包含创意设计馆、深圳科技馆以及大规模公共绿地空间，MAD 于 2020 年公布了这一规划方案，原计划于 2023 年完成。历经八年建设，由马岩松、党群和早野洋介共同主持设计的项目现已正式落成，并将作为一处面向设计与文化交流的公共文化设施投入使用。
平面设计的中心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空间。一旦房间和动线开始围绕其进行组织，中心便开始构建起整个平面的骨架。它可以是一个庭院、一个楼梯、一片花园，或是一个共享房间；也可以保留场地中已有的元素，或者承载某种建筑无法完全控制的动态过程。占据这一核心位置的元素，决定了周边空间如何被布局、连接和使用。
在《模式语言》一书中，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萨拉·石川（Sara Ishikawa）和默里·西尔弗斯坦（Murray Silverstein）指出，当共享空间处于日常生活的“重心”并与人们最常用的动线相连时，其效果最为显著。这一观点表明，中心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几何上的正中位置，而在于周围的房间、路径和活动赋予了它空间上的分量。本文所介绍的项目将这一理念延伸至公共空间之外，展示了中心如何组织流线、集体行为、环境系统，以及建筑与场地既有状况之间的关系。
战争可以在一夜之间抹平城市的天际线。屋顶坍塌，街道阻塞，曾经作为日常起居坐标的地标建筑沦为废墟。然而，最深重的损失往往隐而不现。建筑可以被测绘、拍照、扫描，并最终得以重建。但孕育这些建筑的知识却脆弱得多。这些知识存活于石匠的手中，他们懂得石灰石拱顶如何承重；存活于木匠的手中，他们深谙木作节点如何适应季节性变形；存活于泥水匠的手中，他们凭记忆而非标准比例配制石灰；也存活于居民的手中，是他们的日常起居仪式赋予了这些建筑以生命。当这些人流离失所、不幸丧生或被迫放弃手艺时，重建工作就将面临一个任何图纸或数字化模型都无法解决的难题。石料可以随时重新开采，但重拾塑造石料的知识则需要漫长得多的时间。
摄影师保罗·克莱门斯（Paul Clemence）发布了全新摄影系列，记录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位于法国朗香的朗香教堂（Notre Dame du Haut）。该摄影集通过探索光影、物质性与空间氛围，重新审视了这座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宗教建筑杰作，展现了教堂的雕塑感，以及混凝土材质表面与自然光线之间变幻莫测的关系。该系列将室外黑白照片与室内彩色图像相结合，在这座建筑落成七十多年后，为其提供了全新的视觉记录。时至今日，朗香教堂依然在持续塑造着建筑界的学术探讨。
“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的概念是指为遏制荒漠化而开展的大规模造林行动。该项目目前正在非洲（旨在阻止撒哈拉沙漠扩张）和中国（围绕戈壁沙漠）推进，是一项应对全球气温升高、过度耕作以及土地管理不当的景观、农业、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项目。这两项正在实施的工程均为跨领域行动，联合了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志愿个人及社会团体，旨在通过恢复野生动植物生态，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这是“绿色通道”或“野生动物通道”在基础设施层面的大规模应用——即在大陆尺度上，通过条带状的植被或自然景观，将因人类开发而退化、割裂的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种群重新连接起来。
虽然金字塔几何形态常出现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历史建筑中，但其在当代建筑中的应用却相对有限。其最主要的限制在于倾斜的外壳：随着高度的上升，建筑的单层面积不断收缩，与直角或圆柱形体量相比，其内部的可利用空间被大大压缩。尽管如此，从结构角度来看，这种几何形态凭借其宽大的底部、集中的质量分布以及自承重的三角形受力面，能够提供极佳的抗风和抗震侧向稳定性。然而，一旦将这一形态应用于住宅尺度，便会带来诸多布局上的掣肘。倾斜的墙体限制了垂直墙面的面积，增加了标准门窗和室内隔断的布置难度。同时，边缘处低矮的净高也会在房间四周产生难以利用的死角。
冰淇淋店不仅是在零售和商业空间中通过趣味性塑造品牌形象的实践，也是一种旨在从街道或公园吸引人们驻足的小型建筑姿态。从高密度的城市核心区到宁静的沿海小镇，设计师们反复将色彩、材料属性和孩童般的好奇心作为勾勒这些空间的核心工具。无论气候、文化或语境如何变化，这种设计上的一致性似乎始终如一。这表明，体验与享受是连接这些设计共性的纽带。
上海浦东美术馆（MAP）正在举办“让·努维尔：没有艺术家，建筑便不复存在”展览，展期将持续至2026年8月31日。适逢美术馆开馆五周年，本次展览致敬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让·努维尔的创作生涯，这也是这位法国建筑师首次在自己设计的建筑中举办个展。展览由浦东美术馆与让·努维尔事务所联合主办，通过建筑模型、影像、文献档案、装置以及对建筑师巴黎工作室的复刻空间，全面回顾了其五十余年的建筑实践。
盖蒂基金会的“保护黑色现代主义”倡议是一项致力于保护和赞颂非裔美国建筑师在全美现代主义运动中所做出建筑贡献的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启动，是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旗下“非裔美国人文化遗产行动基金”的一部分。该基金是旨在支持非裔美国人历史遗迹长期留存的最大规模保护运动。虽然最初设立为一项为期两年的倡议，但此后已扩大到资助 26 个历史悠久的现代主义遗址，并于今年启动了第四轮资助周期。该笔资助旨在支持美国 17 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各类建筑的保护规划、专业培训以及故事传播，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学术、宗教、住宅、市政、文化和商业等多种建筑类型。
在过去十年中，乌兹别克斯坦做了一件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仍犹豫不决的事情：将数十座建于1960至1980年代之间的现代主义建筑正式列入其国家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全景影院（Panoramic Cinema）、塔什干马戏团（Tashkent Circus）以及人民友好宫（Palace of Peoples' Friendship）。就在几年前，这些作品还被视为毫无文化遗产地位的、普通的“近期”苏维埃建筑。
然而，这一决定触及了几乎所有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从法律上保护一栋尚未达到法定（或惯例）最低“历史”年限的建筑？
对于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的儿童和青年而言，教育是在被迫迁徙、行政不确定性以及长期动荡的境遇中艰难展开的。因此，坐落于边境地区、难民定居点以及气候难民安置区的学校，其功能已远不止于教学场所。它们转化为了协调应急救灾与持续发展这两种矛盾需求的空间基础设施，在法律身份、生活条件乃至归属感都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创造出让学习得以延续的环境。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在全球1.178亿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中，约有4500万是18岁以下的儿童。随着武装冲突、政治迫害、环境危机和经济动荡日益成为导致人口流徙的主因，人道主义建筑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挑战：这不仅关乎如何快速建造更多学校，更在于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创造出能够保障教育连续性、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空间环境。
本月，拉丁美洲各地的建筑呈现出对“适应性”的日益重视，无论是应对环境风险、重新思考文化机构，还是延长现有建筑的寿命。近期的发展表明，该地区正围绕韧性、遗产和公共空间展开对话，建筑也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更广泛的城市、社会和环境系统的一部分。从委内瑞拉大地震的余波，到围绕厄瓜多尔未来国家博物馆的辩论，本月的新闻突显了设计如何与身份认同、公民生活以及长期可持续性紧密相连。
作为巴塞罗那荣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UNESCO-UIA）世界建筑之都官方活动的一部分，巴塞罗那植物园（Jardí Botànic de Barcelona）正在举办“客厅花园：屋顶之梦”（Parlour Gardens: Dreams from the Rooftop）展览。该展览通过一系列陶瓷装置，开启了一场景观建筑的探索之旅。展览由玛丽娜·塞尔维拉（Marina Cervera，巴塞罗那国际景观双年展、NablaBCN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海特（James Hayter，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前主席、Oxigen事务所）和何塞·路易斯·科尔特斯（José Luis Cortés，国际建筑师协会前主席）共同策展。该展览标志着“沙龙微型花园”（jardinets de saló，即客厅花园）诞生一百周年。这一微型陶瓷景观世界于1926年最初由尼古拉·M·鲁比奥·伊·图杜里（Nicolau M. Rubió i Tudurí）、洛伦斯·阿蒂加斯（Llorenç Artigas）和拉乌尔·杜菲（Raoul Dufy）共同创立。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10月4日。届时，来自全球14位景观建筑师的设计装置将分布在植物园各处，这些装置根据同气候区进行分组，以便将每项设计与相匹配的区域植物群落相结合。
当代住宅建筑正面临着全球住房短缺与城市人口增长的紧迫需求。在建筑实践中，针对集体生活新形式的探索层出不穷，旨在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提供空间。本文介绍的六个未建成项目向我们展示了城市高密化决策的不同维度：与既有及规划中自然环境的关系、城市或郊区土地的利用率、支持集体生活并缓解高密体验的互补性过渡空间的设计、高密化模式的可复制性，以及与承载人口增长的既有社区之间的关系。
伯明翰的建筑风貌深刻映射了其作为英格兰首批工业中心的历史轨迹。得益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积累的雄厚财富，19世纪的伯明翰迎来了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然而，二战期间的剧烈轰炸给这里带来了大范围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快速重建，理性现代主义与野心勃勃的粗野主义自此被引入，并塑造了如今市中心大部分区域的面貌。几十年后，“推倒重建”的浪潮再度席卷伯明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叶的一些城市规划决策。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斗牛场中心（Bullring Centre）和伯明翰旧图书馆的拆除，它们为21世纪的更新改造项目腾出了空间，也为城市的建成环境增添了更丰富的历史层次。
最近开放的大卫·格芬艺术馆（David Geffen Galleries）是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历经十余年、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一过程涉及城市、县政府、公众、建筑师、工程师、总承包商，以及众多参与将雄心勃勃的设计理念转化为实体建筑的建造者。该项目也一直受到异常广泛的关注与审视。人们对它的评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人赞赏其精密的建造工艺与大胆的建筑构想；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其规模、造价、混凝土体量，以及在洛杉矶这一地震高发地区实现复杂结构所带来的工程挑战。无论持何种观点，这座建筑都无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展现了建筑如何在建造过程中不断被协调、调整与实现，也体现了设计理念、工程技术与施工实践之间复杂而精密的协商关系。
本次对话从 Clark Construction 的视角切入，探讨大卫·格芬艺术馆的建造过程。作为负责协助实现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方案落地的总承包商，Clark Construction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Clark Construction 集团总裁 Carlos Gonzalez 全程监督了施工过程，并向 ArchDaily 分享了这座建筑背后所面临的技术、材料与施工组织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多个层面：从巨型整体混凝土结构以及大规模预应力系统的实施，到能够让建筑在地震发生时产生位移的 56 个抗震隔震装置；从拉布雷亚沥青坑（La Brea Tar Pits）附近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地质条件，到实心青铜竖梃的定制加工，以及如何在建筑双层混凝土结构内部整合复杂的机电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