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空间将于9月7日在纽约州莱茵贝克（Rhinebeck）的文献画廊（Archive Gallery）开幕“哈德逊河谷新住宅”展。此次展览汇集了由建筑师斯坦·艾伦（Stan Allen）、加里克·安布罗斯（Garrick Ambrose）、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森俊子建筑事务所（Toshiko Mori Architect）以及MOS近期设计的十座住宅，这些项目均位于距离纽约市三小时车程的范围内。展览并未通过摄影作品来展示建成项目，而是完全依赖模型与图纸，旨在邀请参观者深入了解建筑创作过程以及每个项目背后的概念基础。
意大利底蕴深厚的历史不仅体现在其众多的名胜古迹与城市中，也为建筑更新创造了独特的语境。意大利建筑师往往会选择拥抱这一遗产，在新与旧之间展开对话，而非致力于彻底的颠覆与重建。这种方法刻意避开了亦步亦趋的模仿风格，而是采用钢材、玻璃和新型木材等现代材料来框景并突显现存的历史石结构与砖墙。这种材料的并置，使原本仅作为结构构件的既有材料，转化为极具表现力的装饰与叙事元素。由此营造出一种多层次的空间体验，使场所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见，从而确保其在改造中得以延续，而非被抹去。
在建筑中，色彩的作用绝非中立。它拥有安抚或激发活力、扩张或压缩空间、统一或划分区域的力量。色彩绝非仅仅是装饰层，而是一种设计工具，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和设计师可以用它来构建氛围与感知。它与光线、材料及比例并重，是引导空间体验最精准的工具之一。一旦被有意识地系统化运用，色彩便成为一种媒介，让设计师得以阐明空间关系、营造特定氛围，并在不同尺度上建立起视觉的连贯性。
色彩不仅限于涂料。表面、材料、饰面和技术元件都承载着色彩的份量。但在实际应用中，精细到开关、插座、对讲机等末端细节时，色彩的连贯性往往会断裂，呈现为突兀的视觉中断。这种脱节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追问：如果色彩要成为一种真正的建筑工具，它是否应该延伸到每一个细微之处？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德国制造商 JUNG 将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的 “建筑多色学”（Polychromie Architecturale） 应用于电气安装系统，使这些不可或缺的建筑构件能够与整体空间语言同频共振。
毫无疑问，冲浪是最具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的运动之一。它宛如一场海浪上的舞蹈，将力量与优雅完美结合，在流畅的律动中吸引了全球无数的海洋爱好者。然而，在自由以及与自然紧密联结的形象背后，这项运动也充满着矛盾。一方面，它是户外生活和敬畏海洋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它也充斥着对浪区的争夺，并留下了常被其美学光环所掩盖的环境足迹。在气候危机时代，这种悖论变得愈发显现。冲浪直接依赖于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后者恰恰是受污染和全球变暖影响最深重的领域。这种紧张关系正推动着新一代冲浪板塑形师、建筑师和材料设计师积极寻找替代方案——从植物基、回收泡沫到工业废料的再利用，以期重新建立起这项运动与生态维度之间的纽带。
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智库 21st Europe（由前 SPACE10 创意总监 Kaave Pour 创立）推出了其第二个重要规划方案——“游戏大陆”（Continent of Play）。该提案是与设计与建筑事务所 Spacon 合作开发的，旨在将游乐场重塑为至关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将其与博物馆、交通枢纽和能源网络并列，视为塑造欧洲未来的核心空间。
2025 年 9 月 2 日，第 16 届（2023–2025）阿卡汗建筑奖的独立评审团，在完成对 6 月公布的入围项目的实地考察与评审后，最终选出了 7 个获奖项目。这些项目探索了建筑作为社会触媒的多重潜力：促进多元共存、增强社区韧性、推动社会转型、促进文化对话以及回应气候挑战。
近几十年来，工作与学习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在办公空间中，格子间和隔断房已让位于开放协作式的布局。在中小学和大学里，布局僵硬、配有黑板和成排课桌的传统教室，也被更具动态、灵活且互动的空间所取代。无论是哪种场景，其核心目的都在于促进融合、激发创意和持续交流。然而，这种开放性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干扰增加、感官超载，以及难以寻得专注或静思的片刻。我们越是消除隔阂以追求流动性与协作，就越需要为那些需要自我调节的人提供安静、私密和感官平衡的瞬间。这一挑战兼具空间与心理的双重属性，向建筑学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同时支持连接与抽离、活跃与静谧？
材料智慧指的是材料如何发挥作用、适应环境并与生态及文化系统产生交互作用。它考量的是，石头、钢铁或木材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各种作用力，这些材料如何被开采获取与组合装配，以及在拆除后如何得以留存利用。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供应链又紧张不堪的时代，设计师们正将材料智慧置于城市建设的核心位置。
在交通拥堵的洛杉矶干道上，汽车长期以来主宰着街道，而如今，城市出行的未来正迎来重新审视。这种定位的转变并非简单地取缔汽车或引入新技术，而是将城市设想为一个将人、空间与车辆有机融合、和谐共存的整合系统。汽车不再是城市生活中不容置疑的核心，而是被视为更广泛的多模态交通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的设计旨在将人的需求和体验置于首位，而非一味屈从于车辆的主导地位。
意大利国家馆在第十九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坐落于军械库（Arsenale）的处女花园展区（Tese delle Vergini），由意大利文化部当代创意总司推动。今年，该展馆举办了一场关于地中海及其邻近海洋的建筑、科学和文化反思展，展览名为“陆与水：意大利与海洋智慧”（Terrae Aquae. Italy and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Sea），由建筑师兼教授温达莉娜·萨利梅（Guendalina Salimei）策展。该展览通过公开征集，汇集了意大利社会各界的研究与实践，旨在重新思考陆地与水域之间的边界，将其视为建筑、基础设施和景观的有机结合体。呼应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展览旨在激发集体智慧的觉醒，从而重塑这一关系，并以意大利海岸为起点向全球扩展。
从韧性的角度来看，过度配置（Overprovision）可以被视为一种建筑策略，旨在使空间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重新定义和长远需求。然而，过度配置是否也能成为重新审视空间设计的有效切入点？在关于空间的学术讨论中，一些领军人物的探索是否在建筑理论或实践中留下了与之呼应的足迹？
在住宅设计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在香港和东京等城市，最大化利用空间已成为一种文化和现实常态。设计师经常被赋予“榨干每一寸空间”以满足收纳或功能需求的任务，这无形中也折射出居民囤积与其居住面积不成比例的私人物品的倾向。
大多数建筑师都能体会到自己全身心奉献于建筑行业的感觉。最初的理想职业对许多人来说成了噩梦。在经过严格的系统学习后，动荡的职业生涯可能会让建筑学子们感到沮丧或望而止步。推特和领英上的帖子广泛讨论了工作时间长和薪酬不均等话题，但几乎没有解决方案。建筑师们不断地在职业和激情之间交战，感受着爱与绝望并存。也许，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建筑师”这个头衔的定义。
在建筑学中，“拱顶”（vault）是指一种构成天花板或屋顶的自承重拱形结构，它能够有效创造出宽敞、无柱的空间。传统砖石拱顶依靠墙体和扶壁来传递荷载，而当代建筑对拱顶的定义则更为宽泛，泛指任何顺应屋顶轮廓、从而在室内形成高耸弧形界面的天花板。这类现代天花板通常采用混凝土、木材或钢材等材料进行框架构筑，其结构灵活性使设计师能够摆脱历史规范的束缚，创造出极具戏剧张力的拱顶效果。其中，圆拱顶因其简洁优雅的几何形态以及对多种现代住宅风格的极高适应性，在近年来备受青睐。
巴黎圣母院于2024年12月7日重新开放，这是自2019年火灾以来 首次向游客开放。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浩大，由首席建筑师菲利普·维伦纽夫（Philippe Villeneuve）牵头，雷米·弗罗蒙（Rémi Fromont）和帕斯卡尔·普吕内（Pascal Prunet）协助完成。该项目涉及约2000名工匠、250家公司，耗资约9亿美元，工程规模庞大，工期紧迫，工程复杂程度不一。尽管年底前建成开放是重要的里程碑，但修复工程尚未完工，预计持续到2026年。
在建筑保护领域，存在着许多可行的方法——从将建筑视为静态纪念碑、在原址进行细致入微的修复（甚至不惜限制公众进入），到采用更具适应性的策略，在保留材质和结构形态等关键建筑要素的同时，重新规划和改造内部空间。然而，有一种方法在雄心和争议上都独树一帜：那便是特意将一座建筑逐块砖石地拆解，细致地对每个部件进行标记和记录，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新的场地、用途或叙事出现。接着，将其重新组装，并可能赋予其完全不同的用途。尽管原始的历史语境已不复存在，但这种策略旨在通过转变而非停滞来保护其文化价值。这就是香港赤柱美利楼的故事。
美利楼最初建于1846年，原为中环英军军官宿舍，是香港最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实例之一，也是这座城市殖民历史独特而持久的印记。它坚固的花岗岩柱廊和对称的立面，曾是古典永恒性的象征。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期间，该建筑被改用作日本宪兵队的总部。它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在战后的数十年间继续容纳多个政府部门。
在2025年8月19日至20日之间，成千上万的观众观看了瑞典最大的木建筑之一被提升到梁上并在城镇之间移动的过程。这座基鲁纳教堂，建于1909年至1912年，旨在呼应位于北极圈内瑞典最北部地区的萨米小屋的形状。这座建筑由当时的建筑师古斯塔夫·维克曼设计，结合了哥特复兴的元素和新艺术祭坛。这座建筑是该市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被迁移到墓地和新市中心之间的新位置，以防止因当地矿山扩张造成的损害。
如果最好的游戏方式并不是最安全的那种呢？几十年来，城市一直在建造干净、色彩丰富且便于看管的游乐场。然而，这些空间往往更多是为了让成年人安心，而非为了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甚至剥夺了游戏真正具有启发性的核心元素：风险、不可预测性和自主性。不断提高的安全标准、不断萎缩的公共空间以及游乐设施的商业化，进一步压缩了儿童独立探索的空间。从20世纪40年代哥本哈根的废品堆积场，到战后阿姆斯特丹的混凝土景观，少数建筑师、规划师和活动家开始对“游戏必须整洁且受控”的观念发起挑战。他们打造的非典型游乐场由松散的零配件、未经加工的原材料和抽象的几何造型构成，赋予了孩子们建造、拆毁、探索和弄脏自己的自由。
两个学生仅一桌之隔。一个在科学课上出类拔萃，另一个却学得吃力；一个屡获表扬，另一个频遭批评；一个自信心倍增，另一个则逐渐丧失信心。人们很容易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个人努力、家庭教育或天赋。然而，如果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其实是教室本身呢？试想一下，这位落后的学生每天所坐的位置，正好由于窗户位置设计不当而饱受眩光干扰。由于班级座位是固定的，他们无法移动。久而久之，这种微小却持续不断的干扰演变成了注意力涣散，而注意力不集中又进一步蚕食了他们的自信心。这一连锁反应的起点并非主观努力的缺失，而是源于设计上的缺陷。
Snøhetta 公布了位于马来西亚婆罗洲亚庇的“哲斯顿码头区”（Jesselton Docklands）热带滨水总体规划。该开发项目将该市原有的港口重新构想为市民与文化中心，旨在加强城市与滨水区的联系，并将其定位为通往沙巴及更广泛东南亚地区的新门户。该项目邻近亚庇国际机场，规划中包含一个全新的渡轮与邮轮码头，将基础设施与该岛屿的生态及文化脉络相融合，从而将该市打造成区域内的重要联络节点。
利用他人遗弃之物，精心建造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塑造了 Matter Matters Lab 的工作方向，该实验室是建筑师兼研究员 Catherine Söderberg Esper 在疫情隔离期间创立的一项倡议。Catherine 汲取跨文化经验，并受母亲身份转变带来的个人感悟所启发，开始将日常废弃物作为再生建筑系统的原材料进行研究。她的首次实验是用白胶粘合自己的剪发，开启了一种极其亲密且手工制作的方式。自那以后，该实验室受原住民知识体系的启发，专注于将有机废弃物转化为低影响的建筑材料，旨在打破建筑领域的开采模式。例如，利用废弃牛油果籽制成的“牛油果砖”项目，就体现了这种立足本地、循环利用且根植于物质、场所与关怀之间互惠理念的方法，为利用废弃物建造提供了新途径。
在当代建筑中，酒店设计已不再仅仅由奢华和住宿功能来定义。相反，它正成为一个探索身份认同、生态环境和文化内涵的平台。如今的酒店不仅提供客房和配套设施，更致力于创造沉浸式体验，将旅行者与当地传统、景观和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本期由ArchDaily 社区提交并精选的未建成旅宿建筑项目中，一系列前瞻性方案与竞赛获奖提案展现了未来旅宿空间的发展趋势——在这里，可持续性与叙事性已同舒适度和设计感一样，成为设计的核心。
在生态崩溃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日益严重的当下，人们愈发呼吁建筑领域不仅要关注景观，还要关注维持并修复景观的各类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农业扮演着自相矛盾的角色：它既是导致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又是推动生态恢复的潜在力量。工业化农业通过单一作物种植、依赖化石燃料以及土地标准化，导致土壤肥力耗竭、栖息地破碎化，并加剧了气候变化。作为回应，农业生态学应运而生，它以生物多样性、地方性知识以及自然的循环节律为根基，是一种与之相对的实践方式。它将农业重新定义为生态系统的再生，而非资源掠夺，同时推动社区和土壤自身的再生。
这种重新定义，为建筑领域提供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契机。与农业生态学接轨，不仅意味着支持粮食生产，还意味着要关注维持粮食生产的更广泛的文化、空间和生态条件。这意味着建筑设计要顺应季节变化，支持共享利用，并以尊重土地和耕作者的方式开展建设。建筑不再仅仅是围合空间 —— 它成为培育、互惠与共生的媒介。
城堡与堡垒，无论是独立矗立还是融入城乡景致之中，往往皆选址于具有战略意义、居高临下的要地。从高处俯瞰，它们傲视全城，其巍峨的建筑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如今，这些场所的原始功能已仅限于供人瞻仰思索，它们正经历着重估与重新融入日常城市生活的进程。这些曾是军事或政治权力象征的建筑，如今正通过当代改造项目焕发新生，在保留过往痕迹的同时，与其历史遗产展开对话。
在过去几十年中，建筑、工程、施工及运营（AECO）行业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变革。自20世纪80年代初图纸完全依赖纸质媒介表达的时代起，该领域通过引入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以及近年来的BIM（建筑信息模型），已经历了数次重大技术飞跃。如今，一场更为深刻的全新转型已然到来。曾几何时，人工智能（AI）似乎还仅限于实验室或科幻概念，而现在，它已开始在建筑与城市的设计、建造及管理中发挥出切实的战略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