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当非洲国家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国家的重建与塑造并不仅限于建立新的政府和政治机构。这些新主权国家还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与殖民过去相区隔的建筑身份认同，而建筑便成为了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工具。在整个非洲大陆，各类具有纪念意义的市政建筑、大学、会议中心和文化机构纷纷立起，旨在彰显进步与国家团结。然而，这也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些建筑中，有许多采用了源自欧洲的现代主义和粗野主义建筑语言，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由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建筑师设计的。位于布基纳法索首府瓦加杜古的人民大厦（Maison du Peuple）便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展示了这种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建筑语言，如何被吸收并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独立自主的表达。
伯明翰的建筑风貌深刻映射了其作为英格兰首批工业中心的历史轨迹。得益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积累的雄厚财富，19世纪的伯明翰迎来了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然而，二战期间的剧烈轰炸给这里带来了大范围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快速重建，理性现代主义与野心勃勃的粗野主义自此被引入，并塑造了如今市中心大部分区域的面貌。几十年后，“推倒重建”的浪潮再度席卷伯明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叶的一些城市规划决策。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斗牛场中心（Bullring Centre）和伯明翰旧图书馆的拆除，它们为21世纪的更新改造项目腾出了空间，也为城市的建成环境增添了更丰富的历史层次。
建筑中的现代主义或许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建筑设计哲学。它诞生于 20 世纪初，早期的倡导者均为来自欧洲的行业巨擘，如勒·柯布西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凡·德·罗。1923 年，勒·柯布西耶发表了其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其中文常译为《走向新建筑》（英文译为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求新”与“对历史的摒弃”是现代主义的核心宗旨之一。这一理念具体体现在对钢材和混凝土等新材料的运用上，从而赋予了形式表达前所未有的自由。
到了 20 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被世界各地正从二战创伤中恢复、并努力摆脱殖民历史羁绊的国家广泛采纳。它成为了战后重建和国家建设的通用语言，而其摒弃过去的鲜明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角色。它对技术的强调，完美契合了由工业化、大规模开发和新型建筑类型构成的蓬勃发展的全新世界。转眼间，在其诞生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现代主义本身也已成为历史遗产。随着建筑逐渐老化或达到设计寿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结构的遗产价值——不仅因为它们本身是优秀的设计杰作，更因为它们是所处时代精神的象征。在此，我们将视线投向来自五个不同地区的现代主义建筑，它们目前正面临适应性再利用的提案。曾经，“形式追随功能”；而在这里，“功能必须追随形式”。
Ola Hassanain 是一位在荷兰创作的苏丹建筑师与艺术家，她将于 2026 年晚些时候参加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的泛非建筑双年展。这三个地方都在述说着建成环境与水之间的故事。它们展现了江河湖海等无形而强大的自然力量，与人类试图塑造和控制这些力量之间的持续博弈。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的这些尝试都带有索取性质。而灾难的发生，往往是由于这些尝试用力过猛，或者是管理不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谁拥有对城市的权利？亨利·列斐伏尔的著作质疑了控制城市空间的既有结构，转而将市民置于决策的中心。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实践方式，催生了社区参与和共同设计。这些议题也正是城市营造节日“乌托邦时刻 2026”的核心主题。该节日的第一部分在荷兰城市鹿特丹举行，以此纪念其创立十周年。
于2024年9月推出的“重塑非洲现代主义”（Rediscovering Modernism in Africa）系列专题，顺应了全球对这一主题日益增长的关注。过去，非洲的现代主义建筑在建筑界的讨论中往往被边缘化；如今，非洲本土及海外的建筑师和学者正通过持续的努力，逐步揭开这些杰出现代建筑作风的面纱。这些建筑凝聚了设计者们将全球化理念、技术与地方风土相结合的尝试，同时也见证了大多数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历史性政治巨变。
在某些语言中，“建筑物”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不可移动”的含义。而与建筑物相关的工程学分支则被称为“静力学”。由此可见，建筑学长期以来与固定和静止紧密相连。然而，对于全球数百万游牧人口而言，居所必须采用轻质且易于移动的结构，而他们赖以生存的广袤天地才是真正的家园。这种承载着数百年传统的生存方式，正不断受到城镇和城市定居生活吸引力的冲击。在突尼斯，一个项目正视文化遗产流失的风险，并致力于改善游牧牧民的生存条件。
2026年1月，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诺尔现代主义奖授予了澳大利亚事务所Architectus，以表彰其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厅（Africa Hall）保护项目中的杰出贡献。该奖项旨在让人们关注到，曾被视为建筑前沿的现代主义建筑，如今正陷入失修状态，并逐渐被公众所忽视。非洲的现状正是这种全球趋势的缩影，而这也是该大洲的建筑首次荣获这一殊荣。该奖项还使人们的目光聚焦于埃塞俄比亚丰富的现代主义建筑遗产，这些建筑展现了该国在20世纪中后期于整个非洲大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自2011年战争爆发以来，位于叙利亚东部的历史名城——代尔祖尔（Deir ez-Zor）遭受了重重磨难。在经历了武装组织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惨烈战斗所导致的破坏，以及被“伊斯兰国”（ISIL）占领的创伤后，2023年2月的地震又使其雪上加霜。然而，在这些新闻头条的背后，却是一座起源可追溯至幼发拉底河畔文明黎明时期的古老城市，这里保留着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委任统治时期的活态建筑。作为ArchDaily 2025年度未来实践奖的得主，代尔祖尔遗产图书馆（Deir ez-Zor Heritage Library）旨在通过记录和推广其建筑遗产，以此复兴这座城市并为审慎的重建工作提供支持。
这座高达20米、拥有四千年历史的西德富法（Western Deffufa）矗立在沙漠中，俯瞰着相邻的椰枣林和古城遗址。它曾是一座集宗教与行政功能于一体的建筑，坐落于如今苏丹凯尔马（Kerma）镇附近。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体量，更在于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泥砖建筑之一。正如周边留存至今的泥砖民居所证实的，生土作为一种建材，其使用自古以来从未中断。然而，在关于当代建筑体系的讨论中，这种至关重要的材料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不过，非洲大陆上的一些建筑师正在改变这一现状。
2024年底，一场活动在多哥首都最近翻新的殖民时期建筑——洛美皇宫（Palais de Lomé）的庭院内举行。来自洛美建筑大学的学生参加了首届洛美建筑会晤（RAL #1）。该活动由跨领域设计事务所Studio NEiDA策划，内容涵盖讲座、电影放映、工作坊以及建筑参观。同期举办的展览展示了该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此次活动旨在探讨多哥的建筑遗产，并以此开启一段跨越国界的旅程，共同思考关于现代遗产保护的问题。与洛美皇宫本身等更为人赏识且易于修复的殖民时期建筑不同，像和平饭店（Hôtel de la Paix）这样被忽视的现代建筑，需要更具创意、自下而上的方式来重现往日的生机。
在撰写本文时，马丁·埃文斯（Martyn Evans）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建筑学正陷入危机吗？”同年，雷尼尔·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出版了《反对建筑的建筑》（Architecture Against Architecture）一书，列举了这一职业和学科面临的14个问题。关于建筑学是否陷入危机的问题由来已久。将建筑视为一种职业，每当经济衰退来临或处于低谷时，这一问题就会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人们对建筑能否有效应对全球和社会的紧迫问题——如住房、气候变化和人类发展——也一直存有疑问。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一项尝试是 MASS，该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久成立于卢旺达。其名称本身便道出了端倪，它是“服务社会的建筑模式”（Model of Architecture Serving Society）的英文缩写。MASS 的创建，旨在探索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筑实践方式。
近期关于非洲大陆的新闻头条揭示了影响其城市中心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严重洪灾正威胁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轻轨系统，在经历开局的成功后如今正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在埃及首都开罗，新型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的巨额支出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最终不得不依赖政府救市。非洲城市固然面临着重重挑战，但也孕育着改善无数人生活的巨大潜力。鉴于南美洲在历史轨迹上与非洲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它在城市层面应对这些挑战的经验，既能提供参考镜鉴，也能树立积极榜样。
近年来，人们对20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运动时期的非洲建筑，正兴起一股蓄势已久、甚至可以说虽迟但到的关注热潮。在这一时期，随着独立运动的推进和新生自治政府的成立，这些国家开始通过实体建筑项目宣示其崭新的国家身份，这些建筑通常被归入国际式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或热带现代主义（Tropical Modernism）——两者皆为现代主义的分支。其中包括纪念碑、会议中心和酒店，著名的代表作如肯尼亚内罗毕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精致的粗野主义建筑，或是塞内加尔达喀尔国际博览会的形式表现主义建筑。
国家通常会制定法律并设立机构来保护其建成遗产。然而，法律本身或其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漏洞，而特定的外部环境也可能使一个国家的遗产面临脆弱的境地。因此，除了官方机构之外，许多本土建筑师和研究人员开始发起独立倡议，致力于记录和保护部分建成遗产。叙利亚便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这里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古迹与建筑瑰宝，还活跃着一批独立的遗产保护团体。
作为穆斯林礼拜场所的清真寺，其空间格局可追溯至该宗教创始人的庭院。因此，最早的清真寺只是被标记为宗教礼拜使用的简易开敞空间。历经数个世纪的演变，清真寺逐渐形成了多种标准的、功能性的特征，例如指示朝拜方向的壁龛米哈拉布（mihrab），以及供宣教人员讲道用的讲坛敏拜尔（minbar）。此外，穹顶和宣礼塔等其他元素也变得普遍起来，后者在历史上主要用于宣礼（召唤礼拜）。这些元素不仅能彰显建筑作为清真寺的功能，还常被统治者和赞助人用来提升建筑的宏伟感。
在当代，清真寺设计也同样置身于建筑学的争议漩涡中。那些不具实际宗教功能的元素开始遭到质疑，清真寺与其所处文脉之间的关系同样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在穆斯林社群相对新兴的地区，这种讨论尤为激烈。一些理论家以这些符号化元素流于“拼贴模仿”（pastiche）为由，主张将其剔除；而另一些人则对历史形制所承载的情感寄托念念不忘。尽管如此，当代的建筑师们依然成功地提升了清真寺建筑的品质——他们不仅创意性地满足了其功能需求，更让建筑所处的文脉成为塑造其形式的核心驱动力。
2024 年底，关于非洲现代建筑的研究文献迎来了一部重磅新作。由国际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协会（Docomomo International）与Birkhäuser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非洲现代主义：安哥拉、加纳、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的建筑》，首次揭示了多座此前未曾发表的建筑。该书以教育建筑为焦点，但也涵盖了其他建筑类型。其中，本文将重点探讨书中提及的几所位于尼日利亚的大学建筑。正如非洲大陆上的其他现代主义建筑一样，这些作品折射出了关于独立、去殖民化、国际关系以及建筑教育的历史叙事。
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中，技术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在面临重重困难或紧急状况时尤为如此。2015年叙利亚战争期间，历史名城巴尔米拉（Palmyra）的诸多地标性建筑惨遭损毁。随后，文物保护工作者建立了这座被毁城市的数字化三维模型，以期为未来的重建工作提供支持。追溯到2001年，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在几乎没有任何前期文献记录的情况下被毁，这一惨痛教训推动了抢救性记录濒危纪念物的行动，数字化保护组织CyArk也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而在近年，2019年巴黎圣母院遭遇惨烈大火后，详尽的数字测绘以及文化遗产BIM模型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