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作为少数可供公众共同生活、保护且往往能屹立数百年之久的文化载体之一——对人们以及地方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从历史上看，建筑一直承载着制度态度、影响力和权力，是文化的直观展现。然而，建筑的漫长生命周期也给保护工作带来了复杂性：当一座建筑被重建、修复或完全重新组装时，从何种意义上说，它依然是同一座建筑？
这引发了普鲁塔克提出的经典“忒修斯之船”谜题：如果一艘船的木板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一更换，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托马斯·霍布斯则进一步推演：如果将拆下的旧木板在别处重新组装，哪艘船才是“原版”？这一悖论考验着同一性（identity）的根基：是物质实体、持续的使用与历史，还是人们的共同认同？在建筑与遗产保护领域，它将“保护”重新定义为一种在保留物质实体、维持形式与功能，或是延续赋予场所意义的故事与实践之间的抉择。
建筑的设计过程向来是由手头的工具所塑造的。我们曾用针管笔和墨水在易碎的图纸上作画，通过蓝图进行复制，并小心翼翼地防范污渍与撕裂；随后 Mylar 胶片的问世让修改与保存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推动着图纸走向一种更精简、更刻意的线条经济学。计算机辅助制图紧随其后，加快了协同效率，并改变了我们对尺度与精准度的认知。如今，人工智能又增添了新维度——在数秒内收集信息并根据指令生成图像——这在承诺带来全新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创作归属与建筑手艺的新思考。我们创造什么，以及如何创造，都随着每一种工具的发展而演变；我们方法论的历史，亦是思想演进的历史。
始于战后时期，Mylar 胶片（研制于 20 世纪 50 年代）简化了图纸的复制过程，加速了从“晒蓝图”向“晒白图”工艺的转变。在 Mylar 出现之前，仅仅是保存图纸——保持设计想法完整、清晰且不受损坏——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战后的设计重点往往倾向于效率、简洁以及与重建需求相契合的工业极简主义。当时的工具强化了这一点：建筑工作仍主要依靠手工绘制，画出每一条线都需要耗费时间，而擦除则需要花更多功夫。这种劳动锤炼了绘图的克制与凝练；每一笔都必须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混凝土仍是主导性的建筑材料。尽管人们对其环境影响的担忧与日俱增，但混凝土仍契合众多开发商和客户的首要需求 —— 它施工迅速、成本效益高且极为耐用。因此，中国大多数建筑类型仍高度依赖混凝土。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波特兰水泥生产国，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依赖。深植于原材料制造与经济基础设施的庞大供应链，确保了混凝土在建筑行业中始终是默认之选。
然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建筑建立在深厚的木构建筑传统之上。紫禁城就是一个绝佳范例：它不仅是中国建筑遗产的象征，而且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之一。这一传统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木构建筑在中国当代建筑行业中是否仍有切实可行的未来？
加州这场破坏力极强的野火已持续燃烧近三周，各方全力投入灭火行动并努力减轻进一步损失。在消防员奋力控制剩余火势之际，这座城市正严阵以待，迎接今冬首场强降雨，人们担忧洪水和山体滑坡可能加剧已造成的巨大破坏。
面对这些挑战，这场野火在地方和全球层面引发了广泛反思。人们开始讨论保险体系、消防基础设施、水资源、全球变暖在高风速火灾条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景观设计（特别是非本地植被的使用）所产生的影响等话题。
在威尼斯，这座被无与伦比的建筑之美所环绕的城市——仅举几例，就有圣马可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Marco）的恢弘壮丽、圣马可广场的开阔气派，以及里亚尔托桥（Rialto Bridge）的典雅风姿 —— 人们很容易沉醉于那些标志性的景观意象与城市空间的壮美之中。然而，人们可能会忽略，在威尼斯建筑肌理的细节处理中，那些静谧却同样精湛的匠心所在。除了这些宏伟景观，这座城市还以其蜿蜒曲折的小巷、狭窄幽深的运河和充满活力的街头生活而丰富多姿 —— 每一处都为威尼斯独特的文化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这些备受赞誉的元素之中，却隐藏着一些往往被人忽视的、微妙却非凡的建筑细节。这些细节值得更细致的观察与思考，因为它们展现出另一种精湛技艺 —— 这种技艺植根于材料的精准运用、工艺的匠心独运，以及与城市生活节奏的紧密契合。
距离标志性的圣马可广场仅几步之遥，两位建筑大师正展开一场静谧的建筑对话。步行短短一分钟内，两座精心雕琢的建筑便近在咫尺：一座是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设计的奥利维蒂（Olivetti）展示厅，这座建筑长久以来都是建筑师与设计师心中的圣地；另一座则是近期重新开放的旧行政官邸大楼（Procuratie Vecchie），由大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修复完成。深入探究这两座建筑中蕴含的细节，便会发现一场跨越时空的精彩交流 —— 这场交流通过材料语言、空间精度以及对工艺的执着坚守而得以呈现。
传统上，建筑师的角色相对明确：设计建筑、主导项目、协调资源，并指导施工直至竣工。然而，随着专业领域的不断细分，加之社会经济的快速变革，建筑实践已走向多样化，为建筑师服务社会开拓了更多元的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显著且持续的转变之一或许是“方案设计建筑师（design architect）”与“执行建筑师（architect of record）”的分离。过去，一个设计事务所通常会全权负责项目从概念到落成的全过程；而如今，国际化进程——伴随着跨境合作、执业许可制度、采购模式以及责任架构的变化——催生了这种分工。设计团队越来越多地负责确立概念与方案方向，随后将深化设计移交给当地的执行建筑师，进行技术细节完善、报批报建和现场配合。这种模式优势显而易见——专业度更高、效率提升，且往往能带来更可观的利润（或能以较低的费用提供服务）——但它同时也割裂了整个行业，并可能导致原创设计与最终交付之间的脱节。
那么，下一次转变将指向何方？又有哪些新的协同效应能够重塑建筑师的角色？面对不断变化的行业气候，建筑师该如何自处？一个极具前景的方向是：从创造单一、永久性的实体建筑，转向持续不断的场所营造（placemaking）——即通过迭代的、因地制宜的项目，在公共空间中对空间构想进行原型塑造、测试与完善。这种模式不再致力于打造一个将场地定格数十年的大型地标性作品，而是更看重在社区尺度上进行“建造—使用—评估—调整”的循环往复。
2025 年大阪世博会引发了广泛关注 —— 不仅因其建筑抱负与视觉奇观而备受瞩目，更因打破多项纪录、引发诸多争议而成为焦点。其最具标志性的建筑 —— 由藤本壮介设计的巨型木环，已凭借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木质结构登上新闻头条。该建筑坐落于梦洲（Yumeshima）人工岛上，在收获赞誉的同时也饱受争议。除令人惊叹的 2 公里周长（部分结构大幅延伸至水面上方）外，该建筑还引发了一系列担忧，包括健康与安全问题、极端高温影响，以及可能影响游客体验的成群昆虫问题。
今年亦是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距离 1970 年大阪世博会已过去 55 年，而当年与如今的社会经济条件已截然不同。对比这两届均由同一座城市承办的世界博览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得以反思世界博览会的话语体系、策展主题及建筑愿景如何随时代变迁而演变。从 1970 年“人类的进步与和谐”到 2025 年“为美好生活设计未来社会”，主题焦点的转变折射出全球优先事项的更迭。与此同时，建筑领域的参与规模与性质也发生了转变 —— 从日本新陈代谢派充满未来感的构想，到如今更注重可持续性、技术与公民参与的国际设计师群体。
从韧性的角度来看，过度配置（Overprovision）可以被视为一种建筑策略，旨在使空间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重新定义和长远需求。然而，过度配置是否也能成为重新审视空间设计的有效切入点？在关于空间的学术讨论中，一些领军人物的探索是否在建筑理论或实践中留下了与之呼应的足迹？
在住宅设计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在香港和东京等城市，最大化利用空间已成为一种文化和现实常态。设计师经常被赋予“榨干每一寸空间”以满足收纳或功能需求的任务，这无形中也折射出居民囤积与其居住面积不成比例的私人物品的倾向。
在建筑保护领域，存在着许多可行的方法——从将建筑视为静态纪念碑、在原址进行细致入微的修复（甚至不惜限制公众进入），到采用更具适应性的策略，在保留材质和结构形态等关键建筑要素的同时，重新规划和改造内部空间。然而，有一种方法在雄心和争议上都独树一帜：那便是特意将一座建筑逐块砖石地拆解，细致地对每个部件进行标记和记录，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新的场地、用途或叙事出现。接着，将其重新组装，并可能赋予其完全不同的用途。尽管原始的历史语境已不复存在，但这种策略旨在通过转变而非停滞来保护其文化价值。这就是香港赤柱美利楼的故事。
美利楼最初建于1846年，原为中环英军军官宿舍，是香港最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实例之一，也是这座城市殖民历史独特而持久的印记。它坚固的花岗岩柱廊和对称的立面，曾是古典永恒性的象征。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期间，该建筑被改用作日本宪兵队的总部。它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在战后的数十年间继续容纳多个政府部门。
从历史上看，公共洗浴是保持个人卫生的基本需求，在私人浴室稀缺的地区催生了公共浴场。例如，在日本，钱汤（公共浴场）在江户时代早期应运而生，成为当时大多数家庭缺乏独立洗浴空间时的重要设施。同样，在世界其他地区，由于管道设施和水资源管理被视为奢侈品，共享公共浴池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场所的功能逐渐超越了单纯的洗浴，成为人们社交、放松以及暂时逃离日常生活琐事的场所。
然而，在现代社会，私人浴室已在当代住宅中普及，有效解决了曾经使公共浴场不可或缺的卫生问题。随着咖啡馆、健身中心、酒吧和爵士乐俱乐部等替代性社交空间的兴起，传统公共浴池已不再发挥同样的基本功能。尽管仍有人欣赏公共洗浴的社交属性，但在陌生人面前换衣服和弄湿身体的不便，仍会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历史上，建筑学孕育了许多由单一愿景塑造的地标性建筑——这些建筑往往是单方面为使用者、社区和城市而设计的。虽然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能够带来强大的形式连贯性与概念清晰度，但它也将“作者身份”置于“公众参与”之上。结果便是：这些项目虽被赞誉为富有远见，却往往与使用者的日常现实生活脱节。
为他人进行设计本质上是复杂的。作为建筑师，我们经常被赋予为某些社区创造环境的使命，而我们在个人或文化层面上可能对这些社区一无所知。然而，这种距离感也能带来宝贵的客观性。它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多元观点，批判性地分析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与局限。在此过程中，建筑学科也得以不断演进——在空间思维、材料创新和结构实验上不断拓展边界。
在当代室内建筑中，设备管线——包括机械、电气、暖通空调（HVAC）和给排水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为需要隐藏的元素。为了遮蔽这些系统，设计师通常会采用加厚的墙体空腔、大面积的吊顶，以及在砖石或混凝土等实体结构盛行的地区使用龙骨石膏板覆面墙。这种做法已变得如此常态化，以至于常常成为空间规划的默认前提，在无形中束缚了设计想象力，也压缩了空间的可能性。此时，设计的重心转向了“遮掩”，而非去探索这些系统如何在设计语言中和谐而显性地共存。
当我们思考城市与城市生活时，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基础设施、文化、商业、夜生活和密度上。在那些似乎有着无尽活动的繁华都市中——尤其是对成年人而言——“游戏”很少被纳入讨论的范畴。然而，游戏行为应当被视为城市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游戏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塑造未来的城市，而这始于儿童与其环境的互动方式。游戏体验，更具体地说，是游乐场的设计与存在，对年轻一代在城市中的成长过程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空间构成了儿童与城市景观建立的首次物理连接。因此，在探讨城市健康、宜居性以及公共空间设计时，游戏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
尽管香港因其标志性的维港海景、璀璨的天际线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而闻名遐迩，但它的起源却诉说着另一个故事——一个深植于其与水相生相伴的故事。在蜕变为高密度、垂直化的现代大都市之前，香港的建筑身份曾与海洋环境息息相关。如今，人们提起这座城市，往往会联想到高耸、玻璃幕墙包覆的摩天大楼，它们象征着现代性。尽管这些建筑在追求高度与形式上极具视觉冲击力，但其中许多却似乎与周边环境相割裂，往往忽视了自然的场地条件、生态响应能力以及对地缘文脉的敏感性。
然而，回溯历史，情况并非一直如此。香港最早的建成环境——分布在大澳、香港仔和筲淇湾等地的乡村渔村——是通过与周边环境紧密互动的、自发的、社区驱动的空间实践而形成的。这些沿海和沿江定居点发展出了契合海洋环境和渔业生活律动的建筑体系。村落依水而建，其建造策略也顺应着潮汐涨落、地形地貌以及社交活动的需求。
香港的乡土建筑源于一系列微型的沿海聚落——这些质朴的、村落般的社区，折射出这座城市早期作为渔港的身份印记。这些临海村庄通常由环绕着庙宇而建的低层木结构房屋组成，形成了与水之律动紧密相连、关系紧密的社区。
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大坑，它是客家人在香港最早建立的聚落之一。大坑最初坐落于一条从附近山峦流向大海的水道旁，曾是村民们重要的洗涤场所——其名“大坑”便由此而来，字面意思即为“巨大的排水沟”。在经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之前，大坑非常靠近海岸线。而如今，它已深入内陆近700米。
过去十年间，位于中国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之一 —— 涵盖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南部地区，城市扩张始终受到汹涌澎湃的商业雄心的驱动。此地的项目设计往往追求极致的密度、高度与效率，催生出规模宏大的开发项目，动辄横跨数英亩土地。这些建筑群以交通导向型开发为优先，常呈现为直接建于主要交通枢纽之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些巨型建筑通过刻意营造令人迷失方向的空间布局并延长行人通行路径，以刺激经济活动，如今已在香港、深圳等城市屡见不鲜。
尽管这类巨型建筑模式具有显著优势 —— 经济高效、开发回报率高且为通勤者提供便利 —— 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忽视了所处的城市语境与环境。这些开发项目往往（甚至刻意）对自身环境足迹和城市步行友好性视而不见。在如此压倒性的规模下，人的步行体验即便未被完全忽视，也遭到了削弱。行人被“内部化”了——被困在这些建筑综合体的封闭世界之中。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建筑行业仍由湿法系统主导——即通过浇筑、养护和现场固定的混凝土、砌体和水泥基材料。虽然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等一些东南亚及东亚国家，这长期以来被视为行业常态，但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它们通常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正是混凝土得以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通常情况下，混凝土的主要劣势在于需要消耗大量人工，而在人工成本低廉的地区，这一劣势反而不复存在，从而使混凝土成为一种更便宜、更高效的建筑材料系统。
然而，这些地区在采用湿法施工材料时，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其在可持续性方面的表现，忽视了其在材料生命周期中的显著弊端，以及在不进行降级回收的情况下极难循环利用的现实——这使其成为目前最不可持续的建筑材料之一。
在设计一个空间时——无论是室内、建筑还是基础设施尺度——材料性都是核心关注点。除了美学考量，材料更决定了一个项目如何运行、老化和耐久。一些建筑师——如王澍和隈研吾——正是凭借对材料潜能与极限的敏锐洞察，奠定了其设计实践的基石。然而，即便从最务实的角度来看，问题依然存在：什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什么不能？材料又会随着时间如何演变？显而易见，材料塑造了空间的氛围与面貌——而这往往是业主最为关心的特质。然而，关于材料性的讨论正日益从“结构实体”转向“表面处理”。我们是从何时起，开始过度依赖层层堆叠材料来“装饰”空间，而不是仰赖建筑本体内在的美感与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