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海造陆通常被呈现为全新的土地：平坦、可用，且随时可供建筑开发。在空间匮乏的城市中，它承诺提供更多空间，使城市能够延伸滨水区并建设文化街区。有时，这些新开拓的土地还可能发展成金融中心、开辟公园，并畅想超越现有土地界限的未来。然而，填海造陆绝非仅仅是土地。它是一个经过工程处理的表面，通过填埋、防波堤、排水和土壤稳定等手段建成——这也是与它声称已排挤的水域进行的一场长期博弈。
这使得填海造陆成为建筑界最强大也最模糊的空间幻想之一。一方面，它提供了自由：一个近乎可以从零开始规划街道和建筑的“白板”（tabula rasa）。另一方面，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却掩盖了其依赖性。人工填筑的土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确实是“陆地”。它必须抵御洪涝、承载地基、生长树木，并在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地表之上维系公共生活。
在许多亚洲城市，人们与夏季气候正逐渐拉开距离。在香港，人们可以从住宅塔楼出发，穿过裙楼商场，进入港铁（MTR）系统，到达另一个商业综合体的地下，然后继续穿过封闭的天桥或地下通道，而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室外的天气。炎热、潮湿、降雨以及季节变化依然存在，但通过由空调系统调节的连续室内网络，这些气候要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直接避开。
几十年来，空调已从一种用于单一房间降温的技术，演变为能够创造出另一种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这一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往往将火车站、购物中心、住宅、办公楼以及其他日常服务设施整合进相互连接的综合体中。“铁路加物业”（Railway plus Property）模式使这种交通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走向制度化，从而塑造了这样一种街区：人们在城市中的穿行，往往与在私人管理的室内空间中的穿行融为一体。
建筑的可持续性经常被讨论得仿佛是一个通用标准——原则上也确实应该如此。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能源性能、隐含碳、认证体系、材料效率、生物多样性以及全寿命周期影响来评估建筑。然而，决定实际必须落实哪些措施的规则，却依然带有强烈的地域局限。在伦敦、纽约或哥本哈根设计的项目可能会受到严格的能源法规、环境审查、信息披露要求、规划控制以及日益雄心勃勃的碳目标的约束。然而，同一家事务所若在其他地区开展工作，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可能会截然不同。
这给国际建筑界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法律对可持续性的强制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时，建筑师应当坚守怎样的标准？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设计方式与建造方式一直紧密相连。建筑学的发展历经了实体测试、试错、投影制图、足尺模型以及物理模型：每一个阶段都引入了新的抽象维度，但始终未曾脱离材料、尺度和建造。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动态关系。起初，人们普遍将这一技术理解为用于施工的精准几何图形的数字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工具开始介入更早期的设计阶段，取代了草图绘制、实体试错、模型制作，以及其他曾让尺度与材料触手可及的思考方式。
因此，建筑设计的脉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抽象化的演变史。其中一些抽象方式极具建设性。例如，平面图和剖面图虽然孤立了建筑的特定维度，却依然能让大脑重构出整体空间。它们将建筑压平、剖切并简化，但并未脱离建筑本身。通过图纸的组合，人们可以理解房间、动线、结构、洞口和空间关系，而不至于迷失在繁杂的项目细节中。这种抽象是有法度的，因为它始终与最终必须经过测量、建造和居住的建筑现实紧密相连。
在微型住宅中，厨房极少仅仅作为一个烹饪场所而存在。它往往扮演着“边缘”的角色：既是容纳日常家务的服务性功能墙，又是分隔家务劳动与社交生活的边界。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备餐上，更体现在它如何组织住宅的其他空间，尤其是在面对给排水和通风等管线限制时。事实上，在起居室展现出开阔感之前，厨房往往需要率先消化掉日常生活的各种琐碎与繁重：水汽、油烟、气味、家电、食材以及收纳。
这一现象在人口稠密的东亚住宅中尤为明显。在这里，居住空间往往受到有限面积、不断演变的家庭结构、混合办公模式以及独特烹饪文化的共同塑造。开放式厨房固然常被描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但在许多公寓中，它首先是一个空间规划难题。它必须协调家务劳动，承载非正式聚会，有时甚至作为一种节省空间的策略，来取代过道或玄关。因此，“厨房的边缘”绝非仅仅是一种设计姿态，更是服务性功能与日常生活空间之间的一种空间契约。
在许多亚洲城市中，饮食从未完全局限于私人住宅之内。它溢出到市场、小贩中心、街边摊贩以及嵌入大型建筑或街区中的批发市场中。在这些场所，城市居民交换着信息，注视着人来人往。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餐厅，也不是简单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地方的生命力与使用状态，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缩影。它们是“公共厨房”：在这里，原本属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种种仪式，被部分转移到了集体空间这一共享的基础设施之中。
在香港的市政大厦和路边摊档中，食物不仅被视为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城市组织方式。这里的熟食中心将饮食融入了一个由菜市场、图书馆和体育馆构成的更大规模的城市公共运转机器中。与此同时，大排档和路边餐桌则将人行道临时转变为餐厅。放眼香港之外，整个亚洲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城市如何为公共就餐留出空间？当家庭空间受限时，烹饪该在何处进行？什么样的建筑才能承载日常饮食带来的喧嚣、杂乱与烟火气？
在当代室内设计中，工艺的价值日益体现在材料的拼接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方式上。随着人们对快速、廉价且有利可图的翻新工程的需求不断增长，对精心打磨的室内空间的渴望也同样在滋长：在这样的空间中，细节得以有机融合，材料的组合经过深思熟虑，肌理的过渡别具匠心，而五金配件也被视作建筑语言的一部分，而非事后补救。在许多当代中国室内设计中，工艺通过表面和结构的处理悄然发挥着作用：保留了天然不规则性的木材、记录了骨料分布与手工痕迹的水磨石，或是展现出精雕细琢之美的饰面。
在数字图像越来越崇尚“光滑感”的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效果图中的室内空间往往在施工开始前就显得天衣无缝、毫无摩擦且完美无缺。而工艺打破了这种虚幻的完美。它引入了容差、肌理、材料的抗性，以及在成为建筑之前表面曾历经人手触碰的温度。不完美并不一定意味着精度的丧失。对于懂得审视它的眼睛来说，不完美反而能成为建造过程的见证。
在讨论推拉门时，人们往往会关注其高效性。它们能够节省传统平开门的旋转半径，让紧凑的空间更易于使用，并帮助小户型公寓争取到几厘米宝贵的使用空间。然而，在许多室内设计中，推拉门更引人注目的角色并不仅仅在于空间经济性。推拉隔断改变了人们对空间本身的解读。当一扇隔板关闭时，卧室、书房、客房、餐厅或工作区便会悄然浮现；而当它打开时，这些空间又会隐于无形；当边界呈半透明或局部遮挡时，空间则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状态。
这使得推拉隔断在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住宅语境中尤为实用——这些地区普遍面临着高密度、家庭结构变化、混合办公以及应对气候调节等现实需求。推拉隔断实现了非永久性的隐私、非完全隔绝的封闭，以及不失控制的开放。与固定墙体不同，它并不强求一个空间只能拥有一种身份。相反，它赋予了住宅空间随时间变化而调节的能力：白昼与黑夜、宾客与家人、工作与休息、展露与退隐，皆可自由切换。
最近开放的大卫·格芬艺术馆（David Geffen Galleries）是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历经十余年、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一过程涉及城市、县政府、公众、建筑师、工程师、总承包商，以及众多参与将雄心勃勃的设计理念转化为实体建筑的建造者。该项目也一直受到异常广泛的关注与审视。人们对它的评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人赞赏其精密的建造工艺与大胆的建筑构想；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其规模、造价、混凝土体量，以及在洛杉矶这一地震高发地区实现复杂结构所带来的工程挑战。无论持何种观点，这座建筑都无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展现了建筑如何在建造过程中不断被协调、调整与实现，也体现了设计理念、工程技术与施工实践之间复杂而精密的协商关系。
本次对话从 Clark Construction 的视角切入，探讨大卫·格芬艺术馆的建造过程。作为负责协助实现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方案落地的总承包商，Clark Construction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Clark Construction 集团总裁 Carlos Gonzalez 全程监督了施工过程，并向 ArchDaily 分享了这座建筑背后所面临的技术、材料与施工组织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多个层面：从巨型整体混凝土结构以及大规模预应力系统的实施，到能够让建筑在地震发生时产生位移的 56 个抗震隔震装置；从拉布雷亚沥青坑（La Brea Tar Pits）附近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地质条件，到实心青铜竖梃的定制加工，以及如何在建筑双层混凝土结构内部整合复杂的机电系统。
在许多住宅中，入口往往被视为客厅开始前的剩余空间或狭窄的过渡地带。然而，在人口稠密的亚太地区室内设计中，尽管空间尺度有限，入口所承担的功能却往往远超其面积所限。这一过渡空间决定了内外的转换：在这里，尘嚣被过滤、身体得到放松、鞋履被脱下、宾客被迎入、隐私被界定，而家居秩序也由此开启。在客厅呈现为真正的室内空间之前，入口的动线与空间就已经上演了居住行为的第一幕。
日本的“玄关”（genkan）或许是这种空间形态中人们最熟悉的一种，但其内在逻辑绝不局限于日本。在公寓、联排住宅、公共住房和紧凑型城市住宅中，入口过渡空间已然成为一个体量虽小却蕴含丰富张力的建筑装置。它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建筑元素，兼顾了卫生防护与空间序列的构建。它可以是下沉式地面、加厚的墙体、收窄的走廊、屏风，或者是公共流线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小门厅。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其面积大小，而在于它所承载的转换仪式之丰富。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上学之路是日常街头生活与交通状况交织出的地理图景。它日复一日地重复，以至于几乎变得隐形，悄然融入童年与成长的背景之中。然而，对于住在深圳、在香港上学的跨境学童来说，他们的上学日开始得要早得多，也离教室远得多。他们的上学日始于边界。
他们的通勤并不只是单纯的距离问题，而是受到两种法律体系、两种行政文化以及一系列旨在让18岁以下人群每日通关更为便利的基础设施的共同塑造。在典型的清晨，他们上学的路线在抵达教室之前，要先穿过一个边境管制站（或“边境管制站”）。这可能涉及政府批准的跨境学童巴士、限制准入的通道、出入境大厅、指纹扫描仪，或者是孩子坐在巴士上就能完成的通关手续。从远处看，这不过是普通的上学通勤；但在空间层面上，这其实是两座城市之间一条经过精心管理的建筑学走廊。
“咖啡还是茶？”是一个在各种场景下都如影随形的选择：无论是在飞机上、餐后、酒店酒廊，还是在会议室里。这听起来像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仅仅关乎个人偏好，是服务流程中的一个快速分流。然而，它背后却承载着某种悄无声息的文化传承。“茶”伴随着悠久的仪式感和家庭生活的慢节奏而来，与古老的贸易版图和日常礼仪紧密相连。而“咖啡”则带着另一种不同的流通脉络，并在日后工业化，演变为现代咖啡馆及其面向公众的日常仪式。无论哪种情况，饮品都绝不仅仅是一杯饮料，而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实践。
然而，在当代的东亚，“咖啡还是茶”正逐渐衍生出另一层意味：它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一种对于“你想身处何处”的空间选择。如今，每种饮品都承载着一种空间预期。咖啡意味着一个你可以占用的空间——通常是一个可以驻足、工作、会客或歇息的场所。相比之下，茶尽管在文化中无处不在，但在城市中的分布却更为弥散——它有时是专门的目的地，有时是高频交易的街头档口，更多时候则是嵌入餐饮类型学中的默认配角。结果便是，这个看似关乎口味的问题，已开始扮演空间偏好的隐性指标：你寻找的究竟是停留的时间还是流动的速度，是封闭的包裹还是流转的生机，是一个第三空间还是街头的一处匆忙节点。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日益增强，也越来越意识到过早拆除安全、结构完好的建筑并代之以新建项目的环境代价。在更广泛的减碳竞赛中，企业和机构正更加注重ESG 表现（环境、社会和治理）。许多机构如今要求进行碳审计、设定“碳中和”目标，或通过购买碳信用来抵消碳足迹。
这一转变，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涌现的一批既有建筑改造典范 ——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香港大馆、布鲁克林的 Powerhouse Arts，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设计的多哈 The Ned 酒店，以及徐甜甜在中国对旧工厂、采石场和土楼的改造 —— 加速了业界对将 “再利用” 作为首要开发策略的认真反思。然而，尽管好处诸多，既有建筑改造的普及程度仍未达到预期。究其原因，主要的障碍与博弈究竟在哪里？
人们往往在未曾深入理解竹子之前，就对其大加赞赏。它生长迅速，承载着悠久的建筑文化历史，似乎为建筑学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生态语言。在照片中，它的优势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轻盈、自然、可再生，且天然契合更可持续的未来。然而，这种看似明晰的特质，恰恰让对其进行的精准讨论变得困难重重。一旦竹子沦为环保责任的某种符号，材料本身的真实属性反而容易被它所营造的形象所遮蔽。
这正是竹子在当代复兴中所面临的风险。人们太容易将它想象成工业材料的绿色替代品、某种地域风情的代名词，或是钢筋混凝土这种硬质建筑语言的某种柔性解药。在这些叙事中，竹子尚未被摸清底细，便已收获赞美。更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竹子在宏观意义上是否可持续，而在于它需要匹配何种建筑文化：即需要怎样的知识体系、维护机制、规范标准、劳动力投入以及时间维度，才能让这种可持续性真正落到实处。
本文是我们全新 观点 专栏的一部分。该专栏通过具有思辨性的文章，探讨塑造建筑行业的关键议题。
在建筑系学生能够成为空间的创造者之前，他们首先被空间所形塑。多年来，他们在默默传道授业的教学楼里工作，而建筑本身从不标榜自己是老师。它默默重组着他们的疲惫与抱负、曝光与孤独、友谊、尺度感，以及他们与评判的关系。早在学生能够阐明自己的建筑立场之前，学校就已经通过其潜移默化的建成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预设的答案。
这并非暗示建筑决定了建筑师。其影响远比这更缓慢，也更不留痕迹。学校建筑更像是一种隐性课程：它是一种空间规范，与教职员工、教学大纲、学院文化及学生生活共同发挥作用。它通过可达与阻隔、功能相邻、采光以及尺度来传授知识。在学生形成明确的信念之前，它首先塑造了某种特定的关注习惯。
近年来，包裹室内空间的连续性材料饰面变得越来越流行，尤其是在以品牌塑造为导向的零售环境中。所谓的“连续性室内”是指使用通常为液态涂覆的材料，经固化后形成无缝且不间断的表面，从而消除了接头和接缝的视觉呈现——起码在刚完成涂刷的初始阶段是如此。如今，市面上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提供丰富的颜色、纹理选择以及实用的物理性能，使这类饰面的应用场景更为广泛。有趣的是，此类室内空间所呈现的美学效果与 3D 渲染软件的兴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无缝、流动的视觉质感宛如数字渲染中那些光滑、理想化的虚拟空间。此外，这种效果还营造出一种“无尺度感”，因为没有了可见的缝隙或接头，人们便很难辨别空间的实际尺寸，从而往往会产生室内面积比实际更为宽敞的错觉。
在建筑与设计领域，通常存在两种主要的建造方式：实心建造与空心建造。这两种方法在不同的文化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看似可以互换的室内隔断系统中。每种方法都有其基于当地材料、工人偏好、气候条件和文化传统的成熟实践。然而，当建筑师和设计师过度专注于本土语境时，很容易忽视更广泛的建造前提，从而限制了设计的灵活性和方法论。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两种建造方式究竟有何不同？
就室内系统而言，实心与空心建造之间的区别主要源于材料的可获得性以及施工人员的习惯偏好。例如，在美国和日本，由木质或金属龙骨构成的骨架墙体被广泛用于空间分隔。与之相反，在香港和华南等地区，砖墙仍是室内隔墙的主流选择。为什么我们的建造方式如此不同？这两种建造方法各自有哪些优势与挑战？
“到2050年，世界上几乎每个孩子——近22亿儿童——都将面临频繁的热浪袭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这一警告通常被解读为公共卫生预测，但它同时也是对建筑学和城市建设方式的严峻挑战。随着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极端高温愈演愈烈，热舒适度不应仅仅被窄化为由机器提供的室内服务。空调已成为许多城市的生命维持系统，在人口稠密、潮湿且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尤为如此。然而，将其作为默认的解决方案，无异于将“热”视为一种可以简单转移的物质（且在此过程中还会产生额外的热量）——将其从室内排出到街道、后巷、电网和大气中。这种扩张加剧了能源需求，产生了废热，并加剧了人们在享受舒适度上的不平等。
然而，热的影响并不止于人体。它正在重塑更广泛的城市生态系统：树木在板结的土壤和辐射热严重的铺装中艰难生存；当植被被简化为装饰性绿化时，鸟类和昆虫便失去了栖息地；水体系统变暖，微生物活动发生改变，建筑材料在太阳落山后很久仍不断吸收并释放热量。“热”绝非一个仅靠躲进室内就能逃避的气候问题。它是一个城市行为体，重塑着公共空间、劳动生产、交通出行、植物配置、材料选择，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脆弱的共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