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香港、深圳和广州，流传着一个关于选房的都市传说：要避开西晒房。几十年来，西晒已被证实是一种尤为恼人的居住硬伤：午后太阳角度低，带来了强烈的热增量（尤其在夏季），且光线会直射到室内深处。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夏季的延长和升温，曾经被无限浪漫化的“午后余晖”，正越来越多地被眩光、酷热和疲惫感所取代。虽然这一经验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但它却清晰地指明了不容置疑的建筑学规律：避开西晒不仅是为了热舒适性，更是为了避免最刺眼、最具侵入性的直射光——这种光线以最无情的角度射入，使表面曝光过度、削弱空间深度，并将房间变成高对比度的不适区域。
在许多亚洲高密度城市中，楼梯往往被视为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空间负担”。无论是在公寓大楼、私人住宅还是零售室内空间，楼梯经常被隐藏、塞进角落或推向边缘——作为一个需要被尽量压缩的元素，以便将更多面积让渡给“实际可用”的空间。然而，随着城市密度不断提升，使用面积变得愈发珍贵，建筑师与设计师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垂直难题。
问题的核心随之发生转变：从如何隐藏楼梯，变成了如何让它发挥更大的效能。楼梯能否成为室内空间中一个高效的增值元素——一个超越单纯垂直交通的建筑装置，在承担双重（或多重）职责的同时，不再单纯消耗宝贵的地面面积？
2012年，《没有地面的城市：香港导览》（Cities Without Ground: A Hong Kong Guidebook）出版，它首次清晰地记录了许多香港居民直觉感知却鲜少形诸文字的一种城市状态：香港对高架、“二层”都市主义的依赖。通过精致的图纸和详尽的测绘，这本书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步行网络是如何常态化地被抬升至街道之上的——人车分流、将商业界面延伸至地面以上，并以此化解崎岖起伏的山地地形，因为在香港，实现“平地”交通往往需要精密的工程设计。自该书出版以来，这些高架系统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愈发显著——这不仅体现在其惊人的空间复杂度上，更体现在它们重塑了公共空间的方式：使其成为一种连续却具有选择性、彼此连接却又经过精心策划的场所。
然而，在令人着迷的同时，这种城市形态也始终伴随着隐忧。高架通道或许宽敞高效，能提供遮阳避雨的出行路径和可靠的连通性。然而，这也引发了人们持久的质疑：这些通道引向何方？谁有权使用它们？而在这种处于“特权”高度的交通网络中，哪些活动是被鼓励的，哪些又被排除在外？“二层城市”不仅避开了车辆，也可能绕过了作为市民舞台的地面街道。久而久之，它可能会将建筑设计的关注点从地面公共生活中转移开来，使设计师免于去应对行人尺度、街面形象以及街道上复杂多变的互动关系。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会导致由裙楼群和封闭式巨型结构组成的城市景观——这些建筑虽然在二层实现了所谓的互联互通，却对零层的街区生活漠不关心。
如果说空中网络预示着一个市民愈发在街道上方穿行的城市，那么“裙房-塔楼”（podium-tower）则是让这种状态显得不可避免的典型空间类型。在整个东南亚，裙房-塔楼项目已成为大都市增长的主导话语之一：该系统将住宅、工作、零售和交通连接高度集中到清晰可辨且易于管理的街区中。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非常有效——它能够缓解交通拥堵、规范人流往来，并快速实现高密度开发。然而，随着这一类型的普及，它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疑问：它究竟优化了什么，又侵蚀了什么？尤其是在街道层面，那里的城市生活本应是自然发生的协商与碰撞，而非被精心策划的产物。
简单来说，裙房-塔楼是一种混合结构，由高覆盖率、低层的裙房支撑着一栋或多栋细长的垂直塔楼。裙房通常承载着该开发项目的物流和商业重任——包括零售、停车场、装卸货区、落客区、后勤服务设施，通常还配有公共活动平台；而塔楼则在上方堆叠私密性功能，如住宅、办公、酒店或混合用途。这种模式带来了双重承诺：一方面在保持“人性化尺度”街道立面的同时最大化城市密度，另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城市物流与相对安静的居住及工作领域分离开来。
东南亚常被描绘为某种建筑学上的试验场——一个通过单一、标志性的建筑，将现代和当代设计理想进行全尺度测试的竞技场。沿着那些塑造了该地区天际线想象的名家大作，人们可以轻易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设计的香港力宝中心和新加坡鸿福中心（The Concourse），贝聿铭设计的新加坡华侨银行中心和香港中银大厦，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新加坡最高法院和香港汇丰总行大厦，罗纳德·菲利普斯（Ron Phillips）设计的香港大会堂，以及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设计的滨海湾金沙酒店。然而，这段由具体建筑、殖民主义、大师手笔和标志性形式构筑的熟知历史，却可能让我们忽略了更深层、也更具决定性的影响维度：即那些在幕后悄然重塑城市扩张、高密化以及日常活动分布的规划逻辑与基础设施框架。
在室内空间中，历史遗存越来越少仅仅关乎单纯的保护。更多时候，它以一种摩擦的形式呈现：这是建筑既有状态——其平面布局的逻辑、历史痕迹、结构上的不一致——与当代生活需求之间的一次相遇。
如今，一些最动人的项目既非那些将室内空间“修复”回某一历史瞬间的作品，亦非那些用无缝的新表皮将过去彻底抹去的设计。相反，它们在旧与新之间编排起一种关系——不仅让对比讲述故事，更让这种碰撞成为应对施工、预算和速度的务实工具。
在香港，建筑往往受制于房地产逻辑、基础设施和加速发展，旨在服务于人体尺度的公民实验空间显得尤为狭窄。正因如此，信言设计大使（Design Trust）显得独树一帜。作为一个资助与项目推动平台，它致力于支持介于建筑、研究和公众项目之间的空间干预——这些工作往往因过于微观、具有集体性或充满不确定性，而难以纳入传统的“业主-建筑师”合作模式。
这一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姚嘉珊（Marisa Yiu）。在她的领导下，信言设计大使不仅扮演着项目推动者的角色，更成为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主体。通过“香港微型公园”（Micro-Parks Hong Kong）等倡议，结合展览和公众项目，该机构将话语传播和原型设计视为发挥空间能动性（spatial agency）的方式，在连接设计师、社区、机构和政策对话的同时，重点探讨公共空间的管理、维护及其“后续生命力”（afterlife）。
城市密度常被视为一种积极且理想的生活方式。多项研究反复表明，提高密度可以带来更优质的生活方式、更具可持续性的环境以及更良好的身心健康。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记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指出了高密度的几大潜在优势：更高的步行便利性、紧密的社区纽带、资源的集中，以及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居民。
诚然，较高的人口密度能防止“鬼城”的出现和商铺的空置，避免其沦为犯罪温床。然而，这种对高密度居住环境的积极看法，往往建立在对城市化进程的乐观假设之上——比如人际摩擦极小、卫生易于维护，以及多样性可以自然形成。
包豪斯的设计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社会。其标志性代表作包括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设计的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和 B55 椅、包豪斯字体，以及强调干净线条、三原色和几何形状的平面设计原则。然而，包豪斯运动中的建筑构造细节却鲜为人知。虽然大多数人能通过几何体量、功能至上以及工业材料一眼认出现代主义或包豪斯风格的建筑，但其背后的建筑细部却往往被忽视。这些细部不仅呼应了布劳耶著名家具作品的设计语言，更直接启发了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那备受赞誉的建筑玻璃细部设计。那么，包豪斯的这些建筑构造细节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在今天，它们又该如何转化为现代的设计语言？
浴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功能早已超越了基础的生理卫生需求。相关研究强调，卫浴空间是人们放松、自省以及进行个人健康护理的重要场所。浴室的设计和舒适度会深远地影响我们开启和结束一天的方式，为我们的日常作息奠定轻松愉悦或局促混乱的基调。而在旅途中，酒店的浴室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设计精妙、细节考究的卫浴空间能显著提升整个住宿体验。
自2020年以来，东亚的共居生活（co-living）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仍处于起步阶段。与此同时，它持续满足着在大都市奋斗的年轻专业人士的庞大需求。房地产服务机构仲量联行（JLL）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和新加坡对共居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研究列举了其核心优势，例如与独立单身公寓相比更具性价比，以及能够促进开放与共享体验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正如其他所有权概念逐渐淡化的行业一样——无论是音乐、电影和电视的流媒体服务，还是共享汽车和共享单车等出行解决方案——共居生活同样吸引了相似的受众群体，他们更看重灵活性和使用权，而非长期的产权约束。
与西班牙往往侧重于多代同堂共享空间的共居实践不同，东亚的共居生活主要面向处于事业上升期、职业轨迹多元的年轻专业人士。由于通常每隔几年就需要重新安置，这些人群更看重便利性与适应性，而非投资购置永久住房。对他们而言，绑定于某一长期住所往往并不现实，这使得配备齐全家具、提供专业运营管理，并内置家政与生活配套服务的共居空间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这种居住环境完美契合了节奏紧凑的都市生活方式——在这种状态下，职场社交活动往往排在回家独自休息之前。
在任何有人居住的建筑中，门都是使用最频繁的建筑元素之一。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的可移动边界，它们既能促进居住者之间的联系，又能实现空间的分隔。然而，尽管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设计元素之一，尤其是被业主忽视。在与业内人士探讨各类室内项目时，大家普遍达成了一个共识——只要开门方向符合预期，业主通常很少会关注门的类型与细节。但事实上，门的设计世界十分错综复杂，在饰面材质、安装方式和开启模式上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可能性——而这其中的每一项，都不仅限于简单的开门方向，更在深刻地塑造着空间体验。
门型与细节的选择完全可以定义甚至重新定义一个空间。有些门能提供卓越的隔音性能；有些门则常开以连接不同区域，无缝增强空间的流动性。某些设计需要精细的安装和持续的维护，而另一些设计则几乎无需操心。此外，所选门的类型（尤其是合页的选择）不仅会影响墙体施工，还会影响地面铺装的构造层和铺装过渡，这进一步增加了设计过程的复杂性。
建筑及其氛围品质长久以来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但要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却绝非易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空间体验是极具个人色彩的——它根植于情感、感官知觉和个人偏好，很难仅用言语来表达。人们感知、体验空间以及与之互动的方式，又为这一课题增添了一层复杂性，使得定义和评估其氛围影响力变得颇具挑战。尽管如此，建筑师和设计师们仍在不断努力，试图塑造出不仅功能完善、舒适宜人，而且能够唤起情感并给使用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空间环境。
竹棚架这种建筑类型——临时、灵活且深植于传统——尤其是其戏棚搭建技艺，已被列为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漫步于香港，尤其是在繁华的闹市区，几乎不出五分钟就能与一处竹棚不期而遇。竹子可以说是香港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材料，其储量丰富、可持续、灵活且适应性强，而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其极佳的可扩展性。这些特性使其在临时建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建筑维护与翻新，到节日戏台与体育赛事，不一而足。
然而，这一曾经无处不在的城市景观，如今可能正悄然淡出人们的视线。年轻技术工人的短缺，加之不断演变的建筑法规，共同导致了竹棚行业的日渐式微。今年3月17日，香港发展局宣布计划“在公共建筑工程中更广泛地采用金属棚架”。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建筑署（ArchSD）很快将要求其至少50%的基本工程项目使用金属棚架。虽然这并非正式禁令，但在许多人看来，该政策预示着公共部门建筑工程中竹棚架逐步退场的序幕已经拉开。
在每年4月22日庆祝的2025年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我们再次被提醒，地球正面临着紧迫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挑战——这些挑战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的转变而不断演变。在控制和减少全球碳排放的努力中，建筑与建造行业依然是最为关键的领域之一。今年，人们正通过日益多元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并呼吁采取更具系统性和整合性的应对方法。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一成不变的通用模板，而应将其看作一项多尺度的实践——它涵盖了从宏观的城市开发与战略规划，到中观的可持续材料研发，乃至微观、具有启发性的临时性干预措施（如展览和装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切实履行减少共同碳足迹的承诺，同时塑造出促进人类福祉与地球健康的建成环境。
当我们谈论建筑的未来智能时，历史上很大一部分努力都集中在突破边界上——挑战规范、探索替代方案，并投射出关于建筑未来形态的大胆愿景。现代主义的出现便是这一途径的明证：颠覆性的新材料和建造方法催生了一个被极大重构的建筑未来。这一势头延续至今，科研机构和前沿事务所不断探索着创新的技术、材料与制造体系。
然而，一种想象建筑未来的方法却常常被忽视：那就是批判性地重温过去。学习、发掘并记录那些鲜为人知的空间和社区实践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更为静默的知识形式——空间如何被使用、适应和栖居——能够揭示出持久的洞见，从而塑造出更具根基、更有文化共鸣的未来。与其为了追求新奇而新奇，或许一条同样有意义的路径在于建立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具有凝聚力的建筑档案库。
人类与宠物之间有着长期且深厚、不可分割的纽带——如今，我们如何与它们共同生活变得愈发重要。除了提供陪伴，宠物现在还经常被视为生活伴侣，为人们的心理健康和情感福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重要的不仅是情感上的联系：我们如何为彼此设计和规划共居空间，在塑造人类与其动物伴侣之间富有意义的空间关系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通过定制设计的家具，还是墙体空腔和壁龛这类更为无缝融合的集成方案，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在家庭中与宠物更好地共存。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物质生活的富足或养宠人数的增加，更标志着“陪伴”概念的更深层次演变——一种根植于相互支持、情感健康和共享环境的演变。
在设计一个空间时——无论是室内、建筑还是基础设施尺度——材料性都是核心关注点。除了美学考量，材料更决定了一个项目如何运行、老化和耐久。一些建筑师——如王澍和隈研吾——正是凭借对材料潜能与极限的敏锐洞察，奠定了其设计实践的基石。然而，即便从最务实的角度来看，问题依然存在：什么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什么不能？材料又会随着时间如何演变？显而易见，材料塑造了空间的氛围与面貌——而这往往是业主最为关心的特质。然而，关于材料性的讨论正日益从“结构实体”转向“表面处理”。我们是从何时起，开始过度依赖层层堆叠材料来“装饰”空间，而不是仰赖建筑本体内在的美感与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