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 NEiDA 活跃于建筑实践、研究和策展工作的交汇点，始终关注建筑如何从特定地点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生发。该事务所并未将材料性视为一种表面涂装的语言，而是将其定位为建筑叙事的起点——从当地现有的资源出发，探寻扎根于本土的手艺知识，以及这些资源与技能如何将项目锚固于某种建筑脉络之中。这一方法将局限性与可能性转化为创造性的推动力，并将设计定位为一个迭代过程，使空间意图与建造文化的现实及本土智慧达成契合。
在所有作品中，NEiDA 的关注点都超越了形式本身，延伸至塑造建筑建造与居住方式的社会政治及气候背景。他们强调向无名设计、乡土及非正式的建造实践学习，以此建立一种共有的干预语汇；同时，他们将室内外的连贯性阐释为对当地生活方式和通风逻辑的响应，而非单纯的风格偏好——在这里，室外空间在空间界定和功能核心上，可以与室内空间同样举足轻重。在这一框架下，协作并非辅助手段：该事务所将与手艺人及建造者的现场交流视为核心方法论，推动项目通过集体智慧和动态沟通不断演进。
Daryan Knoblauch 的作品立足于建筑与即时文化生产的交汇点，致力于探讨如何通过张力与氛围使空间变得清晰可读。他并未将临时性作品视为次等建筑，而是将装置、舞台和活动建筑视为严谨的学科课题——在这些项目中，围合、结构稳定、光影与动线必须以对待任何常规建筑一样的严肃态度来攻克，且往往面临着更苛刻的限制和更紧迫的时间节点。
纵观其设计，贯穿始终的是高现代主义的精密性与刻意保留的质朴装配清晰度之间所产生的积极张力。膜材料与轻量化系统绝非仅仅用于营造表面视觉效果，而是作为结构和空间的媒介——根据风荷载、结构荷载和使用状态进行精确调试，从而营造出一种既能被视觉感知、又能被身体感悟的崇高感。在这些作品中，瞬时性不仅代表着存续的维度，更是一种设计的前提条件：时间的流逝让风雨侵蚀、日常磨损和行为介入等种种力量变得更加直观，同时也催生出一种兼具严苛标准与应变能力的建造伦理。
在历史上，建筑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主要通过印刷媒介被记录、传播和推广。书籍、期刊和杂志承载着建筑学科的观点与图像。由于建筑实践高度依赖视觉交流，建筑类印刷期刊也在学术出版物与商业杂志之间建立起一种连接。战后数十年间，一批制作精良的出版物持续塑造着某种共同的判断框架，提示着行业普遍认为哪些项目值得讨论，哪些作品具有示范意义。
在主要文化中心，少数出版物长期影响着建筑话语。它们的视角通常成熟、专业，并经过严谨编辑，将庞杂的全球建筑产出筛选、压缩为一组被认为足够重要的项目。这一系统确实偏向了某些实践者与地理区域，但同时也让建筑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想象。建筑开始被大众记住；以亲身体验建筑为目的的文化旅行（cultural travel），也逐渐从少数人的兴趣变成一种更常见的行为。
在香港，建筑往往受制于房地产逻辑、基础设施和加速发展，旨在服务于人体尺度的公民实验空间显得尤为狭窄。正因如此，信言设计大使（Design Trust）显得独树一帜。作为一个资助与项目推动平台，它致力于支持介于建筑、研究和公众项目之间的空间干预——这些工作往往因过于微观、具有集体性或充满不确定性，而难以纳入传统的“业主-建筑师”合作模式。
这一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姚嘉珊（Marisa Yiu）。在她的领导下，信言设计大使不仅扮演着项目推动者的角色，更成为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主体。通过“香港微型公园”（Micro-Parks Hong Kong）等倡议，结合展览和公众项目，该机构将话语传播和原型设计视为发挥空间能动性（spatial agency）的方式，在连接设计师、社区、机构和政策对话的同时，重点探讨公共空间的管理、维护及其“后续生命力”（afterlife）。
在室内空间中，历史遗存越来越少仅仅关乎单纯的保护。更多时候，它以一种摩擦的形式呈现：这是建筑既有状态——其平面布局的逻辑、历史痕迹、结构上的不一致——与当代生活需求之间的一次相遇。
如今，一些最动人的项目既非那些将室内空间“修复”回某一历史瞬间的作品，亦非那些用无缝的新表皮将过去彻底抹去的设计。相反，它们在旧与新之间编排起一种关系——不仅让对比讲述故事，更让这种碰撞成为应对施工、预算和速度的务实工具。
东南亚常被描绘为某种建筑学上的试验场——一个通过单一、标志性的建筑，将现代和当代设计理想进行全尺度测试的竞技场。沿着那些塑造了该地区天际线想象的名家大作，人们可以轻易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设计的香港力宝中心和新加坡鸿福中心（The Concourse），贝聿铭设计的新加坡华侨银行中心和香港中银大厦，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新加坡最高法院和香港汇丰总行大厦，罗纳德·菲利普斯（Ron Phillips）设计的香港大会堂，以及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设计的滨海湾金沙酒店。然而，这段由具体建筑、殖民主义、大师手笔和标志性形式构筑的熟知历史，却可能让我们忽略了更深层、也更具决定性的影响维度：即那些在幕后悄然重塑城市扩张、高密化以及日常活动分布的规划逻辑与基础设施框架。
如果说空中网络预示着一个市民愈发在街道上方穿行的城市，那么“裙房-塔楼”（podium-tower）则是让这种状态显得不可避免的典型空间类型。在整个东南亚，裙房-塔楼项目已成为大都市增长的主导话语之一：该系统将住宅、工作、零售和交通连接高度集中到清晰可辨且易于管理的街区中。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非常有效——它能够缓解交通拥堵、规范人流往来，并快速实现高密度开发。然而，随着这一类型的普及，它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疑问：它究竟优化了什么，又侵蚀了什么？尤其是在街道层面，那里的城市生活本应是自然发生的协商与碰撞，而非被精心策划的产物。
简单来说，裙房-塔楼是一种混合结构，由高覆盖率、低层的裙房支撑着一栋或多栋细长的垂直塔楼。裙房通常承载着该开发项目的物流和商业重任——包括零售、停车场、装卸货区、落客区、后勤服务设施，通常还配有公共活动平台；而塔楼则在上方堆叠私密性功能，如住宅、办公、酒店或混合用途。这种模式带来了双重承诺：一方面在保持“人性化尺度”街道立面的同时最大化城市密度，另一方面将纷繁复杂的城市物流与相对安静的居住及工作领域分离开来。
2012年，《没有地面的城市：香港导览》（Cities Without Ground: A Hong Kong Guidebook）出版，它首次清晰地记录了许多香港居民直觉感知却鲜少形诸文字的一种城市状态：香港对高架、“二层”都市主义的依赖。通过精致的图纸和详尽的测绘，这本书展现了这座城市的步行网络是如何常态化地被抬升至街道之上的——人车分流、将商业界面延伸至地面以上，并以此化解崎岖起伏的山地地形，因为在香港，实现“平地”交通往往需要精密的工程设计。自该书出版以来，这些高架系统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愈发显著——这不仅体现在其惊人的空间复杂度上，更体现在它们重塑了公共空间的方式：使其成为一种连续却具有选择性、彼此连接却又经过精心策划的场所。
然而，在令人着迷的同时，这种城市形态也始终伴随着隐忧。高架通道或许宽敞高效，能提供遮阳避雨的出行路径和可靠的连通性。然而，这也引发了人们持久的质疑：这些通道引向何方？谁有权使用它们？而在这种处于“特权”高度的交通网络中，哪些活动是被鼓励的，哪些又被排除在外？“二层城市”不仅避开了车辆，也可能绕过了作为市民舞台的地面街道。久而久之，它可能会将建筑设计的关注点从地面公共生活中转移开来，使设计师免于去应对行人尺度、街面形象以及街道上复杂多变的互动关系。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会导致由裙楼群和封闭式巨型结构组成的城市景观——这些建筑虽然在二层实现了所谓的互联互通，却对零层的街区生活漠不关心。
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私人所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简称POPS）这一概念日益受到关注。这些空间虽由私人开发商建造、持有并维护，但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保持向公众开放。这类空间往往是经协商达成的规划激励措施（如容积率奖励或增加建筑面积）的产物，在土地资源有限、公共设施需求旺盛的高密度城市环境中尤为常见。
创造热舒适曾需要一种更为审慎和精准的建筑智慧——这是朝向、体量、材料特性、通风潜力、遮阳，以及日光与表面吸收和释放热量的方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是审美层面的考量，更是现实的必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当香港许多战后现代主义建筑相继落成，并构成了该市公共房屋及更广泛住宅存量的重要部分时，空调还远未成为一种普及、默认的标配服务。即使当时存在降温设备，也极为有限且分布不均；舒适度必须通过被动手段来争取——即通过剖面关系、立面进深、可开启的外窗以及顺应气候的节点设计。直到后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空调在整个地区日益普及和标准化，机械制冷才开始逐步取代早期的这一套建筑决策体系。
空调是否对建筑空间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香港及周边地区？更准确的说法是，对空调的普遍依赖已经深刻地重塑了建筑设计的动力机制。
在2025年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的获奖名单中，由AAU Anastas事务所设计、位于巴勒斯坦的 Wonder Cabinet 赫然在列。该项目旨在打造一个文化与创意的避风港，并在设计与生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这项意义非凡的项目之外，自2015年以来，活跃于巴勒斯坦伯利恒和法国巴黎的 AAU Anastas 事务所已积累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其代表作包括：对伯利恒历史建筑进行修复的 Dar Al Majous，该项目打破了私人住宅与公共领域的界限；2015年落成的图勒凯尔姆法院（Tulkarm Courthouse），作为其早期代表作之一，该建筑在图勒凯尔姆一处显要的转角地块上重新定义了公民性与社会交往空间；以及商用微更新项目平拱石券（The Flat Vault），在由12世纪十字军所建教堂的附属修道院商店中，并置并融入了一座石质拱券。
在这些引人瞩目的作品中，Wonder Cabinet 显然不仅凭借其精致的落地度以及丰富的空间多维性吸引了评审团的目光，更在于其作为一个具有社会生产性的平台，消融了社会基础设施与建筑之间的界限。该建筑旨在支持文化、创意、设计与生产，致力于为建筑师、设计师、厨师、手工艺人以及声音和视觉艺术家等群体提供容身之所。在很大程度上，该项目彰显了2025届评审团所倡导的精神。评审团将本届评选定义为“通过设计培育韧性与乐观精神”的一年，而该项目恰恰证明了建筑如何能够同时激活社区活力并推动产业发展。
本文是我们全新 观点（Opinion） 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旨在针对塑造我们行业的一些关键问题发表论证性文章。
传统上，参观博物馆是一项排入日程的特定活动，有着清晰设定的流程。抵达馆舍便具有仪式感——不论是通过宏伟的台阶或门槛、售票处和咨询台，还是通过语音导览以及简明介绍其使命与历史的机构前言。这种刻意营造的“特殊仪式感”，源于长期以来对博物馆的构想：刻意追求非凡、精心策展，并围绕特定的叙事主线展开。在这种模式下，博物馆扮演着权威的角色——其知识深厚、经过验证，应当被尊崇而非质疑——而建筑空间与动线设计则强化了一种颇为单一的进入、学习和记忆方式。
在许多亚洲高密度城市中，楼梯往往被视为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空间负担”。无论是在公寓大楼、私人住宅还是零售室内空间，楼梯经常被隐藏、塞进角落或推向边缘——作为一个需要被尽量压缩的元素，以便将更多面积让渡给“实际可用”的空间。然而，随着城市密度不断提升，使用面积变得愈发珍贵，建筑师与设计师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垂直难题。
问题的核心随之发生转变：从如何隐藏楼梯，变成了如何让它发挥更大的效能。楼梯能否成为室内空间中一个高效的增值元素——一个超越单纯垂直交通的建筑装置，在承担双重（或多重）职责的同时，不再单纯消耗宝贵的地面面积？
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香港、深圳和广州，流传着一个关于选房的都市传说：要避开西晒房。几十年来，西晒已被证实是一种尤为恼人的居住硬伤：午后太阳角度低，带来了强烈的热增量（尤其在夏季），且光线会直射到室内深处。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夏季的延长和升温，曾经被无限浪漫化的“午后余晖”，正越来越多地被眩光、酷热和疲惫感所取代。虽然这一经验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但它却清晰地指明了不容置疑的建筑学规律：避开西晒不仅是为了热舒适性，更是为了避免最刺眼、最具侵入性的直射光——这种光线以最无情的角度射入，使表面曝光过度、削弱空间深度，并将房间变成高对比度的不适区域。
在大湾区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AI）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下——同时伴随着对 AI 作为工具和“创作者”的颂扬（正如2025港深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香港）所呈现的那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平行问题随之浮现：AI 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究竟如何开始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目前已建成的许多设施，在设计上都有意与日常体验保持距离。虽然“云端”常被宣传为无形的，但其建筑载体却极具物理存在感：这些高能耗、高散热、重服务的环境，通常选址于偏远或低密度地区，以获取更低的土地成本，并减少与周边社区的摩擦。安全与风险管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数据中心托管着敏感且专有的信息——企业资产、法律记录、政府和机构数据——因而，“偏远”成为了其运营模式的一部分，使 AI 的基础设施在空间和社会层面都处于视线之外。
随着人工智能持续颠覆经济领域并重塑整个行业，机构与个人都在严阵以待——并迅速适应——这些机器似乎悬在人类头顶的变革。然而，更确切的压力并非仅仅来自AI对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开发这些系统的公司所秉持的商业模式和投资逻辑：资本的集中、对算力的新需求、对细分领域人才的争夺，以及维持其运转所需的基础设施空间足迹。在以广州、深圳和香港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动态尤为显著。政府主导的倡议正积极加速该行业的发展，政策和规划机制也开始将这一表面上无形无质的领域转化为实体形式：规划分区的更新、专属用地的划拨，以及从研究实验室到大型数据中心等以 AI 为导向的建筑类型的兴起。
在香港，室内空间与小型建筑通常面临两极分化的境地：一端是高光泽的“奢华”饰面，另一端则是出于预算考量的工业感粗砺。然而，通过对这两者的精细考量与平衡，第三种态度应运而生：一种独特、精准、契合场地且忠于材料本真的建造方式，而这并不受制于造价高低。这便是“精准的粗砺感”（calibrated rawness）。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建筑：在保留物质与材料——如混凝土、金属、砌块、裸露结构及明装管线设备——最直接质感的同时，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
“粗砺”并非刻意伪装，“精致”亦非流于抛光；这是一种严谨的精准执行法则，所创造的空间既均衡又克制，绝无矫揉造作或过度设计的痕迹。Studio 1:1 在其作品中一以贯之地展现了这种态度。其即将出版的新书 《雷达之下的建筑：亚洲三个项目》（Architecture under the Radar: Three Projects in Asia）（由 Nader Tehrani 作序）提供了一个适时的框架，让我们能将这种特质理解为一种可复制的建筑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
陆文宇——与业余建筑工作室联合创始人、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共同缔造了该事务所诸多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宁波博物馆和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尽管她常常身处聚光灯之外，但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严谨态度以及她所担任的多重角色，无不彰显出其不容忽视的领导力：2003年，她与王澍共同创立了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并担任其可持续建造研究中心主任。她的建筑实践与教学形成了一个互惠的循环：在中国美院工作室开展的研究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场的建造策略，而从工地现场汲取的经验则以材料智慧而非抽象理论的形式反哺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