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建筑行业仍由湿法系统主导——即通过浇筑、养护和现场固定的混凝土、砌体和水泥基材料。虽然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等一些东南亚及东亚国家，这长期以来被视为行业常态，但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它们通常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正是混凝土得以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通常情况下，混凝土的主要劣势在于需要消耗大量人工，而在人工成本低廉的地区，这一劣势反而不复存在，从而使混凝土成为一种更便宜、更高效的建筑材料系统。
然而，这些地区在采用湿法施工材料时，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其在可持续性方面的表现，忽视了其在材料生命周期中的显著弊端，以及在不进行降级回收的情况下极难循环利用的现实——这使其成为目前最不可持续的建筑材料之一。
香港的乡土建筑源于一系列微型的沿海聚落——这些质朴的、村落般的社区，折射出这座城市早期作为渔港的身份印记。这些临海村庄通常由环绕着庙宇而建的低层木结构房屋组成，形成了与水之律动紧密相连、关系紧密的社区。
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大坑，它是客家人在香港最早建立的聚落之一。大坑最初坐落于一条从附近山峦流向大海的水道旁，曾是村民们重要的洗涤场所——其名“大坑”便由此而来，字面意思即为“巨大的排水沟”。在经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之前，大坑非常靠近海岸线。而如今，它已深入内陆近700米。
尽管香港因其标志性的维港海景、璀璨的天际线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而闻名遐迩，但它的起源却诉说着另一个故事——一个深植于其与水相生相伴的故事。在蜕变为高密度、垂直化的现代大都市之前，香港的建筑身份曾与海洋环境息息相关。如今，人们提起这座城市，往往会联想到高耸、玻璃幕墙包覆的摩天大楼，它们象征着现代性。尽管这些建筑在追求高度与形式上极具视觉冲击力，但其中许多却似乎与周边环境相割裂，往往忽视了自然的场地条件、生态响应能力以及对地缘文脉的敏感性。
然而，回溯历史，情况并非一直如此。香港最早的建成环境——分布在大澳、香港仔和筲淇湾等地的乡村渔村——是通过与周边环境紧密互动的、自发的、社区驱动的空间实践而形成的。这些沿海和沿江定居点发展出了契合海洋环境和渔业生活律动的建筑体系。村落依水而建，其建造策略也顺应着潮汐涨落、地形地貌以及社交活动的需求。
当我们思考城市与城市生活时，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基础设施、文化、商业、夜生活和密度上。在那些似乎有着无尽活动的繁华都市中——尤其是对成年人而言——“游戏”很少被纳入讨论的范畴。然而，游戏行为应当被视为城市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游戏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塑造未来的城市，而这始于儿童与其环境的互动方式。游戏体验，更具体地说，是游乐场的设计与存在，对年轻一代在城市中的成长过程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些空间构成了儿童与城市景观建立的首次物理连接。因此，在探讨城市健康、宜居性以及公共空间设计时，游戏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
在当代室内建筑中，设备管线——包括机械、电气、暖通空调（HVAC）和给排水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为需要隐藏的元素。为了遮蔽这些系统，设计师通常会采用加厚的墙体空腔、大面积的吊顶，以及在砖石或混凝土等实体结构盛行的地区使用龙骨石膏板覆面墙。这种做法已变得如此常态化，以至于常常成为空间规划的默认前提，在无形中束缚了设计想象力，也压缩了空间的可能性。此时，设计的重心转向了“遮掩”，而非去探索这些系统如何在设计语言中和谐而显性地共存。
历史上，建筑学孕育了许多由单一愿景塑造的地标性建筑——这些建筑往往是单方面为使用者、社区和城市而设计的。虽然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能够带来强大的形式连贯性与概念清晰度，但它也将“作者身份”置于“公众参与”之上。结果便是：这些项目虽被赞誉为富有远见，却往往与使用者的日常现实生活脱节。
为他人进行设计本质上是复杂的。作为建筑师，我们经常被赋予为某些社区创造环境的使命，而我们在个人或文化层面上可能对这些社区一无所知。然而，这种距离感也能带来宝贵的客观性。它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多元观点，批判性地分析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与局限。在此过程中，建筑学科也得以不断演进——在空间思维、材料创新和结构实验上不断拓展边界。
在建筑保护领域，存在着许多可行的方法——从将建筑视为静态纪念碑、在原址进行细致入微的修复（甚至不惜限制公众进入），到采用更具适应性的策略，在保留材质和结构形态等关键建筑要素的同时，重新规划和改造内部空间。然而，有一种方法在雄心和争议上都独树一帜：那便是特意将一座建筑逐块砖石地拆解，细致地对每个部件进行标记和记录，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新的场地、用途或叙事出现。接着，将其重新组装，并可能赋予其完全不同的用途。尽管原始的历史语境已不复存在，但这种策略旨在通过转变而非停滞来保护其文化价值。这就是香港赤柱美利楼的故事。
美利楼最初建于1846年，原为中环英军军官宿舍，是香港最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实例之一，也是这座城市殖民历史独特而持久的印记。它坚固的花岗岩柱廊和对称的立面，曾是古典永恒性的象征。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期间，该建筑被改用作日本宪兵队的总部。它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并在战后的数十年间继续容纳多个政府部门。
传统上，建筑师的角色相对明确：设计建筑、主导项目、协调资源，并指导施工直至竣工。然而，随着专业领域的不断细分，加之社会经济的快速变革，建筑实践已走向多样化，为建筑师服务社会开拓了更多元的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显著且持续的转变之一或许是“方案设计建筑师（design architect）”与“执行建筑师（architect of record）”的分离。过去，一个设计事务所通常会全权负责项目从概念到落成的全过程；而如今，国际化进程——伴随着跨境合作、执业许可制度、采购模式以及责任架构的变化——催生了这种分工。设计团队越来越多地负责确立概念与方案方向，随后将深化设计移交给当地的执行建筑师，进行技术细节完善、报批报建和现场配合。这种模式优势显而易见——专业度更高、效率提升，且往往能带来更可观的利润（或能以较低的费用提供服务）——但它同时也割裂了整个行业，并可能导致原创设计与最终交付之间的脱节。
那么，下一次转变将指向何方？又有哪些新的协同效应能够重塑建筑师的角色？面对不断变化的行业气候，建筑师该如何自处？一个极具前景的方向是：从创造单一、永久性的实体建筑，转向持续不断的场所营造（placemaking）——即通过迭代的、因地制宜的项目，在公共空间中对空间构想进行原型塑造、测试与完善。这种模式不再致力于打造一个将场地定格数十年的大型地标性作品，而是更看重在社区尺度上进行“建造—使用—评估—调整”的循环往复。
建筑的设计过程向来是由手头的工具所塑造的。我们曾用针管笔和墨水在易碎的图纸上作画，通过蓝图进行复制，并小心翼翼地防范污渍与撕裂；随后 Mylar 胶片的问世让修改与保存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推动着图纸走向一种更精简、更刻意的线条经济学。计算机辅助制图紧随其后，加快了协同效率，并改变了我们对尺度与精准度的认知。如今，人工智能又增添了新维度——在数秒内收集信息并根据指令生成图像——这在承诺带来全新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创作归属与建筑手艺的新思考。我们创造什么，以及如何创造，都随着每一种工具的发展而演变；我们方法论的历史，亦是思想演进的历史。
始于战后时期，Mylar 胶片（研制于 20 世纪 50 年代）简化了图纸的复制过程，加速了从“晒蓝图”向“晒白图”工艺的转变。在 Mylar 出现之前，仅仅是保存图纸——保持设计想法完整、清晰且不受损坏——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战后的设计重点往往倾向于效率、简洁以及与重建需求相契合的工业极简主义。当时的工具强化了这一点：建筑工作仍主要依靠手工绘制，画出每一条线都需要耗费时间，而擦除则需要花更多功夫。这种劳动锤炼了绘图的克制与凝练；每一笔都必须有其存在的必然理由。
建筑——作为少数可供公众共同生活、保护且往往能屹立数百年之久的文化载体之一——对人们以及地方的文化身份认同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从历史上看，建筑一直承载着制度态度、影响力和权力，是文化的直观展现。然而，建筑的漫长生命周期也给保护工作带来了复杂性：当一座建筑被重建、修复或完全重新组装时，从何种意义上说，它依然是同一座建筑？
这引发了普鲁塔克提出的经典“忒修斯之船”谜题：如果一艘船的木板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一更换，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托马斯·霍布斯则进一步推演：如果将拆下的旧木板在别处重新组装，哪艘船才是“原版”？这一悖论考验着同一性（identity）的根基：是物质实体、持续的使用与历史，还是人们的共同认同？在建筑与遗产保护领域，它将“保护”重新定义为一种在保留物质实体、维持形式与功能，或是延续赋予场所意义的故事与实践之间的抉择。
家政工人是香港和新加坡城市运转中默默无闻的“无形基础设施”。仅在香港一地，就有大约 300,000 名家政工人，服务于全市近 270 万户家庭。她们的照护劳动支撑着双职工家庭的日常生活：幼儿看护、老人赡养、烹饪、清洁，以及维持职场生活得以运转的各种日常琐事。然而，这些维系着生活秩序平衡的人，在政策制定中却大体上处于“隐形”状态——更关键的是，在城市空间中也是如此。
每逢周日，在香港的金融区，这种“隐形状态”便会转化为可见的形式。周末处于闲置状态的人行天桥和裙楼广场，转眼间变成了临时共享空间。家政工人们凭着硬纸板、小帐篷、毛巾、水和食物，外加一两个便携音箱，便组合出一处处可供席地而坐、休憩与社交的场所。这些在都市里即兴创造的“房间”，往往是她们行使空间自主权（spatial agency）的唯一契机——而在她们日常悉心打理的雇主家中或正式的城市公共空间里，她们几乎不曾拥有这种权利。在缺乏官方认可、设施完备的休憩场所的情况下，那些相对安静的桥梁和通道便成了最务实的替代选择。
我们每天走在“平坦”的地面上，很少会多想——但它到底有多平？在城市里，路缘石经过倒角处理，人行道向排水格栅倾斜，道路中间拱起以将积水排入浅浅的雨水沟中。在郊区和未铺装的道路上，起伏不平的地形更是常态。相反，在建筑物内部，我们追求近乎完美的水平度——结构框架、楼板和面层都受到严格规整，以安全和无障碍之名创造出水平的步行表面。然而，平整在本质上与水是相冲突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系列悄无声息的妥协与调和：入口处微微下斜，门槛抬高几毫米，湿区有着几乎察觉不到的坡度。地面看起来是平的，但实际上经过了精心微调——伪装成平面的微地形——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实现排水。
建筑师在应对建筑的终身大敌——水的同时，又有哪些常用方法来“保持表面平整”呢？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聚焦于三个经常出现的场景：室外或屋顶甲板、浴室及其他湿区，以及室外地面。每种场景都依赖于略有不同的工具箱——铺设在倾斜防水层之上的万能支撑器系统、通往地漏的微小坡度、隐藏式边缘排水沟、分坡设计——以维持无缝、水平表面的错觉。对这些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为了调和感官上的平整度与繁杂的现实排水需求，设计中付出了多少心血。
长期以来，临海而居一直是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温和的自然、私密的空间以及触手可及的水体，都散发着无尽的吸引力。从历史上看，海滨住宅往往偏向质朴与简约：这一方面是因为偏远场地的配套服务和材料运输较为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魅力本身就在于能够更亲近自然风雨——更简单、更粗犷、更直接。
因此，早期的海滨住宅大多采用木结构。木材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轻便、适应性强、施工迅速，且无需过多重型机械即可完成搭建。尽管木材容易风化，且在富含盐分的潮湿环境中耐久性较差，但室外级木材所具有的原始、自然质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理想海滨住宅的向往。
自20世纪初以来，霓虹灯那脆弱而短暂的美便一直令世人神往。1910年，法国工程师乔治·克劳德（Georges Claude）在巴黎车展上首次将其进行商业展示，此后霓虹灯迅速普及，并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美国赢得了广泛的青睐。上世纪中叶的美国，霓虹灯几乎无处不在：从拉斯维加斯大道的赌场，到66号公路沿线的汽车旅馆，再到霓虹闪烁的时代广场。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许多招牌被拆除或任其腐蚀，不少市政当局也因其视觉上的俗艳或高能耗而对其进行限制——尽管这项技术的能耗实际上相对较低。在美国，人们对霓虹灯的关注直至21世纪初才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相比之下，在霓虹灯于其他地区开始式微之时，香港却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接纳了它。尽管近几十年来霓虹灯招牌的安装速度有所放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更新后的条例要求拆除支撑结构达不到安全标准的悬挂式招牌——但这座城市对霓虹灯的独特情结却从未消逝。
出于工程技术的进步、城市密度的增加、空间限制，以及可以说源于对建造最高建筑的竞争驱动等多重原因，当代社会目睹了全球城市中心摩天大楼建设的激增。然而，全玻璃立面的魅力以及对更大面积连续玻璃幕墙的追求，往往是以牺牲建筑功能性为代价的。
在这些高塔中，为了美学和开阔的视野，可开启窗往往被无情牺牲。这种旨在最大化360度景观的核心筒布局，在无形中创造了建筑学上的“太阳辐射得热怪兽”。由于缺乏自然通风或穿堂风，这些玻璃摩天大楼将大量太阳辐射热量禁锢在居住空间内，几乎完全依赖机械暖通空调（HVAC）系统来降温。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超高层设计中，被动式通风策略是否已经过时？还是说，可开启系统依然可以有效地融入我们的高科技塔楼之中？
几个世纪以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丧葬习俗都将对逝者的缅怀与土地紧密相连，深植于土壤之中的墓园也因此成为永恒安宁的象征。然而，正如我们在《活人与逝者皆无立锥之地：探讨亚洲丧葬的未来》一文中所讨论的，高密度开发的城市地区土地极度匮乏，给传统的丧葬习俗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像日本这样面临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中，这一矛盾尤为突出。面对这些空间限制，地上墓园和纳骨堂该如何设计，才能在尊重文化价值的同时，为逝者提供一个尊严、宁静的安息之所？
从韧性的角度来看，过度配置（Overprovision）可以被视为一种建筑策略，旨在使空间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重新定义和长远需求。然而，过度配置是否也能成为重新审视空间设计的有效切入点？在关于空间的学术讨论中，一些领军人物的探索是否在建筑理论或实践中留下了与之呼应的足迹？
在住宅设计中，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在香港和东京等城市，最大化利用空间已成为一种文化和现实常态。设计师经常被赋予“榨干每一寸空间”以满足收纳或功能需求的任务，这无形中也折射出居民囤积与其居住面积不成比例的私人物品的倾向。
空中权交易已成为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使城市能够在保护有限土地资源的同时，实现向高空发展。空中权通常被定义为使用或出售物业上方空间的权利，它允许业主将未使用的容积率（FAR）转让给相邻地块，从而提高开发密度并创造经济收益。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对空中权及其建设或转让规则的解读大相径庭，其具体定义也会因地域而异。 随着城市中心面临土地供应紧张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空中权不断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在推动建筑设计突破的同时，也提升了经济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