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的概念是指为遏制荒漠化而开展的大规模造林行动。该项目目前正在非洲（旨在阻止撒哈拉沙漠扩张）和中国（围绕戈壁沙漠）推进，是一项应对全球气温升高、过度耕作以及土地管理不当的景观、农业、经济与社会综合发展项目。这两项正在实施的工程均为跨领域行动，联合了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志愿个人及社会团体，旨在通过恢复野生动植物生态，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这是“绿色通道”或“野生动物通道”在基础设施层面的大规模应用——即在大陆尺度上，通过条带状的植被或自然景观，将因人类开发而退化、割裂的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种群重新连接起来。
本届 Concéntrico 建筑节的项目围绕三大策展方向展开，即“身份与虚构（Identity and Fiction）”、“城市生态（Urban Ecologies）”以及“临时媒介（Ephemeral Agents）”。其中，“身份与虚构”将城市视为叙事与记忆的载体，把建筑当作挖掘和重现城市空间中所隐藏故事的手段。“临时媒介”则将临时构筑物和移动装置视为催生新型社会交往的工具。而“城市生态”则探讨建筑如何回应塑造当今城市形态的物质与气候条件，包括公共空间中的景观、资源以及环境压力等议题。
在2026年巴塞罗那UIA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大会主题“生成：转型星球的建筑”（Becoming. Architectures for a Planet in Transition）将建筑学定位为一门置身于环境、政治及社会变革之中，而非游离于其外的学科。本届大会的演讲嘉宾包括建筑师安德烈斯·雅克（Andrés Jaque），他是政治创新事务所（Office for Political Innovation）的创始人，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研究生院（GSAPP）的院长。在此期间，ArchDaily与雅克进行了对话，共同探讨了建筑学催生替代性可能的力量、实验在教育中的角色，以及为何应该将“转型”理解为一种常态，而非终点。
从吸音和隔热外墙系统，到利用农业废弃物制成的砌体单元和纺织品，人们对生物基材料的实验正不断为建筑行业注入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面对重新审视和构建人与建筑材料关系的迫切需求，专业人士、研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正从不同的设计尺度和项目阶段入手，积极探讨如何降低碳排放以及行业对环境的影响。东伦敦大学（UEL）与 Bagaceira 项目合作开发的 Sugarcrete® 吸音隔热板原型，展示了低碳设计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高性能建筑材料的无限可能。
建筑设计如何成为推动生态保护的积极工具？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与自然和谐相处便构成了人类、生物和自然循环之间无数相互关联的基础。顺应景观的设计意味着学会与其时间动态共存，而非试图控制其过程。一个地方的传统、生态、过去和现在，共同塑造了能够诠释其社区特质的空间。景观建筑可以从鸟类、植物和其他自然元素中汲取灵感，从而构建起由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交织而成的复杂、动态的环境网络。
现代城市的设计越来越多地旨在规避风险。在此过程中，城市需要收集关于气候、基础设施、生物多样性以及社会分化的数据，以便让“韧性”一词成为规划中的常态。然而，导致极化、公民参与度降低以及生态崩溃的深层原因，却往往鲜有人质疑。主导城市实践的工具往往仅关注人类体验的单一维度，而转型中的情感与想象维度，则并未被视作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哲学家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曾提出，持续的生态转型有赖于同时关注三种不同的生态：心理生态、社会生态与环境生态。主流的环境政治往往只侧重于其中的一到两项，将复杂的状况简化为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特定问题。而古老的仪式则提醒着我们，变革有赖于能够同时调动身体、社群与环境的实践。
在当前城市环境急剧变化（如热浪和干旱）的背景下，公共空间设计正呈现出新的侧重点。“重野化”（Rewilding）是指通过重新引入生物多样性来恢复自我维持生态系统的实践，并实施相关策略以扭转栖息地丧失、物种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影响。在本次由 ArchDaily 读者提交的精选概念项目中，便能看到这些策略的运用。在这些设计中，建筑被用作恢复物种间生态平衡的工具，从而逆转了其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生态破坏者的角色。
面对气候变化使城市变得日益不宜居的现实，市民面临着离开或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抉择。本文汇编的未建成项目为建设更具宜居性的城市提供了变革性的替代方案，融合了建筑建造与景观设计策略，并广泛应用于城市公园和郊区缝隙空间。作为生态实验室，这些项目将多物种视角引入设计过程，并采用了更符合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时间观念。
“今日投石，埃舒击落昨日之鸟。”这句约鲁巴（Yoruba）谚语通过巧妙地打破时空常规、以当下的行动连接过去的客体，诉说了一个关于弥补与祖辈传承的故事。这一格言为理解更广泛的西非传统，以及苏格兰裔尼日利亚艺术家和建筑师德勒·阿德耶莫（Dele Adeyemo）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切入点。作为“ArchDaily 2025未来实践奖”（Next Practices Awards）的得主之一，阿德耶莫的作品融合了生态、精神信仰、舞蹈与疆域，探讨了具身的文化实践如何在种族资本主义的建筑体系内部及对抗过程中，创造出替代性的空间可能。
阿德耶莫出生于尼日利亚，在英国长大，多年来一直频繁往返于拉各斯（Lagos）。借由这种深入接触，他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集体运动实践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这些实践展现了独特且极具想象力的“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s），并与主导系统并存运行。ArchDaily与德勒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探讨了他的艺术与教学实践，以及他是如何在主流建筑师常常视为“匮乏”的地方发现设计的精妙之处。
建筑与景观事务所 Estudio Ome 总部位于墨西哥城，由 Susana Rojas Saviñón 和 Hortense Blanchard 共同创立。其设计实践横跨森林、火山地形、城市碎片以及旧工业遗址。作为 ArchDaily 2025年度新锐实践奖（Next Practices Awards）的得主，该事务所通过对生态和地域条件的持续观察来推导项目，使设计决策直接源于土壤、水体、植被和地表的动态规律。
每一个项目都始于反复的实地感知。在进行任何正式测量之前，设计团队首先会通过步行和长时间的观察来接触土地，使排水格局、水土流失和季节更替的痕迹变得清晰可辨。这些现场考察构成了解读地表及地下圈层的基石——包括至今仍在对地表施加影响的水文特征和历史演变过程。
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扩张的美国城市居民为满足工业与制造业需求，对河流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河道被拉直、挖深、铺砌甚至掩埋，以开辟航运通道并实现区域间物资的高效运输。这些改造塑造了全新的城市景观 —— 河流被视作生产性基础设施，而非具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这种改造模式留下了深刻烙印：河岸栖息地彻底消失，水质持续恶化，区域生物多样性岌岌可危，而沿岸社区也逐渐习惯了被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河道走廊所主宰的景象。在芝加哥、洛杉矶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地区，河流的工业化改造塑造了持久的发展模式，其影响至今仍深刻塑造着现代城市的运行方式。
在性能指标或碳排放计算之外，践行生态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建造如何能成为一种设计方法，而非仅仅是最终结果？创立于首尔的 Yong Ju Lee Architecture 是一家由建筑师兼学者 Yong Ju Lee 领衔的建筑事务所。通过装置、研究导向的方案和文化项目，该工作室将建筑定位为一门根植于“制造”（making）的实验性学科：在这一过程中，设计的产生不仅来自图纸或表现形式，更源自材料行为、原型制作和建造逻辑。他的工作跨越了专业实践与学术界，始终通过计算设计、实验性材料研究，以及将生态作为责任和设计驱动力的持续投入，不断拓展建筑学的设计工具箱。2025年，该工作室被选为 ArchDaily Next Practices 奖的获得者之一。
过去一年，建筑领域迎来了一段自我反思的时期。随着 2025 年的展开，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与社会现实，这一学科在其对自身角色定位以及用户与之互动方式的理解上，步入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转折点。过去一年中，展览的关注点从将建筑视为孤立对象，转向对生态、公平、日常生活与集体想象之间关系的更广泛理解。在各大城市与机构中，展览不再仅仅作为展示窗口，而更多地充当了讨论平台：在这里，建筑不仅得以呈现，更被构想、质疑，并经由集体智慧重新定义。
尽管展览长期以来一直充当着话语、政治与社区活动的场所，但到了 2025 年，这一角色变得更为鲜明。正如卡洛·拉蒂（Carlo Ratti）在 2025 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预展期间接受 ArchDaily 采访时所言，如今的展览能够“以混合方式汇聚人群”，这一愿景随着展览演变为辩论、实验与集体反思的空间，在各大城市与机构间产生了共鸣。展览是建筑师与设计师相聚之地，是与公众公开对话之所，也是通过路人间的自发交流激发创意的源头。展览成为建筑话语突破专业圈层、延伸至更广泛公众的场域，通过日常邂逅、共享体验与非正式交流，开启了面向大众的对话。
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新兴移民城市，已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享有“设计之都”的美誉，建筑设计是深圳对其融合与创新精神的最直观表达。近十年来（2015～2025），深圳的城市建筑发展紧密地结合开放包容地城市性格、山海相拥的生态优势、传统文化与创新科技相融的在地精神，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属于深圳的独特魅力与强劲活力。
20 世纪初，现代主义作为一场革命性运动应运而生，它摒弃了历史风格，将功能性、创新性和理性置于首位。基于工业进步的承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等建筑师倡导使用新材料和新的建造方法，力求创造一种普适的建筑语言。他们的作品引入了激进的理念：开放式平面布局、为引入自然光而设置的大面积玻璃幕墙，以及将建筑抬升的“独立支柱”（pilotis），这些都象征着一个新的建筑时代的到来。然而，尽管现代主义提出了诸多开创性理念，但其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却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
尽管现代主义建筑师试图通过经济适用房和高效设计来应对社会和经济挑战，但他们对混凝土和钢材等高能耗材料的依赖，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环境后果。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往往忽视了当地气候和生态系统，造成了效率低下的问题。然而，现代主义建筑所蕴含的功能性与适应性原则，为我们如今所认可的可持续实践奠定了基础。从勒·柯布西耶的屋顶花园，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对自然的融合设计，环保设计理念的种子无疑已然存在，尽管在当时的实践中尚显局限。
近年来，建筑领域愈发将适应性、灵活性与响应性作为核心设计原则。这一演变标志着从传统静态、永久性建筑向动态响应建筑的转变，后者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条件进行调整。这一变革的核心在于“柔性建筑”理念，其利用柔韧材料与创新系统，打造出兼具功能性、可持续性与用户中心性的空间。柔性建筑通过会“呼吸”的膜结构、可移动的立面、可充气或折叠的结构以及可弯曲的表面得以呈现。它们为变革而设计——不仅体现在建筑环境方面的表现，还体现在如何适应功能转变、用户互动或临时搭建等各个层面。这种建筑方式挑战了对耐久性与控制力的认知，转而倡导一种更具响应性与开放性的建筑理念：建筑如同其所服务的社会一样，必须具备演进的能力。
随着气候的不稳定性重塑设计重点，建筑领域不再仅仅作为旁观者，而是日益深度参与到生态辩论之中。其中，逐渐受到关注的一个理念便是“再野化”，这一做法立足于通过重新引入生物多样性、移除障碍物以及重新平衡人类在景观中的存在，来恢复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尽管“再野化”通常与保护生物学相关联，但它也开辟了全新的空间与建筑想象领域 —— 这些领域对永久性、创作归属权以及使用方式等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
现代性和全球化大大缩短了地理距离，改变了社会交往方式，加速了信息在各国间的流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个世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说“每个人”时，我们指的是广大而多样化的人群。现代性和全球化对社会和技术领域明显的不平等现象都产生了影响，因为更先进、更有特权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休闲、文化和消费的基准和规范。因此，某些文化形成了一种主导性的影响，宣扬有一种“正确”的生活和城市建设方式。这种对发展的无节制追求使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付出了巨大代价。
曾经有段时间，建筑模仿山丘，屋顶复刻森林，柱子效法树木。这是由于冰川融化和全球变暖的现实向全世界发出了警告，而建筑——总体上来说随之开始关注模拟自然的形态。然而，多数人都认为，这些类似人工“生态系统”的尝试，不过是打着“可持续发展”旗号的象征性装饰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