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生命的必然，但其建筑形式却从未一成不变。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创造了不同的方式，来在世间安置逝者（或近或远，或显或隐，或丰碑耸立或悄无声息），而这些抉择始终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与政治分量。墓园，正是这种分量在空间中昭然若揭的场所，将信仰与规制转化为边界、路径与名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园的营建与城市规划如出一辙。它需要出入口、边界，以及能够持续扩展却不失清晰度的内部秩序。它不仅依赖象征意义，也依赖土地与水资源管理；不仅取决于空间形式，也取决于行政管理。然而，它真正面临的建筑学难题在于，如何在保留祭奠私密性的同时，让这片庞大且不断演变的领域清晰可读。名字必须易于寻找，路线必须清晰可辨；树木在生长，小径在偏移，石碑在风化，档案在累积。那些看似凝固不变的存在，在实践中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旨在供人们在最初的悲恸消散许久之后，依然能够反复前来、凭吊抚慰。
建筑历史往往通过标志性的姿态或技术突破来推进，然而，有些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恰恰是因为它们对视觉奇观的拒绝。建于1972至1974年间、位于比利时圣马尔滕斯-拉特姆的范瓦森霍夫住宅（Van Wassenhove Residence），便是这样一个低调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项目。该住宅被构想为一个置于林木景观中的单一连续混凝土体量，向传统的家庭舒适度、隐私和空间层级观念发起了挑战。它的存在直接而毫不妥协，却避开了宏大的纪念性，而是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由日常仪式和长期居住所塑造的生活实体。
这座住宅由建筑师朱利安·兰彭斯（Juliaan Lampens）设计，他是一位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当时主流建筑叙事之外的人物。兰彭斯主要在法兰德斯地区活动，且多承接私人委托，他创造了一系列建筑作品，其核心在于极端的空间简化、材料的真实性，以及一种近乎伦理层面的建造方法。范瓦森霍夫住宅常被誉为他最完整的杰作，这并非因为它引入了什么新颖的理念，而是因为它凝聚并固化了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的诸多核心原则。
本文是我们全新“观点”（Opinion）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旨在针对影响并塑造建筑学领域的关键问题，发表观点鲜明、论证深入的批判性文章。
每个建筑时代都由其所使用的工具定义。圆规、图板、照相机和计算机，无一不重塑了建筑师的思考和创作方式。然而，当下的转变在本质上显然有所不同。随着人工智能与生成式系统嵌入日常工作流，工具不再仅仅是建筑师双手的被动延伸，而是开始作为一种半自主的“智能体”发挥作用。它们提出方案、进行优化并展开模拟，进而产出有时甚至完全超出创作者预期的结果。
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经历了迅速且瞩目的转型，成为东南欧最活跃的城市环境之一。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建筑肌理的扩张上，还体现在旨在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建筑干预项目的规模与雄心之中。在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大型开发项目、文化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陆续落地，这也是将阿尔巴尼亚及其首都地拉那（Tirana）重新定位在区域和国际网络之中的宏大努力的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干预项目是由国际知名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他们的参与已成为该城市当前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地拉那的转型并没有主要依赖渐进式或根植于本地的发展进程，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外部视角所塑造，从而引入了全新的形式语言、建筑类型和城市策略。这些项目往往作为单体建筑或大规模的城市碎片而存在，共同构建出一种由鲜明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姿态拼接而成的都市景观。
在当代建筑领域，商业空间已不再仅仅是销售场所；它们已成为身份、形象与体验交汇的舞台。店铺、展厅以及品牌室内空间常常充当实验室的角色，建筑师在此试验形式、材质与光线，将企业叙事转化为空间体验。在此背景下，建筑师化身为欲望的塑造者，营造出引导感知、唤起情感并潜移默化影响行为的空间氛围。这一角色揭示了设计与资本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交集：这些空间不仅售卖产品，更售卖憧憬、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通过将商业转化为一场建筑表演，这些项目促使我们反思：在可见性与形象变得与功能同样至关重要的世界里，建筑学科如何权衡并发挥其影响力。
传统上，建筑学一直被描述为一门关注空间、形式和物质呈现的学科。然而，面对塑造当代建造的种种现实条件，这种理解正变得愈发具有局限性。建筑的诞生也不再源于场地、功能与材料之间的稳定关系。相反，它们是在一个由跨越地域、生态和时间尺度的技术系统所交织成的严密网络中生产出来的。能源网络、数据基础设施、开采过程以及全球物流，对建筑的塑造作用正如气候或城市语境一样具有决定性。
从这个视角来看，建筑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客体，不如说是更宏大技术领域中的一个切片。供应链、数据系统、自动化维护和能源网格并非隐匿于建成环境的“背后”。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直接决定了什么可以被建造、其造价是否可承受、建筑在时间推移中的性能表现，以及它们会产生何种废弃物。如果主要从形式层面来评估建筑，就有可能忽视那些制约其生产和生命周期的系统。
在当今社会中，生态资源濒临枯竭、空间趋于饱和，建造行为已然成为兼具创造与消耗双重属性的活动。数十年来，建筑领域的进步一直以“新”为衡量标准：新材料、新技术、雄心勃勃的新地标建筑。然而，这一学科正日益受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建筑师们逐渐认识到，“少做加法”反而能产出更有深度的设计成果，这一转变标志着“克制型建筑”理念的兴起：这是一种以悉心呵护、维护保养以及刻意避免额外建造为特征的实践方式。
这一理念认为，最可持续的建筑往往就是那些已然矗立着的建筑，而改变可以通过保护、修缮，甚至是通过“不作为”来实现。选择“不建造”成为一种兼具政治意义与创造性的行为，这是对地球物质资源有限性以及需求的无休止增长所面临的伦理局限的回应。建筑不再局限于创造新形式，而是开始拥抱延续性，延长那些已然存在于世上的建筑、材料以及记忆的寿命。
几个世纪以来，整个海湾地区的本土住宅建筑一直围绕着庭院来组织。住宅往往呈现出厚实的外墙，对街一侧开窗较少，从而向内朝向作为日常生活核心的遮阴花园。这种空间布局兼顾了气候与文化的需求。庭院不仅能为进深较长的平面引入自然光，促进穿堂风，还能在密集的城市肌理中提供一个免受干扰的户外环境。在位于巴林迪亚尔穆哈拉格（Diyar Al Muharraq）的“七园之家”（House with Seven Gardens）中，总部位于巴林的建筑事务所 Civil Architecture（ArchDaily 2025年度新锐实践奖得主之一）结合当代郊区住宅的现状，重新审视了这一空间传统。该项目并非将庭院住宅作为一种历史范式进行简单复制，而是在塑造了当今大部分海湾地区城市发展的规范框架和空间条件下，对其环境逻辑进行了重新诠释。
在数字化转型之前，建筑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具体有形的。它留存于图纸的分量、模型的岁痕以及书籍的厚度之中。保护建筑意味着保存其留下的痕迹——那些图档、草图和照片，正是通过这些媒介，建筑在其实体形态改变或消逝很久之后，依然能被人们所铭记。20世纪发展起来的现代建筑档案馆，既是庇护所，也是确立合法性的机制。诸如加拿大建筑中心（CCA）、葡萄牙建筑之家（Casa da Arquitectura）或德国建筑博物馆（DAM）等机构的建立，均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保存建筑即是保存其文献。
然而，这些档案馆并不仅仅是存储知识。它们还决定了什么才算作建筑、谁能入选经典名录，以及历史将如何被叙述。归档即是对过去的编辑——决定哪些内容可以载入，哪些被忽略，以及它们将如何被解读。正如米歇尔·福柯以及后来的雅克·德里达所论证的那样，档案馆绝非中立的存在；它是一种权力工具，一个进行选择与排斥的空间。在建筑学中，这种动态关系尤为明显，因为档案馆记录了可见的事物，却让那些不属于其分类范畴的事物归于沉寂。收集行为在本质上向来就是一种评判。
那不勒斯坐落在地中海之滨，在数百年不曾间断的营居历程中历练成长，在这座城市，建筑与时间早已融为一体。在致密紧凑的城市肌理中，层叠交错的希腊地基、罗马基础设施、中世纪教堂、巴洛克宫殿与现代置入空间和谐共存。那不勒斯宛如一个由建筑结构、改造调适和循环利用共同构成的累积体；在这里，建筑极少作为孤立的客体存在，而是往往融入更为宏大的空间、社会与历史系统之中。
这座城市的建筑与其地理特征及建造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那不勒斯依山傍海，向着垂直和内向维度发展，通过庭院、狭长街道和厚重的砌体墙来调节光照、微气候与空间流动。地下空间、重新利用的罗马蓄水池以及在凝灰岩中开凿的结构，将城市向地下延伸，构筑起一个平行的地下建筑维度，无声地支撑着地上的日常生活。
德鲁日巴温泉疗养院（Druzhba Thermal Sanatorium）坐落在克里米亚的悬崖之上，与其说它是一座建筑，不如说它更像一艘降落于此的宇宙飞船。它的圆形体量、悬空平台和螺旋坡道，让人联想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72年的电影《飞向太空》（Solaris）中的场景，在那里，建筑与心理融为一体，构成了独特的景观。该建筑群由伊戈尔·瓦西列夫斯基（Igor Vasilevsky）建于1978至1985年间，最初被设计为石油工业职工的温泉度假村，是苏联庞大的疗养与娱乐设施网络中的一部分。
除了作为康复场所，“德鲁日巴”（意为“友谊”）还承载着更宏大的政治与美学抱负。它试图将技术实力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康复理想融为一体，将集体的福祉转化为具体的空间形式。庞大的建筑体量耸立在俯瞰黑海的陡峭海岸悬崖上，其核心混凝土筒体支撑起向外呈放射状延伸的翼楼，宛如一个巨大齿轮的叶片，反抗着地心引力。远眺之下，它既具有机械的冰冷，又蕴含着有机的生命力，是基础设施与自然景观的混合体。
建筑遗产常被描述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幸存物。然而，单纯的“幸存”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建筑得以保留，而另一些却消失了。如今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许多作品，曾经也饱受批评、争议，甚至被公开排斥；它们曾被指责为社会引导失当、材料存在缺陷或象征意义过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是这些缺点成为了其意义的核心，因为遗产本身就是一个缓慢而充满变数的阐释过程。
当代建筑正面临着严苛的审视，承受着来自环境责任、社会公平、经济波动以及技术加速变革的多重压力。建筑被期望在伦理、效率和象征层面同时发挥作用。因此，建筑的失败不再是个案，而是变得愈发普遍。项目老化得更快，材料更早显露出局限性，而城市策略也迅速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现实脱节。
一张长桌几乎可以置于任何地方，且无论在哪里，它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它可以延伸在集市雨篷之下，顺着学校食堂铺展开来，或是占据共享起居室的中心，并在转瞬之间改变空间的温度。
正因如此，长桌与其说是一个物件，不如说是一种空间工具。它并不保证人与人之间必然产生联结，其外观在默认情况下也鲜少显露出“包容性”。相反，它创造了条件：一个共享的边缘、一种共同的到达节奏、一个彼此可见的视野，抑或是一条将进食转化为与他人共处场景的规则。食物研究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共食”（commensality），即共同进食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所能创造、强化或挑战的社会秩序。然而，在这里，重要的并非长桌的具体尺寸或功能，而是这一狭长表面容纳差异、对话与沉默的方式；它承载着亲密与疏离，也容纳了加入的决心与迟疑的权利。
利雅得（Riyadh）曾是一个以泥砖墙和庭院住宅为特色的内志（Najdi）定居点，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历了一场最为剧烈的城市变革。石油资源的发现、政权的巩固以及基础设施的迅猛扩张，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将这座城市从一个地区性首府重塑为一座无序蔓延的超级大都市。这种快速的发展使利雅得的城市肌理呈现出鲜明的断裂感：零散的本土传统建筑、20世纪中叶的机构现代主义风格以及日新月异的当代天际线在这里交织共存。
近几十年来，随着大规模开发战略和文化投资项目的推进，这种多重历史肌理重叠的现象愈发显著。在这些规划中，建筑被赋予了重塑国家认同的工具性角色。国际建筑事务所在塑造利雅得的重要机构、基础设施和地标建筑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本土设计工作室也开始展露头角，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诠释气候、材料与社会空间的关系。
在城市可见的表层之下，隐藏着一个不可见的建筑世界。地铁、隧道、给排水系统、数据电缆以及防空洞，共同构成了一个密集交织的网络，在暗中维系着城市生活的运转。我们脚下的土地并非虚无之境，而是一个复杂的场域，承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础设施、记忆与焦虑。近年来，随着土地资源日渐稀缺以及气候压力不断加剧，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开始将目光投向下方，重新发现地下空间作为物理与概念前沿的价值。进行地下设计，本质上就是与塑造地上世界的隐形机制展开对话。
长期以来，地下空间一直是建筑与政治、技术和信仰相互交织的场所。从罗马的地下墓穴到现代工业化的地铁，向下探索不仅象征着庇护，也意味着暴露。而20世纪的城市规划将这种向下探索的姿态转化为了一种系统：地铁、避难所和市政公用设施重新定义了城市剖面，使其成为一种治理工具。在高效与进步的承诺背后，地下空间默默承受着战争、监视和崩溃时代的焦虑。它的演变不仅揭示了社会如何进行建造，更揭示了社会在恐惧什么。
如今，地下已成为城市扩张与生态适应的新前沿。随着数字基础设施、能源系统和气候缓冲带向地表以下迁移，建筑学不得不面对一个兼具技术与形而上学属性的空间——它至关重要却又边缘化，悄无声息却起着决定性作用。从剖面而非平面去思考，意味着承认当代城市已不再仅仅存在于天际线中，同样存在于其深度之中。建筑学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占用这一空间，更在于如何使其变得清晰可读，将不可见之物转化为知识，将隐隐之所转化为全新的设计疆域。
每年都会涌现出新的理念、项目和建筑文化的变革，但同时也伴随着那些塑造了数十年建筑学科的先驱人物的离世。建筑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也在逝去中不断进步。当那些阐明建筑语言和抱负的人物离世时，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已完成的作品或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他们的离去构成了一个门槛，一个建筑学科停下来思考的时刻，让我们得以审视哪些东西得以保留，哪些东西正在演变，以及哪些东西将继续指引我们。这些逝去的时刻提醒我们，建筑是一个漫长的集体建构过程，它不仅由那些塑造当下的人所承载，也由那些其远见卓识持续影响我们对城市和景观思考的人所承载。
2025 年离我们而去的建筑师与思想家们来自全球各地，但他们作品所探讨的问题却往往交织在一起。一些人从身份认同、象征意义和历史延续性角度审视城市，力求将建筑环境扎根于文化记忆之中。另一些人则通过工程精度、生态系统或激进实验来解读城市，拓展了建筑的边界，以及人们对建筑的体验方式。他们的作品所涉背景极为多元，涵盖战后英国、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中欧先锋派，以及不断演变的柏林和纽约文化机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光谱，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些光谱定义了建筑文化，并将继续塑造建筑文化，揭示了建筑与社会、科技和环境互动的多种方式。
混凝土常被视为现代性的象征，以其结构强度、质朴质感与辨识度极高的灰色调而著称。它成为 20 世纪建筑的默认调色板，象征着功能性与永恒性。然而，混凝土并非注定只能拥有这一色彩身份。其颜色是混合所用水泥、骨料及化学成分的副产物，且可通过添加颜料有意改变。在众多探索的色彩中，红色脱颖而出 —— 不仅因其视觉冲击力，更因其能将建筑植根于特定地域，唤起文化联想，并赋予建筑一种既原始又富有表现力的物质存在感。
为混凝土着色需在搅拌过程中加入矿物基着色剂 —— 通常是氧化铁。与涂刷于表面的油漆或涂层不同，这些颜料直接融入混凝土本体，确保色彩渗透材料并持久稳定。红色颜料尤其常源自氧化铁（Fe₂O₃），这是一种天然存在于黏土、赤铁矿及其他富铁矿物中的化合物。其深沉、质朴的色调将当代建筑与古老技艺相连 —— 从罗马火山灰砂浆到西非与南美洲的红土建筑。
迈阿密坐落于佛罗里达州南端，沿大西洋海岸绵延展开，人们常通过印有海滩、棕榈树和临水玻璃塔楼等明信片式景致来介绍这座城市。然而，在这熟悉的景象背后，却是一座由移民、旅游业和房地产周期共同塑造的城市，在这里，建筑屡屡被用来展现新身份，重塑城市景观。从早期的度假酒店和南海滩的装饰艺术风格立面，到海湾边实验性的高层建筑和文化机构，建筑环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迈阿密如何应对气候、经济和日常生活的途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座城市通过层层叠加的开发不断成长，这些开发痕迹仍在其街道和天际线中清晰可见。历史悠久的装饰艺术区那流线型的几何形状和柔和的色彩，与比斯坎大道上迈阿密现代（MiMo）汽车旅馆的活力四射的造型以及战后基础设施相得益彰。市中心和布里克尔（Brickell）已从低层商业区转变为密集的住宅和办公楼群，其中许多建筑由国际公司与当地事务所合作设计。与此同时，小哈瓦那（Little Havana）、阿拉帕塔（Allapattah）和温伍德（Wynwood）等街区则展现了离散社群、工业遗产和创意产业如何占据并改造现有建筑，这些往往与以形象为导向的海滨区域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