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建筑学一直着迷于“轻盈”这一概念。从早期旨在保护自然景观的现代主义实验开始，架空建筑就被视为在保持地形连续性的同时保护地面的有效途径。体量被立柱托起，基础设施将交通流线与地表分离，整个功能体块得以悬空于地面之上。

这一设想在20世纪初期通过勒·柯布西耶的“底层架空柱（pilotis）”概念得以确立，该概念主张将地面层从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用立柱抬高建筑物，建筑师试图维持地面的连续性，使人流、植被和公共活动得以在建造体量下方自由展开。建筑占据着上空，而地面则保持开放、通达与共享。

+ 19

罗伯托·布雷·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rx）常被誉为景观设计领域的先驱人物，尤其是他将自然融入城市环境的创新方法备受推崇。他的作品以对本土植物的深刻尊重和对生态平衡的执着追求为特征，为当代的景观设计师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流失成为全球紧迫议题的当下，重温布雷·马克斯的设计原则，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创造出既实用美观、又具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城市空间。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布雷·马克斯的作品就已预见到了当今许多关于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福祉的关注焦点。早在“可持续设计”或“绿色基础设施”等术语普及之前，布雷·马克斯就已经在倡导使用本土植物，并认识到它们在构建仅需极少人工干预的自维持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作用。他的项目经常将被忽视的城市区域改造为充满活力、生态平衡的空间，不仅改善了周围环境，还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 23

建筑与船舶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形式与功能之间引人入胜的相互作用，并且经历了深远的发展。这两个学科在创新、美学和功能性方面有着共同的历史，长期以来彼此相互启迪与借鉴。在这一“恋爱关系”中，建筑师不断从船舶中汲取灵感，尤其是在现代主义时期，轮船流线型、高效的设计深远地影响了建筑的美学表达。反过来，建筑学原理也被引入到船舶的设计中，以提升其功能与形式，展现出至今仍在重塑这两个领域的双向互动。

+ 29

现代主义景观建筑学标志着对传统园林设计的颠覆性变革，它强调简约、功能性以及人与环境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一运动孕育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景观设计师，他们将形式与功能完美融合，重新定义了室外空间。他们的设计顺应了当时快速演变的城市景观，将实用性置于首位，并创造出能够承载现代生活的环境。这些原则的深远影响至今仍在塑造着当代实践，而随着这些景观的逐渐老化，其保护工作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

+ 18

长期以来，建筑一直被视为塑造物理环境及其内部社会动态的强大工具。然而，它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潜力却常常被忽视。共情驱动的设计邀请建筑师在开展工作时，不仅要扮演空间创造者的角色，更要成为人际联系与社区福祉的促进者。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理解人们的切身生活经验、挣扎与渴望——特别是边缘化群体——并通过充满关怀且具包容性的建筑来回应他们的需求。它超越了美学和功能主义，转而专注于创造能够培养尊严、无障碍性和社会公平的空间。通过将共情放在首位，建筑师可以设计出振兴社区、消除差距的环境，并以一种切实且以人为本的方式创造推动积极社会变革的包容性空间。

+ 13

几个世纪以来，模型一直是建筑设计的核心。它们为建筑师提供了一种切实的媒介，用于探索创意、验证概念以及传达设计愿景。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模型在建造与推敲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工具性作用，深化了人们对形式、比例和空间关系的理解。然而，在三维模型和虚拟现实（VR）已成为高效且强大工具的数字化时代，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实体模型在当代建筑中是否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 24

纪念碑通常是一个国家所委任建造的最保守的建筑。它承载着稳定记忆、清晰呈现历史以及为共同叙事赋予公共形式的期许。然而，二十世纪的东欧——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却诞生了一整套与这些预期背道而驰的作品，挑战了纪念碑、记忆与再现之间的传统关系。这些建筑实践通常被统称为 spomeniks（纪念碑），它们或许是该地区涌现的更为广阔的纪念性建筑图景中最著名的代表。彼时的这些社会刚从占领、内战或革命中复苏，没有一个社会拥有能够承载其复杂历史的单一象征性语言。因此，许多建筑师和艺术家并没有去寻找新的英雄或偶像，而是转而将空间本身作为构建记忆的媒介。

这些纪念碑介于雕塑与建筑之间，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地位。从某种尺度来看，它们犹如精心设计的抽象构图，其条理之清晰堪比康定斯基的画作。而在另一种尺度下，它们似乎未完全定型，仿佛在试探一种尚在成型中的空间语言的边界。它们的形式往往介于笃定与实验之间，使同一座纪念碑既可被视作受控的几何体，也可被读作对集体记忆如何栖居于空间的开放式探索。然而，正是这些多重解读的并存，赋予了其中许多作品经久不衰的多义性。

+ 11

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工业生产的遗迹已成为探索新型城市状况的实验室。仓库、发电厂和造船厂，这些曾经象征着劳动力与进步的建筑，如今已成为等待被重新构想的巨大空壳。建筑师们没有选择抹除这些结构，而是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来使其适应当代需求，将生产空间转化为文化、教育和社区生活的场所。

这一转变反映了建筑领域优先事项的更广泛变革：少建多用。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既是对环境紧迫性的回应，也是对城市环境中文化连续性需求的满足。

+ 17

地拉那正经历着一些建筑界甚至尚未找到恰当词汇来定义的变革。短短几年间，这座人口不足百万、坐落于欧洲最不为人知的国家之一的城市，已然成为建筑雄心高度汇聚的瞩目之地——在这里，那些平日里极少在同一座城市、更不用说在同一时期合作的顶尖事务所，正同时开展着建设；在这里，那些困扰着当代建筑界的核心议题，也带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于6月3日至5日在地拉那举办的第二届“面包与心”艺术节（Bread & Heart Festival），汇聚了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两百多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开发商和专业人士，共同探讨“丰盈的景观”（Landscapes of Abundance）。这一主题围绕着“从肖像到景观、从单一建筑到整体领地”这一策展前提展开。其汇聚的嘉宾阵容在任何其他建筑界年度盛事中都难以复刻：弗朗西斯·凯雷（Francis Kéré）、珍妮·冈（Jeanne Gang）、苏玛雅·瓦利（Sumayya Vally）、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比亚克·英格尔斯（Bjarke Ingels）、雷尼尔·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斯特法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凯尔斯滕·吉尔斯（Kersten Geers）、贝内德塔·塔利亚布（Benedetta Tagliabue）以及马岩松等均名列其中。

+ 43

叙述建筑与食物的历史，往往遵循着一种标准范式。这种叙述始于人类耕作、储存、分发和消费的决策，终于这些决策所催生的建筑实体。在这一历史版本中，食物是契机，而建筑则是对这一契机的回应。

然而，如果故事的走向并非如此呢？如果是西红柿建造了阿尔梅里亚？如果是鳕鱼重塑了北大西洋？甚至，如果大豆此时此刻正一边在桑托斯建造港口，一边摧毁塞拉多（Cerrado）的森林，而建筑师只是未曾被告知呢？这些景象并非虚构，而是对已经完成或正在激烈进行中的过程的写照，它们塑造了当今世界上最具空间影响力的当代景观。我们所身处的建成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所食之物的压力、新陈代谢和领土野心所塑造的。在这一过程中，建筑往往与其说是一项主动的规划（project），不如说是一种被动的结果（consequence）——而建筑学科长期以来，一直从错误的源头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 23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文化一直受到对“轻盈”追求的塑造。钢结构和幕墙将建筑围护结构简化为分隔内外的薄薄一层，立面则演变为光滑、连续的表面，窗户则如同在一个抽象平面上精准切割出的开口。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建筑一直被视为实体的化身：墙体具有深度，窗户深嵌在厚重的砖石之中，空间往往被体验为从坚实的构造中雕凿而出的产物。近年来，一些当代项目似乎在重新审视这种古老的空间逻辑。它们通过深邃的洞口、整体性的体量和厚重的围护结构，将“厚度”作为一种建筑条件重新引入设计语汇。

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建造技术的排斥，亦非对历史形式的怀旧复归。相反，它反映了人们对材料、实体与虚空之间基本关系的重新关注。通过将厚度重新引入建筑语汇，这些建筑将当代实践与悠久的传统重新联系起来——在这些传统中，空间与建造的重量及深度密不可分。

+ 19

地处亚得里亚海景观与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的交汇处，地拉那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欧洲最迅速的城市转型之一。这座城市曾以刻板的社会主义规划和政治孤立为特征，如今则通过非正式增长、国际投资以及旨在重设其公众形象和空间结构的战略性城市干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与重塑。

自21世纪初以来，一系列城市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现任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在担任地拉那市长期间发起的倡议）推广了色彩、公共空间和建筑实验，将其作为激活市民生活的工具。地拉那的发展并非完全依赖宏观的总体规划，而是通过点状的干预措施展开，使单体建筑和公共空间在碎片化的城市肌理中扮演起催化剂的角色。

+ 15

建筑遗留在地下的东西，比它在空中建造的东西更为持久。一栋被拆除的建筑可能在几天内就从天际线上消失，但它的地基却会世代留存在土壤之中。当一座工业园区被拆毁时，其造成的污染并不会随之消散。当殖民统治结束时，刻在殖民地领土上的法律边界也不会因此溶解。土地承载着那些被建筑转瞬即忘的一切。

正因如此，土地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才显得如此棘手。建筑学倾向于向上看，关注形式、立面以及居住的空间体验。然而，地面是建筑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它的终点：在这里，建筑物转化为地质存在，法定产权转化为领土诉求，而建造行为则转化为资源开采。将土地视为一种媒介而非仅仅是一个基准面，意味着必须承认，建造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地面上肉眼可见的物理实体要深远得多。

+ 20

建筑从未局限于建造行为本身。它始终在物质实践与思想反思之间不断协商。然而，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许多建筑师逐渐意识到，仅凭建成项目并不足以回应这一学科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经济压力、政治语境与功能需求常常限制了建筑实践的范围。

相比之下，展览和策展平台为实验与批判创造了空间，使建筑能够反观自身：重释过去，质疑当下，并投射未来。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建筑师—策展人”的身份逐渐出现。他们将策展本身视为一种设计实践——设计的对象不再是墙体或立面，而是话语、叙事与意义框架。

+ 32

2026年，苹果公司迎来了成立五十周年的里程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苹果公司发展出了一套高度连贯的建筑语言，将品牌影响力延伸至建成环境之中，将零售店、办公场所及公共空间转化为其品牌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空间不仅引导着人群的移动，构建起人际互动，更塑造了用户感知其产品和品牌本身的方式。

从手持设备到城市室内设计，苹果一直追求对形式、材料和体验的绝对控制。建筑便成为了这一系统的延伸。针对零售环境的研究表明，空间布局、视线通透度及动线规划能够有效塑造行为与互动，从而将建筑转化为品牌与用户之间的交互界面。

+ 10

建筑常常被视为其所处时代、时代欲望、对进步的信仰以及对秩序构想的具象化表达。然而，这种解读往往抹平了建筑产生的具体条件。它暗示着建筑只是历史的附庸，而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建筑积极地参与了历史的塑造。没有什么时期比20世纪更能证明这一点——彼时，建筑与政治议程、经济体制以及关于集体生活如何组织的不同愿景深度交织在一起。

那些通常被归入现代主义标签下的实践，往往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宏大体系，以形式的清晰性、技术乐观主义以及对历史风格的决裂为特征。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那些经典的核心区域之外时，这种表面的连贯性便消解了。相同的空间原则（标准化、功能分区、工业化生产）被引入到结构和目标大相径庭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中。一个看似静态的运动，实际上作为一个灵活的系统展开，并根据各个政权的优先任务不断调整方向。表面上共通的语言，在实践中却是一套服务于截然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工具。

有些城市的发展循序渐进，有些城市则在爆发式的加速中实现重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似乎就介于这两者之间。其历史核心区——内城（Icherisheher），至今仍保留着一种抵御扩张的空间逻辑：紧凑、封闭，以邻近性与重复性为特征。然而，一旦越过城墙，整座城市便开始发生转变。空间尺度不断放大，建筑间距随之拉宽，建筑之间的关系也从原有的连续性转变为对视觉显现力的追求。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巴库一直致力于刻意塑造自身的城市形象。石油财富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建筑则成为其最核心的工具。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黑达尔·阿利耶夫文化中心（Heydar Aliyev Center）以及火焰塔（Flame Towers）便是这一转型的象征，其极具张力的形式不仅在城市实体中矗立，更在媒体传播中广为流传。它们是精准、受控且高度成熟的建筑实体。但同时，它们也引入了一种不同的城市逻辑——这种逻辑更强调建筑的独特性而非连续性，并将建筑定位为某种城市形象的表意媒介。

+ 12

传统上，建筑史是以实体的永恒性来记载的。我们通过过梁的重量、墩柱的体量以及墙体的阻隔来定义这一学科。即便在提及“轻盈”时，人们通常也将其理解为一种消减行为——截面的变薄或荷载的勉力减轻。然而，还存在着另一条平行发展的历史脉络，它不那么显而易见，也更难抽离出来：在这条脉络中，建造的核心材料并非占据空间的实体，而是在空间中流动的介质。

将空气视作一种媒介，意味着超越建筑外表皮的二元对立。室内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不再是绝对的分隔线，而是转化为一个过滤与施压的场所。由此，我们开始将建筑视为一个热阀，一系列渐变的梯度——在这里，湿度、风速和热量不再仅仅是需要依靠暖通机械系统去缓解的背景“工况”，而是正在被塑造的物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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