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林梅雷大道（Mere Boulevard）的尽头望去，林纳霍尔（Linnahall）宛如一座由石灰石和混凝土构筑的长条状低矮体量，横卧在老城区与海湾之间。它的高度被刻意控制在中世纪天际线之下，以便从水面上依然能望见那些尖顶。宽阔的阶梯顺着建筑两侧延伸至铺设成公共广场的屋顶；从那里，一连串露台台阶向下通往一个小码头、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以及开阔的芬兰湾。在这片屋顶之下，容纳着一个可容纳4200人的露天剧场式大厅、一个6000平方米的前厅、一个冰上运动馆、数家咖啡馆、一个保龄球馆以及一间录音室。
该建筑于1980年夏天落成启用，当时名为“列宁文化体育宫”，恰逢莫斯科奥运会帆船比赛举行。由于作为首都的莫斯科没有海岸线，塔林代表其承办了该项赛事。这是该市奥运规划项目中120多个工程之一，同期建设的还包括皮里塔（Pirita）帆船中心、电视塔、奥林匹亚酒店（Hotel Olümpia）以及一座全新的机场航站楼。
公元537年，当东哥特人围攻罗马时，他们的首要军事行动便是切断输水道。11条依靠重力输水的管道每天为这座城市提供多达100万立方米的水，这不仅足以维持100多万人口的生存，还能注满公共浴场，并冲刷下水道。失去了输水道的罗马沦为一个守着一条被污染河流的封闭堡垒，这证明了水对于城市生存的绝对重要性。
与可以圈地据为己有的土地或可以储存的石油不同，水是一种无人能完全占有、却人人赖以生存的资源。它流经含水层，跨越国界，顺流而下。罗马人深知这一点；输水道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让流向喷泉的水供所有人取用。弗朗蒂努斯，这位在公元一世纪主管罗马水利系统的官员，以极其严谨的态度记录了每一次水资源的分配、每一次非法接水以及每一次对系统的滥用，他深知水资源管理是一项关乎公民权利的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一直有能力使水成为一种公共福祉，但同样，通过相同的手段，建筑也能使水成为一种特权。
1868年，当伦敦泰晤士河以北的主排水系统竣工时，大都市工务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在一座污水泵站内举行了宴会，以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这座名为埃比米尔斯（Abbey Mills）的泵站由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与建筑师查尔斯·德赖弗（Charles Driver）在先前三年中共同建造。其平面呈十字形，配有八台梁式蒸汽机，每个翼部各装有两台。它的建筑风格被解读为拜占庭式、意大利中世纪式、俄罗斯式、拉斯金哥特式以及摩尔式；其装饰华丽的双子通风烟囱更是高达60多米。建造者称其为“沼泽中的优雅建筑”，并认为它大可被误认作一座清真寺或神庙。
然而，巴泽尔杰特建造的其他绝大多数设施都被埋于地下，而这个唯一的例外也没能延续过下个世纪。1933年，埃比米尔斯泵站的蒸汽动力被电动机取代，自此闲置的烟囱也于1941年被拆除——当时人们担心空袭炸弹会将其击倒并砸毁泵站。此后，环境卫生工程逐渐向可量化的指标靠拢，如处理量、排放水质和水力坡度，而建筑外观根本不在考量之列。污水处理设施随之向外迁移至地价低廉的洪泛区、河口和城市边缘，并利用重力进行自然流转。
理论上说，参加建筑竞赛是建筑系学生所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然而，竞赛之所以吸引学生，在于其提供了实验的契机：在常规学期的教学节奏之外，接触一个界定宽泛的设计任务，从而有空间去尝试非常规的构想与不熟悉的工具。这种与学术评估拉开距离的做法是近期才发展起来的，而在历史上，竞赛曾一度是建筑教育的核心。
在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教学工作分化为两个维度：一是工作室（atelier），学生在执业建筑师的指导下方案深化；二是竞赛，由教授组成的评审团在不跟踪方案深化过程的情况下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独立评判。这一模式后来被接受过法国传统训练的教师引入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宾夕法尼亚大学（Penn）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等学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学校保留了工作室模式（演变为如今的设计课程 studio），而将竞赛边缘化，推向了教学大纲的边缘。
1948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西岸建立了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Fresh Kills Landfill）。该选址因地处偏远湿地且地价低廉，起初仅计划作为临时设施，但到1955年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并在1991年的鼎盛时期达到日均接收垃圾2.9万吨。截至2001年，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持续运营后，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占地已达2200英亩（约为中央公园面积的三倍），并在太空中清晰可见——尽管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奇观。规划之初，摩西并未料到自己会设计一个垃圾场，而是（在不公开使用这一称呼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地貌：四座海拔高达60米的人造山丘，完全由800万城市人口日常生活的累积残留物堆砌而成。
如今，这一地貌正在缓慢地蜕变为一座公园。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赢得了该市于2001年发起的国际设计竞赛，并提交了名为《生命景观》（Lifescape）的总体规划，这一项目将耗时30年才能最终完成。填埋场的四座土丘正在被覆盖封顶、植树造林，并逐步向公众开放。在这些人造山丘周围的湿地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垃圾分解产生的甲烷也被收集并引入能源系统。纽约消费社会的铁证，在此被转化为生态工程的壮举和一项机构记忆管理的实践（以此让这座城市最令人尴尬的景观，逐渐蜕变为其本该拥有的模样）。
过去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一直是欧洲建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数十位国际建筑师在此深耕，他们的项目承载着重塑这片土地蓝图、结构与城市的愿景——而这个国家至今仍处于上世纪政权影响后的转型重建期。承认这种增长和地貌的改变，不仅意味着要看到每种形式背后的故事，也意味着要承认，存在着比建筑本身更具说服力的“档案”。
由 Anneke Abhelakh 主编、Lars Müller Publishers 出版，并由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撰写前言的《阿尔巴尼亚档案》（The Albanian Files），将60家国际建筑事务所二十年来的在阿实践凝聚为一部厚重的出版物。其装帧、色彩以及沉甸甸的分量，本身就是对该国近期历史解读的一种有力宣言。这本书宛如一份延展的文献，绘制出这些发展进程留下的痕迹。书页中所呈现的大部分内容，揭示了权力结构、委托模式以及某些引发争议的立场与后果。揭露真相是走向透明的标志，但也折射出，有些事情本从一开始就不该被隐瞒。当前的阿尔巴尼亚正致力于对外开放，并日益渴望与世界接轨（通过发展旅游业及谋求加入欧盟的前景），因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坦诚与明晰。
世界上没有比高山更难建造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一处的建筑让人感到如此充满临时感。从安第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到阿尔卑斯山脉，高海拔建设将建筑还原为最本质的应对关系。岩石本身常被视为永恒的化身，然而，一座建在人类居住极限边缘的建筑，却必须与周围的一切展开妥协与博弈：无遮无拦的强风、陡峭且冻结到无法开挖的地面，以及所有必需物资都需要从遥远的下方运来。能带上去什么、人手有限的情况下能组装什么、什么能够维持自给自足——这些都是这一难题中必须考量的核心限制条件。
这些限制反而在那些本无关联的山脉之间，催生出了一种惊人一致的建造文化。避难所、山地小屋、简易营地与观测站都归属于同一种类型学。在其中，庇护所与物流运输密不可分，而轻量化、预制化和自给自足，早在它们被奉为美德之前，就已经是结构上不可或缺的必然要求。
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建筑师总认为自己正在解决比邻里琐事更为艰难的挑战。然而，像“线形城市”（The Line）这样一个旨在容纳900万居民、全长170公里且建于无主之地的项目，在建筑学层面的难度，其实远不及一个拥有百年租期、产权纠纷不断，且规划部门深知前三家把“社区”挂在嘴边却心怀鬼胎的开发商套路的旧城基地。相反，前者的难度要低得多：没有需要说服的对象，没有需要面对的历史，也没有会输掉的争论。由此不难产生疑问：如果真正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摆在距离事务所两条街之外、至今未得解决，而那个更容易的问题却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效果图与融资，那么此时用“雄心”来形容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妥当。这其实是在刻意逃避某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被逃避的究竟是什么。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批零星浮现的小型事务所（其创立均未满十五年，且体量尚不足以需要发表传统意义上的宣言）彼此独立地达成了某种相同的“拒绝”姿态：在建筑学这个过去十年里一直将“笃定”作为完美饰面进行兜售的学科中，它们拒绝过早地表现得过于确信。它们或许会抵触被归入同一门类，但这一巧合本身说明了，在2008年之后，建筑实践中的某种特质让“天真”成了唯一值得尝试的姿态。
至少从2019年起，Fala 就开始用一个由两个词组成的定义来描述自己，并在数十家建筑媒体上被一字不差地反复引用：“一个天真的建筑事务所”（naïve architecture practice）。没有脚注，没有讽刺，仅仅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的事务所，凭借着一个建筑学花了一个世纪试图摆脱的词汇，在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一系列住宅、鸟屋和公共机构委托项目。这个词引发的问题不在于其建筑是否足够优秀（它们通常确实很优秀），而在于一个事务所选择将“天真”作为公开立场意味着什么。后讽刺（post-irony）的终点与营销的起点究竟界限何在？
本文是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推出的纸媒特刊《阈值》（"Thresholds"）的一部分。
在地下深处，埋藏着一种悄无声息地塑造了现代世界建筑的物质。在建筑学的讨论中，石油鲜少被提及，然而石油的开采、流通与消耗却深刻地重构了区域的空间逻辑。管道、炼油厂、钻井平台、港口、高速公路以及石化综合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景观，维系着当代生活的运转，并组合成一种离散的能源建筑学。
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石油成为了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它为交通提供动力，为工厂注入能量，并支撑着那些空间组织依赖于持续能源流动的城市发展。然而，维系这些能源流动的物理基础设施却极少成为建筑学探究的对象。人们的注意力仍主要集中在形式、类型学或城市密度上，而支撑这些环境的物质系统在学科内部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从水面望去，塔林展现出一座汉萨同盟商埠城市的天际线。苏联时期，大部分海岸线都是军事禁区，使得港口成为城市与海洋相遇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哪怕是专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帆船比赛而建的巨型混凝土场馆——林纳哈尔（Linnahall），其选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确保驶入港口的船只能够远眺老城区的风光。半个世纪以来，塔林的发展逐渐背离了那片曾孕育其贸易繁荣的水域。因此，当1991年爱沙尼亚恢复独立时，这座首都最富价值的一些土地，反倒成了市民眼中最陌生的地方。
塔林近年来的建筑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重新连接”的建筑。这座城市正在重新开放曾经被隔绝的区域，改造失去原有功能的建筑，同时在城市、基础设施和景观边界尚待确立的地带兴建新建筑。从港口附近的罗特曼磨坊（Rotermann's mills）到诺布莱斯纳（Noblessner）的潜艇造船厂，这些围绕着中世纪市中心的工厂早已失去了最初的作用。它们的逐步改造，此后便成为塑造当代塔林城市面貌的核心叙事之一。这些建筑大多有意保持低调，其力量源于将历史结构、全新功能以及滨水空间重新融入城市生活的方式。
罗佐尔·梅拉拉（Rozzol Melara）的中庭每边长达两百米，使其面积超越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任何一个广场。两栋由清水混凝土建成的L形大楼将其围合，其中一栋的高度是另一栋的两倍；随着山脊向四公里下方的海湾倾斜，楼层也从七层一路爬升至十五层。每隔十五米立起的一根根混凝土支柱将大楼支撑在山坡之上，彼此若即若离，在下方形成了宽阔到足以穿行的柱廊；而在柱廊之上，立面则化为单间住宅尺度的内凹式凉廊。从沿海公路望去，这一切细节都无法分辨，只能看到一条划过山峦的灰色线条。
在这片围合区域内部，的里雅斯特的自主公共住宅协会（IACP）构建了一座微型城市。在整体规划中，648套公寓所占的分量其实少于学校、邮局、医疗中心、教区活动室、二十余家店铺和双层车库等配套设施。所有这些场所都通过有顶通道相连，这些通道贯穿整栋大楼，并以高架步道的形式跨越中庭，从而使得居民从自家门口前往杂货店或教室的途中，完全置身于集体空间之中，无需踏出室外半步。在卡洛·切利（Carlo Celli）的统筹协调下，29位建筑师共同参与了该项目的设计，并充分参考了项目启动前委托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1988年10月，即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去世三年后、政权垮台前三年，地拉那金字塔作为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曾先后被用作广播电台、会议场馆、夜总会，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成为北约的基地。2023年，MVRDV将其重新改建为一座公园兼科技学校，并在建筑立面上增设了阶梯，使人们可以登临其上。此次启用的时间特意选在10月16日的西巴尔干峰会期间，而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天恰好是霍查的生日。两个相隔三十五年、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前提、旨在界定国家身份的项目，最终在同一座建筑结构中交汇。
匈牙利的建筑景观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重塑。当时，家庭私有土地被合并为集体农庄，标准化的住宅楼遍布全国，其形态在任何地方都如出一辙。社会学家维拉格·莫尔纳（Virág Molnár）在其著作《塑造国家》（Building the State）中，追溯了战后匈牙利和东德建筑的政治用途。她指出，这种建成环境的重塑不仅不是政治项目的副产品，反而是其核心手段之一；这一动员过程贯穿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并一直延伸到随后的转型期。英国评论家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在《共产主义景观》（Landscapes of Communism）一书中探讨了布达佩斯、华沙和基辅的住宅区。他描述了这一历史遗产的最终归宿：建筑的寿命超越了催生它们的意识形态，而如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早已没有兴趣去为其背后的建造初衷进行辩护。
1968年，家具设计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教授大卫·派伊（David Pye）出版了《手艺的本质与艺术》（The Nature and Art of Workmanship）一书。该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区分“风险手艺”（workmanship of risk）与“确定手艺”（workmanship of certainty）。派伊当年探讨的并非建筑，且尽管这两个词在今天常被提及，他当时也并非在单纯探讨“手工”与“机器”的对立。他指出，即便是完全机械化的印刷机，依然依赖操作人员对墨迹和对准度进行判断；相反，手持车刀在车床上工作的木工，如果严格依照模板操作，几乎不会留给偶然性任何空间。
在派伊的定义中，风险手艺指的是任何结果未被预先设定，而是取决于制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所施展的判断力、灵巧度与专注力的过程。“确定手艺”则恰恰相反：其结果在生产开始前就已笃定，被锁定在夹具、模具或程序之中，后续的工序纯粹只是执行。派伊特意指出，这两种模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一台经过校准、预留了偏差空间的数控机床，其不确定性可能比依循固定模板操作的手动工具还要高。
在波尔图出版社 Circo de Ideias 近期出版的一本黄边封面小册子中，建筑师保罗·马丁斯·巴拉塔（Paulo Martins Barata，Promontório 联合创始人）提出了一个看似低调实则大胆的论断：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在欧洲产生的建筑，不属于构成20世纪最激烈学科论辩的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
《元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etamodern Architecture*）显然带有讽刺意味地借用了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77年著作 《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的书名。在那本书中，詹克斯曾留下一段著名的宣言：随着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的拆除，现代建筑已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宣告死亡。而巴拉塔的设想则是，另一次未被官方正式确认的死亡发生在2008年前后，而建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浑然不觉中，在墓碑周围生长出的新事物中存续至今的。
南极洲没有政府，没有常住人口，也没有经济活动。自1959年《南极条约》冻结了该大陆上的所有领土主张以来，这里在法律上便没有任何被承认的所有者。在条约文本上，这使南极洲成为了地球上最接近真正“共有地”的地方。而在现实中，目前有近30个国家在此运行着70多个科考站，其中一些科考站彼此之间的飞行距离极短；甚至其中一个科考站还设有学校、礼拜堂、墓地和民政登记处——自1978年以来，那里已经记录了11次新生儿诞生。
这些建筑没有一处是偶然存在的，且极少能单纯用科学研究来解释。在这个地球上后勤保障最艰难的地区之一，建造并维持一座科考站的运转需要耗资数百万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仅仅为了测量大气臭氧层而承担如此高昂的开支——况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测量完全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进行。科考站真正能切实做到的，是在法律明令禁止宣示主权的土地上，巧妙地宣告自身的存在。
每一栋建筑，都始于别处。混凝土中的沙子、立面上的石材，以及未来某天可能为其系统提供动力源泉的锂——这些材料在运抵现场时，早已从数千公里外的山峦、河床或盐滩上被剥离。在历经卡车、货轮和海关申报单构成的冗长链条后，其源头的一切痕迹几乎已被消磨殆尽。建筑学往往将材料视作一种既定的初始条件，仿佛它们本就唾手可得；然而，开采才是建造真正的起点。
单是全球建筑用沙的贸易规模，就足以与木材、黄金和渔业的非法市场总和相抗衡。其背后运转的网络充斥着暴力，甚至让不少记者和活动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托斯卡纳的一座山丘在过去几十年里产出的大理石，比此前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开采这些石材的工人群体曾有着英勇的反抗历史，如今却几乎被世人完全遗忘。在南美三国的盐滩之下，以及中非的铜带深处，那些被宣称将驱动更清洁未来的矿产，正从原住民世代居住的土地中被源源不断地掘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儿童在用双手进行挖掘。这一切都被冠以“普通商业贸易”之名进行销售，但本质上，每一次买卖都是一场领土交易，其条款早在远离原料提取地的地方便已尘埃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