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巴西建筑界展示了该国在文化生产、文化遗产以及建成环境改造方面的多元路径。从第15届圣保罗国际建筑双年展的策展团队构成，到亚马逊剧院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近期的一系列动态将代表性、保护与文化认同等议题推向了焦点。与此同时，位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朗多尼亚州的新项目探索了适应性再利用、建筑与景观的关系，以及材料表现与可持续性的新方法。此外，围绕福特兰迪亚（Fordlândia）以及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档案馆的持续讨论，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当今巴西建筑遗产是如何被保护、阐释和理解的。
匈牙利的建筑景观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重塑。当时，家庭私有土地被合并为集体农庄，标准化的住宅楼遍布全国，其形态在任何地方都如出一辙。社会学家维拉格·莫尔纳（Virág Molnár）在其著作《塑造国家》（Building the State）中，追溯了战后匈牙利和东德建筑的政治用途。她指出，这种建成环境的重塑不仅不是政治项目的副产品，反而是其核心手段之一；这一动员过程贯穿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并一直延伸到随后的转型期。英国评论家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在《共产主义景观》（Landscapes of Communism）一书中探讨了布达佩斯、华沙和基辅的住宅区。他描述了这一历史遗产的最终归宿：建筑的寿命超越了催生它们的意识形态，而如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早已没有兴趣去为其背后的建造初衷进行辩护。
作为文化景观的支柱，许多现代主义运动的杰作往往面临被拆除、遗弃或改建的命运，而其所处的具体文脉往往被忽视。保护这些建筑遗产，突显了建筑和设计专业人员在塑造建成环境中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延续性增强了社区的场所感。在长岛，一个倡议者联盟联合起来，拯救了建于 1938 年、由爱德华·迪雷尔·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设计的 A. 康格·古德伊尔住宅（A. Conger Goodyear House）。该住宅被视为美国国际式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杰出范例之一，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备受瞩目，频繁登上专业期刊、书籍和大众出版物。
战争可以在一夜之间抹平城市的天际线。屋顶坍塌，街道阻塞，曾经作为日常起居坐标的地标建筑沦为废墟。然而，最深重的损失往往隐而不现。建筑可以被测绘、拍照、扫描，并最终得以重建。但孕育这些建筑的知识却脆弱得多。这些知识存活于石匠的手中，他们懂得石灰石拱顶如何承重；存活于木匠的手中，他们深谙木作节点如何适应季节性变形；存活于泥水匠的手中，他们凭记忆而非标准比例配制石灰；也存活于居民的手中，是他们的日常起居仪式赋予了这些建筑以生命。当这些人流离失所、不幸丧生或被迫放弃手艺时，重建工作就将面临一个任何图纸或数字化模型都无法解决的难题。石料可以随时重新开采，但重拾塑造石料的知识则需要漫长得多的时间。
“纪念物救护车”（Ambulance for Monuments）是一项旨在抢救罗马尼亚濒危建筑遗产的“急救”行动，致力于在与时间的赛跑中阻止建筑倒塌和不可逆的损毁。该项目旨在应对历史建筑日益脆弱的现状，抢救对象涵盖了从撒克逊防御性教堂、庄园府邸，到木结构教堂和乡村地标等各类建筑。其中许多建筑早已失去曾经维系其存在的社区网络。自1990年以来，罗马尼亚深受人口外流的影响，至今仍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整个村落流失了劳动力、传统手艺以及日常维护，而这些正是过去让这些历史纪念物屹立不倒的基石。
该项目围绕一个移动干预单元展开——即一辆配备了工具、脚手架和现场设备的“救护车”，通过实施紧急加固工程，为濒危建筑争取时间。这些战略性的干预举措并非要取代全面的修缮工作，而是为了保护历史肌理、确保结构安全，并为未来的长期保护与适应性更新再利用创造可能。
沙迦建筑三年展（SAT）推出了由乔治·阿尔比德（George Arbid）策划的《建筑档案之旅：巴格达、大马士革、突尼斯》（A Journey into Architecture Archives: Baghdad, Damascus, Tunis）展览。该展览于2026年5月2日至7月12日在卡西米亚学校（Al Qasimiyah School）展出。作为SAT长期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目延续了该机构记录和保护整个阿拉伯世界建筑档案的承诺。通过汇集档案资料、实体模型和全新委托拍摄的影片，本次展览探讨了建筑历史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建构、保存和重新审视的。
散弹枪式住宅（shotgun house）于19世纪兴起于港口城市和工人阶级街区，是对人口密度、气候条件以及狭窄城市地块的持久回应，并逐渐成为美国南部最具代表性的住宅形式之一。在“经济性”和“环境适应性”成为建筑学核心词汇之前，其狭窄的占地面积、贯通的线性平面以及深邃的遮阳走廊，就已经塑造出了一种兼具经济与环保属性的空间逻辑。从新奥尔良、莫比尔到休斯顿和路易斯维尔，散弹枪式住宅构成了这些由移民、劳动、社群和文化生活塑造的街区的物理肌理。尽管这种住宅类型常被贬低为普通的乡土建造，但它长期以来一直蕴含着关于气候适应、社会邻里关系和城市渐进式增长的深刻理念，使其成为美国城市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住宅形式之一。
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工业生产的遗迹已成为探索新型城市状况的实验室。仓库、发电厂和造船厂，这些曾经象征着劳动力与进步的建筑，如今已成为等待被重新构想的巨大空壳。建筑师们没有选择抹除这些结构，而是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来使其适应当代需求，将生产空间转化为文化、教育和社区生活的场所。
这一转变反映了建筑领域优先事项的更广泛变革：少建多用。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既是对环境紧迫性的回应，也是对城市环境中文化连续性需求的满足。
坐落于中亚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塔什干是一座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其历史建筑以庭院、穹顶和蓝色陶瓷而闻名，具有典型的帖木儿帝国文化遗产特征。作为今日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它在19世纪被并入俄罗斯帝国，随后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在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期间，这座城市成为了现代化的典范，展示着社会主义在亚洲取得的成就。1966年的一场毁灭性地震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随着城市的重建，涌现出了许多令塔什干如今闻名遐迩的现代主义地标建筑。
在美国，邮局堪称公民生活中最为持久的纪念性建筑之一。无论是小镇还是市中心，邮局都承载着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不断变迁的建筑抱负，从希腊复兴风格的庄重，到美术学院派的宏伟纪念性，再到装饰艺术风格的华丽装饰。建筑师和联邦规划者赋予这些建筑明确的公共角色和强大的实体存在感。石质外墙、宏伟的大厅以及精心设计的内部空间，都彰显出稳定、信任与永恒。邮局将联邦政府直接融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图景之中。
在当今社会中，生态资源濒临枯竭、空间趋于饱和，建造行为已然成为兼具创造与消耗双重属性的活动。数十年来，建筑领域的进步一直以“新”为衡量标准：新材料、新技术、雄心勃勃的新地标建筑。然而，这一学科正日益受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塑造。建筑师们逐渐认识到，“少做加法”反而能产出更有深度的设计成果，这一转变标志着“克制型建筑”理念的兴起：这是一种以悉心呵护、维护保养以及刻意避免额外建造为特征的实践方式。
这一理念认为，最可持续的建筑往往就是那些已然矗立着的建筑，而改变可以通过保护、修缮，甚至是通过“不作为”来实现。选择“不建造”成为一种兼具政治意义与创造性的行为，这是对地球物质资源有限性以及需求的无休止增长所面临的伦理局限的回应。建筑不再局限于创造新形式，而是开始拥抱延续性，延长那些已然存在于世上的建筑、材料以及记忆的寿命。
遗产地构成了复杂的空间档案，建筑、历史与集体记忆在此交汇。它们涵盖了广泛的语境——从考古遗存、历史城镇风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名录景观，到近现代市政结构和工业基础设施。然而，这些环境正面临着多重挑战：气候变化、城市转型、灾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以及物质实体的逐渐侵蚀。活化与修复项目正是对这些现状的回应，它们将建筑与空间实践定位为历史保护与当代空间拓扑之间积极的调解者。
在当下的实践中，历史保护被理解为一个适应与重新诠释的创造性过程，旨在服务于社区和居民。与此同时，纪念性建筑继续为更广泛的受众和后代定义着一个地方的身份与景观。建筑师和规划师需要在引入新的功能、技术和空间体验的同时，小心应对敏感的历史语境。他们展现了多样化的设计方法，包括精准的结构干预、气候响应策略、细致的材料修复，以及对新建筑元素的巧妙植入。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对本土知识和物质性的关注与运用，这保留了每个场地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异性。
巴黎圣母院于2024年12月7日重新开放，这是自2019年火灾以来 首次向游客开放。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浩大，由首席建筑师菲利普·维伦纽夫（Philippe Villeneuve）牵头，雷米·弗罗蒙（Rémi Fromont）和帕斯卡尔·普吕内（Pascal Prunet）协助完成。该项目涉及约2000名工匠、250家公司，耗资约9亿美元，工程规模庞大，工期紧迫，工程复杂程度不一。尽管年底前建成开放是重要的里程碑，但修复工程尚未完工，预计持续到2026年。
在2025年8月19日至20日之间，成千上万的观众观看了瑞典最大的木建筑之一被提升到梁上并在城镇之间移动的过程。这座基鲁纳教堂，建于1909年至1912年，旨在呼应位于北极圈内瑞典最北部地区的萨米小屋的形状。这座建筑由当时的建筑师古斯塔夫·维克曼设计，结合了哥特复兴的元素和新艺术祭坛。这座建筑是该市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被迁移到墓地和新市中心之间的新位置，以防止因当地矿山扩张造成的损害。
每年，内奥米·米尔格罗姆基金会（ Naomi Milgrom Foundation）都会委托一位建筑师为位于墨尔本南岸艺术区中心的维多利亚女王花园设计一座临时展馆。随后，这些展馆会被移交至维多利亚州。第十届 MPavilion 展馆由普利兹克奖得主安藤忠雄设计，这是他在澳大利亚及南半球的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建成作品。该展馆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开放，其展期已延长至 2025 年 3 月，在两个夏季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鉴于该项目的临时性，展馆原本面临拆除命运，但随后社区发起了一项名为“保护展馆”的行动，希望保留这座建筑。近日，在内奥米·米尔格罗姆基金会宣布，经墨尔本市决定，该展馆将保留在维多利亚女王花园，直至 2030 年。
博物馆，作为文化展示的核心场所，历经演变，已逐渐发展为一个融合特定文化内涵、以清晰叙事传递历史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建筑与展陈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建筑师不仅要设计承载艺术品或文物的展示空间，更需精心组织观展动线，将文化叙事与空间体验巧妙结合。然而，并非所有博物馆的建筑都为这一功能专门设计。
在欧洲，许多博物馆依托废弃或功能丧失的历史建筑，通过改造或扩建焕发新生。这些建筑，由于年久失修而濒临废弃，改造后不仅阻止了进一步的衰败，还成功保护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为展览空间注入丰富的文化叙事与独特的维度。建筑师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在历史传承与现代功能需求之间寻找平衡，利用空间秩序和系统化设计，既保留原有建筑的文化精髓，又满足当代展陈形式与观众互动的多样化需求。
丹麦建筑公司Cobe 宣布了一项新项目，旨在将爱沙尼亚首都历史悠久的“Krulli”钢铁厂，转变为一个混合用途的城市区域。该项目的战略旨在优化材料的再利用，评估材料、组件甚至整个建筑物重新融入该计划的潜力。通过这种方式，退役的工业区将被转换为一个创新中心，这一方式既保留了其历史，又适应现代工作空间和城市生活的需求。
本文原载于 Common Edge 杂志。
Theodore Prudon，是 Docomomo US（国际现代建筑遗产保护委员会美国分会，下同）的创始主席，最近刚卸任该组织负责人的职务（由 Robert Meckfessel 继任）。Docomomo 是这个组织宗旨的缩写：记录并保护现代主义运动留下的建筑、场地和社区。Prudon本人的职业生涯也极具传奇色彩，他既是一名保护主义者，也是建筑师和教育家，主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实践和教学。今年十月份，他还被康涅狄格州建筑基金会授予杰出领导奖，颁奖地点就在美国纽黑文新修复的马歇尔·布劳耶大楼中。该大楼始建于1970年，原来是Pirelli轮胎大厦，现在成了马歇尔酒店（由Bruce Redman Becker设计规划并主持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