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最后一星期，纽约市政府宣布了位于布鲁克林日落公园（Sunset Park）的 MADE Bush Terminal 新项目。在为期一年的试点计划中，该项目致力于将旧工业建筑改造为建筑材料回收、储存、分类和再分配中心。该倡议呼应了近期欧洲各地启动或宣布的一波类似循环建设枢纽的热潮：布鲁塞尔一处改建的仓库、东伦敦皇家码头（Royal Docks）一处工业遗址的改造，以及由 CirCoFin 支持的、跨越慕尼黑、哥本哈根、里斯本和苏格兰的跨国网络，它们都通过对工业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再利用，来支持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
近几十年来，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却也导致许多城市面临着社区破碎化、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优质公共空间严重匮乏等棘手问题。在许多低收入城区，非正规开发往往与排水渠、铁路线和陡峭沟壑等粗放的基础设施并存，这不仅割裂了社区，还滋生出充满安全隐患的荒废地带。为了应对这种空间隔离和公共设施匮乏的现状，墨西哥各地的公共机构和建筑师开始介入这些被遗忘的缓冲区，在此建设公共公园。通过将曾经的物理屏障转化为可达的步道廊道，这些项目不仅重新连接了被割裂的街区、重建了安全的视觉视线，还为社区聚会和日常娱乐提供了场所。
从水面望去，塔林展现出一座汉萨同盟商埠城市的天际线。苏联时期，大部分海岸线都是军事禁区，使得港口成为城市与海洋相遇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哪怕是专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帆船比赛而建的巨型混凝土场馆——林纳哈尔（Linnahall），其选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确保驶入港口的船只能够远眺老城区的风光。半个世纪以来，塔林的发展逐渐背离了那片曾孕育其贸易繁荣的水域。因此，当1991年爱沙尼亚恢复独立时，这座首都最富价值的一些土地，反倒成了市民眼中最陌生的地方。
塔林近年来的建筑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重新连接”的建筑。这座城市正在重新开放曾经被隔绝的区域，改造失去原有功能的建筑，同时在城市、基础设施和景观边界尚待确立的地带兴建新建筑。从港口附近的罗特曼磨坊（Rotermann's mills）到诺布莱斯纳（Noblessner）的潜艇造船厂，这些围绕着中世纪市中心的工厂早已失去了最初的作用。它们的逐步改造，此后便成为塑造当代塔林城市面貌的核心叙事之一。这些建筑大多有意保持低调，其力量源于将历史结构、全新功能以及滨水空间重新融入城市生活的方式。
Chinati 基金会宣布将对位于德克萨斯州马尔法的炮兵棚屋（Artillery Sheds）进行修复。该建筑原为军事建筑，后由艺术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改建，用于展出其在1982年至1986年间创作的100件无题工业铝作品。这一为期数年的保护项目由 Schaum Architects 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特洛伊·肖姆（Troy Schaum）主持，与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将在保留贾德场域特定装置的前提下，对这一历史建筑的外维护结构、无障碍通行能力、环保性能和周边景观进行整修。在此之前，作为唐纳德·贾德历史街区扩建的一部分，炮兵棚屋已于2025年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迹名录。
2026年奥斯陆建筑三年展将于9月17日至10月1日在奥斯陆的索菲恩伯格教堂（Sofienberg Church）举行。届时将围绕“如果自然优先？”这一命题，汇集30多个国际建筑项目。作为第九届活动，本届三年展将采用为期两周的节日形式，将展览与会议、研讨会、工作坊、电影放映以及导览步行相结合。该项目由莱恩·拉姆斯塔德（Line Ramstad）策划，将探讨如何将自然作为建筑决策的出发点，进而影响建筑的建造、保护、改造或保持原样。
本月，巴西建筑界展示了该国在文化生产、文化遗产以及建成环境改造方面的多元路径。从第15届圣保罗国际建筑双年展的策展团队构成，到亚马逊剧院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近期的一系列动态将代表性、保护与文化认同等议题推向了焦点。与此同时，位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朗多尼亚州的新项目探索了适应性再利用、建筑与景观的关系，以及材料表现与可持续性的新方法。此外，围绕福特兰迪亚（Fordlândia）以及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档案馆的持续讨论，也让人们重新审视当今巴西建筑遗产是如何被保护、阐释和理解的。
在当代室内设计中，工艺的价值日益体现在材料的拼接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方式上。随着人们对快速、廉价且有利可图的翻新工程的需求不断增长，对精心打磨的室内空间的渴望也同样在滋长：在这样的空间中，细节得以有机融合，材料的组合经过深思熟虑，肌理的过渡别具匠心，而五金配件也被视作建筑语言的一部分，而非事后补救。在许多当代中国室内设计中，工艺通过表面和结构的处理悄然发挥着作用：保留了天然不规则性的木材、记录了骨料分布与手工痕迹的水磨石，或是展现出精雕细琢之美的饰面。
在数字图像越来越崇尚“光滑感”的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效果图中的室内空间往往在施工开始前就显得天衣无缝、毫无摩擦且完美无缺。而工艺打破了这种虚幻的完美。它引入了容差、肌理、材料的抗性，以及在成为建筑之前表面曾历经人手触碰的温度。不完美并不一定意味着精度的丧失。对于懂得审视它的眼睛来说，不完美反而能成为建造过程的见证。
sauerbruch hutton 与 Studio Gang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办的一场国际竞赛中脱颖而出，被选为纽约德国之家（German House）的改造设计方。该建筑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广场，是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数个附属文化机构的所在地。该项目标志着两家事务所的首次合作。总部位于柏林的 sauerbruch hutton 将担任主创建筑师，而 Studio Gang 将作为总规划师及执行建筑师（Architect of Record），负责项目的交付与落地。设计方案重点关注对既有建筑的适应性改造，旨在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提升其运营与环保性能。
匈牙利的建筑景观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重塑。当时，家庭私有土地被合并为集体农庄，标准化的住宅楼遍布全国，其形态在任何地方都如出一辙。社会学家维拉格·莫尔纳（Virág Molnár）在其著作《塑造国家》（Building the State）中，追溯了战后匈牙利和东德建筑的政治用途。她指出，这种建成环境的重塑不仅不是政治项目的副产品，反而是其核心手段之一；这一动员过程贯穿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并一直延伸到随后的转型期。英国评论家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在《共产主义景观》（Landscapes of Communism）一书中探讨了布达佩斯、华沙和基辅的住宅区。他描述了这一历史遗产的最终归宿：建筑的寿命超越了催生它们的意识形态，而如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早已没有兴趣去为其背后的建造初衷进行辩护。
手工艺凝聚着塑造者的痕迹，不仅揭示了材料对不同工艺的响应，甚至还留下了用于创造它们的工具线索。然而，在建筑体验中，手工艺不仅可以通过材料和结构来表达，还可以通过空间本身来呈现。为了深化并汲取设计与执行之间的联系，amass studio 在其多个项目中探索了将非正式的日常建造方法转化为空间系统。通过将机制、材料、结构和家具融为一体，该工作室创造出全新的空间叙事，使手工与工业之间的对话相得益彰。因此，除了手工艺本身，何不将孕育它的过程也清晰地呈现出来？
本周建筑动态中，关于建筑寿命、文化机构演变以及气候适应性设计的讨论表明，当代的建筑实践正日益超越建设完成的那一刻。从围绕拆除与适应性再利用的辩论，到融合景观与环保性能的新博物馆，本周的发展态势反映出行业关注的焦点正转向建筑的永久性、转型与公共价值。与这些项目并行的还有各大机构的重要公告，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斯特林奖入围名单的公布，到新一届国际建筑师协会（UIA）领导层的选举，这些动态展现了正在不同尺度和地域塑造建筑行业的行动议程。
2009年纽约市高线公园建成开放时，园内长椅的照片迅速传遍世界。这些长椅从与铺装相同的材质和模数化图案中呈对角线延伸而出，实现了从混凝土到木材的无缝过渡，令人联想起曾横跨该场地的旧铁轨。为了抵御数十年户外风雨的侵蚀，该项目需要一种极具耐候性的木材，最终选用了产自巴西亚马逊雨林的重齿风铃木（ipe）。这种木材生长缓慢，材质致密且孔隙率低，天然具有防磨、防潮和防生物腐蚀的特性。然而，出于对该木材森林管理认证的担忧，这一选择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一更宏观的视角改变了我们对材料的认知：材料的来源固然重要，但建筑生命周期结束后的归宿同样关键。
本文属于我们全新的“观点”（Opinion）专栏。该专栏旨在通过论证性文章，探讨塑造我们行业的重要议题。
农业旅游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混合模式，是农业与款待业的交融产物。在这种传统认知下，农业旅游被视为既有产业模式的变体，只是叠加在乡村生产之上的辅助性活动。然而，进入21世纪，这种定义已不再适用。随着农业旅游的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并逐渐走向独立，它已蜕变为一个独特的经济板块。随之而来的空间与建筑诉求，已非农业或款待业单独所能应对。
建筑往往承载着一种悖论。那些定义了一个地方的建筑，鲜少是塑造该地风貌的唯一力量。相反，它们化身为某种符号，在旅行指南、旅游宣传、保护议程和建筑史册中被反复提及，直至最终代表了整个地区。久而久之，丰富的建成景观被浓缩成寥寥几幅人们所熟知的图景。而那些框景之外的事物并非凭空消失，只是逐渐淡出了建筑学的讨论语境。
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比奥里萨邦（Odisha）更能清晰地阐明这一现象。几十年来，这里的建筑身份一直由布巴内斯瓦尔（Bhubaneswar）、科纳克（Konark）和普里（Puri）的宏伟石雕神庙所代表。卡林加传统（Kalinga tradition）精湛的雕刻工艺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印度最负盛名的建筑遗产之一。然而，这种极高的关注度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奥里萨邦常常被单纯地理解为“神庙之乡”，从而使其他建筑历史相对鲜为人知。尽管皇家住宅、行政建筑、殖民交汇遗迹、乡土聚落以及昔日都城同样揭示了关于治理、外交、生态和文化交流的复杂历史，但它们在建筑想象中所占的份额却微乎其微。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落幕，标志着这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赛事圆满结束。本届赛事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联合举办，参赛队伍扩军至48支国家队，共有分布在三个国家的16个主办城市承办比赛。数十年来，世界杯一直是推动建筑创作的重要催化剂。每一届赛事都会留下独特的体育场馆、交通投资、公共空间和城市干预措施，并在赛事结束后长期作为主办城市的一部分而存在。相较于近期的体育赛事往往与地标性体育场项目及雄心勃勃的国家建设规划挂钩，2026年世界杯则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主要依赖对现有场馆进行改造，以满足国际足联的技术和运营要求。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已公布了入围名单，共有六个项目角逐 2026 年的RIBA 斯特林奖（RIBA Stirling Prize），今年正值该奖项设立 30 周年。斯特林奖创立于 1996 年，旨在表彰被认为对英国建筑演进做出重大贡献的建筑。今年的入围名单涵盖了广泛的类型，包括位于伦敦最繁忙交通枢纽之一上方的全新公共广场、将一座 20 世纪 70 年代的剧院改造为文化场馆的城市更新项目、一个高密度住宅开发项目、两个剑桥大学学院项目，以及一座坐落在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边缘的家庭住宅。最终获奖者将于 10 月 15 日在伦敦的老比林斯盖特（Old Billingsgate）揭晓。
近年来，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建筑策略。在亚洲，受到生态意识增强以及建筑知识观念转变的推动，相关讨论与实践仍在持续拓展。不同于以拆除和新建为中心的加速化发展模式，建筑师如今面对的是另一种理解场地的方式：将既有建筑视为一种资源，一座由材料、空间组织和非正式历史共同构成的档案。
“适应性再利用”常常和历史建筑和具有文化意义的遗产保护相关。然而，大量看似“不那么有价值”的建筑类型 —— 废弃住宅、普通但老旧的民居、不符合现行规范的办公楼，以及被忽视的城市空隙 —— 也逐渐成为建筑实验的场域。这些场地促使建筑师和设计师重新思考效率标准与市场驱动型开发逻辑，并探索新的空间与生态实践，以避免持续重建过程中对既有材料与文化知识的不断消耗。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日益增强，也越来越意识到过早拆除安全、结构完好的建筑并代之以新建项目的环境代价。在更广泛的减碳竞赛中，企业和机构正更加注重ESG 表现（环境、社会和治理）。许多机构如今要求进行碳审计、设定“碳中和”目标，或通过购买碳信用来抵消碳足迹。
这一转变，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涌现的一批既有建筑改造典范 ——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香港大馆、布鲁克林的 Powerhouse Arts，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设计的多哈 The Ned 酒店，以及徐甜甜在中国对旧工厂、采石场和土楼的改造 —— 加速了业界对将 “再利用” 作为首要开发策略的认真反思。然而，尽管好处诸多，既有建筑改造的普及程度仍未达到预期。究其原因，主要的障碍与博弈究竟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