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住房、城市发展与建设部已任命Kawahara Krause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安德烈斯·莱皮克(Andres Lepik)和奥尔加·科布斯坎(Olga Cobuscean)担任德国馆在第20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2027年)的策展人。展览以“CONVIVERE —— 共同生活的剧目”(CONVIVERE — A Repertoire of Living Together)为题,将观众的视线引向住宅的“过渡空间”(in-between spaces):门槛、楼梯间、庭院以及门前空间。策展团队的切入点源于对当下日益加剧的社会孤立、政治极化以及“多建快建”压力等现实问题的审视,并试图通过这些开启日常共处的空间,探讨建筑如何为民主基石做出贡献。
作为日常生活的舞台,住宅是延续体验的一部分,它就像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有机体,不仅回应着居住者的生活方式,还回应着它所处的景观。在引述了勒·柯布西耶、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和刘易斯·芒福德等名家的不同视角与定义后,阿根廷建筑师爱德华多·萨克里斯特在其著作《什么是住宅》(Qué es la casa)中强调,住宅不仅是过去的映射,更共享着当下、启迪着未来。
由合伙人 Jason Long 领衔的 OMA 建筑事务所,与总部位于旧金山的 Y.A. Studio 携手合作,完成了位于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Haight-Ashbury)街区的多功能保障性住房项目“730 Stanyan”。该项目由田德隆社区发展公司(TNDC)和华埠社区发展中心(CCDC)联合开发,为低收入家庭、曾无家可归的家庭以及过渡年龄青年(TAY)提供 160 套永久性保障房。项目坐落于海特街(Haight Street)与斯坦扬街(Stanyan Street)的交汇处,毗邻金门公园入口,是 OMA 在美国首个落成的 100% 保障性住房项目。
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师学会宣布,“居住于此”(Lived In)将作为澳大利亚的官方参展方案,亮相于2027年5月8日至11月21日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第20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该展览由Kerstin Thompson、Maryam Gusheh、Lee-Anne Khor 和 Louise Wright 共同策划(他们均来自莫纳什大学莫纳什城市实验室),基于正在进行的“澳大利亚住房地图集”(Housing Atlas of Australia)研究项目。本届双年展由王澍与陆文宇策展,主题为“动手建筑——为了直面真实现实的共存可能”(Do Architecture – For the Possibility of Coexistence Facing a Real Reality)。作为对该主题的呼应,展览将通过图纸、摄影、影像和数据,展示一系列精选的澳大利亚多户型住宅项目。
巴塞罗那是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世界建筑师大会历史上首个两次举办该盛会的城市。1996年的那届大会以“当下与未来:城市中的建筑”(Present and Futures: Architecture in Cities)为主题,正值一个关键时刻:当时,后奥运时期的巴塞罗那正在巩固一种城市模式,该模式此后成为了当代都市主义中研究最深也最具争议的范例之一;同时,建筑学也正学着将大都市作为其最主要的探究场所来进行思考。三十年后,这座城市在全新的语境下重新探讨了这一议题:在当下的境况中,建成环境已不能再被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孤立客体,而必须置于支撑其生存的更广泛的生态、物质和政治系统之中来审视。2026年大会的主题——《生成:转型星球的建筑》(Becoming. Architectures for a Planet in Transition)——并未背离1996年的城市关切,而是将其置于行星尺度上进行重新审视。
本届大会的策划团队由 Pau Bajet、Maria Giramé、Mariona Benedito、Tomeu Ramis、Pau Sarquella 和 Carmen Torres 组成。他们将建筑视为一种扎根于地域的、具有批判性和变革性的工具,其工作跨越了实践、研究和教学领域。他们的方案围绕六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方向来构建大会框架(“生成超越人类”、“生成循环”、“生成具身”、“生成相互依存”、“生成高度自觉”和“生成调谐”),并将活动分布在三个性格迥异的场馆中——贝索斯的三座烟囱(Les Tres Xemeneies del Besòs)、格洛里耶斯的巴塞罗那设计博物馆(Disseny Hub at Glòries)以及巴塞罗那国际会议中心(CCIB)。每一个场馆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其承载空间,更在于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2011年,拥有48张老年精神科床位、68套轮椅无障碍公寓、非正式护理人员宿舍以及床边护理空间的 De Keyzer 大楼在阿姆斯特丹落成启用。其功能定位原本完全针对需要照护的老年群体,但在建成后不久,该建筑便被出售给了一家投资基金,公寓也开始租给带孩子的年轻家庭。
对于该项目的建筑师汤姆·弗兰岑(Tom Frantzen)和卡雷尔·范·艾肯(Karel van Eijken)而言,这一插曲本可被视作一次预测的失败。然而,它反而成为了一种印证。“它非常清晰地表明,建筑最终的使用方式可能与最初的设计意图完全不同,”弗兰岑回忆道。这种转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公寓空间宽敞,且结构设计允许比原定功能更具多样性的用途。如果该建筑当初仅针对其初始功能进行设计,那么改变用途可能就需要进行破坏性的改造,极端情况下甚至需要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