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的建筑风貌深刻映射了其作为英格兰首批工业中心的历史轨迹。得益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积累的雄厚财富，19世纪的伯明翰迎来了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然而，二战期间的剧烈轰炸给这里带来了大范围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快速重建，理性现代主义与野心勃勃的粗野主义自此被引入，并塑造了如今市中心大部分区域的面貌。几十年后，“推倒重建”的浪潮再度席卷伯明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叶的一些城市规划决策。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斗牛场中心（Bullring Centre）和伯明翰旧图书馆的拆除，它们为21世纪的更新改造项目腾出了空间，也为城市的建成环境增添了更丰富的历史层次。
长期以来，建筑一直以“恒久性”为定义。建筑物因其历经沧桑而备受赞誉，城市因其在不确定性中确立了秩序与恒久而存在，纪念碑则因其抵御时间的流逝而耸立。然而，人类一些最古老的城市传统却诞生于仅靠“恒久性”绝无法保证生存的景观之中。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荒漠中，绿洲聚落的发展并非是与世隔绝、躲避荒野的孤岛避难所，而是作为在这片早已被流动所塑造的景观中，精心维系的停顿节点。早在高速公路和机场连接各大陆之前，商队、朝圣者、牧民和商人就通过井群、灌溉系统、种植林和集镇网络，穿梭于这些荒漠领地之中。绿洲从来不是旅程的终点。水井、遮阴的棕榈林、灌溉的农田和商队集市，都在为下一阶段的旅程积蓄力量、提供起点。
在洪都拉斯的加勒比海岸，坐落着莱昂山谷（Leán valley）。这是一条狭窄的海岸地带，南依“上帝之名”山脉（Nombre de Dios Mountain Range），北临加勒比海。长期以来，这里曾是最后的边疆：茂密的丛林、泥泞的沼泽、匮乏的基础设施，以及难以进入的内陆。然而，随着加里富纳人（Garífuna）的到来，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在丹托河（Danto）与坎格雷哈尔河（Cangrejal）之间定居，为日后拉塞瓦市（La Ceiba）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作为洪都拉斯加勒比海岸的城市枢纽，拉塞瓦的历史由一波波移民潮共同定义：中美洲人、非裔加勒比人、欧洲人，以及北美的企业势力。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迁徙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更主动建构了这座城市的空间逻辑、身份认同和建筑形态。
建筑往往承载着一种悖论。那些定义了一个地方的建筑，鲜少是塑造该地风貌的唯一力量。相反，它们化身为某种符号，在旅行指南、旅游宣传、保护议程和建筑史册中被反复提及，直至最终代表了整个地区。久而久之，丰富的建成景观被浓缩成寥寥几幅人们所熟知的图景。而那些框景之外的事物并非凭空消失，只是逐渐淡出了建筑学的讨论语境。
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比奥里萨邦（Odisha）更能清晰地阐明这一现象。几十年来，这里的建筑身份一直由布巴内斯瓦尔（Bhubaneswar）、科纳克（Konark）和普里（Puri）的宏伟石雕神庙所代表。卡林加传统（Kalinga tradition）精湛的雕刻工艺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印度最负盛名的建筑遗产之一。然而，这种极高的关注度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奥里萨邦常常被单纯地理解为“神庙之乡”，从而使其他建筑历史相对鲜为人知。尽管皇家住宅、行政建筑、殖民交汇遗迹、乡土聚落以及昔日都城同样揭示了关于治理、外交、生态和文化交流的复杂历史，但它们在建筑想象中所占的份额却微乎其微。
高架化往往被视为一种进步，它将交通出行提升至城市摩擦之上，使人流与车流汇入不间断的顺畅循环。然而，每一次抬升都会在后方催生出次生状态。在高架桥、地铁线和铁路高架桥之下，一处处阴暗、暧昧的“第二地面”悄然浮现，其规划意图鲜少能与上方的交通空间相提并论。这些空间并不是偶然留下的边角料，而是特权化追求速度、净空和效率的设计决策在空间上的必然结果，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分配了整个城市的价值与能见度。
桥下空间并非空无一物。它受制于基础设施，由基础设施建构并定义，却唯独缺乏明确的角色定位。关于高架公路的研究一致将这些桥下区域（undercroft zones）描述为“残留空间”，是交通系统在构思时脱离其所经地面的产物。奥雅纳（Arup）关于高架桥下空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空间往往会破坏行人的连贯性，同时又被排除在正式的规划框架之外。同样，近期针对高架桥下环境的学术评估也强调，这些区域几乎从未被纳入城市设计策略中。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状况：空间在物理上切实存在，在结构上已被决定，但在功能上却模糊不清。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学一直在通过道路来审视城市。街道层级定义了城市规划，交叉路口组织了交通流线，而建筑则通过其面向人行道的立面来被人们所理解。道路似乎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石，以至于常常被误认为是某种普适的前提条件。然而，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城市的演进却遵循着完全不同的空间逻辑。早在汽车重塑城市景观之前，河流便已充当着街道、市集、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角色。人们的出行主要依靠船只，商业活动沿着滨水地带展开，建筑的朝向亦是流水而非沥青马路。通过水系来审视这些城市，改变了我们对建筑本身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并非道路，而是河流。
近年来，多层住宅建筑的范式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新项目开始采用工程木材进行建造，特别是正交胶合木（CLT）和胶合木（glulam）。由于木材自重较轻，这些系统可以减轻恒载并降低对地基的要求，这对于承载力有限或位于既有基础设施上方的场地尤为实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木材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可以固碳，且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系统相比，往往能减少隐含碳。在防火设计中，大型木构件经过精心设计可以按可预测的速率炭化，只要节点构造设计得当，就能在规定时间内保护内部结构核心。
建筑与设计在步入 2026 年之际，正处于重新实验、紧迫的环境反思以及关于建成环境的全球对话不断扩展的交汇点。随着城市面临气候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技术变革的多重压力，今年的国际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观察这一学科如何以创造性、批判性和集体性的方式作出回应。从历史悠久的双年展到新设立的平台，2026 年的各类活动凸显了建筑作为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之记录与更公平、可持续未来之驱动者的演变角色。
遗产修复向来是一个复杂精细的过程，需要在保持历史材料完整性的同时，融入能提升精确度、效率与耐久性的当代技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修复工程中，这一传统与技术的交汇得到了充分展示。建于1865年的东翼大楼（The East Block），生动地展示了数字工具如何助力文化遗产修复工作，并为石雕这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做出贡献。
在当下的城市中，城市密度的提高和土地价值的攀升，往往迫使人们在大型市政建筑与开放公共空间之间做出抉择。传统上，广场通常被视作环绕建筑基底的周边区域；然而，随着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引入“底层架空（pilotis）”，这一格局发生了改变。尽管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创造一种轻盈感来引导人流与光线在结构下方自由流动，但在当今，抗震荷载、消防疏散以及高密度人流等现代规范要求，使得细长立柱已无法满足大型市政项目的现实需求。
话虽如此，对建筑轻盈感的追求并非现代独有的现象。继现代主义引入底层架空之后，20世纪中期的若干项目便开始尝试通过悬浮的幻象来实现市政建筑的透明性。1953年，由 Mario Valenzuela 设计、位于特古西加尔巴的洪都拉斯国会大厦，便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了立法机构的建筑设计中。该建筑由一个坚实的会议厅体量组成，通过一系列纤细的立柱将其架高。得益于基地位于坡道尽头台地的地理优势，其形成的架空层不仅满足了交通流线的需求，更框景了城市风貌，营造出厚重的立法大楼轻盈悬浮于城市肌理之上的视觉观感。
洪都拉斯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是中美洲的第二大国。如今，其城市肌理仍深受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该原则优先考虑快速主干道和依赖汽车的“点对点”出行。此外，该国在21世纪10年代面临着诸多有关公共安全的挑战，这导致其城市空间呈现出封闭立面、高大围墙和封闭式围合空间的特征，旨在将内部空间与公共领域隔离开来。
我们有幸采访了 Alejandra Ferrera，她是一位在洪都拉斯东部城市丹利（Danlí）长大的洪都拉斯建筑师。她在巴西、荷兰和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5年的执业经验。她指出，尽管这种安全驱动的设计在当时是功能上的必然，但它却导致了碎片化的城市体验——街道仅作为交通消极空间存在，而非社交互动的场所。她认为，虽然这种隔离作为一种安全防范事出有因，它却在居民与城市之间制造了隔阂。她还指出，总体而言，公共安全形势导致了一种受损的国家认同感，使得人们往往向外寻求品质，而忽视了本土语境的潜力。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流动定义了这座城市。每天，数以百万计的人穿行于由高速公路、交通廊道和密集街区塑造的城市景观之中。历经数十年的快速扩张，基础设施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语言。街道优先供车辆通行，人行道沦为狭窄的通道，而许多公共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作为过渡通道，而非人们聚集的场所。在西亚部分地区，持续的冲突也重塑了该地区的城市景观，许多重要的建筑环境因此遭到破坏或改变。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对日常市民空间的保护与创造变得愈发具有深远意义。荣获阿卡汗建筑奖的Jahad地铁广场项目，由KA Architecture Studio设计，展示了微小的人行基础设施干预如何重塑城市的公共生活。
地铁网络在德黑兰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它连接起遥远的辖区，维持着这座大都市的运转节奏。然而，地下城市与地表的交界处却极少被视为市民环境。地铁出入口通常呈现为零散的基础设施：通往地下的楼梯被围栏、岗亭和临时规划的动线所包围。它们作为过渡界面的效率很高，却鲜能成为供人停留的场所。
坐落于中亚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塔什干是一座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其历史建筑以庭院、穹顶和蓝色陶瓷而闻名，具有典型的帖木儿帝国文化遗产特征。作为今日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它在19世纪被并入俄罗斯帝国，随后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在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期间，这座城市成为了现代化的典范，展示着社会主义在亚洲取得的成就。1966年的一场毁灭性地震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随着城市的重建，涌现出了许多令塔什干如今闻名遐迩的现代主义地标建筑。
陆文宇——与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共同创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塑造了该事务所诸多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宁波历史博物馆和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尽管常常处于聚光灯之外，但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严谨作风以及她所承担的多重角色，无不彰显出其不容忽视的领导力：2003年，她与王澍共同创立了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并在此担任可持续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她的实践与教学形成了一个互惠的闭环：在中国美院工作室开展的研究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场的建造策略，而在工地上汲取的经验则作为材料智慧而非抽象理论回归课堂。
在哥斯达黎加的沿海与丛林地区，高湿度与强烈的太阳辐射使得建筑策略不得不以“渗透”而非“封闭”为核心。寒冷气候下的建筑需要气密的围护结构以保温，而哥斯达黎加的建筑则相反，其将建筑外立面视为调节气候的“滤网”，以最大化室内外的空气交换。应对此类热梯度变化的核心手法，显然在于超尺度的屋顶悬挑。通过将屋顶平面大幅延伸至楼板边缘之外，建筑师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深阴影缓冲区，在空气流进室内之前便能有效减少太阳辐射热，并降低环境温度。这一策略与通透（甚至完全敞开）的墙体相结合，确保了持续的空气流通。对于湿度控制以及防止材料因发霉和腐烂而变质而言，这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要求。
随着 2025 年渐近尾声，我们回首室内设计领域这一波澜起伏的一年。去年，设计师们偏爱内敛、质朴的设计手法，这一趋势延续了前几年的风格。人工智能的兴起引发了关于数字公平与虚假信息的激烈讨论，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 2025 年，尤其是围绕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题 “Intelligens” 展开，这一主题将话题引向了数字技术的机遇，尝试以更为乐观的视角展望未来。另一方面，全年完成的室内设计项目更加注重实体与实用，展现了原始材料的质感和历史的韵味。
随着 2025 年落下帷幕，我们翘首以盼 2026 年的到来 —— 这一年，全球各地将迎来一系列多元且意义重大的建筑项目。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新型基础设施与文化建筑将竣工落成，其中不乏耗时多年的长期工程。欧洲将因 2026 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而成为新年的焦点。此次盛会将呈现诸多项目，例如 SOM 事务所设计的奥运村，以及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 设计的冬奥竞技场。同样在米兰，BIG 建筑事务所将完成城市波浪（City Wave）项目建设，该项目是米兰新商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历经逾140 年的建设后，全球建筑师们还将共同见证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的圣家堂（La Sagrada Familia）在巴塞罗那的竣工——这一盛事已宣布将于 2026 年举行。
无论是设计竞赛还是建筑奖项评选，建筑物往往因其所提供的价值而受到评判 —— 诸如规划的功能、建筑形态，或是视觉美感。然而在少数案例中，恰恰是“不介入”或“减少介入”的设计策略成就了项目的成功。1971 年，巴黎一场备受瞩目的建筑竞赛中，获胜方案仅使用了半数可用场地，将剩余空间作为城市公共区域归还给城市。1994 年，伦敦某设计竞赛的获奖方案提出以最小化加建改造一座废弃发电站，保留其大面积原始空间。2017 年，英国最具声望的建筑奖项 —— 斯特林奖（Stirling Prize）的得主，竟是一个近乎空置的平台式建筑。这些来自西北欧的文化建筑案例表明：有时候，“不介入”反而能创造更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