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筑最古老的材料之一，陶瓷在今天是否依然能为我们对待可持续发展与制造业的方式提供启示？如果我们将陶瓷视作一个由光、水和黏土共同塑造的过程，而非仅仅关注其表面，会带来怎样的转变？ 在 2026年米兰设计周上，卫浴及陶瓷表面品牌、涵盖卫浴洁具与瓷砖领域的 VitrA，联合国际设计事务所 Snøhetta，通过专为 INTERNI MATERIAE 展览打造的沉浸式装置 《光影淬炼的陶瓷》（Ceramics Forged in Light），共同探讨了这些问题。该项目立足于关于材料实验与循环生产的更广泛探讨，将陶瓷视为一种通过光、水、热、反射和再利用塑造并不断演变的建筑材料。
焙烧黏土在建筑中的应用历史已超过9000年，它已从一种本土手工艺演变为建成环境中最广泛应用的材料之一。陶瓷因其耐用性、耐水性、热工性能和适应性，成为了立面、卫浴洁具、地板、建筑表面及结构系统的重要基石。如今，在建筑师和制造商共同面对材料开采与生产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时，全新的制造技术正在进一步拓宽这些应用的可能性。
在香港，建筑往往受制于房地产逻辑、基础设施和加速发展，旨在服务于人体尺度的公民实验空间显得尤为狭窄。正因如此，信言设计大使（Design Trust）显得独树一帜。作为一个资助与项目推动平台，它致力于支持介于建筑、研究和公众项目之间的空间干预——这些工作往往因过于微观、具有集体性或充满不确定性，而难以纳入传统的“业主-建筑师”合作模式。
这一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姚嘉珊（Marisa Yiu）。在她的领导下，信言设计大使不仅扮演着项目推动者的角色，更成为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主体。通过“香港微型公园”（Micro-Parks Hong Kong）等倡议，结合展览和公众项目，该机构将话语传播和原型设计视为发挥空间能动性（spatial agency）的方式，在连接设计师、社区、机构和政策对话的同时，重点探讨公共空间的管理、维护及其“后续生命力”（afterlife）。
Karl van Es 做了二十年的执业建筑师，随后选择离开，转而去解决一个每位同行都曾经历的痛点：市面上根本没有能够满足专业出行需求的旅行资源。主流的导游手册和旅行App很少会着重标注那些对建筑学界真正具有价值的建筑。正是这种挫败感促成了 Åvontuura 的诞生——这是一个由建筑师创办、专为建筑师服务的独立插画建筑指南品牌。其最新出版的 马德里 指南，精选并绘制了该市70座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旨在弥合建筑专业兴趣与实际旅行路线规划之间的鸿沟。
在公共卫生间设计中，创新并不只关乎美观，也会改变整体使用体验。如今的趋势是将所有功能设备 —— 烘手机、水龙头、洗手液器和擦手纸分配器 —— 整合到镜面背后。
这种方式可以打造出更整洁、极简的视觉效果，同时优化空间并提升卫生标准。所有设备都保持完整功能，但被隐藏起来：使用者只需将手放在镜面上标示的位置，相应设备便会自动启动，无需任何身体接触。
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上一些最雄心勃勃的建筑实验并非诞生于博物馆、纪念碑或政府宫殿，而是诞生于大学校园。在南亚和非洲，新成立的国家将校园转变为构想全新集体生活方式的试金石。这些校园的作用远不止于教育机构，它们成为了国家探索如何组织现代性的疆域——供公民聚集、机构运转、气候形塑建筑，并让外来理念重构本土现实。
坐在矮凳上，神态轻松地交谈，身着舒适的便装，身旁环绕着书籍、设计单品和艺术品——在这幅美国战后现代家居生活最温和、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中，查尔斯·伊姆斯与蕾·伊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赫然在列。这栋房子并没有表现出刻意的建筑宣言姿态，而是一个有人居住、被日常使用并充满生活气息的真实空间。然而，画面中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一种被精心构建的理想生活的浓缩：现代的随性、建筑与日常生活的融合，以及工业化生产的共存。这张照片与其说是在展示一座住宅，不如说是在投影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或许正是“案例研究住宅”（Case Study Houses）自创立伊施便承载的核心野心。
在撰写本文时，马丁·埃文斯（Martyn Evans）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建筑学正陷入危机吗？”同年，雷尼尔·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出版了《反对建筑的建筑》（Architecture Against Architecture）一书，列举了这一职业和学科面临的14个问题。关于建筑学是否陷入危机的问题由来已久。将建筑视为一种职业，每当经济衰退来临或处于低谷时，这一问题就会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人们对建筑能否有效应对全球和社会的紧迫问题——如住房、气候变化和人类发展——也一直存有疑问。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一项尝试是 MASS，该机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久成立于卢旺达。其名称本身便道出了端倪，它是“服务社会的建筑模式”（Model of Architecture Serving Society）的英文缩写。MASS 的创建，旨在探索一种截然不同的建筑实践方式。
大型工厂被改造为博物馆，旧行政大楼转型为联合办公空间，甚至连教堂也被改建成了住宅。在本世纪，城市中旧建筑适应性再利用的兴起，反映出人们对保护历史结构记忆与身份的兴趣日益浓厚。与此同时，它也引入了一种当代的视角，以应对当今城市景观的紧迫需求。
在保加利亚的加布罗沃（Gabrovo），市政府正邀请建筑师通过对前纺织技术学校及其相邻场地的改造、适应性调整与升级，来设计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当代艺术中心（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该竞赛由欧盟共同资助，设有公开预算、指定评审团以及两阶段流程，体现了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艺术实践的精神：大胆且触手可及的艺术创作。这不仅是一项文化建筑的委托，更要求设计方案能够深刻理解其作品的独特性质，为原本可能流于常规的适应性再利用项目注入策展维度的考量。
在一栋建筑落成并供人入住之前，必须先解决诸多前置条件。水源需要引入，能源需要产生，食物需要种植或运输，垃圾也需要有去处。尽管这些过程塑造了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生存条件，但它们通常被视为建筑范畴之外的事物。
正因如此，自给自足社区的概念远比字面意思复杂。它不仅指一个能提供自身所需——如能源、水、食物、庇护所和废物处理——的场所。在许多拉美语境下，“自治”并非意味着与世隔绝，而是一种将日常生活系统重新交还给使用、维护和关照它们的人群的方式。
建筑正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做减法”，而非“做加法”。在充满持续流动、喧嚣与预期压力的环境中，那些允许人们驻足、停歇并感受当下的空间，已变得愈发罕见，却也愈发不可或缺。许多公共和半公共场所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促使人们不停移动、消费或做出反应，从而几乎没有给徘徊、观察或仅仅是无目的地存在留出余地。
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建筑实践正将注意力从“激活”转向“在场”。这些空间并非要求使用者进行互动或参与，而是创造了支持停留的条件。舒适感、连续性和开放性让人们得以在毫无压力或义务的情况下留下来，从而使“在场”成为一种空间品质，而非一种活动。
折叠门使室内充盈着自然光线，赋予空间极高的灵活性，得以与周边环境展开对话。Solarlux 的 Woodline 系列将卓越的制造工艺、专业的技术实力与高度的建筑自由度融为一体，为多元化、可持续建筑提供通透的立面解决方案。其天然材质表面更以独特的触感，进一步丰富了建筑外立面的质感。
Buildner 宣布了第六届“最后的核弹纪念碑”（Last Nuclear Bomb Memorial No.6）设计竞赛的结果。该竞赛每年举办一次，旨在支持全球范围内全面禁止核武器。2017年，正值造成逾 10 万人丧生的 1945 年长崎与广岛原子弹爆炸迎来 72 周年之际，联合国通过了《禁止核武器条约》。
散弹枪式住宅（shotgun house）于19世纪兴起于港口城市和工人阶级街区，是对人口密度、气候条件以及狭窄城市地块的持久回应，并逐渐成为美国南部最具代表性的住宅形式之一。在“经济性”和“环境适应性”成为建筑学核心词汇之前，其狭窄的占地面积、贯通的线性平面以及深邃的遮阳走廊，就已经塑造出了一种兼具经济与环保属性的空间逻辑。从新奥尔良、莫比尔到休斯顿和路易斯维尔，散弹枪式住宅构成了这些由移民、劳动、社群和文化生活塑造的街区的物理肌理。尽管这种住宅类型常被贬低为普通的乡土建造，但它长期以来一直蕴含着关于气候适应、社会邻里关系和城市渐进式增长的深刻理念，使其成为美国城市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住宅形式之一。
通过使用通常厚达数厘米、重达数吨的厚重钢板，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雕塑传达出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轻盈感。这种效果并非源于质量的减少，而是源于质量的组织方式：巨大的弧面倾斜，狭窄的通道挤压着身体，看似不稳定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持续的失衡感。塞拉将重量转化为一种动态的空间体验。
在建筑领域，至少自现代主义时期以来，“轻盈”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尽管早期的建筑传统（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与“稳固”紧密相连，大型教堂则诉诸“纪念性”，但20世纪在材料的处理方式上引入了决定性的转变，尤其是通过结构与围护结构的分离。
“我想首先感谢建筑本身。”智利建筑师、第55届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斯米连·拉迪奇（Smiljan Radić）在墨西哥城发表获奖感言时，以此作为开场白。在对这些他称之为“分心（distractions）”的事物进行反思时，他向贯穿其生命与实践的无数次相遇表达了谢意：从艺术、城市、材料、结构和构成，到景观、诗歌、自然、形式、故事和记忆。他讲述了其中哪些元素激发了他的灵感，以及它们在其建筑想象中留下的独特印记。
从昌迪加尔的黑色光影、里亚尔托圣萨尔瓦多教堂的内部空间，到克罗地亚布拉奇岛上的乱石堆；从波塞冬神庙倒塌的石柱、散落在智利各地的废弃乡野，到妹岛和世策划的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相逢于建筑”（People Meet in Architecture）、智利的巡回马戏团，以及圣索菲亚大教堂地下水宫里静谧的水流——他的演说如同一首致敬瞬间、相遇与“分心”的赞歌般徐徐展开。正是这些记忆与印象的拼贴，共同塑造了如今的他。
建筑常常被视为其所处时代、时代欲望、对进步的信仰以及对秩序构想的具象化表达。然而，这种解读往往抹平了建筑产生的具体条件。它暗示着建筑只是历史的附庸，而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建筑积极地参与了历史的塑造。没有什么时期比20世纪更能证明这一点——彼时，建筑与政治议程、经济体制以及关于集体生活如何组织的不同愿景深度交织在一起。
那些通常被归入现代主义标签下的实践，往往被描述为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宏大体系，以形式的清晰性、技术乐观主义以及对历史风格的决裂为特征。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那些经典的核心区域之外时，这种表面的连贯性便消解了。相同的空间原则（标准化、功能分区、工业化生产）被引入到结构和目标大相径庭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中。一个看似静态的运动，实际上作为一个灵活的系统展开，并根据各个政权的优先任务不断调整方向。表面上共通的语言，在实践中却是一套服务于截然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工具。
1962年，建筑师 Buckminster Fuller 设想了一座漂浮城市，旨在将人类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这一虚构的方案由巨大的空中 网格球顶 组成，它们在阳光加热的暖空气中自然 悬浮，并锚固在山顶上。富勒的 Cloud Nine 旨在容纳数千人，其目标是缓解土地所有权政治、解决住房短缺，并助力自然保护。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未能实现富勒的设想。在地球表面创造一个真正漂浮的结构，至今仍是一个无法企及的理想。尽管支撑结构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必然存在，但我们通过操纵其位置、强度和数量，展现出精妙的结构技巧，以求至少能接近“战胜重力”这一长久以来令全人类着迷的愿望。
在任何设计方案或正式决策出炉之前，如今里约热内卢雷阿伦戈公园市场广场的所在地，就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演变的空间。临时搭建的摊位、自发的聚会、悠扬的音乐、奔跑嬉戏的孩童，以及在简易遮阳棚下歇脚闲聊的成人，共同构成了这幅生动的日常图景，勾勒出一种转瞬即逝却极具生命力的“瞬态建筑”。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Carlos Zebulun、Helena Meirelles、Larissa Monteiro、Rodrigo Messina、Francisco Rivas 和 Juliana Ayako 展开了他们的工作。该项目也是 ArchDaily 2025 Next Practices Awards 的获奖作品之一。项目管理、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由 Ecomimesis Soluções Ecológicas 事务所负责，该事务所于 2023 年赢得了里约热内卢市政府组织的招标。
“没有无事件的空间，就没有无行动的建筑。”当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写下这句话时，他阐明了建筑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则。建筑关乎行为。平面图上的每一笔，都是对空间使用者如何移动、或哪些行动将成为可能的一种预设。
描绘即是建构现实。然而，尽管手握这种力量，建筑却从不发号施令。它既不发布指令，也不强制服从，而是通过一种*柔性控制*发挥作用——这是一种通过重塑感知和引导注意力来塑造行为的影响机制。
从烈日炎炎的迪拜步入一座玻璃塔楼的大堂，荒漠仿佛瞬间消失。室外温度高达45摄氏度以上；室内空气却寒冷、密封且被完美调控。几十年来，这种强烈的反差构成了海湾地区现代性的标志性意象。建筑不再是与气候对话的产物，而更多地昭示着人类对气候的征服。反光玻璃塔楼在荒漠中拔地而起，成为繁荣的象征，彰显着金融实力、技术自信和全球野心。这一城市意象之下，则是建立在石油之上、依靠廉价能源和持续机械制冷来抵御酷暑的基础设施支撑。
东南欧的城市从不静待人们去解读。它们是层层累积的产物——既有社会主义时期的规划，也有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剧烈转型，更有普通市民自下而上重塑空间时那些更安静、不易察觉的微观实践。在这里，空间与历史遗产固执地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当我们所观测的城市，似乎早已洞悉了建筑学科尚未学会去察觉的某种规律时，建筑研究又该何去何从？
紧邻墨西哥边境，在美国西南一隅，坐落着圣地亚哥市。其城市历史始于 1769 年，当时由加斯帕·德·波托拉（Gaspar de Portola）率领的西班牙军事探险队抵达此地，标志着被称为“上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的领土上出现了首个永久性定居点。然而，与墨西哥和中美洲那些城市化更为正规的行政首府和城镇不同，圣地亚哥最初被构想为一个边境前哨。如今，它已成为仅次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第二大城市，其城市网格诉说着与当前美国文化环境交织在一起的西语裔遗产故事。
人们接触现代主义，往往是通过已建成的建筑形态、照片中的立面、经典的平面图或具象的宣言。但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与现代主义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其实要直接得多——可能办公室里的一把椅子、客厅里的一个架子，或者一个重新组织了人们坐卧、收纳方式的紧凑单元。早在现代建筑被广泛委任建造之前，家具就已经率先进入了日常生活空间，并带去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逻辑。现代主义关于改变生活的承诺，往往正是通过这些更为小巧、可复制的物件得以实现的。
要理解这一转变，就必须将家具视为建筑的浓缩形式，而非单纯的装饰。20世纪初的设计师正是如此看待家具的。勒·柯布西耶将家具描述为“住宅设备”（équipement de l'habitation），将其纳入建筑的运行系统之中，而非置于其外。同样地，包豪斯学派将桌椅视为工业原型，在设计中融入了标准化、高效和批量生产的原则。正如建筑历史学家比阿特丽斯·科洛米纳（Beatriz Colomina）所指出的，现代建筑不仅仅通过建筑物进行传播，还通过媒介和物件将这些理念转化为日常生活。家具成为了微缩建筑：它可便携、可复制，并且能够在不进行改建的前提下重新组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