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斯马拉作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座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海拔2300多米的高原之上。虽然该国并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但这座城市却因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遐迩。2017年7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登录名称为“阿斯马拉:一座非洲的现代主义城市”。这是全球首个整体列入名录的现代主义城市遗址,也是非洲首个明确以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其遗产价值源于厄立特里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交织:一是意大利在非洲扩张帝国版图时开展的大规模殖民建设,二是此后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使这座城市得以免受重新开发的影响。

阿斯马拉作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座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海拔2300多米的高原之上。虽然该国并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但这座城市却因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遐迩。2017年7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登录名称为“阿斯马拉:一座非洲的现代主义城市”。这是全球首个整体列入名录的现代主义城市遗址,也是非洲首个明确以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其遗产价值源于厄立特里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交织:一是意大利在非洲扩张帝国版图时开展的大规模殖民建设,二是此后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使这座城市得以免受重新开发的影响。

一直以来,粗野主义的历史大多是以西方视角为中心撰写的。《粗野主义在亚洲》(Brutalist Asia)由 Blue Crow Media 出版,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亚洲各地的建筑师如何因应迥异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条件,对这一运动的建筑语言进行吸收、质疑和重构。本书涵盖了从日本、东南亚、南亚、中亚到中东、伊朗和黎巴嫩的 28 个国家,共收录了 140 座建筑和 150 多张照片。书中将丹下健三、保罗·鲁道夫、巴克里希纳·多西、拉杰·雷瓦尔、查尔斯·柯里亚、金寿根、莱安德罗·洛克辛以及勒·柯布西耶等国际知名大师的杰作,与一批同样重要但鲜为人知的建筑作品并置,从而拓宽了我们对整个亚洲大陆战后建筑的认知。
在这一宏大的地理版图中,一段特殊的历史正在黎巴嫩上演——在这里,现代主义的宏伟抱负与该国深刻的社会、政治及城市转型紧密交织、不可分割。下文摘自 ArchDaily 总编辑 Christele Harrouk 为 《粗野主义在亚洲》 撰写的章节,探讨了粗野主义在黎巴嫩的兴起、赋予其独特本土表达的建筑师与作品,以及令这一现代主义进程戛然而止的历史断裂。

当一栋住宅所承载的设计生活走向终结,它会何去何从?对于“溪上之屋”(Casa sobre el Arroyo)而言,答案随着建筑在近八十年间用途、所有权及自身状况的演变而逐渐浮现。尽管这些外部条件不断变化,但其建筑结构、流线以及与场地的关系,始终是理解这栋住宅——并最终促成其修复——的核心。
“溪上之屋”由阿曼西奥·威廉姆斯(Amancio Williams)和德尔菲娜·加尔维斯·邦赫·德·威廉姆斯(Delfina Gálvez Bunge de Williams)于1943年开始设计,委托人是阿曼西奥的父亲阿尔贝托·威廉姆斯(Alberto Williams)。该项目直接根植于其所在的阿根廷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的场地环境。设计并没有将拉斯查克拉斯(Las Chacras)溪流视为需要避开的障碍,而是将其作为组织整栋住宅的核心线索。一个钢筋混凝土拱结构横跨水面,将居住空间抬升至空中,使溪流本身成为了穿行与居住体验的一部分。

厄尔布尔士山脉(Alborz)脚下的德黑兰,在一道既是庇护又是窒息之源的山脊下蔓延。这片阻挡了风、锁住了城市上空污染的自然屏障,其山坡上也记录着数世纪以来对这一战略要地的反复争夺。无论从地质还是政治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座建立在动荡基础之上的首都。活跃的地震断裂带在其宽阔的大道下方横穿,而地面之上则层层累积着历次重建、拆除与被迫重塑的痕迹。在这般背景下,城市不断扩张,默默见证着这个两百多年来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反复拉扯的国家。

本文收录于《Thresholds》——由 Cobe Notes 与 ArchDaily 联合出版的纸质报纸特刊。
“重塑非洲现代主义”(Rediscovering Modernism in Africa)系列专题于2024年9月推出,融入了全球对这一议题日益高涨的关注浪潮。尽管此前在建筑学界的讨论中鲜少被提及,但非洲本土及海外的建筑师与研究人员一直在通过不懈努力,讲述着这些高质量现代建筑杰作的故事。这些建筑展现了设计师们在运用全球化概念与技术的同时,力图创造出契合本土特征的建筑。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变革——彼时,大多数非洲国家正纷纷赢得独立。

在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转型的浪潮中,ARC Architects 致力于通过建筑创作连接过去与现在。该事务所由鲍比尔·克里切夫(Bobir Klichev)于 2017 年创立,根植于布哈拉的建筑社群,并与该国独特的文化及气候环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ARC 在塔什干和布哈拉均设有办公室,他们将极简主义与民族元素相融合,探索出一种植根于本土文脉的当代建筑语言。
事务所并非简单地复制乌兹别克斯坦建筑的传统形象,而是致力于探索如何在当下对这一遗产进行重新阐释。这种尝试必然需要直面该国层层重叠的历史积淀。几个世纪以来,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城市一直是中亚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这些城市的建筑围绕着内院和狭窄的街道展开,形成了建筑与集体空间密不可分的城市肌理。

罗佐尔·梅拉拉(Rozzol Melara)的中庭每边长达两百米,使其面积超越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任何一个广场。两栋由清水混凝土建成的L形大楼将其围合,其中一栋的高度是另一栋的两倍;随着山脊向四公里下方的海湾倾斜,楼层也从七层一路爬升至十五层。每隔十五米立起的一根根混凝土支柱将大楼支撑在山坡之上,彼此若即若离,在下方形成了宽阔到足以穿行的柱廊;而在柱廊之上,立面则化为单间住宅尺度的内凹式凉廊。从沿海公路望去,这一切细节都无法分辨,只能看到一条划过山峦的灰色线条。
在这片围合区域内部,的里雅斯特的自主公共住宅协会(IACP)构建了一座微型城市。在整体规划中,648套公寓所占的分量其实少于学校、邮局、医疗中心、教区活动室、二十余家店铺和双层车库等配套设施。所有这些场所都通过有顶通道相连,这些通道贯穿整栋大楼,并以高架步道的形式跨越中庭,从而使得居民从自家门口前往杂货店或教室的途中,完全置身于集体空间之中,无需踏出室外半步。在卡洛·切利(Carlo Celli)的统筹协调下,29位建筑师共同参与了该项目的设计,并充分参考了项目启动前委托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从零开始建造一座城市绝非易事。过去未曾轻松,未来也绝非坦途。要凭空创造出本应顺其自然、循序渐进发展的事物,这一设想本身就需要资源、组织,而最核心的是劳动力。1958年的情况便是如此,当时巴西的中部高原因建设巴西利亚而成为20世纪最大的建筑工地之一。在时任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五年抵五十年发展”的口号下,数以万计的 candangos(主要来自巴西东北部的移民,大多未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涌入此地,仅用了三年出头的时间便建成了整座首都。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建筑杰作与卢西奥·科斯塔(Lúcio Costa)的城市规划之所以能够落地,完全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有足够充裕的工人愿意忍受低廉的工资和极其恶劣的条件,去将混凝土和曲线塑造成国家的象征。

20世纪中叶,当非洲国家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国家的重建与塑造并不仅限于建立新的政府和政治机构。这些新主权国家还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与殖民过去相区隔的建筑身份认同,而建筑便成为了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工具。在整个非洲大陆,各类具有纪念意义的市政建筑、大学、会议中心和文化机构纷纷立起,旨在彰显进步与国家团结。然而,这也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些建筑中,有许多采用了源自欧洲的现代主义和粗野主义建筑语言,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由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建筑师设计的。位于布基纳法索首府瓦加杜古的人民大厦(Maison du Peuple)便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展示了这种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建筑语言,如何被吸收并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独立自主的表达。

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纳夫兰普拉区(Navrangpura)的核心地带,坐落着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这座体育场不仅是一处板球运动场,更是印度早期现代主义公共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尝试之一。该建筑建于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如今不仅成为工程学上的地标,也融入了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肌理,成为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然而,尽管它具有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并且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但由于数十年来缺乏维护和资金支持,其建筑结构已出现严重的物理性损毁。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的现状,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年,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 (WMF)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守望名录”(World Monuments Watch)——这是一份旨在呼吁保护面临紧迫生存挑战的全球文化遗产名录。

盖蒂基金会的“保护黑色现代主义”倡议是一项致力于保护和赞颂非裔美国建筑师在全美现代主义运动中所做出建筑贡献的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启动,是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旗下“非裔美国人文化遗产行动基金”的一部分。该基金是旨在支持非裔美国人历史遗迹长期留存的最大规模保护运动。虽然最初设立为一项为期两年的倡议,但此后已扩大到资助 26 个历史悠久的现代主义遗址,并于今年启动了第四轮资助周期。该笔资助旨在支持美国 17 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各类建筑的保护规划、专业培训以及故事传播,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学术、宗教、住宅、市政、文化和商业等多种建筑类型。

借由一系列水平界面的层叠,公共与私密空间的巧妙组合将住宅与喧嚣的街道自然隔离。在创造这种平面重叠的同时,内部空间向外延伸,并兼顾了一定的私密围合感。阳台上方巨大的悬臂从最近的结构支撑点向外延伸达三米之远。

加拿大建筑中心(CCA)近期启动了一项全新的研究项目,并与香港 M+ 博物馆展开机构合作,共同推出名为《何为现代:中国建筑传记 1949–1979》(How Modern: Biographies of Architecture in China 1949–1979)的专题研究。该项目内容丰富,包括将于 2025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6 年 4 月 5 日在 CCA 主展厅举办的同名展览、由艺术家王拓创作的一系列委约电影与口述历史视频、在线专题内容、公共活动,以及由 CCA 与 M BOOKS 联合出版的配套书籍。这一系列成果旨在重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间现代主义的建筑史,通过建筑师、相关机构及居民的视角与经历,揭示设计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压力下运作。该项目延续了 CCA 一贯的学术旨趣,即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地理框架下,对现代建筑进行全新的解读,此前相关研究包括《制服下的建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设计与建造》(2011)以及《建设一个新的新世界:俄罗斯建筑中的美国主义》(2020)。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诞生了两座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史上留下深远印记的城市。它们源自相同的设计理念,却相隔1.4万多公里。位于巴西的巴西利亚与位于印度的昌迪加尔,皆深受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均属于规划并平地起建的新城。
这两座城市诞生于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背景之下,当时许多国家正致力于将新首都塑造成进步的象征。因此,它们均承担了某种战略角色。通过其所采用的建筑语言,强化了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和身份叙事。
它们是遵循乌托邦愿景凭空构想出来的城市。作为先锋都市,它们本应免受20世纪中期困扰传统城市的种种弊端,成为展现进步政治意识形态之美学原则的典范,并全面拥抱新技术——尤其是汽车。
然而,这种对未来的承诺最终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困境固然反映了各自国家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阵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受到了如今饱受争议的现代主义理念的“浸染”。

建筑从未局限于建造行为本身。它始终在物质实践与思想反思之间不断协商。然而,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许多建筑师逐渐意识到,仅凭建成项目并不足以回应这一学科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经济压力、政治语境与功能需求常常限制了建筑实践的范围。
相比之下,展览和策展平台为实验与批判创造了空间,使建筑能够反观自身:重释过去,质疑当下,并投射未来。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建筑师—策展人”的身份逐渐出现。他们将策展本身视为一种设计实践——设计的对象不再是墙体或立面,而是话语、叙事与意义框架。

2025 年 11 月20日,密西西比艺术博物馆(MMA)确认购得“源泉”住宅 —— 这座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于 1948 年设计、1954 年竣工的房屋。这位享誉世界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为石油商人 J·威利斯·休斯(J. Willis Hughes)设计了这座住宅及其内部陈设,休斯与家人在此居住直至 1980 年。密西西比艺术博物馆成立于 1911 年,是密西西比州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通过涵盖绘画、摄影、多媒体作品及雕塑的永久藏品,全年举办展览、公共活动、艺术与社区合作项目、教育计划及交流活动。此次收购是该博物馆践行 “扎根城市社区、支持社区建设重点工作” 目标的重要举措,这座建筑地标将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这一举措灵感源自水晶桥美国艺术博物馆等机构 —— 该馆曾于 2015 年收购赖特设计的巴赫曼-威尔逊住宅(Bachman-Wilson House)。

坐落于中亚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塔什干是一座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城市。其历史建筑以庭院、穹顶和蓝色陶瓷而闻名,具有典型的帖木儿帝国文化遗产特征。作为今日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它在19世纪被并入俄罗斯帝国,随后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在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期间,这座城市成为了现代化的典范,展示着社会主义在亚洲取得的成就。1966年的一场毁灭性地震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随着城市的重建,涌现出了许多令塔什干如今闻名遐迩的现代主义地标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