耸立于爱丁堡城堡岩（Castle Rock）基座的岩石之上，阿盖尔大厦（Argyle House）与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地标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座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棱角分明的灰色建筑，是战后野兽派建筑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座毫无装饰的几何形混凝土建筑，它最近意外地成为了荧幕上的明星，成为根据丹麦作家尤西·阿德勒-奥尔森（Jussi Adler-Olsen）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悬案密码》（Dept. Q）的背景幕。然而，这座曾是政府办公室、如今容纳着众多极具潜力的初创企业的 11 层建筑群，至今依然饱受争议。一方面，它那雄伟的存在感对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其建筑学上的重要价值又使其成为这座城市现代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即2026年11月12日，一场艺术干预装置在巴塞罗那馆正式开幕。作为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该建筑由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莉莉·赖希（Lilly Reich）为1929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设计，旨在代表一战后的现代德国。该建筑最初被设计为临时建筑，如今由密斯·凡·德·罗基金会（Fundació Mies van der Rohe）管理，该基金会由巴塞罗那市政府于1983年成立，旨在重建这一地标。自重建以来，展馆作为建筑地标向游客开放，并偶尔用作视觉艺术家进行艺术干预和举办短期展览的场所。在2026年11月12日至22日期间，由塞罗·纳伊尔（Ciro Najle）和约瑟普·费兰多（Josep Ferrando）创作的“展馆-迷宫”（Pavilion-Labyrinth）将引领观众步入一个完全由玻璃打造的迷宫，以此改变人们对这座历史建筑内外边界的固有感知。
从塔林梅雷大道（Mere Boulevard）的尽头望去，林纳霍尔（Linnahall）宛如一座由石灰石和混凝土构筑的长条状低矮体量，横卧在老城区与海湾之间。它的高度被刻意控制在中世纪天际线之下，以便从水面上依然能望见那些尖顶。宽阔的阶梯顺着建筑两侧延伸至铺设成公共广场的屋顶；从那里，一连串露台台阶向下通往一个小码头、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以及开阔的芬兰湾。在这片屋顶之下，容纳着一个可容纳4200人的露天剧场式大厅、一个6000平方米的前厅、一个冰上运动馆、数家咖啡馆、一个保龄球馆以及一间录音室。
该建筑于1980年夏天落成启用，当时名为“列宁文化体育宫”，恰逢莫斯科奥运会帆船比赛举行。由于作为首都的莫斯科没有海岸线，塔林代表其承办了该项赛事。这是该市奥运规划项目中120多个工程之一，同期建设的还包括皮里塔（Pirita）帆船中心、电视塔、奥林匹亚酒店（Hotel Olümpia）以及一座全新的机场航站楼。
本文是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推出的纸质特刊《临界》（Thresholds）的一部分。
一战后的现代主义运动与历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传统彻底决裂，剥离了建筑上的装饰以及历史或宗教指涉，转而聚焦于功能优先级、清晰性与高效率。建筑走向了理性与社会改良，而艺术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开始探索自我表达、实验性以及摆脱学院派传统束缚的自由。
这种客观秩序与主观感知之间的张力，界定了各门艺术之间的某种临界状态。这在当下的建筑实践中尤为明显——在这些实践中，个人的直觉正日益让位于可量化的事实。我们对答案、事实和真理的追求，是否正在让我们远离某些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比如提问、质疑和模糊性？答案或许就藏在与建筑融为一体的公共艺术之中。这种实践恰恰处于这一临界点上，它要求建筑和城市设计从业者去相信那些无法被直接量化的价值。
1972年，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和斯蒂芬·艾泽努尔（Steven Izenour）出版了《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一书，呼吁建筑师重新审视当时在美国长期被低估并遭到排斥的商业景观。他们提出了著名的两分法，即“鸭子”（其形式本身传达其意义的建筑）与“装饰过的棚子”（通过符号和标志传递身份的普通结构），这挑战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现代主义假设——即建筑表现应当源自形式与功能。通过对广告牌、霓虹灯、赌场以及拉斯维加斯商业街区的剖析，作者指出，建筑学应当研究美国消费文化的视觉语言。
什么样的建筑才值得保护？“历史悠久”是最普遍的答案，但未必总是最贴切的。一栋建于20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的建筑，其承载的历史意义或许并不亚于一座中世纪大教堂；它需要的只是一套不同的评估框架——不仅要考量时间的流逝，更要权衡其政治背景、文化内涵和建筑本身的创新。对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现代主义建筑而言，情况尤为如此，因为这一运动在这些地区呈现出了极其独特的表达形式。
正是基于这一议题，ArchDaily 与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orld Monuments Fund，简称 WMF）携手展开了对话。WMF 带来了遍及全球的实地保护专业经验，而 ArchDaily 则发挥其编辑能力，将这些保护工作置于具体语境中，并将其推向全球读者。我们的目标是并驾齐驱：在保护这些遗址的同时讲好它们的故事，从而在更广泛的维度上重塑公众对现代主义遗产的认知，使其超越单纯的“文保”范畴。
几十年来，建筑装饰一直是业内反复争论的话题。这一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基本被遗弃的实践，如今由于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AI）和数字建造的交汇融合，正迎来一个可能使其再度复兴的契机。技术似乎已经消除了阻碍装饰细节的主要障碍——高昂的熟练手工劳动成本。然而，这种全新的技术能力要求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装饰究竟代表着什么？通过算法设计使其复活，我们又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阿斯马拉作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座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海拔2300多米的高原之上。虽然该国并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但这座城市却因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遐迩。2017年7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登录名称为“阿斯马拉：一座非洲的现代主义城市”。这是全球首个整体列入名录的现代主义城市遗址，也是非洲首个明确以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其遗产价值源于厄立特里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交织：一是意大利在非洲扩张帝国版图时开展的大规模殖民建设，二是此后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使这座城市得以免受重新开发的影响。
一直以来，粗野主义的历史大多是以西方视角为中心撰写的。《粗野主义在亚洲》（Brutalist Asia）由 Blue Crow Media 出版，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亚洲各地的建筑师如何因应迥异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条件，对这一运动的建筑语言进行吸收、质疑和重构。本书涵盖了从日本、东南亚、南亚、中亚到中东、伊朗和黎巴嫩的 28 个国家，共收录了 140 座建筑和 150 多张照片。书中将丹下健三、保罗·鲁道夫、巴克里希纳·多西、拉杰·雷瓦尔、查尔斯·柯里亚、金寿根、莱安德罗·洛克辛以及勒·柯布西耶等国际知名大师的杰作，与一批同样重要但鲜为人知的建筑作品并置，从而拓宽了我们对整个亚洲大陆战后建筑的认知。
在这一宏大的地理版图中，一段特殊的历史正在黎巴嫩上演——在这里，现代主义的宏伟抱负与该国深刻的社会、政治及城市转型紧密交织、不可分割。下文摘自 ArchDaily 总编辑 Christele Harrouk 为 《粗野主义在亚洲》 撰写的章节，探讨了粗野主义在黎巴嫩的兴起、赋予其独特本土表达的建筑师与作品，以及令这一现代主义进程戛然而止的历史断裂。
当一栋住宅所承载的设计生活走向终结，它会何去何从？对于“溪上之屋”（Casa sobre el Arroyo）而言，答案随着建筑在近八十年间用途、所有权及自身状况的演变而逐渐浮现。尽管这些外部条件不断变化，但其建筑结构、流线以及与场地的关系，始终是理解这栋住宅——并最终促成其修复——的核心。
“溪上之屋”由阿曼西奥·威廉姆斯（Amancio Williams）和德尔菲娜·加尔维斯·邦赫·德·威廉姆斯（Delfina Gálvez Bunge de Williams）于1943年开始设计，委托人是阿曼西奥的父亲阿尔贝托·威廉姆斯（Alberto Williams）。该项目直接根植于其所在的阿根廷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的场地环境。设计并没有将拉斯查克拉斯（Las Chacras）溪流视为需要避开的障碍，而是将其作为组织整栋住宅的核心线索。一个钢筋混凝土拱结构横跨水面，将居住空间抬升至空中，使溪流本身成为了穿行与居住体验的一部分。
本文收录于《Thresholds》——由 Cobe Notes 与 ArchDaily 联合出版的纸质报纸特刊。
“重塑非洲现代主义”（Rediscovering Modernism in Africa）系列专题于2024年9月推出，融入了全球对这一议题日益高涨的关注浪潮。尽管此前在建筑学界的讨论中鲜少被提及，但非洲本土及海外的建筑师与研究人员一直在通过不懈努力，讲述着这些高质量现代建筑杰作的故事。这些建筑展现了设计师们在运用全球化概念与技术的同时，力图创造出契合本土特征的建筑。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变革——彼时，大多数非洲国家正纷纷赢得独立。
在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转型的浪潮中，ARC Architects 致力于通过建筑创作连接过去与现在。该事务所由鲍比尔·克里切夫（Bobir Klichev）于 2017 年创立，根植于布哈拉的建筑社群，并与该国独特的文化及气候环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ARC 在塔什干和布哈拉均设有办公室，他们将极简主义与民族元素相融合，探索出一种植根于本土文脉的当代建筑语言。
事务所并非简单地复制乌兹别克斯坦建筑的传统形象，而是致力于探索如何在当下对这一遗产进行重新阐释。这种尝试必然需要直面该国层层重叠的历史积淀。几个世纪以来，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城市一直是中亚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这些城市的建筑围绕着内院和狭窄的街道展开，形成了建筑与集体空间密不可分的城市肌理。
罗佐尔·梅拉拉（Rozzol Melara）的中庭每边长达两百米，使其面积超越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任何一个广场。两栋由清水混凝土建成的L形大楼将其围合，其中一栋的高度是另一栋的两倍；随着山脊向四公里下方的海湾倾斜，楼层也从七层一路爬升至十五层。每隔十五米立起的一根根混凝土支柱将大楼支撑在山坡之上，彼此若即若离，在下方形成了宽阔到足以穿行的柱廊；而在柱廊之上，立面则化为单间住宅尺度的内凹式凉廊。从沿海公路望去，这一切细节都无法分辨，只能看到一条划过山峦的灰色线条。
在这片围合区域内部，的里雅斯特的自主公共住宅协会（IACP）构建了一座微型城市。在整体规划中，648套公寓所占的分量其实少于学校、邮局、医疗中心、教区活动室、二十余家店铺和双层车库等配套设施。所有这些场所都通过有顶通道相连，这些通道贯穿整栋大楼，并以高架步道的形式跨越中庭，从而使得居民从自家门口前往杂货店或教室的途中，完全置身于集体空间之中，无需踏出室外半步。在卡洛·切利（Carlo Celli）的统筹协调下，29位建筑师共同参与了该项目的设计，并充分参考了项目启动前委托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从零开始建造一座城市绝非易事。过去未曾轻松，未来也绝非坦途。要凭空创造出本应顺其自然、循序渐进发展的事物，这一设想本身就需要资源、组织，而最核心的是劳动力。1958年的情况便是如此，当时巴西的中部高原因建设巴西利亚而成为20世纪最大的建筑工地之一。在时任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五年抵五十年发展”的口号下，数以万计的 candangos（主要来自巴西东北部的移民，大多未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涌入此地，仅用了三年出头的时间便建成了整座首都。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建筑杰作与卢西奥·科斯塔（Lúcio Costa）的城市规划之所以能够落地，完全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有足够充裕的工人愿意忍受低廉的工资和极其恶劣的条件，去将混凝土和曲线塑造成国家的象征。
20世纪中叶，当非洲国家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国家的重建与塑造并不仅限于建立新的政府和政治机构。这些新主权国家还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与殖民过去相区隔的建筑身份认同，而建筑便成为了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工具。在整个非洲大陆，各类具有纪念意义的市政建筑、大学、会议中心和文化机构纷纷立起，旨在彰显进步与国家团结。然而，这也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些建筑中，有许多采用了源自欧洲的现代主义和粗野主义建筑语言，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由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建筑师设计的。位于布基纳法索首府瓦加杜古的人民大厦（Maison du Peuple）便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展示了这种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建筑语言，如何被吸收并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独立自主的表达。
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纳夫兰普拉区（Navrangpura）的核心地带，坐落着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这座体育场不仅是一处板球运动场，更是印度早期现代主义公共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尝试之一。该建筑建于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如今不仅成为工程学上的地标，也融入了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肌理，成为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然而，尽管它具有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并且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但由于数十年来缺乏维护和资金支持，其建筑结构已出现严重的物理性损毁。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的现状，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年，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 （WMF）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守望名录”（World Monuments Watch）——这是一份旨在呼吁保护面临紧迫生存挑战的全球文化遗产名录。
盖蒂基金会的“保护黑色现代主义”倡议是一项致力于保护和赞颂非裔美国建筑师在全美现代主义运动中所做出建筑贡献的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启动，是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旗下“非裔美国人文化遗产行动基金”的一部分。该基金是旨在支持非裔美国人历史遗迹长期留存的最大规模保护运动。虽然最初设立为一项为期两年的倡议，但此后已扩大到资助 26 个历史悠久的现代主义遗址，并于今年启动了第四轮资助周期。该笔资助旨在支持美国 17 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各类建筑的保护规划、专业培训以及故事传播，涵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学术、宗教、住宅、市政、文化和商业等多种建筑类型。
借由一系列水平界面的层叠，公共与私密空间的巧妙组合将住宅与喧嚣的街道自然隔离。在创造这种平面重叠的同时，内部空间向外延伸，并兼顾了一定的私密围合感。阳台上方巨大的悬臂从最近的结构支撑点向外延伸达三米之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