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排名为了解城市环境如何支持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视角。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全球宜居指数对全球173个城市在社会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等维度进行了评估，既凸显了长期发展趋势，也反映了年度间的动态变化。在2026年的榜单中，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蝉联全球最宜居城市，维也纳和墨尔本分列其后。这座丹麦首都获得了98分（满分100分）的综合评分，并在社会稳定性、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获得了满分。全球平均分仍维持在76.1分，医疗保健、教育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改善抵消了社会稳定性持续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周建筑新闻突显了环境变化、公共系统以及建筑实践角色演变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不同地区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居民点、基础设施和区域网络脆弱性的关注；与此同时，新的住房建设方法也表明，采购、建造和治理方式的转变将如何影响建筑成果。此外，对资深从业者的表彰也体现了建筑思想跨越世代的深远影响。当前，建筑界正持续关注韧性、系统性变革，以及塑造建成环境的更广泛条件。
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已被选为2027年创作者设计奖（CDA）安德烈·普特曼终身成就奖（Andrée Putman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的获得者。该奖项是该机构设立的两大传承奖（Legacy Awards）之一，旨在表彰那些对几代人以及不同地域的建筑与建成环境产生深远影响的职业生涯。隈研吾将于2027年1月16日在巴黎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的CDA颁奖典礼上接受这一荣誉。
8月下旬，阿尔及利亚北部发生严重山火，导致居民区、农田和关键交通要道直接面临快速蔓延的火势威胁。吉杰勒（Jijel）、贝贾亚（Béjaïa）和蒂齐乌祖（Tizi Ouzou）的灾情已导致至少12人死亡，并迫使多条国家级干线公路紧急关闭。在此次山火爆发前，该国在整个夏季已多次遭遇火灾。据官方记录，仅在7月份全国就发生了近2,000起火灾，而当月底东北部安纳巴省（Annaba）的火灾导致100多名居民被迫撤离，近150栋房屋受损。新一轮火灾再次将居民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卷入快速蔓延的火势中。阿尔及利亚北部夏季常年多发森林火灾，而日益频繁的干旱和持续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剧了火险形势。
在许多亚洲城市中，饮食从未完全局限于私人住宅之内。它溢出到市场、小贩中心、街边摊贩以及嵌入大型建筑或街区中的批发市场中。在这些场所，城市居民交换着信息，注视着人来人往。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餐厅，也不是简单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地方的生命力与使用状态，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缩影。它们是“公共厨房”：在这里，原本属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种种仪式，被部分转移到了集体空间这一共享的基础设施之中。
在香港的市政大厦和路边摊档中，食物不仅被视为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城市组织方式。这里的熟食中心将饮食融入了一个由菜市场、图书馆和体育馆构成的更大规模的城市公共运转机器中。与此同时，大排档和路边餐桌则将人行道临时转变为餐厅。放眼香港之外，整个亚洲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城市如何为公共就餐留出空间？当家庭空间受限时，烹饪该在何处进行？什么样的建筑才能承载日常饮食带来的喧嚣、杂乱与烟火气？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当代气候适应与城市生态韧性的核心策略，正受到不同地理环境和气候带城市的广泛青睐。绿色屋顶、城市森林、生物滞留带、不断扩大的林冠覆盖、受保护的湿地以及透水景观，都在各地的城市适应规划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些干预措施部署在各个街区，分布于街道网络中，并通过生态修复公顷数、树木种植量、雨水截留量或温度降幅等指标进行衡量。这一转变拓展了生态在城市中的作用，将环境要素确立为基础设施系统，并为规划者将自然系统融入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
在当代室内设计中，工艺的价值日益体现在材料的拼接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方式上。随着人们对快速、廉价且有利可图的翻新工程的需求不断增长，对精心打磨的室内空间的渴望也同样在滋长：在这样的空间中，细节得以有机融合，材料的组合经过深思熟虑，肌理的过渡别具匠心，而五金配件也被视作建筑语言的一部分，而非事后补救。在许多当代中国室内设计中，工艺通过表面和结构的处理悄然发挥着作用：保留了天然不规则性的木材、记录了骨料分布与手工痕迹的水磨石，或是展现出精雕细琢之美的饰面。
在数字图像越来越崇尚“光滑感”的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效果图中的室内空间往往在施工开始前就显得天衣无缝、毫无摩擦且完美无缺。而工艺打破了这种虚幻的完美。它引入了容差、肌理、材料的抗性，以及在成为建筑之前表面曾历经人手触碰的温度。不完美并不一定意味着精度的丧失。对于懂得审视它的眼睛来说，不完美反而能成为建造过程的见证。
在讨论推拉门时，人们往往会关注其高效性。它们能够节省传统平开门的旋转半径，让紧凑的空间更易于使用，并帮助小户型公寓争取到几厘米宝贵的使用空间。然而，在许多室内设计中，推拉门更引人注目的角色并不仅仅在于空间经济性。推拉隔断改变了人们对空间本身的解读。当一扇隔板关闭时，卧室、书房、客房、餐厅或工作区便会悄然浮现；而当它打开时，这些空间又会隐于无形；当边界呈半透明或局部遮挡时，空间则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状态。
这使得推拉隔断在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住宅语境中尤为实用——这些地区普遍面临着高密度、家庭结构变化、混合办公以及应对气候调节等现实需求。推拉隔断实现了非永久性的隐私、非完全隔绝的封闭，以及不失控制的开放。与固定墙体不同，它并不强求一个空间只能拥有一种身份。相反，它赋予了住宅空间随时间变化而调节的能力：白昼与黑夜、宾客与家人、工作与休息、展露与退隐，皆可自由切换。
最近开放的大卫·格芬艺术馆（David Geffen Galleries）是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历经十余年、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一过程涉及城市、县政府、公众、建筑师、工程师、总承包商，以及众多参与将雄心勃勃的设计理念转化为实体建筑的建造者。该项目也一直受到异常广泛的关注与审视。人们对它的评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人赞赏其精密的建造工艺与大胆的建筑构想；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其规模、造价、混凝土体量，以及在洛杉矶这一地震高发地区实现复杂结构所带来的工程挑战。无论持何种观点，这座建筑都无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展现了建筑如何在建造过程中不断被协调、调整与实现，也体现了设计理念、工程技术与施工实践之间复杂而精密的协商关系。
本次对话从 Clark Construction 的视角切入，探讨大卫·格芬艺术馆的建造过程。作为负责协助实现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方案落地的总承包商，Clark Construction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Clark Construction 集团总裁 Carlos Gonzalez 全程监督了施工过程，并向 ArchDaily 分享了这座建筑背后所面临的技术、材料与施工组织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多个层面：从巨型整体混凝土结构以及大规模预应力系统的实施，到能够让建筑在地震发生时产生位移的 56 个抗震隔震装置；从拉布雷亚沥青坑（La Brea Tar Pits）附近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地质条件，到实心青铜竖梃的定制加工，以及如何在建筑双层混凝土结构内部整合复杂的机电系统。
在许多住宅中，入口往往被视为客厅开始前的剩余空间或狭窄的过渡地带。然而，在人口稠密的亚太地区室内设计中，尽管空间尺度有限，入口所承担的功能却往往远超其面积所限。这一过渡空间决定了内外的转换：在这里，尘嚣被过滤、身体得到放松、鞋履被脱下、宾客被迎入、隐私被界定，而家居秩序也由此开启。在客厅呈现为真正的室内空间之前，入口的动线与空间就已经上演了居住行为的第一幕。
日本的“玄关”（genkan）或许是这种空间形态中人们最熟悉的一种，但其内在逻辑绝不局限于日本。在公寓、联排住宅、公共住房和紧凑型城市住宅中，入口过渡空间已然成为一个体量虽小却蕴含丰富张力的建筑装置。它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建筑元素，兼顾了卫生防护与空间序列的构建。它可以是下沉式地面、加厚的墙体、收窄的走廊、屏风，或者是公共流线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小门厅。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其面积大小，而在于它所承载的转换仪式之丰富。
随着2026年UIA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巴塞罗那落下帷幕，一个共识在所有的辩论、展览、演讲和对话中反复鸣响：建筑的未来，与其说取决于确切的答案，不如说取决于我们接纳变革并共同质疑既有模式的能力。在今年的大会上，以“生成：转型期星球的建筑学”为主题，建筑学被定义为一种处于不断演进中的实践，由跨学科对话、学术研究与紧密协作共同塑造。
“咖啡还是茶？”是一个在各种场景下都如影随形的选择：无论是在飞机上、餐后、酒店酒廊，还是在会议室里。这听起来像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仅仅关乎个人偏好，是服务流程中的一个快速分流。然而，它背后却承载着某种悄无声息的文化传承。“茶”伴随着悠久的仪式感和家庭生活的慢节奏而来，与古老的贸易版图和日常礼仪紧密相连。而“咖啡”则带着另一种不同的流通脉络，并在日后工业化，演变为现代咖啡馆及其面向公众的日常仪式。无论哪种情况，饮品都绝不仅仅是一杯饮料，而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实践。
然而，在当代的东亚，“咖啡还是茶”正逐渐衍生出另一层意味：它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一种对于“你想身处何处”的空间选择。如今，每种饮品都承载着一种空间预期。咖啡意味着一个你可以占用的空间——通常是一个可以驻足、工作、会客或歇息的场所。相比之下，茶尽管在文化中无处不在，但在城市中的分布却更为弥散——它有时是专门的目的地，有时是高频交易的街头档口，更多时候则是嵌入餐饮类型学中的默认配角。结果便是，这个看似关乎口味的问题，已开始扮演空间偏好的隐性指标：你寻找的究竟是停留的时间还是流动的速度，是封闭的包裹还是流转的生机，是一个第三空间还是街头的一处匆忙节点。
巴塞罗那是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世界建筑师大会历史上首个两次举办该盛会的城市。1996年的那届大会以“当下与未来：城市中的建筑”（Present and Futures: Architecture in Cities）为主题，正值一个关键时刻：当时，后奥运时期的巴塞罗那正在巩固一种城市模式，该模式此后成为了当代都市主义中研究最深也最具争议的范例之一；同时，建筑学也正学着将大都市作为其最主要的探究场所来进行思考。三十年后，这座城市在全新的语境下重新探讨了这一议题：在当下的境况中，建成环境已不能再被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孤立客体，而必须置于支撑其生存的更广泛的生态、物质和政治系统之中来审视。2026年大会的主题——《生成：转型星球的建筑》（Becoming. Architectures for a Planet in Transition）——并未背离1996年的城市关切，而是将其置于行星尺度上进行重新审视。
本届大会的策划团队由 Pau Bajet、Maria Giramé、Mariona Benedito、Tomeu Ramis、Pau Sarquella 和 Carmen Torres 组成。他们将建筑视为一种扎根于地域的、具有批判性和变革性的工具，其工作跨越了实践、研究和教学领域。他们的方案围绕六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方向来构建大会框架（“生成超越人类”、“生成循环”、“生成具身”、“生成相互依存”、“生成高度自觉”和“生成调谐”），并将活动分布在三个性格迥异的场馆中——贝索斯的三座烟囱（Les Tres Xemeneies del Besòs）、格洛里耶斯的巴塞罗那设计博物馆（Disseny Hub at Glòries）以及巴塞罗那国际会议中心（CCIB）。每一个场馆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其承载空间，更在于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日益增强，也越来越意识到过早拆除安全、结构完好的建筑并代之以新建项目的环境代价。在更广泛的减碳竞赛中，企业和机构正更加注重ESG 表现（环境、社会和治理）。许多机构如今要求进行碳审计、设定“碳中和”目标，或通过购买碳信用来抵消碳足迹。
这一转变，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涌现的一批既有建筑改造典范 ——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香港大馆、布鲁克林的 Powerhouse Arts，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设计的多哈 The Ned 酒店，以及徐甜甜在中国对旧工厂、采石场和土楼的改造 —— 加速了业界对将 “再利用” 作为首要开发策略的认真反思。然而，尽管好处诸多，既有建筑改造的普及程度仍未达到预期。究其原因，主要的障碍与博弈究竟在哪里？
本文是我们全新 观点 专栏的一部分。该专栏通过具有思辨性的文章，探讨塑造建筑行业的关键议题。
在建筑系学生能够成为空间的创造者之前，他们首先被空间所形塑。多年来，他们在默默传道授业的教学楼里工作，而建筑本身从不标榜自己是老师。它默默重组着他们的疲惫与抱负、曝光与孤独、友谊、尺度感，以及他们与评判的关系。早在学生能够阐明自己的建筑立场之前，学校就已经通过其潜移默化的建成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预设的答案。
这并非暗示建筑决定了建筑师。其影响远比这更缓慢，也更不留痕迹。学校建筑更像是一种隐性课程：它是一种空间规范，与教职员工、教学大纲、学院文化及学生生活共同发挥作用。它通过可达与阻隔、功能相邻、采光以及尺度来传授知识。在学生形成明确的信念之前，它首先塑造了某种特定的关注习惯。
人们往往在未曾深入理解竹子之前，就对其大加赞赏。它生长迅速，承载着悠久的建筑文化历史，似乎为建筑学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生态语言。在照片中，它的优势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轻盈、自然、可再生，且天然契合更可持续的未来。然而，这种看似明晰的特质，恰恰让对其进行的精准讨论变得困难重重。一旦竹子沦为环保责任的某种符号，材料本身的真实属性反而容易被它所营造的形象所遮蔽。
这正是竹子在当代复兴中所面临的风险。人们太容易将它想象成工业材料的绿色替代品、某种地域风情的代名词，或是钢筋混凝土这种硬质建筑语言的某种柔性解药。在这些叙事中，竹子尚未被摸清底细，便已收获赞美。更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竹子在宏观意义上是否可持续，而在于它需要匹配何种建筑文化：即需要怎样的知识体系、维护机制、规范标准、劳动力投入以及时间维度，才能让这种可持续性真正落到实处。
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香港、深圳和广州，流传着一个关于选房的都市传说：要避开西晒房。几十年来，西晒已被证实是一种尤为恼人的居住硬伤：午后太阳角度低，带来了强烈的热增量（尤其在夏季），且光线会直射到室内深处。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夏季的延长和升温，曾经被无限浪漫化的“午后余晖”，正越来越多地被眩光、酷热和疲惫感所取代。虽然这一经验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但它却清晰地指明了不容置疑的建筑学规律：避开西晒不仅是为了热舒适性，更是为了避免最刺眼、最具侵入性的直射光——这种光线以最无情的角度射入，使表面曝光过度、削弱空间深度，并将房间变成高对比度的不适区域。
在香港，建筑往往受制于房地产逻辑、基础设施和加速发展，旨在服务于人体尺度的公民实验空间显得尤为狭窄。正因如此，信言设计大使（Design Trust）显得独树一帜。作为一个资助与项目推动平台，它致力于支持介于建筑、研究和公众项目之间的空间干预——这些工作往往因过于微观、具有集体性或充满不确定性，而难以纳入传统的“业主-建筑师”合作模式。
这一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姚嘉珊（Marisa Yiu）。在她的领导下，信言设计大使不仅扮演着项目推动者的角色，更成为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主体。通过“香港微型公园”（Micro-Parks Hong Kong）等倡议，结合展览和公众项目，该机构将话语传播和原型设计视为发挥空间能动性（spatial agency）的方式，在连接设计师、社区、机构和政策对话的同时，重点探讨公共空间的管理、维护及其“后续生命力”（after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