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建筑师总认为自己正在解决比邻里琐事更为艰难的挑战。然而，像“线形城市”（The Line）这样一个旨在容纳900万居民、全长170公里且建于无主之地的项目，在建筑学层面的难度，其实远不及一个拥有百年租期、产权纠纷不断，且规划部门深知前三家把“社区”挂在嘴边却心怀鬼胎的开发商套路的旧城基地。相反，前者的难度要低得多：没有需要说服的对象，没有需要面对的历史，也没有会输掉的争论。由此不难产生疑问：如果真正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摆在距离事务所两条街之外、至今未得解决，而那个更容易的问题却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效果图与融资，那么此时用“雄心”来形容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妥当。这其实是在刻意逃避某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被逃避的究竟是什么。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批零星浮现的小型事务所（其创立均未满十五年，且体量尚不足以需要发表传统意义上的宣言）彼此独立地达成了某种相同的“拒绝”姿态：在建筑学这个过去十年里一直将“笃定”作为完美饰面进行兜售的学科中，它们拒绝过早地表现得过于确信。它们或许会抵触被归入同一门类，但这一巧合本身说明了，在2008年之后，建筑实践中的某种特质让“天真”成了唯一值得尝试的姿态。
至少从2019年起，Fala 就开始用一个由两个词组成的定义来描述自己，并在数十家建筑媒体上被一字不差地反复引用：“一个天真的建筑事务所”（naïve architecture practice）。没有脚注，没有讽刺，仅仅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的事务所，凭借着一个建筑学花了一个世纪试图摆脱的词汇，在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一系列住宅、鸟屋和公共机构委托项目。这个词引发的问题不在于其建筑是否足够优秀（它们通常确实很优秀），而在于一个事务所选择将“天真”作为公开立场意味着什么。后讽刺（post-irony）的终点与营销的起点究竟界限何在？
从水面望去，塔林展现出一座汉萨同盟商埠城市的天际线。苏联时期，大部分海岸线都是军事禁区，使得港口成为城市与海洋相遇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哪怕是专为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帆船比赛而建的巨型混凝土场馆——林纳哈尔（Linnahall），其选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确保驶入港口的船只能够远眺老城区的风光。半个世纪以来，塔林的发展逐渐背离了那片曾孕育其贸易繁荣的水域。因此，当1991年爱沙尼亚恢复独立时，这座首都最富价值的一些土地，反倒成了市民眼中最陌生的地方。
塔林近年来的建筑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重新连接”的建筑。这座城市正在重新开放曾经被隔绝的区域，改造失去原有功能的建筑，同时在城市、基础设施和景观边界尚待确立的地带兴建新建筑。从港口附近的罗特曼磨坊（Rotermann's mills）到诺布莱斯纳（Noblessner）的潜艇造船厂，这些围绕着中世纪市中心的工厂早已失去了最初的作用。它们的逐步改造，此后便成为塑造当代塔林城市面貌的核心叙事之一。这些建筑大多有意保持低调，其力量源于将历史结构、全新功能以及滨水空间重新融入城市生活的方式。
罗佐尔·梅拉拉（Rozzol Melara）的中庭每边长达两百米，使其面积超越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任何一个广场。两栋由清水混凝土建成的L形大楼将其围合，其中一栋的高度是另一栋的两倍；随着山脊向四公里下方的海湾倾斜，楼层也从七层一路爬升至十五层。每隔十五米立起的一根根混凝土支柱将大楼支撑在山坡之上，彼此若即若离，在下方形成了宽阔到足以穿行的柱廊；而在柱廊之上，立面则化为单间住宅尺度的内凹式凉廊。从沿海公路望去，这一切细节都无法分辨，只能看到一条划过山峦的灰色线条。
在这片围合区域内部，的里雅斯特的自主公共住宅协会（IACP）构建了一座微型城市。在整体规划中，648套公寓所占的分量其实少于学校、邮局、医疗中心、教区活动室、二十余家店铺和双层车库等配套设施。所有这些场所都通过有顶通道相连，这些通道贯穿整栋大楼，并以高架步道的形式跨越中庭，从而使得居民从自家门口前往杂货店或教室的途中，完全置身于集体空间之中，无需踏出室外半步。在卡洛·切利（Carlo Celli）的统筹协调下，29位建筑师共同参与了该项目的设计，并充分参考了项目启动前委托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1988年10月，即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去世三年后、政权垮台前三年，地拉那金字塔作为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曾先后被用作广播电台、会议场馆、夜总会，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成为北约的基地。2023年，MVRDV将其重新改建为一座公园兼科技学校，并在建筑立面上增设了阶梯，使人们可以登临其上。此次启用的时间特意选在10月16日的西巴尔干峰会期间，而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天恰好是霍查的生日。两个相隔三十五年、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前提、旨在界定国家身份的项目，最终在同一座建筑结构中交汇。
匈牙利的建筑景观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重塑。当时，家庭私有土地被合并为集体农庄，标准化的住宅楼遍布全国，其形态在任何地方都如出一辙。社会学家维拉格·莫尔纳（Virág Molnár）在其著作《塑造国家》（Building the State）中，追溯了战后匈牙利和东德建筑的政治用途。她指出，这种建成环境的重塑不仅不是政治项目的副产品，反而是其核心手段之一；这一动员过程贯穿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并一直延伸到随后的转型期。英国评论家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在《共产主义景观》（Landscapes of Communism）一书中探讨了布达佩斯、华沙和基辅的住宅区。他描述了这一历史遗产的最终归宿：建筑的寿命超越了催生它们的意识形态，而如今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早已没有兴趣去为其背后的建造初衷进行辩护。
1968年，家具设计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教授大卫·派伊（David Pye）出版了《手艺的本质与艺术》（The Nature and Art of Workmanship）一书。该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区分“风险手艺”（workmanship of risk）与“确定手艺”（workmanship of certainty）。派伊当年探讨的并非建筑，且尽管这两个词在今天常被提及，他当时也并非在单纯探讨“手工”与“机器”的对立。他指出，即便是完全机械化的印刷机，依然依赖操作人员对墨迹和对准度进行判断；相反，手持车刀在车床上工作的木工，如果严格依照模板操作，几乎不会留给偶然性任何空间。
在派伊的定义中，风险手艺指的是任何结果未被预先设定，而是取决于制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所施展的判断力、灵巧度与专注力的过程。“确定手艺”则恰恰相反：其结果在生产开始前就已笃定，被锁定在夹具、模具或程序之中，后续的工序纯粹只是执行。派伊特意指出，这两种模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一台经过校准、预留了偏差空间的数控机床，其不确定性可能比依循固定模板操作的手动工具还要高。
在波尔图出版社 Circo de Ideias 近期出版的一本黄边封面小册子中，建筑师保罗·马丁斯·巴拉塔（Paulo Martins Barata，Promontório 联合创始人）提出了一个看似低调实则大胆的论断：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在欧洲产生的建筑，不属于构成20世纪最激烈学科论辩的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
《元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etamodern Architecture*）显然带有讽刺意味地借用了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77年著作 《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的书名。在那本书中，詹克斯曾留下一段著名的宣言：随着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的拆除，现代建筑已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宣告死亡。而巴拉塔的设想则是，另一次未被官方正式确认的死亡发生在2008年前后，而建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浑然不觉中，在墓碑周围生长出的新事物中存续至今的。
南极洲没有政府，没有常住人口，也没有经济活动。自1959年《南极条约》冻结了该大陆上的所有领土主张以来，这里在法律上便没有任何被承认的所有者。在条约文本上，这使南极洲成为了地球上最接近真正“共有地”的地方。而在现实中，目前有近30个国家在此运行着70多个科考站，其中一些科考站彼此之间的飞行距离极短；甚至其中一个科考站还设有学校、礼拜堂、墓地和民政登记处——自1978年以来，那里已经记录了11次新生儿诞生。
这些建筑没有一处是偶然存在的，且极少能单纯用科学研究来解释。在这个地球上后勤保障最艰难的地区之一，建造并维持一座科考站的运转需要耗资数百万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仅仅为了测量大气臭氧层而承担如此高昂的开支——况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测量完全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进行。科考站真正能切实做到的，是在法律明令禁止宣示主权的土地上，巧妙地宣告自身的存在。
每一栋建筑，都始于别处。混凝土中的沙子、立面上的石材，以及未来某天可能为其系统提供动力源泉的锂——这些材料在运抵现场时，早已从数千公里外的山峦、河床或盐滩上被剥离。在历经卡车、货轮和海关申报单构成的冗长链条后，其源头的一切痕迹几乎已被消磨殆尽。建筑学往往将材料视作一种既定的初始条件，仿佛它们本就唾手可得；然而，开采才是建造真正的起点。
单是全球建筑用沙的贸易规模，就足以与木材、黄金和渔业的非法市场总和相抗衡。其背后运转的网络充斥着暴力，甚至让不少记者和活动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托斯卡纳的一座山丘在过去几十年里产出的大理石，比此前两千年的总和还要多。开采这些石材的工人群体曾有着英勇的反抗历史，如今却几乎被世人完全遗忘。在南美三国的盐滩之下，以及中非的铜带深处，那些被宣称将驱动更清洁未来的矿产，正从原住民世代居住的土地中被源源不断地掘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儿童在用双手进行挖掘。这一切都被冠以“普通商业贸易”之名进行销售，但本质上，每一次买卖都是一场领土交易，其条款早在远离原料提取地的地方便已尘埃落定。
长期以来，建筑学一直着迷于“轻盈”这一概念。从早期旨在保护自然景观的现代主义实验开始，架空建筑就被视为在保持地形连续性的同时保护地面的有效途径。体量被立柱托起，基础设施将交通流线与地表分离，整个功能体块得以悬空于地面之上。
这一设想在20世纪初期通过勒·柯布西耶的“底层架空柱（pilotis）”概念得以确立，该概念主张将地面层从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用立柱抬高建筑物，建筑师试图维持地面的连续性，使人流、植被和公共活动得以在建造体量下方自由展开。建筑占据着上空，而地面则保持开放、通达与共享。
建筑历史往往通过标志性的姿态或技术突破来推进，然而，有些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恰恰是因为它们对视觉奇观的拒绝。建于1972至1974年间、位于比利时圣马尔滕斯-拉特姆的范瓦森霍夫住宅（Van Wassenhove Residence），便是这样一个低调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项目。该住宅被构想为一个置于林木景观中的单一连续混凝土体量，向传统的家庭舒适度、隐私和空间层级观念发起了挑战。它的存在直接而毫不妥协，却避开了宏大的纪念性，而是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由日常仪式和长期居住所塑造的生活实体。
这座住宅由建筑师朱利安·兰彭斯（Juliaan Lampens）设计，他是一位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当时主流建筑叙事之外的人物。兰彭斯主要在法兰德斯地区活动，且多承接私人委托，他创造了一系列建筑作品，其核心在于极端的空间简化、材料的真实性，以及一种近乎伦理层面的建造方法。范瓦森霍夫住宅常被誉为他最完整的杰作，这并非因为它引入了什么新颖的理念，而是因为它凝聚并固化了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的诸多核心原则。
纪念碑通常是一个国家所委任建造的最保守的建筑。它承载着稳定记忆、清晰呈现历史以及为共同叙事赋予公共形式的期许。然而，二十世纪的东欧——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却诞生了一整套与这些预期背道而驰的作品，挑战了纪念碑、记忆与再现之间的传统关系。这些建筑实践通常被统称为 spomeniks（纪念碑），它们或许是该地区涌现的更为广阔的纪念性建筑图景中最著名的代表。彼时的这些社会刚从占领、内战或革命中复苏，没有一个社会拥有能够承载其复杂历史的单一象征性语言。因此，许多建筑师和艺术家并没有去寻找新的英雄或偶像，而是转而将空间本身作为构建记忆的媒介。
这些纪念碑介于雕塑与建筑之间，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地位。从某种尺度来看，它们犹如精心设计的抽象构图，其条理之清晰堪比康定斯基的画作。而在另一种尺度下，它们似乎未完全定型，仿佛在试探一种尚在成型中的空间语言的边界。它们的形式往往介于笃定与实验之间，使同一座纪念碑既可被视作受控的几何体，也可被读作对集体记忆如何栖居于空间的开放式探索。然而，正是这些多重解读的并存，赋予了其中许多作品经久不衰的多义性。
地拉那正经历着一些建筑界甚至尚未找到恰当词汇来定义的变革。短短几年间，这座人口不足百万、坐落于欧洲最不为人知的国家之一的城市，已然成为建筑雄心高度汇聚的瞩目之地——在这里，那些平日里极少在同一座城市、更不用说在同一时期合作的顶尖事务所，正同时开展着建设；在这里，那些困扰着当代建筑界的核心议题，也带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于6月3日至5日在地拉那举办的第二届“面包与心”艺术节（Bread & Heart Festival），汇聚了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的两百多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开发商和专业人士，共同探讨“丰盈的景观”（Landscapes of Abundance）。这一主题围绕着“从肖像到景观、从单一建筑到整体领地”这一策展前提展开。其汇聚的嘉宾阵容在任何其他建筑界年度盛事中都难以复刻：弗朗西斯·凯雷（Francis Kéré）、珍妮·冈（Jeanne Gang）、苏玛雅·瓦利（Sumayya Vally）、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比亚克·英格尔斯（Bjarke Ingels）、雷尼尔·德格拉夫（Reinier de Graaf）、斯特法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凯尔斯滕·吉尔斯（Kersten Geers）、贝内德塔·塔利亚布（Benedetta Tagliabue）以及马岩松等均名列其中。
建筑遗留在地下的东西，比它在空中建造的东西更为持久。一栋被拆除的建筑可能在几天内就从天际线上消失，但它的地基却会世代留存在土壤之中。当一座工业园区被拆毁时，其造成的污染并不会随之消散。当殖民统治结束时，刻在殖民地领土上的法律边界也不会因此溶解。土地承载着那些被建筑转瞬即忘的一切。
正因如此，土地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才显得如此棘手。建筑学倾向于向上看，关注形式、立面以及居住的空间体验。然而，地面是建筑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它的终点：在这里，建筑物转化为地质存在，法定产权转化为领土诉求，而建造行为则转化为资源开采。将土地视为一种媒介而非仅仅是一个基准面，意味着必须承认，建造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远比地面上肉眼可见的物理实体要深远得多。
一张长桌几乎可以置于任何地方，且无论在哪里，它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它可以延伸在集市雨篷之下，顺着学校食堂铺展开来，或是占据共享起居室的中心，并在转瞬之间改变空间的温度。
正因如此，长桌与其说是一个物件，不如说是一种空间工具。它并不保证人与人之间必然产生联结，其外观在默认情况下也鲜少显露出“包容性”。相反，它创造了条件：一个共享的边缘、一种共同的到达节奏、一个彼此可见的视野，抑或是一条将进食转化为与他人共处场景的规则。食物研究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共食”（commensality），即共同进食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所能创造、强化或挑战的社会秩序。然而，在这里，重要的并非长桌的具体尺寸或功能，而是这一狭长表面容纳差异、对话与沉默的方式；它承载着亲密与疏离，也容纳了加入的决心与迟疑的权利。
建筑遗产常被描述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幸存物。然而，单纯的“幸存”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建筑得以保留，而另一些却消失了。如今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许多作品，曾经也饱受批评、争议，甚至被公开排斥；它们曾被指责为社会引导失当、材料存在缺陷或象征意义过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是这些缺点成为了其意义的核心，因为遗产本身就是一个缓慢而充满变数的阐释过程。
当代建筑正面临着严苛的审视，承受着来自环境责任、社会公平、经济波动以及技术加速变革的多重压力。建筑被期望在伦理、效率和象征层面同时发挥作用。因此，建筑的失败不再是个案，而是变得愈发普遍。项目老化得更快，材料更早显露出局限性，而城市策略也迅速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和环境现实脱节。
德鲁日巴温泉疗养院（Druzhba Thermal Sanatorium）坐落在克里米亚的悬崖之上，与其说它是一座建筑，不如说它更像一艘降落于此的宇宙飞船。它的圆形体量、悬空平台和螺旋坡道，让人联想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72年的电影《飞向太空》（Solaris）中的场景，在那里，建筑与心理融为一体，构成了独特的景观。该建筑群由伊戈尔·瓦西列夫斯基（Igor Vasilevsky）建于1978至1985年间，最初被设计为石油工业职工的温泉度假村，是苏联庞大的疗养与娱乐设施网络中的一部分。
除了作为康复场所，“德鲁日巴”（意为“友谊”）还承载着更宏大的政治与美学抱负。它试图将技术实力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康复理想融为一体，将集体的福祉转化为具体的空间形式。庞大的建筑体量耸立在俯瞰黑海的陡峭海岸悬崖上，其核心混凝土筒体支撑起向外呈放射状延伸的翼楼，宛如一个巨大齿轮的叶片，反抗着地心引力。远眺之下，它既具有机械的冰冷，又蕴含着有机的生命力，是基础设施与自然景观的混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