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常被描绘为某种建筑学上的试验场——一个通过单一、标志性的建筑，将现代和当代设计理想进行全尺度测试的竞技场。沿着那些塑造了该地区天际线想象的名家大作，人们可以轻易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设计的香港力宝中心和新加坡鸿福中心（The Concourse），贝聿铭设计的新加坡华侨银行中心和香港中银大厦，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新加坡最高法院和香港汇丰总行大厦，罗纳德·菲利普斯（Ron Phillips）设计的香港大会堂，以及摩西·萨夫迪（Moshe Safdie）设计的滨海湾金沙酒店。然而，这段由具体建筑、殖民主义、大师手笔和标志性形式构筑的熟知历史，却可能让我们忽略了更深层、也更具决定性的影响维度：即那些在幕后悄然重塑城市扩张、高密化以及日常活动分布的规划逻辑与基础设施框架。
希腊神话中提托诺斯（Tithonus）的人物形象，引发了人们对“永恒”这一悖论的思考。他在向宙斯祈求长生不老时，却忘记了请求永葆青春，结果陷入了无尽衰老的境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身体不断退化，使长生不老本身成为了一种负担。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当永恒脱离了改变的能力，它便不再具有吸引力。它所带来的并非稳定，而是一种无法自适的持续衰败。
从历史上看，建筑也常常落入这种“提托诺斯陷阱”。人们指定材料来对抗时间，设计精细的系统来阻止变化，将建筑构想为凝固的画面。然而，这种对静态的追求鲜能抵御自然风雨的洗礼。在常常与精准、受控的图纸表征挂钩的“设计时刻”，与建筑的实际寿命之间，表面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风化、外观改变并失去最初的光泽。老化往往被解读为一种损耗，而非建筑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筑中的现代主义或许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建筑设计哲学。它诞生于 20 世纪初，早期的倡导者均为来自欧洲的行业巨擘，如勒·柯布西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凡·德·罗。1923 年，勒·柯布西耶发表了其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其中文常译为《走向新建筑》（英文译为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求新”与“对历史的摒弃”是现代主义的核心宗旨之一。这一理念具体体现在对钢材和混凝土等新材料的运用上，从而赋予了形式表达前所未有的自由。
到了 20 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被世界各地正从二战创伤中恢复、并努力摆脱殖民历史羁绊的国家广泛采纳。它成为了战后重建和国家建设的通用语言，而其摒弃过去的鲜明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角色。它对技术的强调，完美契合了由工业化、大规模开发和新型建筑类型构成的蓬勃发展的全新世界。转眼间，在其诞生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现代主义本身也已成为历史遗产。随着建筑逐渐老化或达到设计寿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结构的遗产价值——不仅因为它们本身是优秀的设计杰作，更因为它们是所处时代精神的象征。在此，我们将视线投向来自五个不同地区的现代主义建筑，它们目前正面临适应性再利用的提案。曾经，“形式追随功能”；而在这里，“功能必须追随形式”。
2026年，巴塞罗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命名为“世界建筑之都”，由此成为全球建筑界的瞩目焦点。这一荣誉进一步巩固了该市作为创新、可持续发展与当代设计城市实验室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对于寻求专业深造并紧跟行业变革趋势的建筑师及业内专业人士而言，在巴塞罗那攻读建筑学硕士学位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契机。
上午八点，汽车仪表盘显示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San Pedro Sula）街头的温度已达36摄氏度。天空几近晴朗，蔚蓝深邃，微云在空中闪烁。车内冷气充足——所有车窗都贴着深色防爆膜——让人一时忘记了车外的闷热。而一旦下车，潮湿闷热的气流便如重担般压在肩头，瞬间让人汗流浃背。
位于加勒比海畔的科尔特斯港（Puerto Cortés）路途遥远，不便前去戏水，但在阿尔门塔（Armenta）社区，同名河流正静静地从梅伦东山脉（Sierra del Merendón）流下，在灰色碎石间自西向东穿行。北岸悬崖上缘茂密参天的大树为一片狭长、干燥且尘土飞扬的广场洒下阴凉，而地上盘根错节的粗壮树根则让地面显得凹凸不平。在这里，烈日也显得不再那么灼人。
当步入大型居住空间、酒店大堂或开放式办公场所时，最先吸引人们注意的，往往不是分隔空间的构件，而是将空间凝聚在一起的力量。这里鲜有清晰的边界、明确的房间或生硬的隔断，但空间却依然显得井然有序。有些区域让人驻足流连；有些引导着人流走向；还有些则促进了社群的交融。这些过渡微妙而清晰。
与此同时，人们对这类室内空间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它们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经受高强度的使用，并通过减少浪费、延长寿命以及避免频繁更换来应对环境压力。因此，面临的课题不仅在于空间的美学呈现，更在于其长期的性能表现。在这之中，究竟是什么在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作用？
当我们选择“改造重用”而非“推倒重建”时，会发生什么？在丹麦奥斯特比克（Østbirk），一座有着30年历史的木结构仓库已被改造成占地14,000平方米的世界级创新中心，供近500名威卢克斯（VELUX）员工使用。本文将探讨LKR创新之家（LKR Innovation House）项目如何挑战传统的建造规范、延续材料的历史遗产，并为处理既有建筑的建筑师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此外，一本新书也通过文章、采访和摄影作品详细记录了这一转型过程。
建筑图纸本身具有一种抽象性。平面图、剖面图和立面图将空间、构造和尺度信息浓缩为一套行业内的专业语言，但这套语言对于行外人来说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理解。在某些项目中，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设计意图”与“实际理解”之间产生持久的张力。而当所使用的工具与设计的尺度和复杂程度不匹配时，这种张力还会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单体住宅、改造或扩建等项目中，过于复杂的软件反而会带来繁琐冗余的信息、项目延迟和不必要的外部依赖，从而阻碍设计方案的推进和传达。
这是一个人们熟知的画面：层叠着遮阳板的立面，光线被柔化为斑驳的阴影，室内无需机械设备即可保持凉爽。它仿佛是具象化的智慧，是懂得如何应对太阳的建筑。然而，人们极少仔细审视这幅画面。这些调节热量的装置，同样在组织动线、分配舒适度，并且依赖于特定形式的劳动力。表面上看似是对气候的应对，实则也是在决定谁能获得避暑的权利，以及如何获得。热带现代主义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关于遮阳与通透性的视觉语言，但它实际上是一套特定情境下的实践，在不同的背景下，气候、劳动力和权力在此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博弈。
在建筑构件的尺度上，热带现代主义最初是一个技术问题。在炎热气候下，太阳辐射并非偶然存在，而是持续不断的，这要求建筑物在光线、热量和空气进入室内之前对其进行调节。像麦克斯韦·弗赖与简·德鲁（Maxwell Fry and Jane Drew）这样的建筑师，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展现出了极高的精确度，绝非将这些构件仅仅视为装饰。遮阳装置是根据太阳高度角、朝向和季节变化进行精确计算和调整的。遮阳板的尺寸经过精心设计，既能阻挡高角度的直射阳光，又能引入漫射光；挑檐的延伸长度恰到好处，以防止在最热的时段产生直接热得；开口的对齐设计则为了促进穿堂风。20世纪中叶的研究进一步测试了这些策略，量化了温度的降低和气流的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热带现代主义的语言并不是象征性的。它是实效性的：每一个突起、空腔和格栅都是环境系统的一部分。
建筑常被理解为一种关于“围合”的事物。墙体定义空间，将室内与室外剥离，并确立清晰的界限。但在许多拉美建筑项目中，这种非此即彼的界限却变得模糊。这里的建筑并非作为封闭的实体而存在，而是往往保持开放，任由空气、光线和人流穿行其中。
这一特质的形成，其动因远不限于形式本身。长期以来，该地区的建筑一直在积极回应高温、高湿、强日照和季节性降雨的气候挑战；与此同时，它也植根于由主动适应、集体协作以及与环境直接互动所塑造的建造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全封闭的室内空间并不总是最有效的应对策略。相反，空间往往通过遮阳、通风和过渡地带来组织，以此对外部环境进行调节，而非粗暴地将其隔离。
传统上，建筑史是以实体的永恒性来记载的。我们通过过梁的重量、墩柱的体量以及墙体的阻隔来定义这一学科。即便在提及“轻盈”时，人们通常也将其理解为一种消减行为——截面的变薄或荷载的勉力减轻。然而，还存在着另一条平行发展的历史脉络，它不那么显而易见，也更难抽离出来：在这条脉络中，建造的核心材料并非占据空间的实体，而是在空间中流动的介质。
将空气视作一种媒介，意味着超越建筑外表皮的二元对立。室内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不再是绝对的分隔线，而是转化为一个过滤与施压的场所。由此，我们开始将建筑视为一个热阀，一系列渐变的梯度——在这里，湿度、风速和热量不再仅仅是需要依靠暖通机械系统去缓解的背景“工况”，而是正在被塑造的物质本身。
“建筑的故事并没有错，”莱斯利·洛科（Lesley Lokko）在2023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策展前言中写道，“但它是不完整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史都操着同一种口音：这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叙事，核心围绕着极少数的运动、大师和城市展开。其波及面和影响力之所以显得无远弗届，恰恰是因为其他异样的声音被消解、被边缘化了。然而，设计运动在跨越国界时很少能保持原样。根据地理、政治、经济、气候和现有材料的不同，它们往往会被吸收、抵制、重新诠释和转化。在某地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准则，到了别处，可能就演变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本月，ArchDaily 将探讨主题“流变中的20世纪设计：全球视野下的建筑史重构”。这一主题并非将本世纪的设计语言视为单一的正统经典，而是将其看作由不断演变、交织并持续重塑的轨迹所构成的璀璨星群。该主题挑战了“地方性和非西方建筑仅仅是派生物”这一传统假设，转而将它们定位为积极重构的主阵地——在这里，全球性的思想经过本土材料、气候、劳动力和文化实践的过滤筛选，孕育出了全然独特的成果。
每年，ArchDaily 前沿实践奖（ArchDaily Next Practices Awards） 都会表彰那些通过新方法、新材料和新工作方式拓展建筑学边界的新锐事务所。这些从全球范围内选拔出来的实践团队，反映了建筑学正告别单一的学科定义，转而关注建造、环境及社会影响等更广泛的议题。这些事务所不再局限于固定的行业范畴，而是大多跨界定位，将设计、研究与生产相结合，以应对当下的时代境况。
作为 2025 年度获奖者之一，总部位于开罗的 Hand Over 是一家活跃于设计、施工和研究领域的事务所。该工作室由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领域拥有超过十五年经验的土木工程师拉德瓦·罗斯托姆（Radwa Rostom）创立，采用设计-建造一体化模式，致力于生土建筑、本土材料以及基于社区的协作流程。
在亚利桑那州洛希尔（Lochiel）距离美墨边境仅几英里的圣拉斐尔山谷（San Rafael Valley）高海拔荒漠中，一座土坯学校建筑已屹立了一个多世纪。这座建于1905年之前（当时亚利桑那州尚未正式建州）的学校，曾服务过一代又一代来自亚利桑那州和索诺拉州（Sonora）的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培养了超越地理与政治边界的共同文化体验、故事与情感纽带。几十年来，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共同的历史积淀，这里成为了语言和叙事自由流淌的场所，即便在边境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的时期也未曾改变。如今，它是美国仅存的单室土坯学校之一。
土坯建筑是美国西南部最古老的建筑技术之一，也是维护要求最苛刻的建造方式之一。在荒漠气候下，生土墙体面临着极端温差带来的剧烈风化、季节更替导致的开裂，以及暴风雨后的加速退化。这些脆弱性要求在历经数季、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进行持续且专业的维护。在经历多年荒废以及结构性损毁的威胁后，那些将这座建筑视为关键文化基础设施的当地社区居民开展了长达十二年的修复工作，终于将学校从拆除的边缘拯救了回来。鉴于土坯建筑维护对修缮者提出的极高要求，社区依然选择承担起这一重任，这本身就昭示了失去这座建筑将带来多么难以估量的损失。其结果是，这座建筑如今已成为墨西哥裔美国人文化遗产的丰碑，以及乡村边境教育的活态档案。
尽管当代办公空间经历了诸多空间实验，但有一个现状基本上没有改变：人们依然是坐着的。研究表明，尽管数十年来人们对人体工程学有了深入的认识，但办公室职员在工作日里有高达 89% 的时间是坐着度过的——相当于每周近 36 个小时。随着办公空间变得更加灵活、更具社交属性、以及更注重设计导向，这一矛盾变得愈发难以忽视。
现在的办公室不再围绕单一的运作模式或固定的空间逻辑来组织。工作已变得具有多功能性，在协作与专注、集体交流与个人聚焦之间不断切换。为此，建筑与室内设计正逐渐告别单一、重复的布局，转而创造能够反映人类行为多变性的环境。
对于 DB Studios 而言，建筑不仅关乎建造，更关乎归属感。它旨在建立一种在地实践，一种对自身文脉、人群及本土身份认同做出回应的实践，并通过材料、色彩和空间决策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设计成为了一种语言的阐释方式，这种语言扎根于其所处的环境，并由其所服务的人群塑造。
这种立场在 DB Studios 的最新项目“Vision Pakistan”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项目最近荣获了 2025年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该奖项不仅肯定了该项目的建筑品质，更彰显了更广泛的承诺：为弱势青年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将教育、职业培训与空间设计有机结合，以促进独立性与社会流动性。通过其形式、立面和内部组织，该建筑紧密回应了所处的文脉，增强了使用者的主人翁意识，同时激发了周边社区以及当地新兴从业者的自豪感。
提到阿根廷，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尖碑等标志性地标。然而，这片国土面积超过 2,780,400 km²，是南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孕育了极为多样、却往往被外界忽视的自然景观与现实面貌。事实上，位于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Jujuy）正处于所谓的“锂三角”地带：这一与玻利维亚和智利接壤的高海拔地区拥有全球约 54% 的锂储量。在这片土地上，坐落着奥拉罗兹盐沼。如今，这里交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逻辑：一边是工业化锂开采的持续扩张，另一边则是科拉（Kolla）和阿塔卡马（Atacama）等原住民社群对世代居住的土地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这导致了高强度的工业开采与传统的、低环境影响的农业生产方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面对这一严峻课题，ArchDaily 学生建筑设计奖的获奖团队之一——由 Ezequiel Lopez、Maria Victoria Echegaray 和 Agustina Durandez 组成的小组——决定深入探讨这一议题。该项目是他们作为国立科尔多瓦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的毕业设计项目。他们的研究源于对探讨建筑学主流话语边缘地带的兴趣，并以毕业设计为契机，开展了持续且深入的调研。这使他们能够立足于场地本身以及社会经济现实，给出有据可依的设计回应。该项目摒弃了将“开采”与“保护”简单对立的二元思维，而是将这片土地视为一个系统，力求通过空间与技术层面的调和实现两者的共存。
塑造泥土是一种古老的姿态。早在建筑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前，黏土便已在双手下定型，并经烈火淬炼，将粗糙的原材料转化为生活器皿和文化载体。在这门手艺的历史中，陶瓷厂标志着手工技艺向规模化量产的转变，它们扩大了生产规模，却又未曾完全割裂与材料源头的纽带。虽然散落在不同地域，但这些结构记录着技术、景观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数十年的变迁，许多陶瓷厂最终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它们要么被更具科技含量的工艺所取代，要么被周边的城市扩张所吞噬，从而陷入了一种介于“存留”与“荒废”之间的过渡状态。
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伊塔洛·卡尔维诺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了“轻盈”，并指出：“与轻盈相对的是沉重。消解沉重便能产生轻盈；这是一种价值，而非缺陷。”他借用希腊神话，反思了珀耳修斯（Perseus）在斩下可怕的蛇发女妖美杜莎（Medusa）的头颅且未被石化之后的壮举。在冥王哈迪斯、神使赫尔墨斯和女神雅典娜的协助下，珀耳修斯脚蹬飞鞋，以青铜盾牌为镜反射美杜莎的影像。正如许多建筑师一样，他不仅依靠最轻盈的事物——微风与浮云，还将目光投向通过间接视觉所呈现之物：镜中所折射出的意象。
从历史角度看，透明性已被自然地视为现代建筑的固有特质。随着建筑从沉重的承重墙转向轻量化的玻璃外围护结构，玻璃被引入该学科，从而模糊了室内外的空间界限。在与充气建筑的关联中，透明性与轻盈感及瞬时性交织在一起，在所处的地景中留下一抹短暂的印记。通过以织物或塑料为主要材料、以空气作为结构支撑，建筑环境对“轻盈”的探索如今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应用场景。
设计团队并不缺乏工具，他们缺乏的是连续性。项目数据依然零散地分布在各个文件中，而随着工作从规划、设计向施工阶段推进，先前的决策往往会失去其原有的上下文语境。因此，团队不得不耗费宝贵的时间去重新整合信息，而不是推进项目本身。
这表明需要一种能够保留设计意图并在流程的每个阶段传承知识的工作流。在此框架下，“设计与制造智能”（design and make intelligence）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向连续性的转变，即来自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营的数据、决策和经验教训能够始终植根于项目之中，而不会在交付时终止。在这种背景下，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能够基于积累的信息而非孤立的输入进行运作，从而发挥更强的内容关联性与应用价值。
2023年，在利雅得举办的“THE LINE”展览闭幕之际，ArchDaily 总编辑与沙特新未来城（NEOM）“THE LINE”设计执行总监 Tarek Qaddumi 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Qaddumi 描绘了一个以“五分钟步行生活圈”为核心概念的分层、立体的三维城市：垂直叠加的步行社区通过高速铁路相连，彻底摆脱了汽车和传统街道基础设施的束缚，旨在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和谐共生。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愿景，结合当时背景来看，它既具备合理性，又极具吸引力。对于正在苦苦思索如何解决20世纪城市建设弊端的建筑师和城市思想家而言，其阐述的理念无疑非常值得探讨与规划。
庭院常被视为过去的符号，是一个承载着乡愁、文化和家庭仪式感的内向型空间。然而，这种定义忽略了它的核心作用。在成为象征之前，庭院其实具有高度的实用功能。它引导气流、调节光线并吸收热量；它不是建筑的装饰，而是使建筑变得宜居的根本。在当代住宅中，这些功能通常被转嫁给机械系统，在建筑形式固定后才进行补充。相反，在庭院式住宅中，这些问题在墙体砌筑之前，就已经在空间层面上得到了解决。
这种在不同地域反复出现的建筑类型，本质上是对气候极其具体的因地制宜之策。埃及的庭院与摩洛哥的庭院运作机制不同，也与印度的庭院大相径庭。它们虽使用相同的空间手法，却各自针对不同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精准微调。如果仅将它们视为单一类型，无疑是抹杀了其中蕴含的智慧；而通过对比则能发现，气候是如何直接融入并塑造建筑形式的。
去年十月，位于巴黎的新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开幕，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博物馆的角色、形态及未来的思考。在数字时代，随着全球文化机构的不断涌现，博物馆本身似乎越来越需要被重新定义。建筑历史学家兼策展人贝亚特丽丝·格雷尼尔（Béatrice Grenier）在其著作《文化建筑：重思博物馆》（Architecture for Culture: Rethinking Museums）中，并未提供单一的模型或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对博物馆的可能性进行更具语境化、更多元化的理解：即将其视为一个由自身环境、公众以及它所致力于解决的特定文化问题所塑造的机构。
恰逢卡地亚基金会位于里沃利路（Rue de Rivoli）的新总部落成，ArchDaily 有幸与作者共同探讨了这些理念。该空间坐落于一座经过修复的奥斯曼风格建筑内（此处曾为卢浮宫百货商场），经让·努维尔（Jean Nouvel）的大胆重构，已蜕变为一个富于动感、可自由转化的建筑空间。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但其建筑形式却从未一成不变。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创造了不同的方式，来在世间安置逝者（或近或远，或显或隐，或丰碑耸立或悄无声息），而这些抉择始终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与政治分量。墓园，正是这种分量在空间中昭然若揭的场所，将信仰与规制转化为边界、路径与名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园的营建与城市规划如出一辙。它需要出入口、边界，以及能够持续扩展却不失清晰度的内部秩序。它不仅依赖象征意义，也依赖土地与水资源管理；不仅取决于空间形式，也取决于行政管理。然而，它真正面临的建筑学难题在于，如何在保留祭奠私密性的同时，让这片庞大且不断演变的领域清晰可读。名字必须易于寻找，路线必须清晰可辨；树木在生长，小径在偏移，石碑在风化，档案在累积。那些看似凝固不变的存在，在实践中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旨在供人们在最初的悲恸消散许久之后，依然能够反复前来、凭吊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