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建筑才值得保护？“历史悠久”是最普遍的答案，但未必总是最贴切的。一栋建于20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的建筑，其承载的历史意义或许并不亚于一座中世纪大教堂；它需要的只是一套不同的评估框架——不仅要考量时间的流逝，更要权衡其政治背景、文化内涵和建筑本身的创新。对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现代主义建筑而言，情况尤为如此，因为这一运动在这些地区呈现出了极其独特的表达形式。
正是基于这一议题，ArchDaily 与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orld Monuments Fund，简称 WMF）携手展开了对话。WMF 带来了遍及全球的实地保护专业经验，而 ArchDaily 则发挥其编辑能力，将这些保护工作置于具体语境中，并将其推向全球读者。我们的目标是并驾齐驱：在保护这些遗址的同时讲好它们的故事，从而在更广泛的维度上重塑公众对现代主义遗产的认知，使其超越单纯的“文保”范畴。
一直以来，粗野主义的历史大多是以西方视角为中心撰写的。《粗野主义在亚洲》（Brutalist Asia）由 Blue Crow Media 出版，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亚洲各地的建筑师如何因应迥异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条件，对这一运动的建筑语言进行吸收、质疑和重构。本书涵盖了从日本、东南亚、南亚、中亚到中东、伊朗和黎巴嫩的 28 个国家，共收录了 140 座建筑和 150 多张照片。书中将丹下健三、保罗·鲁道夫、巴克里希纳·多西、拉杰·雷瓦尔、查尔斯·柯里亚、金寿根、莱安德罗·洛克辛以及勒·柯布西耶等国际知名大师的杰作，与一批同样重要但鲜为人知的建筑作品并置，从而拓宽了我们对整个亚洲大陆战后建筑的认知。
在这一宏大的地理版图中，一段特殊的历史正在黎巴嫩上演——在这里，现代主义的宏伟抱负与该国深刻的社会、政治及城市转型紧密交织、不可分割。下文摘自 ArchDaily 总编辑 Christele Harrouk 为 《粗野主义在亚洲》 撰写的章节，探讨了粗野主义在黎巴嫩的兴起、赋予其独特本土表达的建筑师与作品，以及令这一现代主义进程戛然而止的历史断裂。
罗佐尔·梅拉拉（Rozzol Melara）的中庭每边长达两百米，使其面积超越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任何一个广场。两栋由清水混凝土建成的L形大楼将其围合，其中一栋的高度是另一栋的两倍；随着山脊向四公里下方的海湾倾斜，楼层也从七层一路爬升至十五层。每隔十五米立起的一根根混凝土支柱将大楼支撑在山坡之上，彼此若即若离，在下方形成了宽阔到足以穿行的柱廊；而在柱廊之上，立面则化为单间住宅尺度的内凹式凉廊。从沿海公路望去，这一切细节都无法分辨，只能看到一条划过山峦的灰色线条。
在这片围合区域内部，的里雅斯特的自主公共住宅协会（IACP）构建了一座微型城市。在整体规划中，648套公寓所占的分量其实少于学校、邮局、医疗中心、教区活动室、二十余家店铺和双层车库等配套设施。所有这些场所都通过有顶通道相连，这些通道贯穿整栋大楼，并以高架步道的形式跨越中庭，从而使得居民从自家门口前往杂货店或教室的途中，完全置身于集体空间之中，无需踏出室外半步。在卡洛·切利（Carlo Celli）的统筹协调下，29位建筑师共同参与了该项目的设计，并充分参考了项目启动前委托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从零开始建造一座城市绝非易事。过去未曾轻松，未来也绝非坦途。要凭空创造出本应顺其自然、循序渐进发展的事物，这一设想本身就需要资源、组织，而最核心的是劳动力。1958年的情况便是如此，当时巴西的中部高原因建设巴西利亚而成为20世纪最大的建筑工地之一。在时任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五年抵五十年发展”的口号下，数以万计的 candangos（主要来自巴西东北部的移民，大多未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涌入此地，仅用了三年出头的时间便建成了整座首都。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建筑杰作与卢西奥·科斯塔（Lúcio Costa）的城市规划之所以能够落地，完全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有足够充裕的工人愿意忍受低廉的工资和极其恶劣的条件，去将混凝土和曲线塑造成国家的象征。
20世纪中叶，当非洲国家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国家的重建与塑造并不仅限于建立新的政府和政治机构。这些新主权国家还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与殖民过去相区隔的建筑身份认同，而建筑便成为了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工具。在整个非洲大陆，各类具有纪念意义的市政建筑、大学、会议中心和文化机构纷纷立起，旨在彰显进步与国家团结。然而，这也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些建筑中，有许多采用了源自欧洲的现代主义和粗野主义建筑语言，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由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建筑师设计的。位于布基纳法索首府瓦加杜古的人民大厦（Maison du Peuple）便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展示了这种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建筑语言，如何被吸收并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独立自主的表达。
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re）是位于伦敦的一座文化综合体，建于1963年至1968年之间，被广泛视为英国粗野主义（Brutalism）建筑的代表作。如今，该场地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视觉艺术、戏剧、舞蹈、古典与当代音乐、文学、诗歌和辩论。该建筑由伦敦郡议会建筑师部门（Architects' Department of 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的团队设计，由建筑师诺曼·恩格尔巴克（Norman Engleback）领衔。自1967年10月启用以来，它便成为现代建筑中颇具争议的一个案例。在当时针对新建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工程师们将伊丽莎白女王大厅（Queen Elizabeth Hall）评为“极度丑陋”，《每日邮报》（Daily Mail）甚至称其为“英国最丑的建筑”。59年后，也就是2026年2月10日，该综合体被英国政府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授予二级登录建筑身份，这也标志着一场持续了35年、旨在保护其作为现代建筑遗产的运动终于取得成果。
现代主义在摩洛哥有着悠久的历史。摩洛哥毗邻欧洲，且曾处于法国保护国统治之下，因而其建筑发展步伐与现代主义运动中的欧洲建筑发展保持同步。二战后，摩洛哥局势相对和平，这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欧洲建筑师寻求新思想枢纽的地位。独立后的摩洛哥建筑师在肩负建设新国家基础设施重任的同时，也采纳了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师让-弗朗索瓦·泽瓦科（Jean-François Zevaco）出生于摩洛哥，父母为法国人，他在摩洛哥现代主义建筑的这些形成时期开展实践，发展出了自己独具表现力的现代建筑风格。
到 19 世纪中期，美国大学开始正式将建筑学与土木工程和应用科学区分开来。建筑作为一门由技术能力和概念探究、空间想象力和文化机构共同定义的学科正在兴起。随着这种学科特征在战后几十年的演变，其建筑表达与新兴的野兽主义建筑语言结合在一起。
学生宿舍在过去一个世纪经历了显著的变革。曾经，它被视为一种实用主义的必需品，为学生提供住所和基本生活设施，但如今，这种建筑类型已发展演变，以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城市需求。以勒·柯布西耶在巴黎国际大学城的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为起点，学生宿舍反映了建筑、城市主义和社会变革的更广泛趋势。
如今，这些建筑必须满足高度多样化和流动性强的人群的需求，同时应对负担能力、人口密度和年轻人生活标准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压力。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学生流动性的增加，大学现在面临设计宿舍的挑战，这些住房不仅要功能齐全，还要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促使人们提出了更加灵活、创新的解决方案，既促进了隐私，又促进社区生活。
回顾2024年，全球各地举办了众多建筑展览，涉及各种主题、展览形式和标志性建筑师。建筑设计和实践以微妙且往往不易察觉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终使用者只能接受既成的建筑环境。这种反应可能源于多种因素的组合，例如建筑建成后难以实施重大变革的无力感，或是在个人几乎没有能力塑造的在环境中成长的经历。因此，建筑展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暂停脚步、反思并批判性地审视设计和建造过程中涌现的众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被忽视或需要得到承认，因为建筑从业者可能会优先考虑在严格的时间表内交付项目，而不是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2024年，博物馆、画廊和策展人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应对建筑环境中不断变化的挑战。一些展览对建筑材料的伦理以及供应链背后的实践提出了质疑，引起了人们对材料选择更广泛影响的关注。另一些展览则侧重于记录世界各地的建筑运动，强调其文化和历史意义，以及迫切需要对这些运动的成果与记录进行保护和适应，而不是用全新的建筑来取代它们。这些努力凸显了展览在提高人们对紧迫问题认识方面的作用，同时促进了建筑领域更加批判性的对话。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背景下，当代建筑面临着一项独特挑战：即在严格遵循保护指导原则的同时，复兴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从城市中心到自然景观，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项目展示了创新与遗产保护之间微妙的平衡。无论是在特大城市、受保护的自然景观，还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农村地区，建筑师的任务都是在不损害其历史价值的前提下，重新构想这些空间。每个项目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遗产地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并保持其相关性。
在1977年至1983年间，布拉格国家剧院经历了显著的变革，随着新舞台（Nová Scéna）的落成，它成为了传统的新文艺复兴剧院的“现代兄弟”。多年来，新舞台一直是著名的魔术师的灯笼的所在地，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多媒体剧院。这一创新体验将经典表演与计算机生成的视觉效果相结合，创造了一种在宏伟的玻璃建筑中独特的戏剧性场景，成为了共产主义时代的一个象征和当时政治权力的象征。
在1960年至1976年间，比利时的首都成为了建筑实验的舞台，这些实验结合了现代主义的理念与预制，最终建成了两座标志性建筑。CBR 办公大楼（1967-1970）和 LH 187（1976），由康斯坦丁·布罗兹基（Constantin Brodzki）和马塞尔·兰布里希斯（Marcel Lambrichs）设计，它们是邻居，共享大胆的建筑语言。两者都以立面而闻名，这些立面由大型模块构成，采用预制混凝土，不仅体现了粗野主义的美学，还展示了在当时使用工业材料和创新建造技术的努力。
马德里，这座充满活力的西班牙首都，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这在其多样的建筑遗产中得到了体现。这座城市的丰富历史被镌刻在其古老的外观、广阔的公共空间和定义其今日风貌的历史宗教机构上。马德里持续不断的建筑更新，既体现在对旧建筑的尊重性修复上，也体现在创新性的新建筑上，凸显了马德里在保护遗产的同时拥抱现代的承诺。
20世纪，马德里接受了现代性，受到了国际风格和粗野主义等运动的影响。如今，马德里是当代设计的展示窗口，著名建筑师的当代项目与其历史遗产并存。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 CaixaForum 和让·努维尔设计的雷纳·索菲亚博物馆等建筑，体现了马德里对建筑探索的兴趣。
1949年左右，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在查卡里塔区启动了第六公墓的建设。这座地下墓地宏伟壮观，野兽派风格，是现代建筑在殡葬领域的首次也是最大的实验之一。由南美现代主义先驱之一、阿根廷首批女性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之一的 Ítala Fulvia Villa及其团队（包括Leila Cornell、Raquel S. de Días、Gunter Ernest、Carlos A. Gabutti、Ludovico Koppman和Clorindo Testa）设计完成。Léa Namer通过深入调查，揭示了这一现代乌托邦的遗产，并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解读了历史。
2023 年是多事之秋，可以被定义为“转变”之年，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来回顾一下全球事件和趋势是如何影响室内空间设计的。回顾过去，人们质疑一切，建筑实践也不例外。随着建筑师们寻找其他的设计和建筑方式，那些经常被遗忘的国家发出了新的声音。我们质疑殖民主义、消费文化、浪费、传统和真实性，为这门学科带来了新的视角。然而，2023 年的室内设计却有所保留；虽然充满探索精神，但与往年相比却更加谦逊和含蓄。在经历了多年的不断变化之后，人们似乎觉得有必要暂停、放慢脚步、拥抱简约，同时通过针灸干预来表达自己的个性。
粗野主义运动诞生于战后的英国，起初受到怀疑，但在过去十年中，粗野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赞赏，吸引了新设计师的想象力，他们着迷于引人注目的几何形状与裸露的原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英国开始，这一运动传遍了欧洲、东南亚和非洲，并因每个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地位而产生了不同的变化。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 Roberto Conte 和 Stefano Perego 的镜头，深入探讨意大利对粗野主义运动所做贡献的特殊性。这两位摄影师还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名为《意大利粗野主义：的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的混凝土建筑》。
在城市发展方面，拆除与改造再利用之间的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从围绕建筑结构的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争论，到拆除和重建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再到保护和改造的成本比较，拆迁问题点燃了建筑界的热情，要求采取更负责任的评估策略，希望重新发现现有建筑的价值。本文收集了一些面临拆除威胁的建筑的故事，以及拯救它们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