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拉美城市中，边缘化社区在获取资源方面历史性地处于劣势，而这些资源正是让城市生活超越基本生存的关键。住房、交通和公共服务通常是衡量这种差距的显性指标。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难以量化的差距：缺乏供人们聚集、学习、休息和参与集体生活的场所。当这些空间付之阙如，城市不仅未能提供应有的服务，更是忽视了这一群体的存在。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试图直接解决这一缺失问题。它们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基础设施，而是将投资转向旨在支持教育、文化、娱乐和社群发展的空间。在这些本就缺乏此类空间的社区中，此类项目往往将多种功能融于单一建筑之中。
当代建筑已经学会赞美生命物质。菌丝体板、藻类系统、生态绿墙——生命如今被迎入建筑，并被冠以“创新”之名。然而，正是这个赞美这些有机体的学科，却将霉菌视为污染。两者皆属生物，皆对湿度、温度和材料条件做出反应。其间的区别并非出于科学，而是取决于建筑学愿意接纳哪些生命形式，又倾向于清除哪些生命形式。
霉菌并不局限于废弃建筑或维护不当的室内空间。它同样会出现在住宅、学校、办公室、历史建筑以及新建项目中，跨越不同的气候与语境。这使得人们很难再将其斥为次要或孤立的偶发问题。如果霉菌不断重现，它究竟在向我们昭示着怎样的建筑环境？
当我们想到建筑立面时，很少会把它们视为栖息地。我们通常将其视作分隔室内外的构件，用以调节温度、降低噪音并保护建筑物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它们赋予建筑视觉语言，但同时也被期望将外部世界拒之门外。立面因此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屏障：一个界定了人类舒适区起点与外部环境分界线的表面。
然而，建筑的外部从来都不是空无一物的。几个世纪以来，建筑在无形中为其他生命形式创造了生存契机。鸟类在屋瓦下筑巢，昆虫栖息于砌体墙的裂缝中，苔藓或植物则在窗台、天沟和粗糙的石材表面生根发芽。尽管这些空间在设计之初很少考虑到其他物种，但它们确实为生命的繁衍提供了微小的契机。
大多数人很少会记住一条通道。他们记住的是教室、公寓、展厅，或是通道尽头的广场。通道的设计通常旨在淡化为背景，引导人们从一个目的地走向下一个目的地。然而，建筑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些体验，恰恰发生穿行于空间的过程中，而非抵达终点的时刻。
流线往往被视为建筑中最具实用性的元素之一。走廊连接着房间，过道提供了通路，步道组织起穿行于建筑内部的动线。它们的合理性似乎显而易见：帮助人们从一个地点到达另一个地点。正因如此，长久以来，交通流线空间一直被视为其所服务的功能空间的配角。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目的地，而其间的过渡空间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现代住宅是现代主义许下最宏伟承诺的领域之一：建筑不仅能重塑城市，还能重塑人们在其中的生活方式。正如阿根廷建筑历史学家拉蒙·古铁雷斯（Ramón Gutiérrez）所指出的，大众住宅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且通常不会出现在建筑史中”。在拉丁美洲，这一缺席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整个20世纪，不断扩张的城市将住宅变成了构想城市变革最直观的载体。现代主义不仅跃然于规划图纸之上，更渗透进公寓、街区、街道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中。
然而，这些项目一旦落成，便被卷入了由政治、集体记忆、不平等以及不断演变的空间占用方式所塑造的复杂城市环境中。它们的意义也不再局限于最初的规划，而是取决于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如何居住、改建和转化这些空间。这段历史所揭示的并非被动的适应，而是剧烈的摩擦：在这一时刻，建筑不再是完美的理想模型，而是迎面撞上了它无法完全控制的真实城市。
在一栋建筑落成并供人入住之前，必须先解决诸多前置条件。水源需要引入，能源需要产生，食物需要种植或运输，垃圾也需要有去处。尽管这些过程塑造了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生存条件，但它们通常被视为建筑范畴之外的事物。
正因如此，自给自足社区的概念远比字面意思复杂。它不仅指一个能提供自身所需——如能源、水、食物、庇护所和废物处理——的场所。在许多拉美语境下，“自治”并非意味着与世隔绝，而是一种将日常生活系统重新交还给使用、维护和关照它们的人群的方式。
建筑正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做减法”，而非“做加法”。在充满持续流动、喧嚣与预期压力的环境中，那些允许人们驻足、停歇并感受当下的空间，已变得愈发罕见，却也愈发不可或缺。许多公共和半公共场所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促使人们不停移动、消费或做出反应，从而几乎没有给徘徊、观察或仅仅是无目的地存在留出余地。
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建筑实践正将注意力从“激活”转向“在场”。这些空间并非要求使用者进行互动或参与，而是创造了支持停留的条件。舒适感、连续性和开放性让人们得以在毫无压力或义务的情况下留下来，从而使“在场”成为一种空间品质，而非一种活动。
公共空间的设计往往基于一种狭隘的假设，即人们该如何移动、互动以及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而 ParkTEA 项目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立足点：城市也应当为那些有着不同感官与社交体验的人群提供容身之所。
该项目由 Ignacio Martínez Pardo 在马德里高等建筑技术学院（ETSAM）开发，是在 2024 至 2025 学年硕士毕业论文（Graduate-MHab）课程中构思完成的，并得到了 Héctor Fernández Elorza、Jesús Aparicio、Carlos García Fernández 和 Jaime Daroca Guerrero 的指导。作为首届 ArchDaily 学生项目奖（ArchDaily Student Project Awards）的获奖作品之一，ParkTEA 通过一项融合了关怀、基础设施与城市生活的方案，深入探讨了“共生”这一主题。
在拉丁美洲，土地鲜少仅仅被视为建造建筑的单纯表面。它可以是河畔、陡坡、潮湿的林地、易涝的景观，或是承受着生态压力的疆域。在许多情况下，这里都承载着本土社群的历史经验——早在现代建筑提出同样的问题之前，他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回应自然，通过桩柱、平台、甚至在水面上建起居所。
如今的这些建筑项目延续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它们选择与变动、吸收、侵蚀和生长的环境条件和谐共存，而不是将土地视为需要推平或征服的对象。抬升使建筑得以适应环境，同时避免彻底占领自然：水流可在其下流淌，植被得以自由生长，山坡也保留了原始的风貌。在这些案例中，抬升的决定无一不与特定条件息息相关——不论是水体、湿度、地形、植被，还是生态修复，以及关于“如何融入自然而非与其对抗”的建造智慧。
建筑常被理解为一种关于“围合”的事物。墙体定义空间，将室内与室外剥离，并确立清晰的界限。但在许多拉美建筑项目中，这种非此即彼的界限却变得模糊。这里的建筑并非作为封闭的实体而存在，而是往往保持开放，任由空气、光线和人流穿行其中。
这一特质的形成，其动因远不限于形式本身。长期以来，该地区的建筑一直在积极回应高温、高湿、强日照和季节性降雨的气候挑战；与此同时，它也植根于由主动适应、集体协作以及与环境直接互动所塑造的建造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全封闭的室内空间并不总是最有效的应对策略。相反，空间往往通过遮阳、通风和过渡地带来组织，以此对外部环境进行调节，而非粗暴地将其隔离。
对于 DB Studios 而言，建筑不仅关乎建造，更关乎归属感。它旨在建立一种在地实践，一种对自身文脉、人群及本土身份认同做出回应的实践，并通过材料、色彩和空间决策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设计成为了一种语言的阐释方式，这种语言扎根于其所处的环境，并由其所服务的人群塑造。
这种立场在 DB Studios 的最新项目“Vision Pakistan”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项目最近荣获了 2025年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该奖项不仅肯定了该项目的建筑品质，更彰显了更广泛的承诺：为弱势青年创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将教育、职业培训与空间设计有机结合，以促进独立性与社会流动性。通过其形式、立面和内部组织，该建筑紧密回应了所处的文脉，增强了使用者的主人翁意识，同时激发了周边社区以及当地新兴从业者的自豪感。
人们往往通过建成物来评估建筑。但在许多情况下，真正关键的反而在于建成之后：空间如何被使用、适应并融入日常生活。对于荣获 ArchDaily 2025年度前沿实践奖（Next Practices Awards）的建筑事务所 Región Austral 而言，这才是设计真正开始的地方。该事务所致力于在多元城市语境下开展实践，他们不将公共空间视作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去激活、协商并维持的动态过程。他们的项目较少关注界定形式，而是侧重于为使用创造条件，将设计视为一种起点。
从 奥运村社区广场（Olympic Neighborhood Square）到 Playón de Chacarita 空间网络，这一设计方法在不同的城市语境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尽管每个项目针对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在探索，在充斥着碎片化和不平等现象的区域中，公共空间应如何承载集体生活。其实践并未遵循某种预设的套路，而是因地制宜地顺应不同的城市状况，通过公众参与和渐进式策略，共同塑造空间在漫长岁月中的运作方式。
“太空舱隐逸居”坐落于黎巴嫩扎布哈（Zabbougha）的山景之中，由 EAST Architecture Studio 设计的“太空舱隐逸居” 纯粹是在建造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从材料的选择、现场的即兴调整到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建造本身成为了引导空间逻辑的绝对核心。
建造过程在界定该项目中起到了核心作用。项目建于黎巴嫩经济崩溃、材料短缺和局势持续动荡的艰难时期，整座住宅是在不断的变通与适应中逐渐落成的。由于没有总承包商，建筑师承担了比以往更多的职责，他们直接协调手工艺人，在现场测试各种想法，并随时应对变化莫测的客观限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政治局势不仅是一种挑战，反而成为了重新思考设计的催化剂。“我们在现场不断测试各种想法，” EAST Architecture Studio 的创始人及建筑师 Charles Kettaneh 和 Nicolas Fayad 说道，“在保证经济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探索当地手工艺所能呈现的无限可能。”
在项目动工时，树木往往是最先被清除的对象。长期以来，清理场地一直是建筑最直接的先期动作之一——通过抹去现存的一切，为新事物腾出空间。即便部分植被得以幸存，也通常只被视作配角，作为后期景观“添加”回场地，而无法对建筑本身的塑造产生实质影响。
然而，有些项目的起点却截然不同。它们并非从一片白地出发，而是选择顺应并利用场地现存的一切。在这里，树木得以原封不动地保留，它们不再是被动等待建筑来“框景”的物件，而是成为了决定空间如何组织、光线如何引入以及建筑形态如何生成的关键要素。
对南美洲景观最深远的一些改造，并非源自城市，而是源自旨在开采和分配自然资源的大型基础设施。采矿作业、能源系统和交通网络将偏远的自然景观与更广泛的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同时也重塑了整个大陆的乡村领土和城市定居点。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占据了空间，更对其进行了重组。它们不仅支撑了经济增长，还以独特的方式重新配置了地域空间，从而在整个南美大陆持续引发政治、环境和社会的广泛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领土（territory）不应被理解为固定的地理区域，而应被视为由文化、环境和政治关系共同塑造的社会-生态系统。正如人类学家阿尔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在其关于拉美领土思维的著作中所强调的那样。
近年来，生土建筑在建筑界重新受到关注。诸如土坯、夯土和压制土块等曾主要与乡土传统相联系的材料，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当代建筑师的探索。这种重新燃起的兴趣并非简单地回归过去，而是反映了人们对建筑如何与材料、地方资源和环境条件互动进行的更广泛的反思。
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生土建造一直是日常建筑的一部分。土坯、夯土、泥团等技术以及其他生土建造系统，通过适应气候、可用资源和地方建造实践而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方法在直接回应环境条件的同时，也塑造了具有文化特征的建造方式。这种知识通过集体实践而非正式的建筑教育得以传播，使相关技术在不断的尝试中得以演进。
几个世纪以来，大型基础设施一直隐于幕后。港口、电厂和能源设施被安置在城市边缘，设计上主要以效率为导向，极少被视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它们的功能不可或缺，但其建筑层面的存在感却一直处于次要地位。这些结构在支撑城市发展和全球交流的同时，也与日常的城市体验保持着空间上的距离。
如今，这一局面正悄然发生转变。随着全球贸易日益频繁以及能源系统的复杂化，那些用于协调和容纳这些网络的建筑在城市景观中正变得愈发瞩目。它们不再仅仅是承载技术运作的“中性容器”，而是开始确立自身的空间主体地位。基础设施已不再局限于功能性运营，而是日益显露出制度性、象征性与都市特征。这些支撑着系统的建筑，如今正在深度参与城市自我形象的建构。
在整个南美洲，建筑因其所用的材料而得以长存，这些材料在时间的长河中历久弥新。竹、砖、木与混凝土在不同的区域展现着各自的身影，将气候、劳作与文化交织在一起，使这些建造传统得以世代延续。而它们的存续，并非仅仅依赖于刻意的保护或遗产化，而是源于持续不断的使用。
在这种语境下，文化记忆并非主要寄托于纪念碑或图景之中，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实践里。它存活于不断重复的建造动作中：砌砖、绑扎瓜多竹（guadua）接头、组装木框架、浇筑为加层作准备的楼板。这些技艺的传承与其说依赖于说明手册，不如说得益于亲身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形成了根植于日常习惯与现实需求的知识体系。材料之所以能长存，并不是因为它们象征着过去，而是因为它们在当下依然发挥着切实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