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CP Group 已建成位于丹麦霍尔斯特布罗 (Holstebro)的 3D 打印学生公寓项目——Skovsporet。该项目由 SAGA Space Architects 联合 MS+ 共同设计，邻近丹麦 VIA 大学学院 (VIA University College)。项目由分布于六个建筑集群的 36 套单层公寓组成，总建筑面积达 1,650 平方米。Skovsporet 历时 12 个月建成，首次将大型 3D 混凝土打印技术应用于住宅社区尺度，实现了打印结构构件与传统建造工艺的有机结合。该项目为 NordVestBO 投资开发，首批学生预计将于本月入住。
奥斯陆既是挪威的首都，也是其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奥斯陆峡湾的顶端，四周环绕着茂密的丘陵，市区人口约 70 万，而大都市区的人口则超过百万。奥斯陆建城约有一千年历史，作为贸易重镇和行政中心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其现代城市特质的奠定，主要源于17 世纪的一场大火。灾后，该城在丹麦统治下进行了全面重建，并曾被短暂更名为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如今，它因融合了都市生活与触手可及的自然环境而备受赞誉，常年位列全球最宜居城市之列。
8月最后一星期，纽约市政府宣布了位于布鲁克林日落公园（Sunset Park）的 MADE Bush Terminal 新项目。在为期一年的试点计划中，该项目致力于将旧工业建筑改造为建筑材料回收、储存、分类和再分配中心。该倡议呼应了近期欧洲各地启动或宣布的一波类似循环建设枢纽的热潮：布鲁塞尔一处改建的仓库、东伦敦皇家码头（Royal Docks）一处工业遗址的改造，以及由 CirCoFin 支持的、跨越慕尼黑、哥本哈根、里斯本和苏格兰的跨国网络，它们都通过对工业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再利用，来支持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批零星浮现的小型事务所（其创立均未满十五年，且体量尚不足以需要发表传统意义上的宣言）彼此独立地达成了某种相同的“拒绝”姿态：在建筑学这个过去十年里一直将“笃定”作为完美饰面进行兜售的学科中，它们拒绝过早地表现得过于确信。它们或许会抵触被归入同一门类，但这一巧合本身说明了，在2008年之后，建筑实践中的某种特质让“天真”成了唯一值得尝试的姿态。
至少从2019年起，Fala 就开始用一个由两个词组成的定义来描述自己，并在数十家建筑媒体上被一字不差地反复引用：“一个天真的建筑事务所”（naïve architecture practice）。没有脚注，没有讽刺，仅仅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的事务所，凭借着一个建筑学花了一个世纪试图摆脱的词汇，在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一系列住宅、鸟屋和公共机构委托项目。这个词引发的问题不在于其建筑是否足够优秀（它们通常确实很优秀），而在于一个事务所选择将“天真”作为公开立场意味着什么。后讽刺（post-irony）的终点与营销的起点究竟界限何在？
材料承载着怎样的叙事？手艺人留下的可见“痕迹”又如何与制造工艺及工业化展开对话？ 在设计与建造之间，“以作启思”（thinking through making）可以成为设计哲学的主导原则。通过将木材、工业材料和循环利用的物品相结合，Atelier CRAFT 的设计方法扎根于“可逆建筑”，并受其宣言的启发：“通过制作转化设计。”这家位于巴黎圣旺（Saint-Ouen）的事务所致力于探索人与材料、制作行为以及制造工艺之间的关系。
埃利亚·曾格利斯（Elia Zenghelis），希腊建筑师、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联合创始人，也是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建筑教育家之一，于2026年8月30日逝世，享年89岁。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代巨擘的陨落。在横跨欧美数十载的教学生涯中，他塑造了数代建筑师的思想与学术成长，其对建筑思想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其亲自设计的建筑本身。
曾格利斯于1937年出生于雅典，后就读于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A），并于1961年完成学业。毕业后，他加入Douglas Stephen and Partners建筑事务所工作至1971年，期间于1963年开始在AA任教。在学校里，他成为倡导更具激进性和前卫性建筑话语的重要发声者，助力将AA转变为培育先锋思想的沃土。
罗佐尔·梅拉拉（Rozzol Melara）的中庭每边长达两百米，使其面积超越了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任何一个广场。两栋由清水混凝土建成的L形大楼将其围合，其中一栋的高度是另一栋的两倍；随着山脊向四公里下方的海湾倾斜，楼层也从七层一路爬升至十五层。每隔十五米立起的一根根混凝土支柱将大楼支撑在山坡之上，彼此若即若离，在下方形成了宽阔到足以穿行的柱廊；而在柱廊之上，立面则化为单间住宅尺度的内凹式凉廊。从沿海公路望去，这一切细节都无法分辨，只能看到一条划过山峦的灰色线条。
在这片围合区域内部，的里雅斯特的自主公共住宅协会（IACP）构建了一座微型城市。在整体规划中，648套公寓所占的分量其实少于学校、邮局、医疗中心、教区活动室、二十余家店铺和双层车库等配套设施。所有这些场所都通过有顶通道相连，这些通道贯穿整栋大楼，并以高架步道的形式跨越中庭，从而使得居民从自家门口前往杂货店或教室的途中，完全置身于集体空间之中，无需踏出室外半步。在卡洛·切利（Carlo Celli）的统筹协调下，29位建筑师共同参与了该项目的设计，并充分参考了项目启动前委托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建筑师往往被训练去选择材料、对比其性能并决定其应用方式。然而，一些建筑事务所正在承担起一项不同的任务：亲自研发材料本身。
对于 Material Cultures、BC architects 以及 Studio Ossidiana 而言，这一探索可能始于专门种植的建筑用大麻、建筑工地开挖出的泥土，或是由混凝土、颜料、石子和贝壳混合而成的配方。他们的工作将材料研究与加工、制造及建造紧密结合。
建筑原型通常用于在建造开始前测试设计决策。然而，在一些建筑实践中，原型制作在这些决策尚未定型时就已经展开。将想法从图纸转化为实物，引入了一系列依赖于“制造”本身的问题：材料如何切割或拼接、构件的重量、装配方式、部件能否重复利用，乃至项目最终呈现出何种形态。
TAKK、salazarsequeromedina 以及 Ensamble Studio 都将物理实验纳入了各自的设计流程，但他们对实验的诉求各有不同。对 TAKK 而言，原型有助于测试材料和构件如何组合成一套建造系统。对 salazarsequeromedina 来说，模型和建成系统对拆卸、重组及后续利用保持着开放性。而 Ensamble Studio 则通过物理实验生成几何形态和建造知识，从而引导后续的工程设计与足尺建造。区分这些方法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制作原型，而在于每个事务所期望通过原型获得怎样的认知。
伯明翰的建筑风貌深刻映射了其作为英格兰首批工业中心的历史轨迹。得益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积累的雄厚财富，19世纪的伯明翰迎来了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然而，二战期间的剧烈轰炸给这里带来了大范围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快速重建，理性现代主义与野心勃勃的粗野主义自此被引入，并塑造了如今市中心大部分区域的面貌。几十年后，“推倒重建”的浪潮再度席卷伯明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叶的一些城市规划决策。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斗牛场中心（Bullring Centre）和伯明翰旧图书馆的拆除，它们为21世纪的更新改造项目腾出了空间，也为城市的建成环境增添了更丰富的历史层次。
在波尔图出版社 Circo de Ideias 近期出版的一本黄边封面小册子中，建筑师保罗·马丁斯·巴拉塔（Paulo Martins Barata，Promontório 联合创始人）提出了一个看似低调实则大胆的论断：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在欧洲产生的建筑，不属于构成20世纪最激烈学科论辩的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
《元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etamodern Architecture*）显然带有讽刺意味地借用了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77年著作 《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的书名。在那本书中，詹克斯曾留下一段著名的宣言：随着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的拆除，现代建筑已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宣告死亡。而巴拉塔的设想则是，另一次未被官方正式确认的死亡发生在2008年前后，而建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浑然不觉中，在墓碑周围生长出的新事物中存续至今的。
本届 Concéntrico 建筑节的项目围绕三大策展方向展开，即“身份与虚构（Identity and Fiction）”、“城市生态（Urban Ecologies）”以及“临时媒介（Ephemeral Agents）”。其中，“身份与虚构”将城市视为叙事与记忆的载体，把建筑当作挖掘和重现城市空间中所隐藏故事的手段。“临时媒介”则将临时构筑物和移动装置视为催生新型社会交往的工具。而“城市生态”则探讨建筑如何回应塑造当今城市形态的物质与气候条件，包括公共空间中的景观、资源以及环境压力等议题。
很少有哪种境况能像“不确定性”这样，如此深远地塑造着当代的建筑话语。在各大国际双年展、展览和论坛中，建筑学愈发倾向于通过灵活性、可逆性和响应性来构想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些特质旨在应对气候紧急情况、政治动荡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性。建筑被设计为可变形的，基础设施被设计为可演进的，城市也被要求去容纳日益难以预测的状况。这种对敏捷性的强调拓宽了建筑学科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为这个处于持续变革中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策略。
然而，这一演进也指向了更为深层的转变，即建筑如何协调人类的生存境况。长期以来，建筑一直发挥着存在性定位的作用——它是人类意识在冷漠的宇宙中开辟出一条可理解的坐标、将记忆与身份锚定在某个固定点的方式。但在当下许多建筑话语中，不确定性正逐渐从一种需要去缓解的外部条件，转变为建筑思考的起点。空间体验越来越受到那些围绕“持续流动”而设计的环境的影响，在这些环境中，静态的参考点已让位于不断的转变。
获胜方案的公布，让厄瓜多尔新国家博物馆（MuNA）引发了该国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建筑学辩论之一。公众的反馈不仅重塑了竞赛本身，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国家博物馆应当如何通过建筑形式，来阐释一个国家的特质？尽管这场讨论始于单一的设计方案，但它揭示了一个远超厄瓜多尔本土、具有普适性的挑战。
国家博物馆的任务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国家，更要赋予其具象的建筑形式。然而，身份认同并不能被直接建造。在转化为建筑实体之前，它必须首先经过建筑决策的阐释与翻译。
巴塞罗那是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世界建筑师大会历史上首个两次举办该盛会的城市。1996年的那届大会以“当下与未来：城市中的建筑”（Present and Futures: Architecture in Cities）为主题，正值一个关键时刻：当时，后奥运时期的巴塞罗那正在巩固一种城市模式，该模式此后成为了当代都市主义中研究最深也最具争议的范例之一；同时，建筑学也正学着将大都市作为其最主要的探究场所来进行思考。三十年后，这座城市在全新的语境下重新探讨了这一议题：在当下的境况中，建成环境已不能再被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孤立客体，而必须置于支撑其生存的更广泛的生态、物质和政治系统之中来审视。2026年大会的主题——《生成：转型星球的建筑》（Becoming. Architectures for a Planet in Transition）——并未背离1996年的城市关切，而是将其置于行星尺度上进行重新审视。
本届大会的策划团队由 Pau Bajet、Maria Giramé、Mariona Benedito、Tomeu Ramis、Pau Sarquella 和 Carmen Torres 组成。他们将建筑视为一种扎根于地域的、具有批判性和变革性的工具，其工作跨越了实践、研究和教学领域。他们的方案围绕六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方向来构建大会框架（“生成超越人类”、“生成循环”、“生成具身”、“生成相互依存”、“生成高度自觉”和“生成调谐”），并将活动分布在三个性格迥异的场馆中——贝索斯的三座烟囱（Les Tres Xemeneies del Besòs）、格洛里耶斯的巴塞罗那设计博物馆（Disseny Hub at Glòries）以及巴塞罗那国际会议中心（CCIB）。每一个场馆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其承载空间，更在于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2011年，拥有48张老年精神科床位、68套轮椅无障碍公寓、非正式护理人员宿舍以及床边护理空间的 De Keyzer 大楼在阿姆斯特丹落成启用。其功能定位原本完全针对需要照护的老年群体，但在建成后不久，该建筑便被出售给了一家投资基金，公寓也开始租给带孩子的年轻家庭。
对于该项目的建筑师汤姆·弗兰岑（Tom Frantzen）和卡雷尔·范·艾肯（Karel van Eijken）而言，这一插曲本可被视作一次预测的失败。然而，它反而成为了一种印证。“它非常清晰地表明，建筑最终的使用方式可能与最初的设计意图完全不同，”弗兰岑回忆道。这种转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公寓空间宽敞，且结构设计允许比原定功能更具多样性的用途。如果该建筑当初仅针对其初始功能进行设计，那么改变用途可能就需要进行破坏性的改造，极端情况下甚至需要拆除。
既有建筑通过再利用与改建，在塑造处于变迁中的城市与社区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这正是HouseEurope!及其行动倡议的核心关注点。他们致力于应对欧洲大部分地区面临的紧迫挑战——在这些地区，拆除重建往往比翻新改造更容易、更便宜、更快速。几十年来，建筑政策、行业实践和市场体系一直偏向于新建项目，往往低估了既有建筑在文化、社会和环境层面的重要意义。凭借在倡导建筑行业系统性变革方面做出的努力，HouseEurope!荣获了以“现成物”（Ready Made）为主题的2025年OBEL奖。在与ArchDaily的对话中，HouseEurope!的集体成员Alina Kolar和Olaf Grawert分享了该组织在建筑、政策和集体行动方面的实践方法。
“纪念物救护车”（Ambulance for Monuments）是一项旨在抢救罗马尼亚濒危建筑遗产的“急救”行动，致力于在与时间的赛跑中阻止建筑倒塌和不可逆的损毁。该项目旨在应对历史建筑日益脆弱的现状，抢救对象涵盖了从撒克逊防御性教堂、庄园府邸，到木结构教堂和乡村地标等各类建筑。其中许多建筑早已失去曾经维系其存在的社区网络。自1990年以来，罗马尼亚深受人口外流的影响，至今仍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整个村落流失了劳动力、传统手艺以及日常维护，而这些正是过去让这些历史纪念物屹立不倒的基石。
该项目围绕一个移动干预单元展开——即一辆配备了工具、脚手架和现场设备的“救护车”，通过实施紧急加固工程，为濒危建筑争取时间。这些战略性的干预举措并非要取代全面的修缮工作，而是为了保护历史肌理、确保结构安全，并为未来的长期保护与适应性更新再利用创造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