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事务所 HENN 推出了 CarbonBudget，这是一款用于计算具体建筑项目二氧化碳预算的数字工具。这款免费的全新平台旨在帮助设计师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全球目标——1.5°C温控目标，即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 1.5°C 以内。由于建筑业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一，因此建筑设计决策能够切实助力遏制全球变暖。该工具通过输入地理位置和建筑面积等具体数据，即可计算欧洲建筑项目的排放是否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这一新平台的推出，使其与 MVRDV NEXT 的 CarbonSpace、Grimshaw 的 Minoro 以及 Henning Larsen 的 OpenDetail 等其他国际事务所的数字项目并驾齐驱，共同致力于通过共享数字信息来实现脱碳。
由博思格（BlueScope）主办的2026年东盟钢铁建筑奖（Steel Architectural Awards ASEAN 2026）已公布入围东盟区域总评选的12个项目。这些入围项目代表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卓越建筑成就。它们通过各自国家的奖项评选脱颖而出，现已进入由国际评审团进行区域评估的下一阶段。
本届大奖为第二届东盟区域评选，旨在表彰在设计、创新、可持续性以及涂层钢材解决方案的创意应用方面展现出卓越品质的建筑项目。在2026年“塑造韧性未来：涂层钢材的永恒设计”（Shaping Resilient Futures: Timeless Design with Coated Steel）这一主题下，该奖项重点关注那些对所处环境做出积极回应、同时为子孙后代传递持久价值的项目。
建筑的可持续性经常被讨论得仿佛是一个通用标准——原则上也确实应该如此。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能源性能、隐含碳、认证体系、材料效率、生物多样性以及全寿命周期影响来评估建筑。然而，决定实际必须落实哪些措施的规则，却依然带有强烈的地域局限。在伦敦、纽约或哥本哈根设计的项目可能会受到严格的能源法规、环境审查、信息披露要求、规划控制以及日益雄心勃勃的碳目标的约束。然而，同一家事务所若在其他地区开展工作，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可能会截然不同。
这给国际建筑界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法律对可持续性的强制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时，建筑师应当坚守怎样的标准？
Mecanoo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劳森可持续发展中心（Lawson Centre for Sustainability）是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自1979年以来的首栋新建建筑。作为2026年最受期待的项目之一，该项目旨在成为加拿大最先进的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学术与住宅建筑之一。Mecanoo 与多伦多建筑事务所 RDHA 开展合作，共同打造了一个可持续社区和“生活实验室”，以此延续了学院共进餐食与社群聚会的悠久传统。设计团队并未采用学院最初设想的14层高层塔楼方案，而是规划了一座适宜步行的建筑。该建筑不仅与既有校园格局相得益彰，还为食品生产和社交互动开辟了全新的景观空间。更宏观的校园愿景则将食物、自然、本地材料应用以及可持续生活的实践学习有机结合在一起。
本文是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出版的纸质特刊《门槛》（Thresholds）的一部分。
建筑通常被呈现为一个稳定的实体：在视觉最清晰的瞬间被定格，并与周围的偶然因素隔离开来。平面图、剖面图和照片通过定格时间来确保其清晰可读。然而，世界上许多最经久不衰的公共环境却完全拒绝这种呈现方式。它们的设计初衷并非让人一目了然，其形式也无法完全承载其逻辑。相反，它们的空间智慧是在重复、占用和时间的推移中逐渐显现的。
集市（bazaar）显然属于这一范畴。我们无法通过单一的图纸或完成后的立面来理解它。它的组织方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排演”之中。支撑起集市的，并非纯粹的建筑构图，而是共享的作息节律、集体记忆以及长期形成的习惯性使用模式。集市中人与人的联结与共处，并非源自形式上的设计决策，而是在重复的相遇、对人际距离的动态协调，以及随时间累积的社会默契中产生的。
马德里自治区政府与莱加内斯市政府共同发起了一项城市规划设计竞赛，旨在为“马德里之门”（Puerta de Madrid）新区的可持续与创新发展征集最佳规划方案。该区域北侧与东侧毗邻已成熟的莱加内斯北部社区（Leganés Norte）。该城市开发项目将由上述两级政府共同参与组成的联合体进行管理。
8月最后一星期，纽约市政府宣布了位于布鲁克林日落公园（Sunset Park）的 MADE Bush Terminal 新项目。在为期一年的试点计划中，该项目致力于将旧工业建筑改造为建筑材料回收、储存、分类和再分配中心。该倡议呼应了近期欧洲各地启动或宣布的一波类似循环建设枢纽的热潮：布鲁塞尔一处改建的仓库、东伦敦皇家码头（Royal Docks）一处工业遗址的改造，以及由 CirCoFin 支持的、跨越慕尼黑、哥本哈根、里斯本和苏格兰的跨国网络，它们都通过对工业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再利用，来支持建筑材料的循环利用。
2026年奥斯陆建筑三年展将于9月17日至10月1日在奥斯陆的索菲恩伯格教堂（Sofienberg Church）举行。届时将围绕“如果自然优先？”这一命题，汇集30多个国际建筑项目。作为第九届活动，本届三年展将采用为期两周的节日形式，将展览与会议、研讨会、工作坊、电影放映以及导览步行相结合。该项目由莱恩·拉姆斯塔德（Line Ramstad）策划，将探讨如何将自然作为建筑决策的出发点，进而影响建筑的建造、保护、改造或保持原样。
sauerbruch hutton 与 Studio Gang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办的一场国际竞赛中脱颖而出，被选为纽约德国之家（German House）的改造设计方。该建筑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广场，是德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数个附属文化机构的所在地。该项目标志着两家事务所的首次合作。总部位于柏林的 sauerbruch hutton 将担任主创建筑师，而 Studio Gang 将作为总规划师及执行建筑师（Architect of Record），负责项目的交付与落地。设计方案重点关注对既有建筑的适应性改造，旨在延长其使用寿命，同时提升其运营与环保性能。
Aulets
Arquitectura en Corto 诚邀您参加 9 月 17 日（周四）19:00 在马德里 Espacio Arquia（地址：c/ Tutor, 16）举办的活动，届时将放映短片《Amarar》。片名“Amarar”源自马略卡岛的一种传统木材处理工艺，即将木材浸泡在水中以增强其耐用性。该项目以此命名，旨在通过可持续设计，将本土松木转化为具有高工艺价值的现代家具，并与巴利阿里群岛大学合作，研究木材在建筑领域的应用。该项目的发起人是 Francisco Cifuentes 和 Sebastián Martorell，他们是总部位于马略卡岛帕尔马的 Aulets Arquitectes 建筑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Cifuentes 解释道：“岛上的森林资源非常丰富，但 95% 的森林处于荒废状态。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进口 7 万吨建筑用木材。建筑师必须使用能够修复当地生态系统的材料。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模式。”由 Marc Hierro 执导的这部短片展示了 Aulets Arquitectes 及其合作伙伴为推动负责任的森林管理、将木材作为一种耐用、可回收且全程可追溯的材料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放映结束后，Francisco Cifuentes、Sebastián Martorell 以及 Albert Cuchí 将参与讨论。Cuchí 最近在《El Croquis》杂志关于 Aulets Arquitectes 作品的专题刊物中发表了文章《构建领土》（Construir el territorio）。Cuchí 表示：“Aulets 追求的是将领土恢复为建筑真正的行动场域，通过与资源建立恰当的关系，确保提取过程的可再生性，并将建筑与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从而构建一个生态社会。”
对于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的儿童和青年而言，教育是在被迫迁徙、行政不确定性以及长期动荡的境遇中艰难展开的。因此，坐落于边境地区、难民定居点以及气候难民安置区的学校，其功能已远不止于教学场所。它们转化为了协调应急救灾与持续发展这两种矛盾需求的空间基础设施，在法律身份、生活条件乃至归属感都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创造出让学习得以延续的环境。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在全球1.178亿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中，约有4500万是18岁以下的儿童。随着武装冲突、政治迫害、环境危机和经济动荡日益成为导致人口流徙的主因，人道主义建筑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挑战：这不仅关乎如何快速建造更多学校，更在于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创造出能够保障教育连续性、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空间环境。
近年来，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建筑策略。在亚洲，受到生态意识增强以及建筑知识观念转变的推动，相关讨论与实践仍在持续拓展。不同于以拆除和新建为中心的加速化发展模式，建筑师如今面对的是另一种理解场地的方式：将既有建筑视为一种资源，一座由材料、空间组织和非正式历史共同构成的档案。
“适应性再利用”常常和历史建筑和具有文化意义的遗产保护相关。然而，大量看似“不那么有价值”的建筑类型 —— 废弃住宅、普通但老旧的民居、不符合现行规范的办公楼，以及被忽视的城市空隙 —— 也逐渐成为建筑实验的场域。这些场地促使建筑师和设计师重新思考效率标准与市场驱动型开发逻辑，并探索新的空间与生态实践，以避免持续重建过程中对既有材料与文化知识的不断消耗。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日益增强，也越来越意识到过早拆除安全、结构完好的建筑并代之以新建项目的环境代价。在更广泛的减碳竞赛中，企业和机构正更加注重ESG 表现（环境、社会和治理）。许多机构如今要求进行碳审计、设定“碳中和”目标，或通过购买碳信用来抵消碳足迹。
这一转变，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涌现的一批既有建筑改造典范 ——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香港大馆、布鲁克林的 Powerhouse Arts，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设计的多哈 The Ned 酒店，以及徐甜甜在中国对旧工厂、采石场和土楼的改造 —— 加速了业界对将 “再利用” 作为首要开发策略的认真反思。然而，尽管好处诸多，既有建筑改造的普及程度仍未达到预期。究其原因，主要的障碍与博弈究竟在哪里？
建筑是什么？对一些人而言，建筑的传统角色，是将想象力、技术知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起来，使建筑师能够在设计与建造之间行动，并在理念与实现手段之间取得平衡。从早期建筑中的石材和木材，到 20 世纪的钢材与混凝土，每个时代都要求建筑师不仅理解形式，也要掌握所使用材料的属性与潜力。对材料的理解始终是创作过程的重要部分，只是其范围长期受限于当时可用的知识与技术。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平衡开始发生变化。建筑师不再只是使用材料，而是开始主动设计材料：他们运用科学原理，尝试生物、化学与计算过程。这一演变拓展了建筑的可能性，使自然、技术与艺术产生交汇，也将建筑师的角色推向一个更具实验性、由科学驱动的维度。在这里，对材料的操控与创造不再只是实现形式或结构的手段，而成为创作行为本身的一部分。
在一栋建筑落成并供人入住之前，必须先解决诸多前置条件。水源需要引入，能源需要产生，食物需要种植或运输，垃圾也需要有去处。尽管这些过程塑造了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生存条件，但它们通常被视为建筑范畴之外的事物。
正因如此，自给自足社区的概念远比字面意思复杂。它不仅指一个能提供自身所需——如能源、水、食物、庇护所和废物处理——的场所。在许多拉美语境下，“自治”并非意味着与世隔绝，而是一种将日常生活系统重新交还给使用、维护和关照它们的人群的方式。
在建筑改造项目中，人们往往更倾向于“以新代旧”，而非“翻新修复”。拆除旧设备、指定新产品、确保工期按时完成——特别是在停业成本极高且运营计划严密的酒店项目中，安装全新的组件似乎是最稳妥的解决方案。这种方式不仅速度更快、更易协调，且高度契合现有的成熟工作流。然而，翻新修复则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它要求细致的拆解而非直接废弃，要求严谨的评估而非简单替代，更要求对既有物料品质的信任。这一过程无疑为本以效率为导向的流程增加了复杂性。
最近对巴登-巴登布伦纳公园温泉酒店（Brenners Park-Hotel & Spa）的改造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额外的付出可以转化为同类项目中有意识的建筑策略，特别是当原有材料本身便具有持久耐用的品质时。
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扩张的美国城市居民为满足工业与制造业需求，对河流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河道被拉直、挖深、铺砌甚至掩埋，以开辟航运通道并实现区域间物资的高效运输。这些改造塑造了全新的城市景观 —— 河流被视作生产性基础设施，而非具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这种改造模式留下了深刻烙印：河岸栖息地彻底消失，水质持续恶化，区域生物多样性岌岌可危，而沿岸社区也逐渐习惯了被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河道走廊所主宰的景象。在芝加哥、洛杉矶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地区，河流的工业化改造塑造了持久的发展模式，其影响至今仍深刻塑造着现代城市的运行方式。
在建筑话语中，“特异性” 已重新成为核心议题。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项目往往不顾具体语境而套用熟悉模式，如今建筑师正转向扎根于场地特性的设计方法。这种对语境的重新关注，折射出更广泛的社会、气候与政治压力：城市正面临极端高温、生态挑战、人口结构变迁，以及催生新型集体生活形态的变革，这些都需要基于当下具体条件作出回应。
情境化建筑诠释了这一转变。它所指的设计方法强调形式、功能与材料特性均源自其生成的特定环境 —— 包括微气候、文化结构及日常仪式。这类实践摒弃通用模板，转而以观察、原型测试及直接参与地方动态为起点。这一逻辑在西班牙 TAKK 事务所的气候与材料实验中可见一斑，例如其 “便携花园”（Portable Garden）和 “10k 住宅”（10k House），这些轻量化原型根据热工与生态梯度进行精准调适；在荷兰 Studio Ossidiana 设计的艺术馆 M（Art Pavilion M）中，建筑形态由分层土壤与生态循环塑造而成；在伊萨昆·钦奇利亚（Izaskun Chinchilla）对本土物件的重新诠释，以及后续 “100 把椅子”（100 Sillas）和 “3 个城市客厅”（3 Salones Urbanos）实验中；在 Common Accounts 事务所探索的叙事性住宅空间中；以及在 Raumlabor 事务所针对后工业柏林地域特性开展的直接城市干预中，均体现了这一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