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可持续性经常被讨论得仿佛是一个通用标准——原则上也确实应该如此。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能源性能、隐含碳、认证体系、材料效率、生物多样性以及全寿命周期影响来评估建筑。然而，决定实际必须落实哪些措施的规则，却依然带有强烈的地域局限。在伦敦、纽约或哥本哈根设计的项目可能会受到严格的能源法规、环境审查、信息披露要求、规划控制以及日益雄心勃勃的碳目标的约束。然而，同一家事务所若在其他地区开展工作，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可能会截然不同。
这给国际建筑界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法律对可持续性的强制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时，建筑师应当坚守怎样的标准？
每天傍晚回到家，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个微小的仪式。我们走到门前，打开门，跨步迈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种归属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是一个如此稀松平常的动作，以至于我们鲜少意识到它本身其实具有某种结构。然而，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曾为此写下整本书籍，来阐释这些心理结构。有趣的是，诸如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世界等视觉作品，似乎映射了这一动态过程。它们通过唤醒我们清晰而又充满魔力的记忆，创造出包含特定建筑与布局的世界，从而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实的路径。
植物园将景观、设计、社区与科学探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植物园最初源于专门从事植物分类的药用植物园和私人收藏，此后逐渐演变为系统化的机构，使在不同地区和气候下采集的标本能够在此得到培育并向公众展示。其社会角色的不断演变催生了独特的建筑类型体系，从温室、暖房，到标本馆、实验室，并最终延伸出游客中心和接待空间。作为培育的工具以及组织和研究植物学领域的框架，建筑至今仍是植物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
Buildner 欣然宣布其第五届“建筑师之椅”竞赛（Architect's Chair Competition Edition 5）的获奖结果。这项年度国际赛事已举办至第五届，旨在邀请全球建筑师与设计师创作一款具有代表性的座椅，以展现其独特的设计哲学与设计愿景。
座椅设计体现了建筑学的跨学科特性，在单一器物的尺度上融合了比例、结构、材料、人体工程学以及工艺等诸多课题。今年的参赛作品展现了极其多元的探索路径：既有极致简约且兼顾结构效率的解决方案，也有深植于文化脉络、材料实验及全新制造工艺的创意设计。
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建筑师总认为自己正在解决比邻里琐事更为艰难的挑战。然而，像“线形城市”（The Line）这样一个旨在容纳900万居民、全长170公里且建于无主之地的项目，在建筑学层面的难度，其实远不及一个拥有百年租期、产权纠纷不断，且规划部门深知前三家把“社区”挂在嘴边却心怀鬼胎的开发商套路的旧城基地。相反，前者的难度要低得多：没有需要说服的对象，没有需要面对的历史，也没有会输掉的争论。由此不难产生疑问：如果真正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摆在距离事务所两条街之外、至今未得解决，而那个更容易的问题却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效果图与融资，那么此时用“雄心”来形容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妥当。这其实是在刻意逃避某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被逃避的究竟是什么。
ArchDaily 荣幸宣布 2026 年 未来实践奖（Next Practices Awards）获奖名单，以此表彰 20 个致力于拓宽当今建筑可能性的先锋与新锐事务所。
今年是“未来实践奖”举办的第六届。该奖项一如既往地打破传统的行业定义，发掘推动建筑学发展的先驱人物、前沿思想和创新方法。2026 年的评选在多元化和全球代表性上达到了历届之最，汇聚了不同的路径、尺度与语境，拓宽了我们对“如何实践建筑”以及“由谁来实践建筑”的认知。
从极端气候到乡村社区，从非正式城市到受人口流离失所与环境脆弱性影响的地区，今年的入选事务所直面了极具多样性的现实境况。这些事务所汲取工程学、生态学、数字建造、材料研究、本土与原住民知识、社会倡导以及批判性研究的营养，展现了何为“未来”：即针对特定条件做出回应，并积极重塑周边世界的能力。
如今，足不出户便可步入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石窟。通过围绕阿旃陀石窟（Ajanta）开发的虚拟现实（VR）体验，游客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地方穿梭于数字重建的石窟之中。该项目提出了一个建筑学层面的问题：如果建筑是通过移动、尺度、序列和感知来体验的，那么当这些体验可以在物理场地之外被重现时，会发生什么？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Pravartak 技术创新中心（IITM Pravartak）的“数字阿旃陀”项目利用 3D 扫描、摄录、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对石窟进行记录，并将这些记录转化为沉浸式体验。
当建筑被要求创造一个无界的空间时，会发生什么？会议厅、体育场、工厂和物流中心都面临着相同的建筑挑战：创造宽敞且无阻隔的内部空间，以适应人流移动、开阔视线和多变的使用需求。跨度越大，对结构的要求就越高，而建筑所能释放的潜力也就越广阔。
大跨度建筑并非近代才有的雄心。数个世纪以来，从宏伟的万神殿穹顶，到伦敦水晶宫的钢铁与玻璃大厅，建筑师们一直在探索围合大型公共空间的方法。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拓宽了建筑的边界，用更轻盈、更高效的跨越方式取代了厚重的墙体和密集的结构系统。如今，钢结构延续了这一演进历程，使跨越传统结构系统难以企及的距离成为可能，同时保持了大型公共空间的开放性、灵活性与适应性。钢材极高的强度重量比，使得在减少立柱、减轻结构系统自重的同时实现更大跨度，而预制构件则简化了施工流程并减少了现场作业量。
拉各斯是一座由时间、人类活动与自然伟力共同塑造的城市。它与这三者的关系不断演变，时而充满张力。而每当暴雨倾盆，这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便展露无遗。
埃科（Eko，拉各斯的旧称）坐落在一片洪泛平原之上。这里的地理特征远早于城市本身，可追溯至第一条道路尚未铺设、第一道边界尚未划定的洪荒时代。无论是排水系统，还是如今渐成私有滨水领地的开发项目，其根基都深植于一片自古便与水相生相伴的土地。因此，洪灾并非异常异象，而是这片土地在重申一场注定会周而复始的对话。
当一栋住宅所承载的设计生活走向终结，它会何去何从？对于“溪上之屋”（Casa sobre el Arroyo）而言，答案随着建筑在近八十年间用途、所有权及自身状况的演变而逐渐浮现。尽管这些外部条件不断变化，但其建筑结构、流线以及与场地的关系，始终是理解这栋住宅——并最终促成其修复——的核心。
“溪上之屋”由阿曼西奥·威廉姆斯（Amancio Williams）和德尔菲娜·加尔维斯·邦赫·德·威廉姆斯（Delfina Gálvez Bunge de Williams）于1943年开始设计，委托人是阿曼西奥的父亲阿尔贝托·威廉姆斯（Alberto Williams）。该项目直接根植于其所在的阿根廷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的场地环境。设计并没有将拉斯查克拉斯（Las Chacras）溪流视为需要避开的障碍，而是将其作为组织整栋住宅的核心线索。一个钢筋混凝土拱结构横跨水面，将居住空间抬升至空中，使溪流本身成为了穿行与居住体验的一部分。
符号历来在建筑中扮演着流动的角色。它们出现在雕刻的石材、编织的织物、彩绘的天花板和墙壁、门禁五金以及日常器物中，承载着其发源文化的信仰、仪式与历史。在当代室内设计中，设计师们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历史符号，并借助全新的材料、制造工艺与建筑形式对其进行转译，从而延续了这场与特定场所的对话。
“如意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环环相扣的图案一直是中国传统结艺的核心，象征着连绵不绝、和谐美满与万事如意。其柔和盘绕的几何形态广泛出现于装饰器物和礼仪工艺品中，向世人展示了文化元素如何融入设计语言，并发挥出远超单纯装饰的作用。
厄尔布尔士山脉（Alborz）脚下的德黑兰，在一道既是庇护又是窒息之源的山脊下蔓延。这片阻挡了风、锁住了城市上空污染的自然屏障，其山坡上也记录着数世纪以来对这一战略要地的反复争夺。无论从地质还是政治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座建立在动荡基础之上的首都。活跃的地震断裂带在其宽阔的大道下方横穿，而地面之上则层层累积着历次重建、拆除与被迫重塑的痕迹。在这般背景下，城市不断扩张，默默见证着这个两百多年来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反复拉扯的国家。
公共空间往往被寄予了普适性的期望，但在实际中，不同群体所获得的准入体验却存在差异。对许多女性而言，在城市中穿行需要不断评估自身暴露的风险、可见度、与他人的距离、照明情况、交通便利度、逃生路线以及遭遇骚扰的可能性。这些考量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也由空间条件所决定。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城市形态、维护管理、出行流动性、空间治理以及公共投资分配的多维问题。尽管建成环境或许并非性别暴力的始作俑者，但它会加剧脆弱性，并使不平等的空间准入常态化，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中。
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而言，治安安防设计（security）与日常安全感设计（safety）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安防策略往往侧重于监控、控制、警力维持以及人员流动管理，而日常安全感则取决于人们能否看清环境并被他人看见、路线是否清晰可辨、公共空间能否在全天都支持各种活动，以及长期维护机制是否健全。设计的作用在于重塑公共生活发生的基本条件。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与于1436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落成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代表了建筑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往往标志着图纸设计与实际建造之间日益加剧的割裂。这种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固化，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图纸变成了预判并确立对建造控制权的工具。曾经作为创造与决策温床的施工现场，此后主要被视作一个纯粹的执行场所。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特别是在现代建筑业兴起后，这种距离变得愈发明显。工业化、技术专业化以及企业化的组织方式，将建造过程肢解为泾渭分明的各个阶段。设计者鲜少参与建造；建造者往往无法参与决策；而资金方、管理方和居住者之间的距离则更为遥远。尽管这种模式的高效使大规模建造成为可能，但也导致了知识与决策权向少数群体高度集中。
本文是我们全新“观点”（Opinion）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采用观点鲜明的论述性文章形式，探讨塑造我们行业的关键议题。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通过一个16世纪的空间表征工具来审视自身。9月4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改变这一现状。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各国政府、学校、媒体机构和科技公司，在涉及国家实际相对大小的场合，停用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转而采用等面积投影作为替代，例如2018年等差地球投影（Equal Earth projection）。投票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广义而言，建筑结构是其所处时代的见证。建筑项目的构想与物质尺度往往超越个体的生命周期，并以此方式融入历史叙事。这种跨越时空的特性在特定项目类型中尤为明显：如纪念场所、墓园、博物馆，甚至是教育和社区中心。近年来，这种价值不仅延伸至建筑实体，还扩展到了建造技术、古老的形式与几何构造，乃至自然本身。本期精选了五座由 ArchDaily 读者设计的未建成建筑，它们分别位于科索沃、加拿大、中国、埃及和孟加拉国，均生动体现了这种历史价值与象征内涵。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设计方式与建造方式一直紧密相连。建筑学的发展历经了实体测试、试错、投影制图、足尺模型以及物理模型：每一个阶段都引入了新的抽象维度，但始终未曾脱离材料、尺度和建造。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动态关系。起初，人们普遍将这一技术理解为用于施工的精准几何图形的数字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工具开始介入更早期的设计阶段，取代了草图绘制、实体试错、模型制作，以及其他曾让尺度与材料触手可及的思考方式。
因此，建筑设计的脉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抽象化的演变史。其中一些抽象方式极具建设性。例如，平面图和剖面图虽然孤立了建筑的特定维度，却依然能让大脑重构出整体空间。它们将建筑压平、剖切并简化，但并未脱离建筑本身。通过图纸的组合，人们可以理解房间、动线、结构、洞口和空间关系，而不至于迷失在繁杂的项目细节中。这种抽象是有法度的，因为它始终与最终必须经过测量、建造和居住的建筑现实紧密相连。
奥斯陆既是挪威的首都，也是其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奥斯陆峡湾的顶端，四周环绕着茂密的丘陵，市区人口约 70 万，而大都市区的人口则超过百万。奥斯陆建城约有一千年历史，作为贸易重镇和行政中心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其现代城市特质的奠定，主要源于17 世纪的一场大火。灾后，该城在丹麦统治下进行了全面重建，并曾被短暂更名为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如今，它因融合了都市生活与触手可及的自然环境而备受赞誉，常年位列全球最宜居城市之列。
是什么让一个居住空间蜕变为一个家？除了产权归属或遮雨避风之外，家还与一种更为静谧的确定感相系：那是一种可以退隐、憩息，并暂时抽离于外界无常之中的安然。家是日常生活积淀、记忆融入空间与器物的地方，也是个人身份通过居住行为和日常仪式得以物化呈现的场所。然而，这种归属感却有赖于另一个往往在被打破时才被察觉的前提条件：安全。产生“家”的归属感，意味着享有舒适与稳定的状态。一旦居家环境无法提供这种保障，原本用于休憩的空间就会变成不安的源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日常起居和身心健康。
在建筑史上，圆形一直被赋予多重含义——从古代神庙的宇宙几何学、古典建筑的穹顶眼窗（oculus），到哥特式大教堂的玫瑰窗以及轮船的舷窗。然而，到了20世纪，圆形获得了全新的文化内涵。随着航空、太空探索和技术创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圆形开始让人联想到机器、航天器、太空舱乃至全新的居住形式。
雅加达未来的海岸防御工程曾一度被设想为一只从海中腾空而起的巨型“迦楼罗”（Garuda，神鹰）。这只神话中的巨鸟是印尼的国徽象征，它为这项庞大的海岸干预计划赋予了具体形态。该计划旨在保护这座不断下沉的首都免受洪灾侵袭，同时在近海创造新的陆地。这是一幅非凡的图景：防波堤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城市。“大迦楼罗”计划之所以极具启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气候适应与城市开发开始重叠时会发生什么。一旦防护性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出高价值的土地，防卫城市与重塑城市之间就变得难以割裂。
BIM（建筑信息模型）最初的愿景远非仅仅对建筑进行三维呈现。其核心目标在于将模型转化为一个协同的信息结构，使几何形状、构件、系统和数据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始终保持关联。对某一元素的修改能够实时反映在相应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和工程量清单中；不同专业之间的碰撞可以在施工前被提前发现；与建筑构件相关的信息则能贯穿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批零星浮现的小型事务所（其创立均未满十五年，且体量尚不足以需要发表传统意义上的宣言）彼此独立地达成了某种相同的“拒绝”姿态：在建筑学这个过去十年里一直将“笃定”作为完美饰面进行兜售的学科中，它们拒绝过早地表现得过于确信。它们或许会抵触被归入同一门类，但这一巧合本身说明了，在2008年之后，建筑实践中的某种特质让“天真”成了唯一值得尝试的姿态。
至少从2019年起，Fala 就开始用一个由两个词组成的定义来描述自己，并在数十家建筑媒体上被一字不差地反复引用：“一个天真的建筑事务所”（naïve architecture practice）。没有脚注，没有讽刺，仅仅是一个成立于2013年的事务所，凭借着一个建筑学花了一个世纪试图摆脱的词汇，在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一系列住宅、鸟屋和公共机构委托项目。这个词引发的问题不在于其建筑是否足够优秀（它们通常确实很优秀），而在于一个事务所选择将“天真”作为公开立场意味着什么。后讽刺（post-irony）的终点与营销的起点究竟界限何在？
温室是一种旨在“在一种气候中创造另一种气候”的建筑。它通过围护结构控制阳光、热量和通风，从而创造出与室外截然不同的环境条件。在传统观念中，这种受控环境主要服务于植物。而如今，这一原理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住宅设计中，用以塑造适合人居的空间。
将温室建造技术引入住宅，不仅能提供额外的围护结构。它还可以创造出无需像传统室内房间那样进行人工控温的庇护空间，在需要时收集太阳热量，在温度升高时提供通风，并延长家中的特定区域在一年中适宜居住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