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室内空间与小型建筑通常面临两极分化的境地：一端是高光泽的“奢华”饰面，另一端则是出于预算考量的工业感粗砺。然而，通过对这两者的精细考量与平衡，第三种态度应运而生：一种独特、精准、契合场地且忠于材料本真的建造方式，而这并不受制于造价高低。这便是“精准的粗砺感”（calibrated rawness）。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建筑：在保留物质与材料——如混凝土、金属、砌块、裸露结构及明装管线设备——最直接质感的同时，对其进行严格的控制。
“粗砺”并非刻意伪装，“精致”亦非流于抛光；这是一种严谨的精准执行法则，所创造的空间既均衡又克制，绝无矫揉造作或过度设计的痕迹。Studio 1:1 在其作品中一以贯之地展现了这种态度。其即将出版的新书 《雷达之下的建筑：亚洲三个项目》（Architecture under the Radar: Three Projects in Asia）（由 Nader Tehrani 作序）提供了一个适时的框架，让我们能将这种特质理解为一种可复制的建筑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
最近，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在波兰东南部喀尔巴阡山省（Subcarpathian Voivodeship）首府热舒夫（Rzeszów）的新图书馆设计竞赛中荣获一等奖。这座城市拥有近20万居民，坐落在维斯洛克河（Wisłok River）畔，是著名的航空工业中心。其地理位置优越，紧邻克拉科夫-利沃夫（Kraków-Lviv）铁路和公路主干线，同时也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重要交通枢纽。新图书馆位于约瑟夫·毕苏斯基大道（Józef Piłsudski Avenue），设计旨在将喀尔巴阡山省元帅办公室与附近的中学综合体连接起来，从而强化该地区的公共公民属性。其功能将传统的图书馆功能与文化、教育和艺术空间相结合。除阅览室和藏书区外，扩建的活动区还包括音乐厅、多功能厅、会议室和行政办公区。螺旋上升的图书馆体量构成了建筑群的最高点，而活动空间和屋顶露台则将功能向外延伸，将建筑内的活动与周边城市联系起来。
由 Snøhetta 设计的上海大歌剧院在黄浦江畔已临近完工，预计将于2026年下半年正式开幕。随着室内施工的推进和核心公共空间的成型，最新公布的照片记录了该项目的最新进展。该歌剧院项目于2017年通过国际竞赛由 Snøhetta 赢得设计权，此后由包括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ECADI）、Theatre Projects 和 永田音响设计（Nagata Acoustics）在内的联合体共同开发。联合体团队于2019年正式受托，负责了从概念设计到施工的全过程，并在统一的框架下整合了建筑、景观、室内及声学设计策略。
MVRDV 位于亚美尼亚埃里温的全新教育与研究设施——欧盟 TUMO 融合中心（EU TUMO Convergence Center）已正式动工。该项目坐落于图马尼扬公园（Tumanyan Park），这座五层高的建筑将扩大 TUMO 的校区规模，为青少年和成人提供免费的技术与创意教育空间，同时也为科技和设计公司提供研究与联合办公区域。项目位于赫拉兹丹河谷（Hrazdan River Gorge）上方的丘陵露头上，在呼应周边地形的同时，也与城市、峡谷和阿拉拉特山（Mount Ararat）建立了视觉联系。工程于 2 月 24 日正式开工，当地及国际代表出席了奠基仪式。
巴特西发电站（Battersea Power Station）曾是一座燃煤发电厂，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最初由建筑师 J. Theo Halliday 和 Giles Gilbert Scott 设计。该发电站因作为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1977年录音室专辑《Animals》的封面以及出现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936年的电影《破坏》（Sabotage）中而闻名，是世界上最大的砖体建筑之一，并以其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内部装置和装饰而著称。如今，这里已被视为现代工业遗产的一部分。该地块向商业开发项目的转型始于2012年，其自适应再利用方案由 拉斐尔·维诺里（Rafael Viñoly）设计的总体规划所引导。2月16日，巴特西发电站宣布启用战略性城市设计事务所 Studio Egret West，以对伦敦西南部这一占地42英亩的滨河社区中剩余的16英亩土地进行原有总体规划的深化设计。
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蜜蜂一直留在巢穴内，清理巢房并接受其他工蜂的喂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开始整理储藏的花粉、调节蜂巢的温度并守卫入口。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周，它们才会离开庇护所，飞向外界。正是在飞行的瞬间，它们的生命轨迹开始与建筑和城市产生交集。为了寻找花蜜，它们穿梭于一片由其空间记忆和花卉分布所塑造的区域，而我们对人工环境的构建方式，同样在无形中重塑着这片领地。它们的每一次移动，都变成了一场与城市空间的博弈：打断自然循环的不透水地面、在楼宇间加剧的气流、缺乏植被的空地、散落在地块之间的绿色碎片，以及设备密布的屋顶。
随着环保责任日益融入设计文化，建筑围护结构正被重新审视——它不再仅仅是一层保护性外壳，更是一个能动发电的表面。将太阳能技术视作一种建筑材料而非附加构件，重塑了建筑的构思与节点设计方式。色彩、肌理、韵律和装配方式与建筑性能变得密不可分。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正是在这种被拓宽的材料属性定义下发挥作用。通过在项目初期就将太阳能技术整合到立面和雨幕系统中，建筑师能够减少多余的构造设计，使能源目标与设计意图相契合，并重新思考围护结构的构成方式。然而，要将这一宏伟设想转化为可建造的系统，离不开精准的技术和明智的施工方案。
巴塞罗那圣家堂中心塔楼的最后一件构件已安装就位，使这座教堂达到了172.5米的最高高度。作为建筑史上最著名的未完工建筑之一，圣家堂在1883年成为了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的代表作，当时他将原本的新哥特式设计改造成了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最负盛名的建筑之一。在开工144年后，当地时间2月20日（周五）上午11点，一个高17米、呈四面体结构的钢与玻璃十字架的顶部构件被吊装到位，完成了这座献给耶稣基督的塔楼。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该项目进入了最后的建设阶段。早在2024年3月，该项目就被宣布为2026年最受期待的落成项目之一，以纪念安东尼·高迪逝世一百周年。
以餐饮为主导的空间项目，特别是咖啡馆和社交枢纽，在一定程度上被定义为“第三空间”：它们是连接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社交纽带。与需要严格分区以满足隐私和实用功能的住宅或商业办公空间不同，餐饮空间更依赖开阔的开放式格局。这为采取“最小干预”的建筑策略创造了条件，使建筑的结构外壳得以保持完整。通过避免对空间进行过度细分，建筑师得以保留望向原始砖石、木框架或装饰性天花板的通透视线，从而确保建筑的历史叙事依然是空间的主角。与此同时，商业活动也为场所的持续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维护资金和公众参与度。
创造一个“场所”从原理上讲并非难事：只要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或活动，定期在某个固定地点聚集在一起，一个空间便应运而生。当然，这并不否认物质实体的必要性——只有辅以相应的物理构件，空间才能真正具备遮蔽性、包容性与吸引力。这种由“意图”催生空间的理念，在人类最古老的功能形态之一——食品与农贸市场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若要成就一个市场，建筑元素既可以极尽简练，比如一顶轻盈的屋篷，既能为商贩提供庇护，又为场所勾勒出无形的边界；亦可巧妙借势，通过对既有建筑或场地进行适应性改造，使其焕发新生以满足新的需求。此外，它还可以是因特定活动或需求而搭建的临时轻型结构，在功成身退后拆卸，并在他处或其他场景下循环利用。
陆文宇——与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共同创立了业余建筑工作室——塑造了该事务所诸多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宁波历史博物馆和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尽管常常处于聚光灯之外，但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严谨作风以及她所承担的多重角色，无不彰显出其不容忽视的领导力：2003年，她与王澍共同创立了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并在此担任可持续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她的实践与教学形成了一个互惠的闭环：在中国美院工作室开展的研究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场的建造策略，而在工地上汲取的经验则作为材料智慧而非抽象理论回归课堂。
作为室内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主要界面，立面在建筑性能和建筑表达中都起着核心作用。如今，人们不再将立面视为静态的围护结构，而是将其看作气候、能源、使用功能与美学之间的动态调节介质。然而，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立面因另一个原因而变得愈发重要：尽管屋顶面积往往有限、零碎或已被技术设备占用，但垂直外立面在能源生产方面的潜力仍大体未被开发。
建筑往往因其最终呈现的物质形态而接受审视。然而，有些实践却在全然不同的维度上展开：在这里，设计并非毕其功于一役的单一结果，而是通过人际关系、时间推移与日常使用逐步演进的。对于 CatalyticAction 而言，“公众参与”并不是游离于专业设计之外的社会活动，而是构思、建造和长效维持空间的根本途径。
该事务所立足于贝鲁特与伦敦，其工作足迹遍及中东与欧洲，致力于通过与当地社区的长期合作，打造公共空间、学校、游乐场及日常城市基础设施。这种植根于参与式研究和集体决策的实践方法，荣获了ArchDaily 2025年度“未来实践”奖（Next Practices Awards）。该奖项彰显了一种将建筑视为共享、演进过程而非凝固实体的新型实践模式。在此语境下，建筑的价值不再孤立地取决于其形式，而是取决于其生命周期的延续性、日常使用度以及集体的归属感。
现代职场倡导协同合作，却越来越难以提供保障隐私的个人空间。在开放式布局盛行的时代，电话亭、专注舱等微型静音空间已成为维持工作效率和隐私体验的刚性需求。然而，“预订冲突”与“空间闲置”并存的悖论，让这些区域的运营管理面临挑战。因此，如何在日益复杂的办公环境中平衡空间效率、工作生产力与个性化的用户体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某些语言中，“建筑物”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不可移动”的含义。而与建筑物相关的工程学分支则被称为“静力学”。由此可见，建筑学长期以来与固定和静止紧密相连。然而，对于全球数百万游牧人口而言，居所必须采用轻质且易于移动的结构，而他们赖以生存的广袤天地才是真正的家园。这种承载着数百年传统的生存方式，正不断受到城镇和城市定居生活吸引力的冲击。在突尼斯，一个项目正视文化遗产流失的风险，并致力于改善游牧牧民的生存条件。
随着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季奥运会的举行，回溯奥运村如何从单纯的功能性解决方案演变为战略性城市项目，显得尤为必要。从临时的居住营地到城市更新的核心版块，奥运村屡屡扮演着大尺度实验的角色，探索着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构建城市局部。
这些环境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专为特定人群设计，揭示了人们对住房、集体生活以及大型赛事城市遗产观念的变化。在历届赛事中，奥运村反映了在紧迫条件下，赛事、住房与城市交织共生的更广泛图景。
要完整地了解一座城市的建筑遗产，视线必须越过那些被官方指定的遗址和地标性建筑。对许多人而言，理解城市的肌理及其运转逻辑，也意味着去发掘那些规模较小、深受当地人喜爱、受到保护的建筑以及大众聚集场所。这一点在审视熙熙攘攘的越南城市时尤为明显。越南城市具有独特的建筑特征，只有深入了解其多元的灵感来源和历史积淀，才能真正领略其魅力——这其中包括传统越南元素、现代主义、本土材料性以及适应气候的设计方案，而最核心的，则是了解如何通过狭窄的筒子楼（tube houses）和低层建筑来解决场地限制问题。
建筑师们通过赋予许多破旧或废弃建筑二次生命，将其转化为备受欢迎的咖啡馆，从而使这些关键风格和建筑运动得以延续，甚至成为视觉焦点。他们推动这些较小规模遗产地的修复，并使其融入社区的日常使用中，从而活化了这些场所，引导人们在流连的同时，感知空间背后的历史关联。
有些工作，只有在无人问津时才会显露其重要性。它们琐碎、重复、鲜有赞誉，却默默维系着一切系统的运转。在建筑领域，这一维度鲜少出现在广泛传播的图像之中。提及这一学科，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极具诱惑力的渲染图、光影考究的透视图、精确的平面图，或是那些预示着可能、甚至乌托邦式未来的画作。然而，支撑这些形式表达的底层逻辑并不存在于画面之中，而是深藏于设计说明、构造详图和技术文档里。
自人工智能成为建筑界讨论的焦点以来，人们的关注点很大程度上被其“秒级”生成形式与空间氛围的能力所主导。风格模拟、概念演变和视觉实验，已然成为该领域技术进步的代名词。这种对视觉的着迷不难理解：建筑学一直以来都将“媒介表现”作为构想未知事物的一种手段。
今天（2月20日），联合国在“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重新承诺”这一主题下迎接世界社会公正日。今年的纪念活动紧随多哈第二届社会发展世界峰会的举行以及《多哈政治宣言》的通过而展开，旨在重温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中首次阐明的承诺，即：将消除贫困、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人人获得体面工作以及将社会包容视为相互依存的发展支柱。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环境与技术转型加速的当下，2026年的纪念活动呼吁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可衡量的跨部门落实。
1月30日，一场名为 “1971年博堡竞赛：建筑的蜕变”（Concours Beaubourg 1971: Une mutation de l'architecture）的展览在巴黎开幕。展览展出了当年的竞赛文献档案，正是这场竞赛最终促成了如今由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于1969至1974年间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中心。鉴于该建筑近期已闭馆修缮，约100件来自蓬皮杜中心馆藏的文献档案（包括规划图、手稿、照片、模型等，其中部分为首次公开展出）将在孚日广场的建筑学院（Académie d'Architecture）展出，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2月22日。本次展览由法国建筑学院与蓬皮杜中心联合举办，并得到了圣埃蒂安国立高等建筑学院（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chitecture de Saint-Étienne）的支持。展览呈现了一系列另类、充满想象力、甚至在当时无法付诸实施的建筑方案，回顾了建筑史上这段成果丰硕的黄金时期，并阐释了“博堡竞赛”对建筑学科和行业产生的深远影响。
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可能历时数百年之久；世博会展馆的生命周期或许只有短短六个月；而加尔各答的祭祀构筑物则在五天内历经兴废。然而，它们无一不吸引着人们前来朝觐，塑造着集体记忆，重组着城市生活。如果说“遗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恒久”为标准，那么建筑则一次次向世人证明，文化感召力同样可以源自那些能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瞬时场所。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遗产保护框架极力推崇“永久性”。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的《威尼斯宪章》，致力于捍卫历史古迹及其物质层面的真实性。彼时，文化价值被牢牢绑定在石材、砖瓦和木料等物理实体之上——保护遗产即是留存那些现存之物。这种逻辑在当时显得坚实而又理所当然。
葡萄牙沿海城市一座焕发新生的罐头厂、埃塞俄比亚的一座纪念公园、巴西小镇上的一栋住宅、一座唤起巴林历史传承的木结构展馆，以及其他11个极具远见的项目，共同构成了2026年度 ArchDaily 年度建筑奖的获奖名单。这些获奖作品由历时三周的大众投票选出，代表了当下的建筑格局，在反映多元的设计手法、材料属性和美学理念的同时，也展现了跨越不同文化的共通之处。
本届年度建筑奖已步入第17个年头，共收到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2万张选票，创下了这一全球最大、由社群驱动的建筑奖项的历史新高。获奖项目来自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埃塞俄比亚、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葡萄牙、韩国、美国和越南这14个不同的国家，代表了多元的文化与视角。
当人们诉说香港的建筑故事时，往往会将其简化为少数几个耀眼的地标。最常被提及的莫过于普利兹克奖得主、中环贝聿铭——他是中环中银大厦（1990年）的设计者，同时也是巴黎大卢浮宫计划和滋贺县美秀美术馆等世界级作品的缔造者。此外，还有一系列英国及国际建筑师在香港的公共与市政天际线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从罗纳德·菲利普斯（Ron Phillips）的市政作品——最著名的当属前美利大厦（1969年，现为香港美利酒店）和香港大会堂（1962年）——到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基建与企业丰碑，包括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部大楼（1986年）和香港国际机场（1998年），再到近期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The Henderson（2024年）。
然而，与贝聿铭和福斯特活跃的同一时期，香港本土建筑师也创作了一批具有深远意义的作品。这些作品承袭了包豪斯的遗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专为香港气候、密度和公民生活量身定制的建筑语言。尽管这些项目在商业上未必是瞩目的地标，但它们往往展现出更敏锐的社会责任感与公共议程关切。在这一脉络中，已故建筑师何弢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和公众角色构成了香港现代建筑遗产中一条更为低调、却同样具有奠基意义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