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座大型水坝在连接彼此的同时，也同样在制造着分裂，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也不例外。作为建筑与工程史上的丰碑，这座巨型水坝在引发广泛关注的同时——无论结果好坏——也促使各方开始重新审视：究竟谁能对河流蕴藏的财富（无论是水源还是其所蕴含的能量）宣告主权，并向殖民时代的尼罗河条约发起挑战。
复兴大坝（简称 GERD）于2025年9月正式落成，是一座位于埃塞俄比亚西部本尚古勒-古穆兹地区青尼罗河上的宏伟混凝土建筑，距离苏丹边界以东的河流上游仅30公里。作为主要的温和水力发电来源（在全球排名稳居前30之列），该水坝象征着埃塞俄比亚的国家主权、经济的指数级腾飞以及技术上的自主自决。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成为了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之间关于地区水安全和国际法长期争端的风暴中心？
建筑师是做什么的？这个古老的问题揭示了建筑两个维度之间长久以来的对立——“如何建造”与“为何建造”。尽管这一职业历史悠久，且其名称源自古希腊语，但在几个世纪的演变中，它自身也经历了重大的蜕变。建筑师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形态通常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它将单纯的建造行为与背后的智性及美学决策区分开来。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另一场悄然兴起的变革之中。历史上，建筑的委托与设计实践一直泾渭分明；然而，从 MASS 设计事务所的工作以及“移动风车”创新中心（Moving Windmills Innovation Center）等项目中不难看出，这一界限正开始变得模糊。
“服用你的梦想抑制剂。”瓦努里·卡希尤（Wanuri Kahiū）执导的《Pumzi》（《呼吸》）中的这句开场白，是对女主角阿莎（Asha）说的。这句话强化了一种指令，即切断与充满希望的未来以及共享过去的祖先记忆之间的联系，从而迫使她专注于迈图社区（Maitu Community）飞地般的异托邦中那永恒的当下。从空中俯瞰，迈图呈现出一个冰冷、机械化的结构，其中心是一个全景敞视的球体，在这里，人类的正常行为被病理化。其布局围绕着闭环回收系统构建，宛如一个自给自足的有机体，旨在逃避病态地球的毒性环境；在这里，每一根管道、每一条走廊都被设计用来收集人类的排泄物以净化水源，从而将自然与国家的职能集于一身。该社区的建筑以其物质实体，完美地转译了电影所传递的讯息。
无论是在民间传说、电影还是艺术中，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一幕：建筑将一个“他处”——无论是祖先的、精神的还是推测性的——转译为可见或可入的实体空间。以下章节将追踪从卡苏比王陵（Kasubi Tombs）到《心火：非洲未来启示录》（Kizazi Moto）的这一转译路径，并揭示：所谓的“他处”，实则是解读当下的一种方式。
解放并不总是始于纪念碑。它可能始于一座花园、一个庭院、一片空地或一块田野，始于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在此聚集的可能。在被殖民主义和剥夺所形塑的历史中，空间不仅仅是解放发生的背景，更是解放的实践本身：被耕耘、被占领、被隐匿、被穿行，并被集体性地重构。
Wolff Architects 的研究项目《解放花园》（Liberation Gardens）将花园作为解读这些空间实践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是种植作物的土地，更是一个维系生存、获取滋养和激发解放想象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定义花园的与其说是景观设计，不如说是人与土地、耕作与知识、占领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它既能容纳文化生产与基本生计，也能承载在暴力和剥夺的环境下萌芽的集体生活形式。从空间维度来理解，解放不仅关乎抵达最终的自由状态，更关乎以不同方式栖居的可能性。
“毕竟，时间是我这个职业的关键要素，”弗朗西斯·凯雷（Francis Kéré）在其著作《Francis Kéré: Building Stories》中如是说。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演变和转化。砖瓦、门窗、墙体、楼梯等元素，共同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主角——它始于草图，并最终凝聚为落成的实体建筑。
既然建筑始于使用者真正将空间化为己有的那一刻，弗朗西斯·凯雷便倾向于以渐进的方式推进项目，甚至在施工阶段仍不断完善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建筑在成长、融入周边环境、适应使用者需求，并以灵活且具实验性的方式应对变化，从而力求融入居住者的日常生活之中。
非洲城市中的殖民暴力已从政治层面蔓延至空间领域，深植于街道网格、土地确权制度、排水基础设施和住宅分区之中，至今仍在固化不平等与人口流离失所。金沙萨、喀土穆和坎帕拉的城市形态都承载着这种殖民余波，它们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运转中的结构；不仅决定了谁能享有市政服务、谁只能栖身于易涝地区，还催生了日益严峻的气候不稳定性，从而将这一空间机器推向了全新的维度——甚至是地质维度。
阿斯马拉作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座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海拔2300多米的高原之上。虽然该国并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但这座城市却因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遐迩。2017年7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登录名称为“阿斯马拉：一座非洲的现代主义城市”。这是全球首个整体列入名录的现代主义城市遗址，也是非洲首个明确以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其遗产价值源于厄立特里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交织：一是意大利在非洲扩张帝国版图时开展的大规模殖民建设，二是此后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使这座城市得以免受重新开发的影响。
拉各斯是一座由时间、人类活动与自然伟力共同塑造的城市。它与这三者的关系不断演变，时而充满张力。而每当暴雨倾盆，这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便展露无遗。
埃科（Eko，拉各斯的旧称）坐落在一片洪泛平原之上。这里的地理特征远早于城市本身，可追溯至第一条道路尚未铺设、第一道边界尚未划定的洪荒时代。无论是排水系统，还是如今渐成私有滨水领地的开发项目，其根基都深植于一片自古便与水相生相伴的土地。因此，洪灾并非异常异象，而是这片土地在重申一场注定会周而复始的对话。
本文是我们全新“观点”（Opinion）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采用观点鲜明的论述性文章形式，探讨塑造我们行业的关键议题。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通过一个16世纪的空间表征工具来审视自身。9月4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改变这一现状。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各国政府、学校、媒体机构和科技公司，在涉及国家实际相对大小的场合，停用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转而采用等面积投影作为替代，例如2018年等差地球投影（Equal Earth projection）。投票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本文收录于《Thresholds》——由 Cobe Notes 与 ArchDaily 联合出版的纸质报纸特刊。
“重塑非洲现代主义”（Rediscovering Modernism in Africa）系列专题于2024年9月推出，融入了全球对这一议题日益高涨的关注浪潮。尽管此前在建筑学界的讨论中鲜少被提及，但非洲本土及海外的建筑师与研究人员一直在通过不懈努力，讲述着这些高质量现代建筑杰作的故事。这些建筑展现了设计师们在运用全球化概念与技术的同时，力图创造出契合本土特征的建筑。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变革——彼时，大多数非洲国家正纷纷赢得独立。
1963年肯尼亚的独立，彻底重塑了内罗毕的建筑身份。随着这个新兴国家开始寻求确立自我定义，这座城市成为了现代建筑的试验场，旨在探索一种既能体现时代进步，又能呼应非洲文化、气候与地域条件的建筑语言。由此，内罗毕开启了一段蓬勃的建筑实验时期，关于现代性、身份认同与场所关系的多元探索路径竞相涌现。
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Kenyatt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无疑是这一历史转折点最具代表性的缩影。其建筑将现代主义原则与非洲形式要素相结合，以独特的设计语言回应了新生独立国家的雄心。以此为坐标，肯尼亚本土及国际建筑师纷纷展开了对现代主义的多元化阐释：从再保险广场（Reinsurance Plaza）的遮阳立面，到国家中心（Nation Centre）雕塑般的标志性轮廓，再到一系列宗教、教育和市政项目的相继落成，共同拓宽并丰富了这座城市的建筑语汇。
20世纪中叶，当非洲国家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国家的重建与塑造并不仅限于建立新的政府和政治机构。这些新主权国家还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与殖民过去相区隔的建筑身份认同，而建筑便成为了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工具。在整个非洲大陆，各类具有纪念意义的市政建筑、大学、会议中心和文化机构纷纷立起，旨在彰显进步与国家团结。然而，这也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些建筑中，有许多采用了源自欧洲的现代主义和粗野主义建筑语言，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由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建筑师设计的。位于布基纳法索首府瓦加杜古的人民大厦（Maison du Peuple）便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展示了这种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建筑语言，如何被吸收并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独立自主的表达。
“包容多元的建筑。”这是 Studio NEiDA 用于自我介绍的宣言，清晰地表明了其面对世界的立场：去倾听并尊重穿梭于每个特定语境中的多元存在。这句话不仅是一个原则宣言，更像是一种工作方法。说到底，设计一个不仅能容纳人，还能承载记忆、知识和冲突的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可否认，Studio NEiDA 的多元化设计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其自身的地理定位。该事务所往返于多哥与德国两地开展工作，在两个看似截然不同却有着历史渊源的语境之间穿梭。在近期的一场采访中，事务所联合创始人、法国-多哥裔建筑师珍妮·奥特朗-埃多（Jeanne Autran-Edorh）与策展人兼作家法比奥拉·比歇勒（Fabiola Büchele）共同回顾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历史。她指出，鲜为人知的是，在成为独立共和国之前，多哥曾是德国的殖民地，随后又归入法国统治之下。
很少有哪种境况能像“不确定性”这样，如此深远地塑造着当代的建筑话语。在各大国际双年展、展览和论坛中，建筑学愈发倾向于通过灵活性、可逆性和响应性来构想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些特质旨在应对气候紧急情况、政治动荡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性。建筑被设计为可变形的，基础设施被设计为可演进的，城市也被要求去容纳日益难以预测的状况。这种对敏捷性的强调拓宽了建筑学科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为这个处于持续变革中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策略。
然而，这一演进也指向了更为深层的转变，即建筑如何协调人类的生存境况。长期以来，建筑一直发挥着存在性定位的作用——它是人类意识在冷漠的宇宙中开辟出一条可理解的坐标、将记忆与身份锚定在某个固定点的方式。但在当下许多建筑话语中，不确定性正逐渐从一种需要去缓解的外部条件，转变为建筑思考的起点。空间体验越来越受到那些围绕“持续流动”而设计的环境的影响，在这些环境中，静态的参考点已让位于不断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