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建筑与城市规划事务所 OODA 公布了其在捷克布拉格的一项城市设计项目的最新效果图。该设计将现有的街区改造为一个包含市政社会住宅、商业单元以及景观中央广场的通透性场地。该项目名为 Kodaňská 1441，将可步行性、绿色出行和公共空间放在首位。除了在现有建筑与城市肌理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外，项目还包含由 LJ-Group 设计的景观方案，以及一套可将庭院透水面积增加 21.5% 的水管理系统。该项目是城市更新的一个范例，融入了当代关注的焦点，如公共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规范关系、绿化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台北北门（又称北门）不仅是这座城市复杂历史的缩影，更是其周边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以及人们对历史建筑周边城市空间态度转变的见证者。它是清朝时期的帝国边防前哨，在日治时期免于拆除，又在战后现代化的浪潮中被高架桥和公路所包围。而近年来，随着周边广场的设计与开发，北门重新赢回了其瞩目的城市地标地位。这座城门在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重点与建筑政策中得以幸存，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这不仅体现在建筑实体的存续上，更体现在环绕其周围的开放空间的设计中。
本周建筑动态探讨了建筑与城市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社会和环境条件。从知名机构的扩建、建筑档案的保护，到住宅设计的新路径以及住宅空间的使用，本周的几则报道探讨了建筑如何在既有语境与未来需求之间进行协调。这些问题不仅限于单一建筑，还涉及公共空间、基础设施、能源和集体记忆在塑造建成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不同背景下的新项目和文化计划也展示了建筑如何在应对地方历史、城市转型和资源限制的同时，建立起建筑、景观和使用社区之间的全新关系。
解放并不总是始于纪念碑。它可能始于一座花园、一个庭院、一片空地或一块田野，始于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在此聚集的可能。在被殖民主义和剥夺所形塑的历史中，空间不仅仅是解放发生的背景，更是解放的实践本身：被耕耘、被占领、被隐匿、被穿行，并被集体性地重构。
Wolff Architects 的研究项目《解放花园》（Liberation Gardens）将花园作为解读这些空间实践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是种植作物的土地，更是一个维系生存、获取滋养和激发解放想象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定义花园的与其说是景观设计，不如说是人与土地、耕作与知识、占领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它既能容纳文化生产与基本生计，也能承载在暴力和剥夺的环境下萌芽的集体生活形式。从空间维度来理解，解放不仅关乎抵达最终的自由状态，更关乎以不同方式栖居的可能性。
某些城市体验因步调的变化而深刻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后现代城市常常被描述为一种依循机动车出行节奏的生活体验，这与先前的漫步、建筑漫步（promenade）甚至是游行仪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快节奏的都市文化中，可步行性在城市规划中备受推崇，它不仅是安全与社会凝聚力的保障因素，更是通往更具感官体验的生活方式的途径。本期由 ArchDaily 读者投稿的未建成项目精选，展示了多个优先考量步行节奏下环境体验的设计案例。这些概念方案不仅将步行视为一种出行选择，更将步行行为与对周边环境的凝视沉思、对既有事物的尊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紧密结合。
公共空间往往被寄予了普适性的期望，但在实际中，不同群体所获得的准入体验却存在差异。对许多女性而言，在城市中穿行需要不断评估自身暴露的风险、可见度、与他人的距离、照明情况、交通便利度、逃生路线以及遭遇骚扰的可能性。这些考量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也由空间条件所决定。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城市形态、维护管理、出行流动性、空间治理以及公共投资分配的多维问题。尽管建成环境或许并非性别暴力的始作俑者，但它会加剧脆弱性，并使不平等的空间准入常态化，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中。
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而言，治安安防设计（security）与日常安全感设计（safety）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安防策略往往侧重于监控、控制、警力维持以及人员流动管理，而日常安全感则取决于人们能否看清环境并被他人看见、路线是否清晰可辨、公共空间能否在全天都支持各种活动，以及长期维护机制是否健全。设计的作用在于重塑公共生活发生的基本条件。
本文是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出版的纸质特刊《门槛》（Thresholds）的一部分。
建筑通常被呈现为一个稳定的实体：在视觉最清晰的瞬间被定格，并与周围的偶然因素隔离开来。平面图、剖面图和照片通过定格时间来确保其清晰可读。然而，世界上许多最经久不衰的公共环境却完全拒绝这种呈现方式。它们的设计初衷并非让人一目了然，其形式也无法完全承载其逻辑。相反，它们的空间智慧是在重复、占用和时间的推移中逐渐显现的。
集市（bazaar）显然属于这一范畴。我们无法通过单一的图纸或完成后的立面来理解它。它的组织方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排演”之中。支撑起集市的，并非纯粹的建筑构图，而是共享的作息节律、集体记忆以及长期形成的习惯性使用模式。集市中人与人的联结与共处，并非源自形式上的设计决策，而是在重复的相遇、对人际距离的动态协调，以及随时间累积的社会默契中产生的。
本文是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推出的纸质特刊《Thresholds》（阈值）的一部分。
旧金山是一座总能在压力下自我重塑的城市。这里的维多利亚式街景历经抗震加固与玻璃高楼的洗礼而得以幸存，其街区既烙印着变革的痕迹，也充满着对变革的抗拒。然而，在城市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像科技经济那样，如此彻底、迅速地重塑其建成环境。这种始于战后硅谷无序扩张的潮流一路向北，将其内在逻辑深深烙印在城市天际线和居民的生活之中。这种逻辑的产物，是一种在技术上高度精湛、在材料选择上极尽考究的建筑文化，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城市现有的常住群体表现得冷漠无情。
这种冷漠所带来的代价不仅切中要害，而且正在不断累积。根据加州“区域住房需求分配”框架，旧金山必须在2031年前新增超过8.2万套住宅，而在这座城市，房屋租金中位数早已高居美国大都市区前列。教师、医护人员和服务业员工正在被房地产市场无情排挤，因为这一市场锚定的是单一行业的收入水平，而非城市中基数最大的劳动群体。
近几十年来，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却也导致许多城市面临着社区破碎化、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优质公共空间严重匮乏等棘手问题。在许多低收入城区，非正规开发往往与排水渠、铁路线和陡峭沟壑等粗放的基础设施并存，这不仅割裂了社区，还滋生出充满安全隐患的荒废地带。为了应对这种空间隔离和公共设施匮乏的现状，墨西哥各地的公共机构和建筑师开始介入这些被遗忘的缓冲区，在此建设公共公园。通过将曾经的物理屏障转化为可达的步道廊道，这些项目不仅重新连接了被割裂的街区、重建了安全的视觉视线，还为社区聚会和日常娱乐提供了场所。
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纳夫兰普拉区（Navrangpura）的核心地带，坐落着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这座体育场不仅是一处板球运动场，更是印度早期现代主义公共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尝试之一。该建筑建于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如今不仅成为工程学上的地标，也融入了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肌理，成为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然而，尽管它具有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并且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但由于数十年来缺乏维护和资金支持，其建筑结构已出现严重的物理性损毁。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的现状，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年，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 （WMF）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守望名录”（World Monuments Watch）——这是一份旨在呼吁保护面临紧迫生存挑战的全球文化遗产名录。
在气候变化、通货膨胀和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全球能源系统正在发生变革并面临审视。正如联合国指出，建筑的供暖、照明和供电必须依靠清洁、普及、经济、可持续且可靠的能源。建筑与城市规划既有助于扩大能源获取途径，也有助于探索不同的储能形式。总部位于多伦多的初创公司 Civic Grid 致力于设计和建造储能系统，旨在改变社区与日常电力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首个“建筑电池”作为公共建筑，由建筑师 Jack Self、Josh Harskamp 以及工业设计师 Max Fine 共同设计。该原型是由他们与里斯本民防局为2025年里斯本建筑三年展共同开发的一套可部署能源系统的演进版本，目前仍在运行，并配有一个等比例模型。
由 MAD / 马岩松 设计的深圳湾文化广场展览馆与公园项目始于 2018 年，并于 2020 年完成建设。该项目建筑面积约 188,000 平方米，占地面积约 51,000 平方米，坐落于城市滨水区域，位于深圳南山区后海核心地带 —— 这里也是深圳大湾区总部经济集聚区。该场地总体规划包含创意设计馆、深圳科技馆以及大规模公共绿地空间，MAD 于 2020 年公布了这一规划方案，原计划于 2023 年完成。历经八年建设，由马岩松、党群和早野洋介共同主持设计的项目现已正式落成，并将作为一处面向设计与文化交流的公共文化设施投入使用。
本月，拉美各地的建筑实践展现出对“适应性”日渐增强的重视，无论是应对环境风险、重新思考文化机构，还是延长既有建筑的使用寿命，皆是如此。近期的行业动态表明，一场围绕韧性、遗产和公共空间展开的地区性对话正逐步深入。在这一背景下，建筑正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更广泛的城市、社会和环境系统的一部分。从委内瑞拉大地震的余波，到围绕厄瓜多尔未来国家博物馆的辩论，本月的新闻动态凸显了设计如何与身份认同、公民生活以及长期可持续性紧密相连。
本届 Concéntrico 建筑节的项目围绕三大策展方向展开，即“身份与虚构（Identity and Fiction）”、“城市生态（Urban Ecologies）”以及“临时媒介（Ephemeral Agents）”。其中，“身份与虚构”将城市视为叙事与记忆的载体，把建筑当作挖掘和重现城市空间中所隐藏故事的手段。“临时媒介”则将临时构筑物和移动装置视为催生新型社会交往的工具。而“城市生态”则探讨建筑如何回应塑造当今城市形态的物质与气候条件，包括公共空间中的景观、资源以及环境压力等议题。
任何民主政体最终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公民在何处发声？
公共广场、游行和示威一直是集体诉求最直观、最具影响力的表达形式。如今，公民在公共领域中被看见、被倾听的渴望日益强烈。从本质上讲，示威是紧急时刻的产物，往往在对话陷入僵局时爆发。尽管示威对民主至关重要，但这不应是民主唯一的表达方式。
高架化往往被视为一种进步，它将交通出行提升至城市摩擦之上，使人流与车流汇入不间断的顺畅循环。然而，每一次抬升都会在后方催生出次生状态。在高架桥、地铁线和铁路高架桥之下，一处处阴暗、暧昧的“第二地面”悄然浮现，其规划意图鲜少能与上方的交通空间相提并论。这些空间并不是偶然留下的边角料，而是特权化追求速度、净空和效率的设计决策在空间上的必然结果，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分配了整个城市的价值与能见度。
桥下空间并非空无一物。它受制于基础设施，由基础设施建构并定义，却唯独缺乏明确的角色定位。关于高架公路的研究一致将这些桥下区域（undercroft zones）描述为“残留空间”，是交通系统在构思时脱离其所经地面的产物。奥雅纳（Arup）关于高架桥下空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空间往往会破坏行人的连贯性，同时又被排除在正式的规划框架之外。同样，近期针对高架桥下环境的学术评估也强调，这些区域几乎从未被纳入城市设计策略中。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状况：空间在物理上切实存在，在结构上已被决定，但在功能上却模糊不清。
长期以来，建筑学一直着迷于“轻盈”这一概念。从早期旨在保护自然景观的现代主义实验开始，架空建筑就被视为在保持地形连续性的同时保护地面的有效途径。体量被立柱托起，基础设施将交通流线与地表分离，整个功能体块得以悬空于地面之上。
这一设想在20世纪初期通过勒·柯布西耶的“底层架空柱（pilotis）”概念得以确立，该概念主张将地面层从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用立柱抬高建筑物，建筑师试图维持地面的连续性，使人流、植被和公共活动得以在建造体量下方自由展开。建筑占据着上空，而地面则保持开放、通达与共享。
在当前城市环境急剧变化（如热浪和干旱）的背景下，公共空间设计正呈现出新的侧重点。“重野化”（Rewilding）是指通过重新引入生物多样性来恢复自我维持生态系统的实践，并实施相关策略以扭转栖息地丧失、物种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影响。在本次由 ArchDaily 读者提交的精选概念项目中，便能看到这些策略的运用。在这些设计中，建筑被用作恢复物种间生态平衡的工具，从而逆转了其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生态破坏者的角色。
面对气候变化使城市变得日益不宜居的现实，市民面临着离开或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抉择。本文汇编的未建成项目为建设更具宜居性的城市提供了变革性的替代方案，融合了建筑建造与景观设计策略，并广泛应用于城市公园和郊区缝隙空间。作为生态实验室，这些项目将多物种视角引入设计过程，并采用了更符合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时间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