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50年，世界上几乎每个孩子——近22亿儿童——都将面临频繁的热浪袭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这一警告通常被解读为公共卫生预测，但它同时也是对建筑学和城市建设方式的严峻挑战。随着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极端高温愈演愈烈，热舒适度不应仅仅被窄化为由机器提供的室内服务。空调已成为许多城市的生命维持系统，在人口稠密、潮湿且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尤为如此。然而，将其作为默认的解决方案，无异于将“热”视为一种可以简单转移的物质（且在此过程中还会产生额外的热量）——将其从室内排出到街道、后巷、电网和大气中。这种扩张加剧了能源需求，产生了废热，并加剧了人们在享受舒适度上的不平等。
然而，热的影响并不止于人体。它正在重塑更广泛的城市生态系统：树木在板结的土壤和辐射热严重的铺装中艰难生存；当植被被简化为装饰性绿化时，鸟类和昆虫便失去了栖息地；水体系统变暖，微生物活动发生改变，建筑材料在太阳落山后很久仍不断吸收并释放热量。“热”绝非一个仅靠躲进室内就能逃避的气候问题。它是一个城市行为体，重塑着公共空间、劳动生产、交通出行、植物配置、材料选择，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脆弱的共生关系。
Buildner 公布了其“混凝土展亭”（Concrete Pavilion）竞赛的结果。作为 Buildner“材料研究”（Material Studies）系列赛事的一部分，该竞赛邀请建筑师和设计师通过设计一座实验性展亭，来探索混凝土的建筑潜力。参赛者需要打破常规，重新思考这种材料，并深入探究其在空间、结构和感官上的可能性。
在香港，建筑往往受制于房地产逻辑、基础设施和加速发展，旨在服务于人体尺度的公民实验空间显得尤为狭窄。正因如此，信言设计大使（Design Trust）显得独树一帜。作为一个资助与项目推动平台，它致力于支持介于建筑、研究和公众项目之间的空间干预——这些工作往往因过于微观、具有集体性或充满不确定性，而难以纳入传统的“业主-建筑师”合作模式。
这一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姚嘉珊（Marisa Yiu）。在她的领导下，信言设计大使不仅扮演着项目推动者的角色，更成为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主体。通过“香港微型公园”（Micro-Parks Hong Kong）等倡议，结合展览和公众项目，该机构将话语传播和原型设计视为发挥空间能动性（spatial agency）的方式，在连接设计师、社区、机构和政策对话的同时，重点探讨公共空间的管理、维护及其“后续生命力”（afterlife）。
景观与城市设计事务所 SLA 公布了多伦多新建占地39.8公顷的滨水社区公共空间与街景设计方案。该城市景观项目名为“Ookwemin Minising”，位于多伦多市中心东南部的工业与娱乐区波特兰兹（Port Lands）。该区域目前正在进行城市复兴，旨在将昔日的工业区转变为自然化河谷、混合用途社区和公共公园绿地。整体转型由多伦多滨水区开发公司（Waterfront Toronto）领衔。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由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负责监督该地区的再生工作，这也是政府推动城市区域自然化和提高住宅密度这一更广泛倡议的一部分。Ookwemin Minising 的重新开发预计将在2031年至2040年期间分阶段完成。
2026年5月20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城市论坛（WUF）典礼上，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公布了第三届UIA 2030奖的获奖名单。该双年奖旨在表彰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已建成项目。奖项邀请建筑师提交应对紧迫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的建筑、景观和城市设计项目，共涵盖六个类别：可持续水管理、促进安全工作环境、充足且可负担的住房、高效且包容的规划、绿色和公共空间的使用、以及气候韧性。
第三届评选于2025年7月启动，并于2026年1月公布了来自UIA全球五个区域的入围项目。在最终评审阶段，评委会选出了各类别的大奖（winning）、高度赞誉奖（highly commended）和优秀奖（commended），获奖作品分布在中国、孟加拉国、印度、泰国、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西班牙、肯尼亚、摩洛哥和美国。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但其建筑形式却从未一成不变。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创造了不同的方式，来在世间安置逝者（或近或远，或显或隐，或丰碑耸立或悄无声息），而这些抉择始终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与政治分量。墓园，正是这种分量在空间中昭然若揭的场所，将信仰与规制转化为边界、路径与名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园的营建与城市规划如出一辙。它需要出入口、边界，以及能够持续扩展却不失清晰度的内部秩序。它不仅依赖象征意义，也依赖土地与水资源管理；不仅取决于空间形式，也取决于行政管理。然而，它真正面临的建筑学难题在于，如何在保留祭奠私密性的同时，让这片庞大且不断演变的领域清晰可读。名字必须易于寻找，路线必须清晰可辨；树木在生长，小径在偏移，石碑在风化，档案在累积。那些看似凝固不变的存在，在实践中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旨在供人们在最初的悲恸消散许久之后，依然能够反复前来、凭吊抚慰。
人们往往通过建成物来评估建筑。但在许多情况下，真正关键的反而在于建成之后：空间如何被使用、适应并融入日常生活。对于荣获 ArchDaily 2025年度前沿实践奖（Next Practices Awards）的建筑事务所 Región Austral 而言，这才是设计真正开始的地方。该事务所致力于在多元城市语境下开展实践，他们不将公共空间视作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去激活、协商并维持的动态过程。他们的项目较少关注界定形式，而是侧重于为使用创造条件，将设计视为一种起点。
从 奥运村社区广场（Olympic Neighborhood Square）到 Playón de Chacarita 空间网络，这一设计方法在不同的城市语境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尽管每个项目针对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在探索，在充斥着碎片化和不平等现象的区域中，公共空间应如何承载集体生活。其实践并未遵循某种预设的套路，而是因地制宜地顺应不同的城市状况，通过公众参与和渐进式策略，共同塑造空间在漫长岁月中的运作方式。
当秉持伦理、生态与非榨取性的设计原则时，轻量化材料能为公共空间带来什么？相较于沉重的传统结构材料，各式织物纹理更贴近人体，因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通过其灵活性与响应性，织物在建筑空间中塑造出一种柔性的包裹感，而非固定的硬性边界。织物能对微弱的环境刺激做出反应，为空间注入不息的律动。经由叠合或组装，它能产生密度、深度与围合感的渐变，而近年来的创新制造技术则进一步拓宽了其造型与结构耐用性的边界。
半透明材料则进一步调节了空间的视觉通透感与身体体验。通过透光与滤光，它们模糊了内外、虚实之间的绝对界限，创造出一种既不完全开放也不完全封闭、而是处于动态博弈中的过渡状态。借助轻盈、半透明与柔软的特性来重新诠释城市空间中的结构，为空间感知和身体互动开辟了新的维度。
近几十年来，全球各大城市高架混凝土快速路的拆除工作日益增多。以台北、首尔、波特兰和波士顿为例，这些城市都见证了此类基础设施的兴衰起落，并最终将其拆除，让位于公园和新的城市更新理念。在另一些案例中，如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民众在高速公路开工前便表示反对，从而成功使高架桥改道，保护了历史遗产，并释放出滨水景观。而对于美国旧金山而言，滨海高速公路（Embarcadero Freeway）的历史则是一个典型案例，生动展现了这座城市在20世纪中期的基础设施雄心、公众对该项目的反作用力，以及最终为了提升城市连通性而决定将其拆除的逆转过程。
美国交通枢纽的未来，将不再由那些标志性的大都市航站楼和宏大的中央火车站来定义。乡村社区拥有全美大部分的公路里程，承载了近一半的卡车行驶里程，并产出了三分之二的铁路货运量。这些现实使乡村交通枢纽成为至关重要的区域节点与集散中心，在城市扩张模式之外塑造着全国性的流动性格局。
美国乡村交通枢纽是不可或缺的市政与物流支柱，其成效无法用城市标准来衡量。设计师们并没有照搬高密度城市类型的交通枢纽，而是正在开发反映乡村现实的建筑模型，这些现实包括：人口分散、货运主导的基础设施、适度的多式联运、安全挑战以及社会层面的出行需求。在许多乡村地区，一个规模适中的机场航站楼就能维持地方经济的活力，一个铁路换乘设施就能将资源型产业与全国市场连接起来，而一个区域巴士客运站则能为人们提供就业、教育和基本服务。
建筑往往因其最终呈现的物质形态而接受审视。然而，有些实践却在全然不同的维度上展开：在这里，设计并非毕其功于一役的单一结果，而是通过人际关系、时间推移与日常使用逐步演进的。对于 CatalyticAction 而言，“公众参与”并不是游离于专业设计之外的社会活动，而是构思、建造和长效维持空间的根本途径。
该事务所立足于贝鲁特与伦敦，其工作足迹遍及中东与欧洲，致力于通过与当地社区的长期合作，打造公共空间、学校、游乐场及日常城市基础设施。这种植根于参与式研究和集体决策的实践方法，荣获了ArchDaily 2025年度“未来实践”奖（Next Practices Awards）。该奖项彰显了一种将建筑视为共享、演进过程而非凝固实体的新型实践模式。在此语境下，建筑的价值不再孤立地取决于其形式，而是取决于其生命周期的延续性、日常使用度以及集体的归属感。
全球城市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致力于修复生态系统和增强公共生活的公民基础设施支持下，变得更健康、更绿色。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全球气候目标、地方建筑规范以及市政标准正日益引导着设计师和规划师做出更佳选择。然而，许多城市仍难以将这些框架转化为日常街道层面的舒适体验以及长期的生态保护。如果我们不再将城市视为传统的都市，而是将其视作一个国家公园，会发生什么？
国家公园的运行依赖于保护系统，该系统将土地视为一个由生态关系网络构成的整体，而非孤立地块的简单集合。它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基准，明确了随着时间推移必须予以保留、维护和向公众开放的内容。当这种逻辑应用于城市环境时，其成功能够激发设计师、政策制定者和居民的自豪感与共责意识，从而促成对健康、栖息地和公民基础设施的集体承诺。
在反思现代城市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描绘过“闲逛者（flâneur）”的形象：他们漫无目的地穿梭于街头，敏锐地捕捉着细节、偶遇以及城市空间中浮现的叙事。这种基于观察和对未知保持开放态度的城市生存方式，长期以来一直与20世纪主导城市规划的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理想处于一种张力之中。那些主要为高效率和高流通性而设计的街道，鲜少为绕道、停留或不同生活节奏的共存留出空间。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也是挑战这种理性主义主导逻辑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指出，真正充满活力的街道应当能够承载日常生活的多样性、非正式的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关怀形式与“自然的监视”。这些学者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本洞察：街道不仅是供人车流通的基础设施，更是由其中的人际关系、空间使用和日常邂逅所塑造的社会生态系统。
人道的城市以人和场所之间的关系为中心。社区因共享资源、公共空间和一个对社区当地的集体愿景而繁荣兴旺。为了培育快乐和健康的城市，设计师和公众将场所营造的方法应用于城市环境。场所营造——有意义的场所的创造——强烈地依赖于以社区为基础的参与，来有效地产生充满吸引力的公共空间。
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的核心职责之一是在城市中创造聚会、讲演、休闲和放松的场所。下面列出的未建成公共空间项目将这些空间扩展到海岸或河岸之外，将被滥用的空间还给当地社区，并寻求对其他被忽视的区域的优化。这些类型的干预措施对于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使城市更宜于居住是至关重要的。
穿行于城市中时，你是否曾害怕做自己？尽管这个问题对有些人来说或许听起来很奇怪，但对于大多数 LGBTQIA+ 群体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当他们在公共场所被察觉到不符合“异性恋主流标准”的行为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感受到了敌意的侵扰。即使这些暴力来自超出设计空间的社会层面，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对设计在其中的作用进行考量——它们可以整合物理空间并在其中囊括符号性元素或是象征性元素以教育其公民。这就是同性恋纪念碑建立的背景情况，三十多年来，它已成为酷儿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进行庆祝和抗议活动的平台。
在城市中建设高速公路通常被认为是解决交通拥堵的方式。然而，诱导需求理论已经表明，当司机有更多可行驶的路线时，他们更加不会选择搭乘公共交通或是骑自行车，而是继续选择驾车。因此，堵塞的交通状况依旧存在。
所以，很多城市正在逐渐减少汽车可行驶空间，将一些曾经的高速公路改变成城市公园或不太忙碌的街道。
这里列举了六个改造案例，有的已经建成，有的仍处于建设过程中。令人惊奇的是，美国项目占了大半，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设计师正在积极研究欧洲交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