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建筑、基础设施和街道之外，城市还可被视为由材料、资源和转化过程所塑造的地域，这些要素共同定义了其物理环境。随着无人机技术日益融入建筑记录和城市分析，航拍图像为在多尺度上审视这些不同的物质层提供了全新的契机。正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曾经指出的：“城市是未来的矿山。”
从记录建筑表面、识别材料分布格局，到观察建造系统和城市景观随时间推移的演变，无人机能够为建筑师、工程师、测绘师、城市规划师和研究人员提供宝贵的信息，从而为其工作提供支持并优化其工作流程。若与摄影测量、热成像、地理信息系统（GIS）以及自动图像处理技术相结合，空中观测便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学科或应用领域。相反，它为探讨地表状况、环境性能和材料资源开辟了更广泛的对话空间。
一座新首府的诞生，通常是以其标志性建筑为宣告的：议会大厦、秘书处大楼以及赋予政府所在地公共形象的礼仪性空间。然而，在印度安得拉邦的阿马拉瓦蒂（Amaravati），这座新首府的形象却植根于一片由耕地、村落和既有道路交织而成的古老景观之中。在首府规划项目启动之前，该地区早已分布着农业村落、地方道路，以及与克里希纳河（Krishna River）及其水系相连的定居点。这一首府建设项目正在将这片农耕土地重组为一座规划井然的行政城市，并将现有的定居点和土地所有权纳入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其建筑特质的确立，将取决于新建筑、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如何与原有的村落及自然景观相融合。
从塔林梅雷大道（Mere Boulevard）的尽头望去，林纳霍尔（Linnahall）宛如一座由石灰石和混凝土构筑的长条状低矮体量，横卧在老城区与海湾之间。它的高度被刻意控制在中世纪天际线之下，以便从水面上依然能望见那些尖顶。宽阔的阶梯顺着建筑两侧延伸至铺设成公共广场的屋顶；从那里，一连串露台台阶向下通往一个小码头、一个直升机停机坪以及开阔的芬兰湾。在这片屋顶之下，容纳着一个可容纳4200人的露天剧场式大厅、一个6000平方米的前厅、一个冰上运动馆、数家咖啡馆、一个保龄球馆以及一间录音室。
该建筑于1980年夏天落成启用，当时名为“列宁文化体育宫”，恰逢莫斯科奥运会帆船比赛举行。由于作为首都的莫斯科没有海岸线，塔林代表其承办了该项赛事。这是该市奥运规划项目中120多个工程之一，同期建设的还包括皮里塔（Pirita）帆船中心、电视塔、奥林匹亚酒店（Hotel Olümpia）以及一座全新的机场航站楼。
乌托邦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社会或场所，那里的政治、社会和生活条件与当下有着本质的不同。该词源自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无处之所”或“不存在的地方”。尽管乌托邦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但这种想象的行为长期以来一直激励着建筑师和城市思想家去憧憬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如今城市面临的气候危机、污染、地价飙升、人口老龄化、住房不平等、社会服务匮乏、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持续存在的不公等重重挑战下，一些地区正面临着气候过热和环境退化，而另一些地区则在为获取自然、土地和社区资源而挣扎，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在由部分失败的现代城市规划逻辑所塑造的当代城市常态下，当我们重新思考乌托邦时，21世纪一个更宜居、可持续、多元且包容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这正是贯穿 Utopian Hours 2026 的核心议题。作为一项致力于城市营造的国际节日，该活动通过一系列演讲、展览和圆桌论坛，探讨了如何塑造城市景观，以及哪些设计思维模式能够变革城市生活。
本文是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推出的纸质特刊《临界》（Thresholds）的一部分。
一战后的现代主义运动与历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传统彻底决裂，剥离了建筑上的装饰以及历史或宗教指涉，转而聚焦于功能优先级、清晰性与高效率。建筑走向了理性与社会改良，而艺术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开始探索自我表达、实验性以及摆脱学院派传统束缚的自由。
这种客观秩序与主观感知之间的张力，界定了各门艺术之间的某种临界状态。这在当下的建筑实践中尤为明显——在这些实践中，个人的直觉正日益让位于可量化的事实。我们对答案、事实和真理的追求，是否正在让我们远离某些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比如提问、质疑和模糊性？答案或许就藏在与建筑融为一体的公共艺术之中。这种实践恰恰处于这一临界点上，它要求建筑和城市设计从业者去相信那些无法被直接量化的价值。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保障性住房一直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住宅类别。由于受到特定融资结构和开发模式的影响，低收入居民的住宅与城市更广泛的市政和商业功能彼此割裂。联邦住房立法及随后的城市更新政策，促成了许多大型住宅小区的建设，而这些项目的资金来源和日常管理往往独立于周边的城市基础设施。这一模式带来的后果，包括贫困集中、建筑老化、公共服务获取不均，以及知名公共住房项目的最终拆除，均已被广泛记录和证实。
如今，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与各种经济和监管机制密切相关，这些机制从土地价值、建设成本到规划分区法规和公共补贴，决定了项目的可行性。住房信贷计划在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融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资源的竞争性分配以及最大化住房交付的压力，使得合规性成为了关注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的碧山-宏茂桥公园，河流并没有固定的边界。在常态下，河水在一条生态化的河道中流淌，两旁点缀着草坪、植被和引导游客亲水的步道。而在暴雨期间，雨水则会蔓延至周边的公园内，因为该公园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承接超出狭窄河道容量的洪流。这看似是一处公共景观，实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生态基础设施。新加坡的设计手法不仅保留了排水工程的实用功能，还赋予了周边土地更丰富的社会与生态角色。
数十年来，面对频繁的强热带降雨，新加坡纵横交错的混凝土排洪渠网络一直是这座高密度开发城市雨洪管理的核心。这些硬质表面的规则渠道旨在快速高效地输送雨水。然而，虽然排洪渠能有效泄洪，却极大地限制了滨水空间的公共活动、绿化种植及其他用途。自 2006 年启动“活跃、美丽、干净的水源”（ABC Waters）计划以来，新加坡开始将水道与公园、生态系统和公共空间相结合。该计划旨在将雨洪管理与公园、水道及公共空间的整体设计融为一体。
建筑学一直将水视为背景或问题：一处待框景的画面、一场待排干的灾害，或者一个待接入的市政设施。而在当代的印度，一种更为深远的关系正在形成。水依然是一种共享的生态资源，然而其周边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却日益被注入资金并作为经济资产受到保护。海岸线被向外延伸以承载交通，湖泊边缘则变成了利润丰厚的开发区。这一决策过程交织着多个话语体系各异的机构，从而对“由谁决定水体及其周边环境的用途”以及“由谁承担后果”提出了挑战。
10月31日，2026年世界城市日将以“城市更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为主题展开。本届全球主场活动将在中国福州举办，重点关注城市更新如何通过改善现有的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来推动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目标。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有多达34亿人缺乏适当住房、安全保障的使用权、基本服务或负担得起的居住条件。这一严峻挑战表明，我们需要将住房问题置于更广泛的城市生活维度中进行考量，包括环境韧性、连通性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途径。
2016年，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首次提出将位于伦敦市中心西敏市的牛津街改造成步行街的构想。该项目原计划于2020年完工，但在经历两次公众咨询后于2018年被搁置。2024年项目重启，随后进行的两轮公众咨询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此持支持态度。该项目于2026年2月获得最终批准。10月26日（星期一），从奥查德街（Orchard Street）到大波特兰街（Great Portland Street）全长近一公里的路段正式实现无车化。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该计划第一阶段的启动：目前，该路段已禁止私家机动车、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自行车、滑板车及人力三轮车通行。
Balsa Crosetto Piazzi 建筑事务所成立于 2015 年，总部设在阿根廷科尔多瓦和美国波士顿。该事务所由建筑师 Juan Manuel Balsa、Rocío Crosetto Brizzio 和 Leandro Piazzi 共同领衔，其创作核心在于探索建筑的物质属性。对他们而言，建筑不单是一个建成的实体，更是组织所有建造要素的一种方式。他们的创作是一个慢工细作的过程；在设计与施工阶段，他们深切关注材料的来源、施工者的身份、工匠既有的技艺以及当地实际可用的资源。得益于此，他们的建成作品得以转化为一个汇聚各方要素的起点平台。在这种语境下，他们也将自己的项目视为“解构既定藩篱”的契机。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 LOCO 联盟建筑设计竞赛旨在将占地 73,600 平方米的棕地（位于“Temka”住宅区的前苏联时期第比利斯电力机车制造厂）改造为一个名为 Loco Park 的全新绿色社区和文化地标。2026年10月18日，LOCO 联盟正式宣布博埃里建筑设计事务所（Stefano Boeri Architetti）的设计方案在该场地的改造竞标中胜出，并于10月23日公布了官方总体规划效果图。获选的总体规划方案旨在将工厂的工业遗产与现代建筑、高密度绿色公共空间及社区休闲中心相融合。与正式的总体规划竞赛同步，该场地目前已在举办各类大型文化活动。
工业活动结束了很久，但其对土地的影响却可能远未消除。工厂关闭、建筑拆除，昔日的工业区逐渐融入新的住宅开发。然而，底部的土壤可能仍残留着昔日使用的痕迹，有时在动工建设前需要进行大范围的干预和整治。
对此类场地的重新开发提出了一个问题：现有的土地能保留多少？在其之上建造住宅又需要付出什么？污染的程度决定了施工前必须采取的整治措施，而土地整备的成本则会直接影响到开发项目本身。最终，这些整治工作大多会隐没在落成的建筑之下，几乎不留任何场地昔日面貌的痕迹。
滑板运动最初由加利福尼亚的冲浪者创立，他们试图将冲浪的轨迹延伸至柏油路面上。但很快，它便超越了单纯作为无浪日替代品的角色。它确立了自身作为一种以不同逻辑阅读城市的实践方式，将台阶、扶手、墙面和缝隙空间重新诠释为潜在的路线、挑战与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城市文化，一种通过运动栖居并改变公共空间的方式。曾经边缘化的活动，如今已成为构建社区和激发被忽视空间新用途的催化剂。从本质上讲，滑板运动揭示了同一座城市中并存着多少种不同的城市面貌，这取决于谁在其中穿行，以及每个人如何重新解读周围的环境。
Utopian Hours 2026 国际城市营建节第二部分将于10月16日至17日在都灵举行。继在鹿特丹开启首个篇章后，该节日重返其意大利的诞生地，以此纪念其十周年版。本次活动的嘉宾阵容和文化项目旨在探讨城市如何创造性地应对21世纪在社会、环境和政治上面临的挑战。自2017年起，Utopian Hours 营建节便由 Stratosferica 组织举办。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文化协会，该机构致力于通过产出关于城市演化、城市传播策略、活动策划、社区建设和场所营造等内容，来生成并分享城市相关知识。
在欧洲，各大城市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使现有的城市条件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和日益炎热的夏季，又要改善人们接触自然、优质公共空间和日常活动资源的途径。“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下的一项倡议——ReGreeneration在九个欧洲城市展开合作，致力于通过社区尺度的城市生态修复来应对这一挑战。该计划在巴塞罗那的项目结合了完整社区、公共空间以及城市自然解决方案的策略，深入探讨了如何将气候适应性融入日常生活的边缘和残留空间中。作为追踪ReGreeneration倡议在各参与城市进展的系列文章之一，本文将目光投向巴塞罗那。该项目正在当地的特里尼塔特诺瓦（Trinitat Nova）社区展开，探索那些微小、且往往被忽视的城市空间如何为更大规模的更新模式做出贡献。
当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远离现有秩序时，往往更容易被构想。在拉丁美洲，这种空间距离往往体现在地理疆域上。该地区的许多角落一再被视为构筑全新世界的起点。然而，这些土地从未真正空无一人。
对于建筑师而言，这一设想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起点：规划蓝图。从高空俯瞰，一片土地仿佛一张白纸，等待着轴线或网格的勾勒。但在平视角度下，这片土地早已布满了居民和他们日常踩踏出的道路。
1948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西岸建立了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Fresh Kills Landfill）。该选址因地处偏远湿地且地价低廉，起初仅计划作为临时设施，但到1955年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并在1991年的鼎盛时期达到日均接收垃圾2.9万吨。截至2001年，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持续运营后，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占地已达2200英亩（约为中央公园面积的三倍），并在太空中清晰可见——尽管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奇观。规划之初，摩西并未料到自己会设计一个垃圾场，而是（在不公开使用这一称呼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地貌：四座海拔高达60米的人造山丘，完全由800万城市人口日常生活的累积残留物堆砌而成。
如今，这一地貌正在缓慢地蜕变为一座公园。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赢得了该市于2001年发起的国际设计竞赛，并提交了名为《生命景观》（Lifescape）的总体规划，这一项目将耗时30年才能最终完成。填埋场的四座土丘正在被覆盖封顶、植树造林，并逐步向公众开放。在这些人造山丘周围的湿地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垃圾分解产生的甲烷也被收集并引入能源系统。纽约消费社会的铁证，在此被转化为生态工程的壮举和一项机构记忆管理的实践（以此让这座城市最令人尴尬的景观，逐渐蜕变为其本该拥有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