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通过建成物来评估建筑。但在许多情况下，真正关键的反而在于建成之后：空间如何被使用、适应并融入日常生活。对于荣获 ArchDaily 2025年度前沿实践奖（Next Practices Awards）的建筑事务所 Región Austral 而言，这才是设计真正开始的地方。该事务所致力于在多元城市语境下开展实践，他们不将公共空间视作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去激活、协商并维持的动态过程。他们的项目较少关注界定形式，而是侧重于为使用创造条件，将设计视为一种起点。
从 奥运村社区广场（Olympic Neighborhood Square）到 Playón de Chacarita 空间网络，这一设计方法在不同的城市语境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尽管每个项目针对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在探索，在充斥着碎片化和不平等现象的区域中，公共空间应如何承载集体生活。其实践并未遵循某种预设的套路，而是因地制宜地顺应不同的城市状况，通过公众参与和渐进式策略，共同塑造空间在漫长岁月中的运作方式。
在欧洲与北美，步行化正日益成为一种因地制宜的城市策略，其形成受经济、社会及空间压力的独特影响。随着经济格局转变、气候压力加剧以及出行模式变化，城市持续重新评估街道的角色，步行化由此成为当下城市转型的重要工具。在伦敦、纽约、休斯顿和斯德哥尔摩，一系列“步行优先”项目正探索通往更具韧性与宜步行城市的多元路径，涵盖法定规划、资本建设到研究驱动的愿景规划等不同层面。伦敦牛津街正通过公众咨询与治理改革应对零售业衰退；纽约帕塞奥公园（Paseo Park）从临时疫情干预措施转变为永久性基础设施；休斯顿正加速推进市中心核心区的步行化改造，为全球性体育盛事做准备；斯德哥尔摩的“超级线”（Superline）项目则借助设计研究，重新构想内城高速公路的未来。这些实践揭示了步行化如何被积极协商、设计与构建 —— 既适应地方需求，又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街道成为具有韧性的公共空间，而非单纯的交通通道。
洪都拉斯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是中美洲的第二大国。如今，其城市肌理仍深受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该原则优先考虑快速主干道和依赖汽车的“点对点”出行。此外，该国在21世纪10年代面临着诸多有关公共安全的挑战，这导致其城市空间呈现出封闭立面、高大围墙和封闭式围合空间的特征，旨在将内部空间与公共领域隔离开来。
我们有幸采访了 Alejandra Ferrera，她是一位在洪都拉斯东部城市丹利（Danlí）长大的洪都拉斯建筑师。她在巴西、荷兰和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5年的执业经验。她指出，尽管这种安全驱动的设计在当时是功能上的必然，但它却导致了碎片化的城市体验——街道仅作为交通消极空间存在，而非社交互动的场所。她认为，虽然这种隔离作为一种安全防范事出有因，它却在居民与城市之间制造了隔阂。她还指出，总体而言，公共安全形势导致了一种受损的国家认同感，使得人们往往向外寻求品质，而忽视了本土语境的潜力。
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经历了迅速且瞩目的转型，成为东南欧最活跃的城市环境之一。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建筑肌理的扩张上，还体现在旨在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建筑干预项目的规模与雄心之中。在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大型开发项目、文化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陆续落地，这也是将阿尔巴尼亚及其首都地拉那（Tirana）重新定位在区域和国际网络之中的宏大努力的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干预项目是由国际知名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他们的参与已成为该城市当前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地拉那的转型并没有主要依赖渐进式或根植于本地的发展进程，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外部视角所塑造，从而引入了全新的形式语言、建筑类型和城市策略。这些项目往往作为单体建筑或大规模的城市碎片而存在，共同构建出一种由鲜明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姿态拼接而成的都市景观。
在快速城市化的催化下，城市的升温速度约两倍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气温上升正在重塑全球的日常生活，但一些城镇和社区（通常是那些最脆弱、资源最匮乏的地区）的升温速度却远超其他地方。究其原因，在于城市环境。道路、建筑、人行道和公共空间等建成基础设施，决定了热量如何在城市中流动、在何处聚集以及滞留多长时间。无论处于何种气候带或地理位置，阴影依然是为行人降温并缓解建成环境热压力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
在当代建筑领域，商业空间已不再仅仅是销售场所；它们已成为身份、形象与体验交汇的舞台。店铺、展厅以及品牌室内空间常常充当实验室的角色，建筑师在此试验形式、材质与光线，将企业叙事转化为空间体验。在此背景下，建筑师化身为欲望的塑造者，营造出引导感知、唤起情感并潜移默化影响行为的空间氛围。这一角色揭示了设计与资本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交集：这些空间不仅售卖产品，更售卖憧憬、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通过将商业转化为一场建筑表演，这些项目促使我们反思：在可见性与形象变得与功能同样至关重要的世界里，建筑学科如何权衡并发挥其影响力。
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私人所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简称POPS）这一概念日益受到关注。这些空间虽由私人开发商建造、持有并维护，但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保持向公众开放。这类空间往往是经协商达成的规划激励措施（如容积率奖励或增加建筑面积）的产物，在土地资源有限、公共设施需求旺盛的高密度城市环境中尤为常见。
由 UNS 联合 Settanta7、Mijksenaar、Frigorosso、3BA 及 WSP 共同提报的都灵地铁2号线设计方案，已由 Dominique Perrault 担任主席的国际专家评审团选定。该方案以“流动”（flow）为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在历史上深深塑造了这座意大利城市——从波河和多拉河，到长达18公里的拱廊街，共同建构了居民和游客的出行方式。该项目将地铁2号线设想为一条全新的“城市河流”，并通过三大设计原则来促进这种流动性：品牌建设、出行体验和不同尺度的身份认同。线路规划共设32个站点，首期设计阶段包含10个站点，其中包括 Mole Giardini、San Giovanni Bosco 和 Carlo Alberto 站。
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香港、深圳和广州，流传着一个关于选房的都市传说：要避开西晒房。几十年来，西晒已被证实是一种尤为恼人的居住硬伤：午后太阳角度低，带来了强烈的热增量（尤其在夏季），且光线会直射到室内深处。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夏季的延长和升温，曾经被无限浪漫化的“午后余晖”，正越来越多地被眩光、酷热和疲惫感所取代。虽然这一经验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但它却清晰地指明了不容置疑的建筑学规律：避开西晒不仅是为了热舒适性，更是为了避免最刺眼、最具侵入性的直射光——这种光线以最无情的角度射入，使表面曝光过度、削弱空间深度，并将房间变成高对比度的不适区域。
1991年12月12日，阿布贾正式成为尼日利亚的首都。该市位于中部的联邦首都区（FCT），在一场旨在促进国家融合与更均衡区域发展的结构性改革中，取代了人口最稠密的沿海城市拉各斯。与其他首都搬迁案例类似，尼日利亚迁都也是出于战略考量，旨在将阿布贾打造为国家新的行政中心，其常被称为“团结的中心”。该市最初被设想为一座规划城市，其总体规划由总部主设于美国的国际规划联营体（IPA）制定。三十多年后，由 MAG International Links Limited 开发、并由Benoy设计的全新总体规划“City Walk”出炉。这一占地250公顷的综合功能区，集酒店、办公、住宅、零售、文化、教育和医疗设施于一体，并规划有一座450米高的地标塔楼和一个拥有1.3万个座位的室内体育馆。
2026年3月5日，Skidmore, Owings & Merrill（SOM）公布了其位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的一项全新地标性项目的效果图。该项目由两座塔楼组成的“标志性综合体”（Iconic Complex）以及该区域的总体规划“门户区”（Gateway District）组成。综合体坐落于阿拉套（Alatau），这是一座沿着阿拉木图至库纳耶夫（Qonaev）高速公路建设的新兴城市，旨在打造成为国际投资中心。作为该国的一项战略性项目，该市的总体规划将一直延续至2050年，其第一阶段的主要基础设施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在此背景下，SOM的设计方案将作为该市的经济和行政核心，确立阿拉套市的中央商务区，并为该地区未来的投资项目树立标杆。
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扩张的美国城市居民为满足工业与制造业需求，对河流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河道被拉直、挖深、铺砌甚至掩埋，以开辟航运通道并实现区域间物资的高效运输。这些改造塑造了全新的城市景观 —— 河流被视作生产性基础设施，而非具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这种改造模式留下了深刻烙印：河岸栖息地彻底消失，水质持续恶化，区域生物多样性岌岌可危，而沿岸社区也逐渐习惯了被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河道走廊所主宰的景象。在芝加哥、洛杉矶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地区，河流的工业化改造塑造了持久的发展模式，其影响至今仍深刻塑造着现代城市的运行方式。
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Zaha Hadid Architects）公布了其为中国杭州萧山区浙东运河沿岸滨水区改造设计的方案效果图。该“钱塘湾中央水轴”项目规划了沿运河流域的一系列景观公园、平台和花园，旨在将原工业区转化为向市中心延伸的绿色廊道。该方案与该地区近期的其他设计项目相辅相成，其中包括规划在钱塘江与中央水轴交汇处的Snøhetta设计的钱塘湾美术馆，以及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大运河门户大桥——这是一座旨在连接该事务所大运河东西两岸80万平方米“无界之城（Seamless City）”总体规划的人行桥。
全球城市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致力于修复生态系统和增强公共生活的公民基础设施支持下，变得更健康、更绿色。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全球气候目标、地方建筑规范以及市政标准正日益引导着设计师和规划师做出更佳选择。然而，许多城市仍难以将这些框架转化为日常街道层面的舒适体验以及长期的生态保护。如果我们不再将城市视为传统的都市，而是将其视作一个国家公园，会发生什么？
国家公园的运行依赖于保护系统，该系统将土地视为一个由生态关系网络构成的整体，而非孤立地块的简单集合。它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基准，明确了随着时间推移必须予以保留、维护和向公众开放的内容。当这种逻辑应用于城市环境时，其成功能够激发设计师、政策制定者和居民的自豪感与共责意识，从而促成对健康、栖息地和公民基础设施的集体承诺。
休闲空间往往是不同世代人群产生交汇的场所。在这里，没有固定的功能规划或预设的角色限制，人们可以自由地活动、停留并共处，以各自的方式与空间互动。在当今这个日益走向专业化分工和功能分区隔离的建成环境中，此类共享的空间场所已变得愈发罕见。正因如此，以休闲为导向的建筑设计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
围绕公共空间的讨论屡次指出，开放性与灵活性对于维系集体生活至关重要。在思考人们如何理解、栖居并适应空间时，建筑师赫曼·赫茨伯格（Herman Hertzberger）指出，建筑不应是一套生硬的“使用说明书”，而应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框架——它旨在启发人们自主阐释，而非规范其行为。正如他所说：“我们在建筑中应该创造的，是一种类似于能力与可能性的特质——也就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支配的事物。” 建筑并非要强行制造社交，而是去塑造让“共处”自然发生的条件。
在那些已无法将“完美”奉为终极追求的城市里，乐观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放眼全球，城市环境正承受着多重压力的叠加：气候波动、空间不平等、政治分裂、公众信任缺失，以及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这些现实让理想城市的构想愈发与真实生活脱节。然而，构建更优质城市系统的希望依然长存。尽管乌托邦愿景看似是对现代世界日益复杂性的逃避，但当代城市营造面临的更大挑战，实则是直面而非回避这些复杂性。
城市更新本就充满挑战 —— 资金层面错综复杂，政治层面敏感易受关注，利益相关方众多，几乎注定会让某些人感到不满。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许多城市宁愿维持现状，也不愿冒险对根深蒂固的城市肌理、居住空间及其动态关系进行改造；毕竟一旦“沉睡的熊”被惊扰，意想不到的麻烦往往会接踵而至。
位于东京涩谷的宫下公园（Miyashita Kōen），正是这一困境的典型缩影。其当下形态 —— 一座集多层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在商业活动与可供公众使用的公园之间寻求平衡 —— 历经多年协商、批判与调整方得以成型。最终成果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公私合作范例，它致力于协调城市设施、日常休闲与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关系，打造出一片承载公共生活、同时又能自给自足维持运营的城市新空间。
谈及现代主义居住风格时，人们或许首先会想到几个标志性的私人住宅项目 —— 勒·柯布西耶的萨伏伊别墅（Villa Savoye）、案例研究住宅（Case Study Houses），尤其是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皮埃尔·科尼格（Pierre Koenig）以及查尔斯和雷·伊姆斯（Charles and Ray Eames）设计的案例，还有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设计的玻璃住宅。这些项目大多展现了理想化的现代生活愿景，坐落于如画般的风景之中，以尝试新型建造方法、材料和空间概念为特色。其设计崇尚开放，模糊了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且在很大程度上未受高密度、高效性、无障碍性、公共交通融合或社区考量等约束条件的限制。
这些现代住宅在当代住宅设计中仍颇具影响力，也出乎意料地为高密度住宅原则奠定了基础。最初在这些私人住宅中探索的公共与私人空间互动、模块化建造和预制装配等理念，已被应用于条件截然不同的社会住宅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