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自然景观和零星散落的定居点向来以其野性而闻名。崎岖的悬崖直面大西洋，绿意盎然的田野在内陆绵延，风雨在瞬息间改变着这里的景色。然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是一片深受人类活动塑造的土地：古老的石墙划分着农田，道路和小径将城镇与海岸相连，城堡遗址与村舍并存，记录着数世纪以来的居住历史。在这座岛屿上，变化是一种常态，它既受到地质和气候的塑造，也同样烙印着人类活动的痕迹。将现有环境视为可改造与适应的材料，这一实践在当地根深蒂固。
爱尔兰拥有大量留存的历史建筑存量，从乡土村舍、农场院落，到乔治亚风格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城市排屋。与此同时，在住房紧缺且价格高昂的当下，这些建筑中却有越来越多处于闲置或荒废状态。城市规划和遗产保护限制了可改动的范围，而人们对隐含碳（embodied carbon）的日益关注，也使得拆除重建的合理性愈发难以立足。在这些重重压力之下，改造设计策略已然成为当代爱尔兰建筑设计中最具创造力的领域之一。建筑师们在旧结构上开辟洞口以引入光线，将新材料与老旧肌理并置，并重新规划建筑空间，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与日常作息。
在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26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荣登全球最宜居城市榜首。丹麦建筑中心指出，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丹麦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扬·盖尔（Jan Gehl）的工作，而他也在今年迎来了90岁寿辰。扬·盖尔的职业生涯致力于城市生活与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他于2000年创立了盖尔建筑事务所（Gehl Architects，现为 Gehl Studio），并撰写了大量关于城市设计方法论的著作，旨在打造充满活力、健康且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为庆祝他的生日，丹麦建筑中心特别推出了一场展览及系列活动，重点展示他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第三届国际领土、城市与建筑研究研讨会 – SIITUA III
城市运转依赖于周边的既有系统。当建筑师在水上或地球之外进行设计时，这些现成系统便不复存在。在缺乏固定土地或周边能源、水利、交通及废弃物处理网络的情况下，建筑不得不自行承担起原本由城市大系统所保障的各项功能。
这种脱离常规陆地的动因因项目而异。在马尔代夫，水上建造是对脆弱陆地现状的积极回应；在釜山，漂浮式城市开发为城市扩张开辟了新路径；而在月球上，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绝对：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可供接入的既有基础设施。
阿斯马拉作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座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海拔2300多米的高原之上。虽然该国并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但这座城市却因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遐迩。2017年7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登录名称为“阿斯马拉：一座非洲的现代主义城市”。这是全球首个整体列入名录的现代主义城市遗址，也是非洲首个明确以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其遗产价值源于厄立特里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交织：一是意大利在非洲扩张帝国版图时开展的大规模殖民建设，二是此后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使这座城市得以免受重新开发的影响。
由 ZHA、A&O TEC、Prior + Partners、Homa、Buro Happold、Systematica 和 Fichtner 组成的联合团队，近期公布了其为利比亚班加西打造的“下一代城市规划”（Next Generation City Plan）概念提案。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该项目旨在将这座历史港口城市的独特身份特征，与引导其走向2050年发展所需的规划技术相结合。该方案是为 A&O TEC 编制的，包含“愿景与空间策略”（Vision and Spatial Strategy）和“数字规划中心”（Digital Planning Hub）两部分。前者将城市的性格与集体记忆转化为可适应的发展框架；后者则是一个基于实证的循证模型，通过对城市进行测绘，以识别其发展潜力及塑造其增长的各种要素。
在巴西，建筑持续通过不同的实践形式、尺度以及与场所的关系而呈现。本月精选聚焦于突破传统建筑边界的事务所、重新连接设计与建造的集体协作方式，以及回应景观、记忆和社区的项目。除了近期落成的建筑和公共空间，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的新文化干预项目，也进一步展现了建筑与艺术、文化遗产及更广泛城市环境的交汇。
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建筑师总认为自己正在解决比邻里琐事更为艰难的挑战。然而，像“线形城市”（The Line）这样一个旨在容纳900万居民、全长170公里且建于无主之地的项目，在建筑学层面的难度，其实远不及一个拥有百年租期、产权纠纷不断，且规划部门深知前三家把“社区”挂在嘴边却心怀鬼胎的开发商套路的旧城基地。相反，前者的难度要低得多：没有需要说服的对象，没有需要面对的历史，也没有会输掉的争论。由此不难产生疑问：如果真正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摆在距离事务所两条街之外、至今未得解决，而那个更容易的问题却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效果图与融资，那么此时用“雄心”来形容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妥当。这其实是在刻意逃避某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被逃避的究竟是什么。
公共空间往往被寄予了普适性的期望，但在实际中，不同群体所获得的准入体验却存在差异。对许多女性而言，在城市中穿行需要不断评估自身暴露的风险、可见度、与他人的距离、照明情况、交通便利度、逃生路线以及遭遇骚扰的可能性。这些考量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也由空间条件所决定。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城市形态、维护管理、出行流动性、空间治理以及公共投资分配的多维问题。尽管建成环境或许并非性别暴力的始作俑者，但它会加剧脆弱性，并使不平等的空间准入常态化，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中。
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而言，治安安防设计（security）与日常安全感设计（safety）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安防策略往往侧重于监控、控制、警力维持以及人员流动管理，而日常安全感则取决于人们能否看清环境并被他人看见、路线是否清晰可辨、公共空间能否在全天都支持各种活动，以及长期维护机制是否健全。设计的作用在于重塑公共生活发生的基本条件。
Stefano Boeri Architetti 赢得了由西班牙国家住房机构（Entidad Estatal de Vivienda）Casa 47 发起的竞赛，将在伊比萨岛设计一座全新的保障性住房项目。该项目名为“Sa Casa”，计划在四个住宅体量中提供约 190 套低于市场租金的公寓。方案将预制木结构建筑系统与可调节的住宅布局以及共享开放空间相结合，整体设计紧扣住宅建筑、景观与公共区域之间的共生关系展开。
雅加达未来的海岸防御工程曾一度被设想为一只从海中腾空而起的巨型“迦楼罗”（Garuda，神鹰）。这只神话中的巨鸟是印尼的国徽象征，它为这项庞大的海岸干预计划赋予了具体形态。该计划旨在保护这座不断下沉的首都免受洪灾侵袭，同时在近海创造新的陆地。这是一幅非凡的图景：防波堤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城市。“大迦楼罗”计划之所以极具启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气候适应与城市开发开始重叠时会发生什么。一旦防护性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出高价值的土地，防卫城市与重塑城市之间就变得难以割裂。
当我们将健康状况标注在社区地图上时，城市形态所带来的空间后果便一目了然。那些支持步行、日常出行、社交互动以及提供基本服务便利性的社区，创造了将体育活动融入日常习惯的契机。相反，那些围绕着长距离和汽车出行而组织的场所，则剥夺了这种机会。人们进行身体活动以及将其融入日常生活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到杂货店的距离、人行横道的安全性、公共交通的频次、人行道的宽度，以及步行距离内的服务设施数量。
任何住房危机最终都会演变为土地问题，而每个土地问题最终又会演变为价值观的选择。如今，美国西海岸正处于这一十字路口。从洛杉矶到西雅图，各大城市在寻找土地以建造承诺多年的保障性住房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答案：公园或绿带。这看似是一项规划分区决策，实则是一场无声的公决，拷问着城市为了保障一种福祉而甘愿牺牲另一种福祉。
近几十年来，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却也导致许多城市面临着社区破碎化、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优质公共空间严重匮乏等棘手问题。在许多低收入城区，非正规开发往往与排水渠、铁路线和陡峭沟壑等粗放的基础设施并存，这不仅割裂了社区，还滋生出充满安全隐患的荒废地带。为了应对这种空间隔离和公共设施匮乏的现状，墨西哥各地的公共机构和建筑师开始介入这些被遗忘的缓冲区，在此建设公共公园。通过将曾经的物理屏障转化为可达的步道廊道，这些项目不仅重新连接了被割裂的街区、重建了安全的视觉视线，还为社区聚会和日常娱乐提供了场所。
水资源管理、空气质量改善以及缓解高温，通常是在远超人们实际体验空间的宏观尺度上进行规划的。排水管网深埋于街道之下，空气污染是以整个城市为单位进行测量的。然而，人们对这些环境状况的切身体会却要微观得多：是在烈日下等公交车时，是趟过积水的街道时，是穿过毫无遮挡的广场时，又或是在空气憋闷得令人难以呼吸、急需寻找一处落座空间时。
高温使这一问题变得尤为迫切。随着城市气温不断升高，街道、公园、交通枢纽和其他公共空间正配置起越来越多的设计干预——通过提供遮阴、引入绿化、引导气流和水体，设计可以减少人们在恶劣气候下的暴露。对建筑而言，这促使一部分气候适应性策略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使用空间中。
埃利亚·曾格利斯（Elia Zenghelis），希腊建筑师、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联合创始人，也是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建筑教育家之一，于2026年8月30日逝世，享年89岁。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代巨擘的陨落。在横跨欧美数十载的教学生涯中，他塑造了数代建筑师的思想与学术成长，其对建筑思想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其亲自设计的建筑本身。
曾格利斯于1937年出生于雅典，后就读于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A），并于1961年完成学业。毕业后，他加入Douglas Stephen and Partners建筑事务所工作至1971年，期间于1963年开始在AA任教。在学校里，他成为倡导更具激进性和前卫性建筑话语的重要发声者，助力将AA转变为培育先锋思想的沃土。
在许多亚洲城市中，饮食从未完全局限于私人住宅之内。它溢出到市场、小贩中心、街边摊贩以及嵌入大型建筑或街区中的批发市场中。在这些场所，城市居民交换着信息，注视着人来人往。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餐厅，也不是简单的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地方的生命力与使用状态，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缩影。它们是“公共厨房”：在这里，原本属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种种仪式，被部分转移到了集体空间这一共享的基础设施之中。
在香港的市政大厦和路边摊档中，食物不仅被视为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城市组织方式。这里的熟食中心将饮食融入了一个由菜市场、图书馆和体育馆构成的更大规模的城市公共运转机器中。与此同时，大排档和路边餐桌则将人行道临时转变为餐厅。放眼香港之外，整个亚洲地区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城市如何为公共就餐留出空间？当家庭空间受限时，烹饪该在何处进行？什么样的建筑才能承载日常饮食带来的喧嚣、杂乱与烟火气？
位于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观景台广场（Belvedere）已有53年历史，是举办音乐会、节日和社区活动的聚集场所。这座高架混凝土广场建在城市最大的停车场结构之上，并跨越了一条主要的高速公路立交桥。自1973年以来，它一直作为滨河市民空间用于举办活动和大型集会，但其作为日常休闲公共空间的功能已显着衰退。目前，该空间缺乏遮阴、绿化和便利设施，且混凝土甲板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出现磨损。2025年2月，Heatherwick Studio公布了其改造观景台广场愿景的首批效果图，该项目由市长和路易斯维尔大都会政府委托。本周，该事务所发布了最新设计方案的效果图，展示了一个与路易斯维尔市中心相连的开放、绿色且灵活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