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并不总是始于纪念碑。它可能始于一座花园、一个庭院、一片空地或一块田野，始于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在此聚集的可能。在被殖民主义和剥夺所形塑的历史中，空间不仅仅是解放发生的背景，更是解放的实践本身：被耕耘、被占领、被隐匿、被穿行，并被集体性地重构。
Wolff Architects 的研究项目《解放花园》（Liberation Gardens）将花园作为解读这些空间实践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是种植作物的土地，更是一个维系生存、获取滋养和激发解放想象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定义花园的与其说是景观设计，不如说是人与土地、耕作与知识、占领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它既能容纳文化生产与基本生计，也能承载在暴力和剥夺的环境下萌芽的集体生活形式。从空间维度来理解，解放不仅关乎抵达最终的自由状态，更关乎以不同方式栖居的可能性。
本文收录于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出版的纸质特刊《Thresholds》。
人类之所以能在早期生存下来并繁衍至全球，得益于两项独特的能力：排汗与讲故事。排汗能让身体在长途奔跑中保持凉爽；而故事则让我们能够进行大规模协作，并在不同群体和世代之间传递知识。作为建筑师，我们至今仍需依赖同样的工具，来将愿景转化为现实。
正如故事学教授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在其著作《原始智能》（Primal Intelligence）中所指出的，人们对故事的作用普遍存在一个误解：即当我们的“理性”大脑产生了一个想法、却无法向大众解释清楚时，我们会将其包装成一个故事，然后大家突然就理解了。但弗莱彻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创意源自故事，我们的大脑以故事的形式运作，而故事塑造了现实。建筑师对这种本末倒置的过程有一个贬义的称呼：“事后合理化”（post-rationalisation）——例如，在设计方案已经敲定之后，再制作图表去生搬硬套地解释它。
对于海湾地区的许多社群而言，离开家园曾是居住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庭根据季节和生计，在沙漠牧场、沿海定居点、水井、渔场和珍珠港口之间迁徙，反复回到那些因长年使用而熟悉的地方。在卡塔尔，历史文献记载了秋冬季节在被称为 al-barr 的沙漠中的移动，随后随着夏季采珠季的开始，人们会返回沿海定居点。卡塔尔国家博物馆通过展示沙漠与海洋之间的年度移动日程，重现了这段历史。
“家”的概念可以延伸并分布在一年中不同时期所居住的数个地点。它铺展在更广阔的地理版图上，串联起一年中人们离开又重返的地点。如今，海湾地区的许多现代开发项目正试图将截然不同的气候和空间条件融入同一个永久性的城市系统中。
人们从不缺少对气候灾难后世界模样的想象。从反乌托邦幻想、后末日文学，到灾难电影、漫画和电子游戏，无数电影和小说流派都围绕着“当现代防御机制失效时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展开。燃烧的森林、淹没的城市、废弃的基础设施、资源匮乏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已成为人们熟知的视觉和叙事语言。在想象一个未能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会带来何种后果时，我们已经变得异常熟练。
“毕竟，时间是我这个职业的关键要素，”弗朗西斯·凯雷（Francis Kéré）在其著作《Francis Kéré: Building Stories》中如是说。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演变和转化。砖瓦、门窗、墙体、楼梯等元素，共同构成了这一过程的主角——它始于草图，并最终凝聚为落成的实体建筑。
既然建筑始于使用者真正将空间化为己有的那一刻，弗朗西斯·凯雷便倾向于以渐进的方式推进项目，甚至在施工阶段仍不断完善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建筑在成长、融入周边环境、适应使用者需求，并以灵活且具实验性的方式应对变化，从而力求融入居住者的日常生活之中。
非洲城市中的殖民暴力已从政治层面蔓延至空间领域，深植于街道网格、土地确权制度、排水基础设施和住宅分区之中，至今仍在固化不平等与人口流离失所。金沙萨、喀土穆和坎帕拉的城市形态都承载着这种殖民余波，它们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运转中的结构；不仅决定了谁能享有市政服务、谁只能栖身于易涝地区，还催生了日益严峻的气候不稳定性，从而将这一空间机器推向了全新的维度——甚至是地质维度。
城市运转依赖于周边的既有系统。当建筑师在水上或地球之外进行设计时，这些现成系统便不复存在。在缺乏固定土地或周边能源、水利、交通及废弃物处理网络的情况下，建筑不得不自行承担起原本由城市大系统所保障的各项功能。
这种脱离常规陆地的动因因项目而异。在马尔代夫，水上建造是对脆弱陆地现状的积极回应；在釜山，漂浮式城市开发为城市扩张开辟了新路径；而在月球上，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绝对：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可供接入的既有基础设施。
每天傍晚回到家，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个微小的仪式。我们走到门前，打开门，跨步迈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种归属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是一个如此稀松平常的动作，以至于我们鲜少意识到它本身其实具有某种结构。然而，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曾为此写下整本书籍，来阐释这些心理结构。有趣的是，诸如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世界等视觉作品，似乎映射了这一动态过程。它们通过唤醒我们清晰而又充满魔力的记忆，创造出包含特定建筑与布局的世界，从而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实的路径。
建筑的可持续性经常被讨论得仿佛是一个通用标准——原则上也确实应该如此。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能源性能、隐含碳、认证体系、材料效率、生物多样性以及全寿命周期影响来评估建筑。然而，决定实际必须落实哪些措施的规则，却依然带有强烈的地域局限。在伦敦、纽约或哥本哈根设计的项目可能会受到严格的能源法规、环境审查、信息披露要求、规划控制以及日益雄心勃勃的碳目标的约束。然而，同一家事务所若在其他地区开展工作，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可能会截然不同。
这给国际建筑界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法律对可持续性的强制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时，建筑师应当坚守怎样的标准？
阿斯马拉作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座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海拔2300多米的高原之上。虽然该国并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但这座城市却因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遐迩。2017年7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登录名称为“阿斯马拉：一座非洲的现代主义城市”。这是全球首个整体列入名录的现代主义城市遗址，也是非洲首个明确以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其遗产价值源于厄立特里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交织：一是意大利在非洲扩张帝国版图时开展的大规模殖民建设，二是此后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使这座城市得以免受重新开发的影响。
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建筑师总认为自己正在解决比邻里琐事更为艰难的挑战。然而，像“线形城市”（The Line）这样一个旨在容纳900万居民、全长170公里且建于无主之地的项目，在建筑学层面的难度，其实远不及一个拥有百年租期、产权纠纷不断，且规划部门深知前三家把“社区”挂在嘴边却心怀鬼胎的开发商套路的旧城基地。相反，前者的难度要低得多：没有需要说服的对象，没有需要面对的历史，也没有会输掉的争论。由此不难产生疑问：如果真正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摆在距离事务所两条街之外、至今未得解决，而那个更容易的问题却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效果图与融资，那么此时用“雄心”来形容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妥当。这其实是在刻意逃避某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被逃避的究竟是什么。
如今，足不出户便可步入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石窟。通过围绕阿旃陀石窟（Ajanta）开发的虚拟现实（VR）体验，游客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地方穿梭于数字重建的石窟之中。该项目提出了一个建筑学层面的问题：如果建筑是通过移动、尺度、序列和感知来体验的，那么当这些体验可以在物理场地之外被重现时，会发生什么？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Pravartak 技术创新中心（IITM Pravartak）的“数字阿旃陀”项目利用 3D 扫描、摄录、建模和虚拟现实技术对石窟进行记录，并将这些记录转化为沉浸式体验。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设计方式与建造方式一直紧密相连。建筑学的发展历经了实体测试、试错、投影制图、足尺模型以及物理模型：每一个阶段都引入了新的抽象维度，但始终未曾脱离材料、尺度和建造。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动态关系。起初，人们普遍将这一技术理解为用于施工的精准几何图形的数字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数字工具开始介入更早期的设计阶段，取代了草图绘制、实体试错、模型制作，以及其他曾让尺度与材料触手可及的思考方式。
因此，建筑设计的脉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抽象化的演变史。其中一些抽象方式极具建设性。例如，平面图和剖面图虽然孤立了建筑的特定维度，却依然能让大脑重构出整体空间。它们将建筑压平、剖切并简化，但并未脱离建筑本身。通过图纸的组合，人们可以理解房间、动线、结构、洞口和空间关系，而不至于迷失在繁杂的项目细节中。这种抽象是有法度的，因为它始终与最终必须经过测量、建造和居住的建筑现实紧密相连。
奥斯陆既是挪威的首都，也是其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奥斯陆峡湾的顶端，四周环绕着茂密的丘陵，市区人口约 70 万，而大都市区的人口则超过百万。奥斯陆建城约有一千年历史，作为贸易重镇和行政中心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其现代城市特质的奠定，主要源于17 世纪的一场大火。灾后，该城在丹麦统治下进行了全面重建，并曾被短暂更名为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如今，它因融合了都市生活与触手可及的自然环境而备受赞誉，常年位列全球最宜居城市之列。
在建筑史上，圆形一直被赋予多重含义——从古代神庙的宇宙几何学、古典建筑的穹顶眼窗（oculus），到哥特式大教堂的玫瑰窗以及轮船的舷窗。然而，到了20世纪，圆形获得了全新的文化内涵。随着航空、太空探索和技术创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圆形开始让人联想到机器、航天器、太空舱乃至全新的居住形式。
雅加达未来的海岸防御工程曾一度被设想为一只从海中腾空而起的巨型“迦楼罗”（Garuda，神鹰）。这只神话中的巨鸟是印尼的国徽象征，它为这项庞大的海岸干预计划赋予了具体形态。该计划旨在保护这座不断下沉的首都免受洪灾侵袭，同时在近海创造新的陆地。这是一幅非凡的图景：防波堤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城市。“大迦楼罗”计划之所以极具启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气候适应与城市开发开始重叠时会发生什么。一旦防护性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出高价值的土地，防卫城市与重塑城市之间就变得难以割裂。
温室是一种旨在“在一种气候中创造另一种气候”的建筑。它通过围护结构控制阳光、热量和通风，从而创造出与室外截然不同的环境条件。在传统观念中，这种受控环境主要服务于植物。而如今，这一原理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住宅设计中，用以塑造适合人居的空间。
将温室建造技术引入住宅，不仅能提供额外的围护结构。它还可以创造出无需像传统室内房间那样进行人工控温的庇护空间，在需要时收集太阳热量，在温度升高时提供通风，并延长家中的特定区域在一年中适宜居住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