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建筑策略。在亚洲，受到生态意识增强以及建筑知识观念转变的推动，相关讨论与实践仍在持续拓展。不同于以拆除和新建为中心的加速化发展模式，建筑师如今面对的是另一种理解场地的方式：将既有建筑视为一种资源，一座由材料、空间组织和非正式历史共同构成的档案。
“适应性再利用”常常和历史建筑和具有文化意义的遗产保护相关。然而，大量看似“不那么有价值”的建筑类型 —— 废弃住宅、普通但老旧的民居、不符合现行规范的办公楼，以及被忽视的城市空隙 —— 也逐渐成为建筑实验的场域。这些场地促使建筑师和设计师重新思考效率标准与市场驱动型开发逻辑，并探索新的空间与生态实践，以避免持续重建过程中对既有材料与文化知识的不断消耗。
巴塞罗那是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世界建筑师大会历史上首个两次举办该盛会的城市。1996年的那届大会以“当下与未来：城市中的建筑”（Present and Futures: Architecture in Cities）为主题，正值一个关键时刻：当时，后奥运时期的巴塞罗那正在巩固一种城市模式，该模式此后成为了当代都市主义中研究最深也最具争议的范例之一；同时，建筑学也正学着将大都市作为其最主要的探究场所来进行思考。三十年后，这座城市在全新的语境下重新探讨了这一议题：在当下的境况中，建成环境已不能再被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孤立客体，而必须置于支撑其生存的更广泛的生态、物质和政治系统之中来审视。2026年大会的主题——《生成：转型星球的建筑》（Becoming. Architectures for a Planet in Transition）——并未背离1996年的城市关切，而是将其置于行星尺度上进行重新审视。
本届大会的策划团队由 Pau Bajet、Maria Giramé、Mariona Benedito、Tomeu Ramis、Pau Sarquella 和 Carmen Torres 组成。他们将建筑视为一种扎根于地域的、具有批判性和变革性的工具，其工作跨越了实践、研究和教学领域。他们的方案围绕六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方向来构建大会框架（“生成超越人类”、“生成循环”、“生成具身”、“生成相互依存”、“生成高度自觉”和“生成调谐”），并将活动分布在三个性格迥异的场馆中——贝索斯的三座烟囱（Les Tres Xemeneies del Besòs）、格洛里耶斯的巴塞罗那设计博物馆（Disseny Hub at Glòries）以及巴塞罗那国际会议中心（CCIB）。每一个场馆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其承载空间，更在于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日益增强，也越来越意识到过早拆除安全、结构完好的建筑并代之以新建项目的环境代价。在更广泛的减碳竞赛中，企业和机构正更加注重ESG 表现（环境、社会和治理）。许多机构如今要求进行碳审计、设定“碳中和”目标，或通过购买碳信用来抵消碳足迹。
这一转变，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涌现的一批既有建筑改造典范 ——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香港大馆、布鲁克林的 Powerhouse Arts，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设计的多哈 The Ned 酒店，以及徐甜甜在中国对旧工厂、采石场和土楼的改造 —— 加速了业界对将 “再利用” 作为首要开发策略的认真反思。然而，尽管好处诸多，既有建筑改造的普及程度仍未达到预期。究其原因，主要的障碍与博弈究竟在哪里？
随着共享居住（co-living）逐渐成为学生、年轻专业人士及其他高流动性居民的常态，它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建筑学追问：如果“家”不再与长期定居绑定，那么建筑设计应当期望私人住宅承载怎样的功能？
人们因求学、临时工作或频繁调动的工作而不断迁徙，前往新的地方。如今，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预设自己只会在某处停留特定的一段时间。专为这类群体打造的住宅不能仅仅提供遮风避雨的庇护所，还必须支持他们建立起日常秩序，帮助其在已知有限的时间内融入陌生的环境。毕竟，即便图纸上的套内面积完全相同，在城市停留一年与居住一辈子，对一间公寓提出的功能诉求也截然不同。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学一直在通过道路来审视城市。街道层级定义了城市规划，交叉路口组织了交通流线，而建筑则通过其面向人行道的立面来被人们所理解。道路似乎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石，以至于常常被误认为是某种普适的前提条件。然而，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城市的演进却遵循着完全不同的空间逻辑。早在汽车重塑城市景观之前，河流便已充当着街道、市集、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的角色。人们的出行主要依靠船只，商业活动沿着滨水地带展开，建筑的朝向亦是流水而非沥青马路。通过水系来审视这些城市，改变了我们对建筑本身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并非道路，而是河流。
观赏一张建筑图像与亲身体验其所呈现的空间，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一个场所的氛围，由光影、声音、材质以及与周边景观的关系共同塑造，长期以来一直专属于物理体验的范畴。而如今，实时渲染技术正开始弥合这一差距，让人们在项目落成之前，便能对其进行探索与体验。
在建筑付诸建造之前，它早已以图纸、实体模型、透视图、照片，以及近年来的写实渲染等形式存在。纵观历史，每一种全新媒介的出现，不仅旨在传达项目的外观，更在于传递身临其境的居住体验。
如果有人期望在接下来的文字中读到关于物质性、可持续建造技术、木材雕刻或稻草编织方法的讨论，那便误解了本文的初衷。本文旨在将视线转向更深远处，超越在探讨“建筑”时通常界定原住民文化讨论的那些表象。
在这个“建筑”一词本身即是外来语的语境中，如果仅从物质或技术的单一维度去探讨他们的建造活动（如果这个词足以定义它们的话），不免是在试图将他们创造空间的方式强行套入西方的范畴。如此一来，一个复杂的宇宙观便被简化为一组可测量的属性，仿佛可以将其转化为适用于任何建筑的“核对清单”（checklist），而恰恰抹去了使其独树一帜的核心：领土、身体与记忆之间的纽带。
人们通常将安第斯山脉视为一条绵延不断的山系，然而，它实际上包罗了极其多样的气候与生态系统。在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智利，高山草甸（páramos）、干燥高原、温带山谷以及白雪皑皑的景观，往往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交织并存。随着海拔的起伏变化，温度、太阳辐射、湿度、风向、植被和地形也随之改变，由此产生的多样化环境也催生了各具特色的建筑方式。
许多山地地区往往以寒冷为单一的主导性气候特征，而安第斯的高海拔环境则截然不同，它同时汇集了多种复杂的气候状况。随着海拔升高，太阳辐射愈发强烈。有些地区终年潮湿，而另一些地区则要经历漫长的旱季。在许多地方，陡峭的地形、积雪以及多变的天气格局，都成为了影响建筑设计的额外变量。
历史上，博物馆的概念一直引发着人们对身份认同、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框架的思考。如今，博物馆被赋予了日益复杂的空间内涵，它们将展览区域与其它文化和教育功能相结合，从而促进公众参与、艺术实验以及档案保管职责。今年以来，全球多个地区公布并推进了众多博物馆项目，其竣工时间大都集中在 2026 年至 2030 年之间。除了这些实践项目，在概念设想、方案提案和思辨设计领域也诞生了丰富多样的理念。本期由 ArchDaily 读者提交的精选方案便诞生于这一灵感的温床：这些设计力求拓展我们想象力的边界。
木材是建筑界最古老且最令人熟悉的材料之一。然而，其在当代的应用正引发一系列关于环境影响、资源可用性、材料来源以及与地方经济挂钩的循环性的复杂探讨。与此同时，计算设计、数控加工（CNC）和机器人制造技术的进步也在重塑木材的设计与装配方式。这些技术在重新定义自动化、人工与效率之间平衡的同时，也为结构创新和形式表达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建筑项目的信息并不只存在于 CAD 或 BIM 软件中。设计任务书、PDF 格式的图纸、合同、报价单、现场报告、审批文件和项目规范等，才是设计团队每天都需要打开、修改、发送和确认的日常文件。
当这些文件散落在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纸质扫描件和不同的设备中时，极易导致版本混淆、审批延误和信息遗失。对于建筑师和小型工作室而言，这不仅会拉低沟通效率，更会直接影响项目的准确性、客户的信任度以及最终的交付进度。
世界上一些最具创新性的地域建筑之所以未能登上新闻头条，仅仅是因为无人诉说它们的故事。在与 INDX|GLOBAL 合作、于 2026年米兰设计周 现场录制的 《Room For Dreams》播客 第六期中，来自 designboom 的主持人 Claire Brodka 与建筑师 Niroop Reddy、Sujit Nair 和 Aman Aggarwal 共同剖析了这一瓶颈，深入梳理了长期以来建筑叙事的缺失如何掩盖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上正在发生的一场波澜壮阔的设计革命。
2011年，拥有48张老年精神科床位、68套轮椅无障碍公寓、非正式护理人员宿舍以及床边护理空间的 De Keyzer 大楼在阿姆斯特丹落成启用。其功能定位原本完全针对需要照护的老年群体，但在建成后不久，该建筑便被出售给了一家投资基金，公寓也开始租给带孩子的年轻家庭。
对于该项目的建筑师汤姆·弗兰岑（Tom Frantzen）和卡雷尔·范·艾肯（Karel van Eijken）而言，这一插曲本可被视作一次预测的失败。然而，它反而成为了一种印证。“它非常清晰地表明，建筑最终的使用方式可能与最初的设计意图完全不同，”弗兰岑回忆道。这种转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公寓空间宽敞，且结构设计允许比原定功能更具多样性的用途。如果该建筑当初仅针对其初始功能进行设计，那么改变用途可能就需要进行破坏性的改造，极端情况下甚至需要拆除。
当秉持伦理、生态与非榨取性的设计原则时，轻量化材料能为公共空间带来什么？相较于沉重的传统结构材料，各式织物纹理更贴近人体，因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通过其灵活性与响应性，织物在建筑空间中塑造出一种柔性的包裹感，而非固定的硬性边界。织物能对微弱的环境刺激做出反应，为空间注入不息的律动。经由叠合或组装，它能产生密度、深度与围合感的渐变，而近年来的创新制造技术则进一步拓宽了其造型与结构耐用性的边界。
半透明材料则进一步调节了空间的视觉通透感与身体体验。通过透光与滤光，它们模糊了内外、虚实之间的绝对界限，创造出一种既不完全开放也不完全封闭、而是处于动态博弈中的过渡状态。借助轻盈、半透明与柔软的特性来重新诠释城市空间中的结构，为空间感知和身体互动开辟了新的维度。
长期以来，建筑一直有着向上延展的渴望。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气与梦》中写道，一种由运动塑造的想象力：源于上升、漂浮以及摆脱地面引力的渴望。在他看来，空气激发了想象力的变形与创造，促使其超越既定现实，而非仅仅是简单地复制。就此而言，“轻盈”不仅是一种物理状态，更是一种感知：一种超越大地重力、走向某种更无形之物的渴望。这种冲动贯穿于建筑史中一次次试图自我抬升的持久尝试中，从底层架空和大跨度结构，到悬挂系统和张拉膜结构。因此，轻量化建造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追求，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抱负——一种触碰天空的方式。
如今，这种对轻盈的追求变得愈发紧迫。随着环境问题、气候风险和技术的进步重塑着人工环境，轻量化建造已不再仅仅是美学或结构上的追求，而是日益被视为一种生态和伦理上的必然选择。
“建筑的故事并没有错，”莱斯利·洛科（Lesley Lokko）在2023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策展前言中写道，“但它是不完整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史都操着同一种口音：这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单一叙事，核心围绕着极少数的运动、大师和城市展开。其波及面和影响力之所以显得无远弗届，恰恰是因为其他异样的声音被消解、被边缘化了。然而，设计运动在跨越国界时很少能保持原样。根据地理、政治、经济、气候和现有材料的不同，它们往往会被吸收、抵制、重新诠释和转化。在某地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准则，到了别处，可能就演变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本月，ArchDaily 将探讨主题“流变中的20世纪设计：全球视野下的建筑史重构”。这一主题并非将本世纪的设计语言视为单一的正统经典，而是将其看作由不断演变、交织并持续重塑的轨迹所构成的璀璨星群。该主题挑战了“地方性和非西方建筑仅仅是派生物”这一传统假设，转而将它们定位为积极重构的主阵地——在这里，全球性的思想经过本土材料、气候、劳动力和文化实践的过滤筛选，孕育出了全然独特的成果。
建筑中的现代主义或许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建筑设计哲学。它诞生于 20 世纪初，早期的倡导者均为来自欧洲的行业巨擘，如勒·柯布西耶、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凡·德·罗。1923 年，勒·柯布西耶发表了其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其中文常译为《走向新建筑》（英文译为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求新”与“对历史的摒弃”是现代主义的核心宗旨之一。这一理念具体体现在对钢材和混凝土等新材料的运用上，从而赋予了形式表达前所未有的自由。
到了 20 世纪中叶，现代主义被世界各地正从二战创伤中恢复、并努力摆脱殖民历史羁绊的国家广泛采纳。它成为了战后重建和国家建设的通用语言，而其摒弃过去的鲜明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角色。它对技术的强调，完美契合了由工业化、大规模开发和新型建筑类型构成的蓬勃发展的全新世界。转眼间，在其诞生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现代主义本身也已成为历史遗产。随着建筑逐渐老化或达到设计寿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结构的遗产价值——不仅因为它们本身是优秀的设计杰作，更因为它们是所处时代精神的象征。在此，我们将视线投向来自五个不同地区的现代主义建筑，它们目前正面临适应性再利用的提案。曾经，“形式追随功能”；而在这里，“功能必须追随形式”。
建筑历史往往通过标志性的姿态或技术突破来推进，然而，有些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恰恰是因为它们对视觉奇观的拒绝。建于1972至1974年间、位于比利时圣马尔滕斯-拉特姆的范瓦森霍夫住宅（Van Wassenhove Residence），便是这样一个低调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项目。该住宅被构想为一个置于林木景观中的单一连续混凝土体量，向传统的家庭舒适度、隐私和空间层级观念发起了挑战。它的存在直接而毫不妥协，却避开了宏大的纪念性，而是将自身定位为一个由日常仪式和长期居住所塑造的生活实体。
这座住宅由建筑师朱利安·兰彭斯（Juliaan Lampens）设计，他是一位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当时主流建筑叙事之外的人物。兰彭斯主要在法兰德斯地区活动，且多承接私人委托，他创造了一系列建筑作品，其核心在于极端的空间简化、材料的真实性，以及一种近乎伦理层面的建造方法。范瓦森霍夫住宅常被誉为他最完整的杰作，这并非因为它引入了什么新颖的理念，而是因为它凝聚并固化了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的诸多核心原则。
创造热舒适曾需要一种更为审慎和精准的建筑智慧——这是朝向、体量、材料特性、通风潜力、遮阳，以及日光与表面吸收和释放热量的方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是审美层面的考量，更是现实的必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当香港许多战后现代主义建筑相继落成，并构成了该市公共房屋及更广泛住宅存量的重要部分时，空调还远未成为一种普及、默认的标配服务。即使当时存在降温设备，也极为有限且分布不均；舒适度必须通过被动手段来争取——即通过剖面关系、立面进深、可开启的外窗以及顺应气候的节点设计。直到后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空调在整个地区日益普及和标准化，机械制冷才开始逐步取代早期的这一套建筑决策体系。
空调是否对建筑空间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香港及周边地区？更准确的说法是，对空调的普遍依赖已经深刻地重塑了建筑设计的动力机制。
在哥斯达黎加的沿海与丛林地区，高湿度与强烈的太阳辐射使得建筑策略不得不以“渗透”而非“封闭”为核心。寒冷气候下的建筑需要气密的围护结构以保温，而哥斯达黎加的建筑则相反，其将建筑外立面视为调节气候的“滤网”，以最大化室内外的空气交换。应对此类热梯度变化的核心手法，显然在于超尺度的屋顶悬挑。通过将屋顶平面大幅延伸至楼板边缘之外，建筑师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深阴影缓冲区，在空气流进室内之前便能有效减少太阳辐射热，并降低环境温度。这一策略与通透（甚至完全敞开）的墙体相结合，确保了持续的空气流通。对于湿度控制以及防止材料因发霉和腐烂而变质而言，这无疑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要求。
环境正义直面一个简单但令人不安的事实：环境带来的福祉与负担并非均等分配。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边缘化群体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空气污染、不安全饮水、有毒土地利用、极端高温以及日益加速的气候变化风险。这些均是数十年来政策决策、投资模式、排他性规划实践以及规划选择的必然结果，这些决策和选择在过去一直更倾向于某些特定的社群。
无论在城市还是景观之中，这些不公正都已被刻入场所的实体肌理，甚至揭示了不同街区和地带之间极端的环境差异。例如，缺乏树冠遮阴的密集街区会吸收并积聚热量，导致居民面临更高的中暑及相关疾病风险。而高速公路、工业走廊、港口和垃圾处理设施则往往集中在低收入社区和有色人种聚居区附近，直接塑造了当地的健康状况、空气和土壤质量以及长期安全条件。
水在建筑中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既是基本元素又难以捉摸，既具实用功能又富象征意义。它既是一种材料，也是一种媒介，塑造着城市，构建着仪式，并影响着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在不同的文化中，水不仅被视为生命之源，更是意义的载体，与净化、新生和延续紧密相连。水在建成环境中的存在往往超越了实用主义，成为建筑唤醒感官、营造氛围的媒介。
建筑材料的生命起点，鲜少是其与建筑相遇的时刻。当混凝土运抵施工现场时，其原料石灰石早已历经开采、加工与蜕变；木材运抵之时，早已远离了培育它的森林；晶莹的玻璃，也早已看不出其原材料沙砾的痕迹。在材料正式投入建造之前，孕育它们的自然景观与生产工业，大多已淡出人们的视线。
在印度和西南亚及北非（SWANA）地区，另一种材料供应链正逐渐显现。稻壳、椰子纤维、甘蔗渣以及椰枣残留物，这些曾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材料，正越来越多地以保温隔热材料、复合板材、纤维板和水泥替代品的形式进入建筑领域。砻米厂、椰子种植园、糖厂和椰枣农场，正日益成为建筑供应链的一部分。
虽是雨季，但今早的倾盆大雨并未打乱La Carrera Séptima的律动。骑行者和行人在流动商贩中穿行，商贩们的推车上装满了鳄梨、生姜糖和手机壳。玩具车、灯泡和手工串珠首饰上闪烁着雨滴，整齐地码放在划分商贩各自势力范围的防水布上。警察走近一名正在收集瓶子的回收人员；一名游客在为一件夹克讨价还价；两名女子在马路中央相遇，在雨水打湿外套、衣服渐显沉重时紧紧拥抱在一起。
La Séptima（即波哥大的第七大道）是波哥大最富标志性的道路，每天有超过两百万人次穿行于此。在这条集市集、抗议路线、交通枢纽于一体的单一道路上，波哥大的历史缓缓展开。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以行人、通勤者、居民和研究者的身份探寻着它的律动。在所有这些时刻及其历史化身中，有一个意象始终清晰：这条路是一个鲜活的身体。它被想象为波哥大的脊梁、生命动脉与心脏。它流着血，承载着伤疤，并索求着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