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构思位于圣保罗的圣保罗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FAU-USP）时，维拉诺瓦·阿蒂加斯（Vilanova Artigas）与卡洛斯·卡斯卡尔迪（Carlos Cascaldi）确立了一个至今仍在巴西大学建筑中产生共鸣的范式：将建筑视为一个连续的领域，通过坡道、庭院和开敞跨度相连接，在这里，学习的体验延伸到了课堂之外。这一理念诞生于巴西高等教育转型的关键节点。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巴西高等教育的服务对象从相对有限的特定群体扩展到了更为广泛、多元的大众。1960年，巴西的本科在校生人数约为226,218人；而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已逼近1000万。
当一栋住宅所承载的设计生活走向终结，它会何去何从？对于“溪上之屋”（Casa sobre el Arroyo）而言，答案随着建筑在近八十年间用途、所有权及自身状况的演变而逐渐浮现。尽管这些外部条件不断变化，但其建筑结构、流线以及与场地的关系，始终是理解这栋住宅——并最终促成其修复——的核心。
“溪上之屋”由阿曼西奥·威廉姆斯（Amancio Williams）和德尔菲娜·加尔维斯·邦赫·德·威廉姆斯（Delfina Gálvez Bunge de Williams）于1943年开始设计，委托人是阿曼西奥的父亲阿尔贝托·威廉姆斯（Alberto Williams）。该项目直接根植于其所在的阿根廷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的场地环境。设计并没有将拉斯查克拉斯（Las Chacras）溪流视为需要避开的障碍，而是将其作为组织整栋住宅的核心线索。一个钢筋混凝土拱结构横跨水面，将居住空间抬升至空中，使溪流本身成为了穿行与居住体验的一部分。
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与于1436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落成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代表了建筑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往往标志着图纸设计与实际建造之间日益加剧的割裂。这种分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固化，并在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图纸变成了预判并确立对建造控制权的工具。曾经作为创造与决策温床的施工现场，此后主要被视作一个纯粹的执行场所。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特别是在现代建筑业兴起后，这种距离变得愈发明显。工业化、技术专业化以及企业化的组织方式，将建造过程肢解为泾渭分明的各个阶段。设计者鲜少参与建造；建造者往往无法参与决策；而资金方、管理方和居住者之间的距离则更为遥远。尽管这种模式的高效使大规模建造成为可能，但也导致了知识与决策权向少数群体高度集中。
本文是我们全新“观点”（Opinion）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采用观点鲜明的论述性文章形式，探讨塑造我们行业的关键议题。
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通过一个16世纪的空间表征工具来审视自身。9月4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改变这一现状。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各国政府、学校、媒体机构和科技公司，在涉及国家实际相对大小的场合，停用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转而采用等面积投影作为替代，例如2018年等差地球投影（Equal Earth projection）。投票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美国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今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建筑双年展迎来了创办40周年，至今已成功举办20届。作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建筑盛会之一，本届双年展将通过为期五周的免费开放活动来庆祝这一周年。届时将有约100家建筑事务所、15场展览、50场会议、40位国际嘉宾以及来自全球55个以上城市的代表参与其中。从9月22日起并贯穿整个10月，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设计与建筑月的一部分，全城各处将举办多场会议，开设多项展览，揭幕多件装置，并开展各类活动。本届双年展以“居住（HABITAR）”为主题，还将举办为期六天的论坛，届时2026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斯米连·拉迪奇（Smiljan Radić）将出席，论坛最后还将颁发本届双年展的各大奖项。
本文是“Thresholds”的一部分，该刊物是由 Cobe Notes 与 ArchDaily 联合制作的报纸格式特别印刷版。
当我们步入一所博物馆，漫步于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或是翻看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名录时，往往很少去思考这些选择背后的逻辑。是谁代表我们所有人决定了这些物件、场所与建筑值得被保护和传播，而另一些则被无情地淘汰？
通常，掌握决策权的是那些专业领域的专家，无论是历史学家、博物馆学家，还是建筑师与地理学家。然而，这些决策又是基于什么做出的？历史的复杂性难道能被塞进一张简单的“核对清单”中吗？或者更本质地问：这些决定究竟是建立在哪个版本的历史之上？
本月，整个拉美地区的建筑行业展现出在应对环境挑战、保护文化遗产以及转变公共和职业生活方式之间的持续探索。从哥伦比亚地震及其对历史建筑的影响，到阿根廷的新文化项目，再到厄瓜多尔和麦德林的气候适应性设计，近期的动态凸显了建筑如何持续对地方条件和更广泛的全球挑战做出回应。遗产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同样备受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玛雅铁路（Tren Maya）对墨西哥卡拉克穆尔世界遗产地的影响表示担忧，而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新举措则在深入探索生态设计与可持续实践。本月的这些动态共同描绘出拉美地区由韧性、适应性以及人造环境与更广泛社会及自然环境关系所塑造的建筑格局。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人口增长、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涌入，加之既有房屋的陈旧破败，古巴面临着全国性的严重住房短缺。 对此，政府出台了一项应对机制：将普通工人从原有的工作岗位上抽调出来，直接投身于建筑工地的建设。这一被称为“微型建设旅（Microbrigadas）”的计划彻底重塑了哈瓦那的整个街区。它将集体自我营建与国家主导的技术支持相结合，在首都的城市肌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一直延续至今。
1988年10月，即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去世三年后、政权垮台前三年，地拉那金字塔作为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曾先后被用作广播电台、会议场馆、夜总会，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成为北约的基地。2023年，MVRDV将其重新改建为一座公园兼科技学校，并在建筑立面上增设了阶梯，使人们可以登临其上。此次启用的时间特意选在10月16日的西巴尔干峰会期间，而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天恰好是霍查的生日。两个相隔三十五年、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前提、旨在界定国家身份的项目，最终在同一座建筑结构中交汇。
建筑原型通常用于在建造开始前测试设计决策。然而，在一些建筑实践中，原型制作在这些决策尚未定型时就已经展开。将想法从图纸转化为实物，引入了一系列依赖于“制造”本身的问题：材料如何切割或拼接、构件的重量、装配方式、部件能否重复利用，乃至项目最终呈现出何种形态。
TAKK、salazarsequeromedina 以及 Ensamble Studio 都将物理实验纳入了各自的设计流程，但他们对实验的诉求各有不同。对 TAKK 而言，原型有助于测试材料和构件如何组合成一套建造系统。对 salazarsequeromedina 来说，模型和建成系统对拆卸、重组及后续利用保持着开放性。而 Ensamble Studio 则通过物理实验生成几何形态和建造知识，从而引导后续的工程设计与足尺建造。区分这些方法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制作原型，而在于每个事务所期望通过原型获得怎样的认知。
阿根廷辽阔的疆土呈现出由地理、气候和文化多样性塑造的多种建造方式。在科尔多瓦、门多萨、圣菲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设计单户住宅时，众多年轻的阿根廷建筑事务所通过利用当地可获得的资源、建造体系和工艺，来回应独特的材质、景观和文化条件。在此过程中，住宅成为了一种诠释文脉、对话地方传统，并融入建筑创作新方法的媒介。
作为日常生活的舞台，住宅是延续体验的一部分，它就像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有机体，不仅回应着居住者的生活方式，还回应着它所处的景观。在引述了勒·柯布西耶、埃内斯托·罗杰斯（Ernesto Rogers）和刘易斯·芒福德等名家的不同视角与定义后，阿根廷建筑师爱德华多·萨克里斯特在其著作《什么是住宅》（Qué es la casa）中强调，住宅不仅是过去的映射，更共享着当下、启迪着未来。
Taller General 成立于 2017 年，由 Martín Real 和 Florencia Sobrero 在基多共同创立，Taller General 的实践涵盖住宅、既有建筑更新、展览以及社区项目。然而，将这些多元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并非某种特定的建筑类型，而是一种独特的建造方式：建筑师、建造者、手艺人、学生、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到这一动态过程中，使每个项目都因地制宜、顺势而生。
这种方法源于直接的建造经验。在 Taller General 正式成立之前，Real 和 Sobrero 参与了“Actuemos Ecuador”行动。该行动是为了应对 2016 年波及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的地震而成立的公民社会倡议之一。身处真实的建造环境中，他们将建筑决策与材料、预算、现有劳动力以及本土知识紧密结合，从而建立了与建造过程的深刻联系，而这种联系至今仍是其事务所实践的核心。
本月，拉丁美洲各地的建筑呈现出对“适应性”的日益重视，无论是应对环境风险、重新思考文化机构，还是延长现有建筑的寿命。近期的发展表明，该地区正围绕韧性、遗产和公共空间展开对话，建筑也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更广泛的城市、社会和环境系统的一部分。从委内瑞拉大地震的余波，到围绕厄瓜多尔未来国家博物馆的辩论，本月的新闻突显了设计如何与身份认同、公民生活以及长期可持续性紧密相连。
“流离失所”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移动”：即人们被迫背井离乡、迁往他处的瞬间。然而，从建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物理上的移动仅仅是个开始。此后，房屋或许需要重建，整个社区面临搬迁，日常生活也必须在全新的陌生之地重新生根。因流离失所而逝去的一切，往往并非建筑能够简单替代的。
这一议题在拉美地区尤为突出，在这里，各种不同背景、不同规模的流离失所塑造着当地的社区。此后的重建与安置工作，取决于人们被迫搬迁的原因、他们能否重返故土，以及他们曾居住过的地方还保留着什么。一些社区选择在熟悉的环境中原地重建，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全然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日常生活。这些不同的处境，也决定了建筑被赋予的使命。
中美洲各国坐落于连接墨西哥与哥伦比亚的狭长地峡之上，但它们并非自始就是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最初源于同一个政体：1823年建立的中美洲联邦。尽管该联邦最终解体，但区域统一的理想从未完全湮灭。1951年，各国政府签署《圣萨尔瓦多宪章》，成立了中美洲国家组织（ODECA）。四十年后，1991年的《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将其替代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即如今指导区域合作的框架。在这一一体化进程中，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于1960年共同创立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BCIE），并将总部设在特古西加尔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座典型的20世纪晚期办公综合体，但若细细审视其立面，就会发现这座建筑其实是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雄辩。这是一场用采自洪都拉斯首都周边群山的粉色采石场石材所谱写的宣言。
很少有哪种境况能像“不确定性”这样，如此深远地塑造着当代的建筑话语。在各大国际双年展、展览和论坛中，建筑学愈发倾向于通过灵活性、可逆性和响应性来构想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些特质旨在应对气候紧急情况、政治动荡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性。建筑被设计为可变形的，基础设施被设计为可演进的，城市也被要求去容纳日益难以预测的状况。这种对敏捷性的强调拓宽了建筑学科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为这个处于持续变革中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策略。
然而，这一演进也指向了更为深层的转变，即建筑如何协调人类的生存境况。长期以来，建筑一直发挥着存在性定位的作用——它是人类意识在冷漠的宇宙中开辟出一条可理解的坐标、将记忆与身份锚定在某个固定点的方式。但在当下许多建筑话语中，不确定性正逐渐从一种需要去缓解的外部条件，转变为建筑思考的起点。空间体验越来越受到那些围绕“持续流动”而设计的环境的影响，在这些环境中，静态的参考点已让位于不断的转变。
获胜方案的公布，让厄瓜多尔新国家博物馆（MuNA）引发了该国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建筑学辩论之一。公众的反馈不仅重塑了竞赛本身，也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国家博物馆应当如何通过建筑形式，来阐释一个国家的特质？尽管这场讨论始于单一的设计方案，但它揭示了一个远超厄瓜多尔本土、具有普适性的挑战。
国家博物馆的任务不仅仅是代表一个国家，更要赋予其具象的建筑形式。然而，身份认同并不能被直接建造。在转化为建筑实体之前，它必须首先经过建筑决策的阐释与翻译。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诞生了两座在建筑与城市规划史上留下深远印记的城市。它们源自相同的设计理念，却相隔1.4万多公里。位于巴西的巴西利亚与位于印度的昌迪加尔，皆深受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均属于规划并平地起建的新城。
这两座城市诞生于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背景之下，当时许多国家正致力于将新首都塑造成进步的象征。因此，它们均承担了某种战略角色。通过其所采用的建筑语言，强化了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和身份叙事。
它们是遵循乌托邦愿景凭空构想出来的城市。作为先锋都市，它们本应免受20世纪中期困扰传统城市的种种弊端，成为展现进步政治意识形态之美学原则的典范，并全面拥抱新技术——尤其是汽车。
然而，这种对未来的承诺最终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困境固然反映了各自国家所经历的社会与经济阵痛，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受到了如今饱受争议的现代主义理念的“浸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