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各大城市正面临双重挑战：既要调整现有的城市状况以适应气候变化和愈发炎热的夏季，又要提升人们接触自然、优质公共空间和日常服务资源的便利性。作为一项在九个欧洲城市展开的“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计划，ReGreeneration正致力于通过社区尺度的城市生态修复来应对这一挑战。通过整合完整社区、公共空间以及面向城市的自然解决方案，巴塞罗那项目深入探讨了如何将气候适应策略植入日常生活中那些零散、边缘的“消极空间”之中。作为追踪ReGreeneration项目在各参建城市进展的系列报道之一，本文将目光投向巴塞罗那。该项目正在当地的特里尼塔特诺瓦（Trinitat Nova）社区展开实践，旨在探索那些微小、且往往被忽视的城市空间如何为更广泛的更新模式做出贡献。
当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远离现有秩序时，往往更容易被构想。在拉丁美洲，这种空间距离往往体现在地理疆域上。该地区的许多角落一再被视为构筑全新世界的起点。然而，这些土地从未真正空无一人。
对于建筑师而言，这一设想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起点：规划蓝图。从高空俯瞰，一片土地仿佛一张白纸，等待着轴线或网格的勾勒。但在平视角度下，这片土地早已布满了居民和他们日常踩踏出的道路。
1948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西岸建立了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Fresh Kills Landfill）。该选址因地处偏远湿地且地价低廉，起初仅计划作为临时设施，但到1955年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并在1991年的鼎盛时期达到日均接收垃圾2.9万吨。截至2001年，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持续运营后，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占地已达2200英亩（约为中央公园面积的三倍），并在太空中清晰可见——尽管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奇观。规划之初，摩西并未料到自己会设计一个垃圾场，而是（在不公开使用这一称呼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地貌：四座海拔高达60米的人造山丘，完全由800万城市人口日常生活的累积残留物堆砌而成。
如今，这一地貌正在缓慢地蜕变为一座公园。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赢得了该市于2001年发起的国际设计竞赛，并提交了名为《生命景观》（Lifescape）的总体规划，这一项目将耗时30年才能最终完成。填埋场的四座土丘正在被覆盖封顶、植树造林，并逐步向公众开放。在这些人造山丘周围的湿地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垃圾分解产生的甲烷也被收集并引入能源系统。纽约消费社会的铁证，在此被转化为生态工程的壮举和一项机构记忆管理的实践（以此让这座城市最令人尴尬的景观，逐渐蜕变为其本该拥有的模样）。
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设计项目往往诞生于跨领域的交汇之中。一直以来，建筑界不断从电影、摄影、文学和戏剧等其他文化生产形式中汲取灵感或加以借鉴。从巴洛克教堂的戏剧张力，到当代博物馆的电影感叙事序列，建筑师的视线早已超越了物理建筑本身，转而探索空间如何塑造故事并构建感官体验。
“世界构建”（Worldbuilding）则更进一步。它不再局限于设计某个地点的实体建筑，而是要求建筑师去设定社会规则、叙事、技术、经济、氛围、行为和人际关系，从而赋予这个地方以真实感。与其从“这座建筑应该长什么样？”开始思考，世界构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起点：“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座建筑的存在才合理？”
爱尔兰的自然景观和零星散落的定居点向来以其野性而闻名。崎岖的悬崖直面大西洋，绿意盎然的田野在内陆绵延，风雨在瞬息间改变着这里的景色。然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是一片深受人类活动塑造的土地：古老的石墙划分着农田，道路和小径将城镇与海岸相连，城堡遗址与村舍并存，记录着数世纪以来的居住历史。在这座岛屿上，变化是一种常态，它既受到地质和气候的塑造，也同样烙印着人类活动的痕迹。将现有环境视为可改造与适应的材料，这一实践在当地根深蒂固。
爱尔兰拥有大量留存的历史建筑存量，从乡土村舍、农场院落，到乔治亚风格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城市排屋。与此同时，在住房紧缺且价格高昂的当下，这些建筑中却有越来越多处于闲置或荒废状态。城市规划和遗产保护限制了可改动的范围，而人们对隐含碳（embodied carbon）的日益关注，也使得拆除重建的合理性愈发难以立足。在这些重重压力之下，改造设计策略已然成为当代爱尔兰建筑设计中最具创造力的领域之一。建筑师们在旧结构上开辟洞口以引入光线，将新材料与老旧肌理并置，并重新规划建筑空间，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与日常作息。
在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26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荣登全球最宜居城市榜首。丹麦建筑中心指出，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丹麦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扬·盖尔（Jan Gehl）的工作，而他也在今年迎来了90岁寿辰。扬·盖尔的职业生涯致力于城市生活与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他于2000年创立了盖尔建筑事务所（Gehl Architects，现为 Gehl Studio），并撰写了大量关于城市设计方法论的著作，旨在打造充满活力、健康且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为庆祝他的生日，丹麦建筑中心特别推出了一场展览及系列活动，重点展示他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第三届国际领土、城市与建筑研究研讨会 – SIITUA III
城市运转依赖于周边的既有系统。当建筑师在水上或地球之外进行设计时，这些现成系统便不复存在。在缺乏固定土地或周边能源、水利、交通及废弃物处理网络的情况下，建筑不得不自行承担起原本由城市大系统所保障的各项功能。
这种脱离常规陆地的动因因项目而异。在马尔代夫，水上建造是对脆弱陆地现状的积极回应；在釜山，漂浮式城市开发为城市扩张开辟了新路径；而在月球上，面临的挑战则更为绝对：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可供接入的既有基础设施。
阿斯马拉作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座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海拔2300多米的高原之上。虽然该国并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但这座城市却因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遐迩。2017年7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登录名称为“阿斯马拉：一座非洲的现代主义城市”。这是全球首个整体列入名录的现代主义城市遗址，也是非洲首个明确以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其遗产价值源于厄立特里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交织：一是意大利在非洲扩张帝国版图时开展的大规模殖民建设，二是此后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使这座城市得以免受重新开发的影响。
由 ZHA、A&O TEC、Prior + Partners、Homa、Buro Happold、Systematica 和 Fichtner 组成的联合团队，近期公布了其为利比亚班加西打造的“下一代城市规划”（Next Generation City Plan）概念提案。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该项目旨在将这座历史港口城市的独特身份特征，与引导其走向2050年发展所需的规划技术相结合。该方案是为 A&O TEC 编制的，包含“愿景与空间策略”（Vision and Spatial Strategy）和“数字规划中心”（Digital Planning Hub）两部分。前者将城市的性格与集体记忆转化为可适应的发展框架；后者则是一个基于实证的循证模型，通过对城市进行测绘，以识别其发展潜力及塑造其增长的各种要素。
在巴西，建筑持续通过不同的实践形式、尺度以及与场所的关系而呈现。本月精选聚焦于突破传统建筑边界的事务所、重新连接设计与建造的集体协作方式，以及回应景观、记忆和社区的项目。除了近期落成的建筑和公共空间，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的新文化干预项目，也进一步展现了建筑与艺术、文化遗产及更广泛城市环境的交汇。
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建筑师总认为自己正在解决比邻里琐事更为艰难的挑战。然而，像“线形城市”（The Line）这样一个旨在容纳900万居民、全长170公里且建于无主之地的项目，在建筑学层面的难度，其实远不及一个拥有百年租期、产权纠纷不断，且规划部门深知前三家把“社区”挂在嘴边却心怀鬼胎的开发商套路的旧城基地。相反，前者的难度要低得多：没有需要说服的对象，没有需要面对的历史，也没有会输掉的争论。由此不难产生疑问：如果真正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摆在距离事务所两条街之外、至今未得解决，而那个更容易的问题却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效果图与融资，那么此时用“雄心”来形容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妥当。这其实是在刻意逃避某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被逃避的究竟是什么。
公共空间往往被寄予了普适性的期望，但在实际中，不同群体所获得的准入体验却存在差异。对许多女性而言，在城市中穿行需要不断评估自身暴露的风险、可见度、与他人的距离、照明情况、交通便利度、逃生路线以及遭遇骚扰的可能性。这些考量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也由空间条件所决定。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城市形态、维护管理、出行流动性、空间治理以及公共投资分配的多维问题。尽管建成环境或许并非性别暴力的始作俑者，但它会加剧脆弱性，并使不平等的空间准入常态化，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中。
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而言，治安安防设计（security）与日常安全感设计（safety）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安防策略往往侧重于监控、控制、警力维持以及人员流动管理，而日常安全感则取决于人们能否看清环境并被他人看见、路线是否清晰可辨、公共空间能否在全天都支持各种活动，以及长期维护机制是否健全。设计的作用在于重塑公共生活发生的基本条件。
Stefano Boeri Architetti 赢得了由西班牙国家住房机构（Entidad Estatal de Vivienda）Casa 47 发起的竞赛，将在伊比萨岛设计一座全新的保障性住房项目。该项目名为“Sa Casa”，计划在四个住宅体量中提供约 190 套低于市场租金的公寓。方案将预制木结构建筑系统与可调节的住宅布局以及共享开放空间相结合，整体设计紧扣住宅建筑、景观与公共区域之间的共生关系展开。
雅加达未来的海岸防御工程曾一度被设想为一只从海中腾空而起的巨型“迦楼罗”（Garuda，神鹰）。这只神话中的巨鸟是印尼的国徽象征，它为这项庞大的海岸干预计划赋予了具体形态。该计划旨在保护这座不断下沉的首都免受洪灾侵袭，同时在近海创造新的陆地。这是一幅非凡的图景：防波堤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城市。“大迦楼罗”计划之所以极具启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气候适应与城市开发开始重叠时会发生什么。一旦防护性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出高价值的土地，防卫城市与重塑城市之间就变得难以割裂。
当我们将健康状况标注在社区地图上时，城市形态所带来的空间后果便一目了然。那些支持步行、日常出行、社交互动以及提供基本服务便利性的社区，创造了将体育活动融入日常习惯的契机。相反，那些围绕着长距离和汽车出行而组织的场所，则剥夺了这种机会。人们进行身体活动以及将其融入日常生活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到杂货店的距离、人行横道的安全性、公共交通的频次、人行道的宽度，以及步行距离内的服务设施数量。
任何住房危机最终都会演变为土地问题，而每个土地问题最终又会演变为价值观的选择。如今，美国西海岸正处于这一十字路口。从洛杉矶到西雅图，各大城市在寻找土地以建造承诺多年的保障性住房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答案：公园或绿带。这看似是一项规划分区决策，实则是一场无声的公决，拷问着城市为了保障一种福祉而甘愿牺牲另一种福祉。
近几十年来，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却也导致许多城市面临着社区破碎化、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优质公共空间严重匮乏等棘手问题。在许多低收入城区，非正规开发往往与排水渠、铁路线和陡峭沟壑等粗放的基础设施并存，这不仅割裂了社区，还滋生出充满安全隐患的荒废地带。为了应对这种空间隔离和公共设施匮乏的现状，墨西哥各地的公共机构和建筑师开始介入这些被遗忘的缓冲区，在此建设公共公园。通过将曾经的物理屏障转化为可达的步道廊道，这些项目不仅重新连接了被割裂的街区、重建了安全的视觉视线，还为社区聚会和日常娱乐提供了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