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当非洲国家摆脱欧洲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国家的重建与塑造并不仅限于建立新的政府和政治机构。这些新主权国家还需要确立一种能够与殖民过去相区隔的建筑身份认同，而建筑便成为了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工具。在整个非洲大陆，各类具有纪念意义的市政建筑、大学、会议中心和文化机构纷纷立起，旨在彰显进步与国家团结。然而，这也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这些建筑中，有许多采用了源自欧洲的现代主义和粗野主义建筑语言，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由来自前殖民宗主国的建筑师设计的。位于布基纳法索首府瓦加杜古的人民大厦（Maison du Peuple）便是一个极其生动的例证，展示了这种与欧洲紧密相连的建筑语言，如何被吸收并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独立自主的表达。
1988年10月，即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去世三年后、政权垮台前三年，地拉那金字塔作为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曾先后被用作广播电台、会议场馆、夜总会，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成为北约的基地。2023年，MVRDV将其重新改建为一座公园兼科技学校，并在建筑立面上增设了阶梯，使人们可以登临其上。此次启用的时间特意选在10月16日的西巴尔干峰会期间，而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天恰好是霍查的生日。两个相隔三十五年、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前提、旨在界定国家身份的项目，最终在同一座建筑结构中交汇。
韩国有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全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而在首尔首尔更是飙升至每平方公里1.5万人以上。在这一背景下，韩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建设用地争夺。为此，当代韩国建筑界涌现出许多令人瞩目的混合用途设计案例。这些项目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微型地块中灵活腾挪，巧妙地将公众参与和高效空间利用结合在一起。借由垂直堆叠迥异的功能，将公共艺术中心、企业总部、商业枢纽与住宅等功能集于一体，这些多维度的开发项目成功将空间限制转化为了充满活力的城市交互界面。
伯明翰的建筑风貌深刻映射了其作为英格兰首批工业中心的历史轨迹。得益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积累的雄厚财富，19世纪的伯明翰迎来了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然而，二战期间的剧烈轰炸给这里带来了大范围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快速重建，理性现代主义与野心勃勃的粗野主义自此被引入，并塑造了如今市中心大部分区域的面貌。几十年后，“推倒重建”的浪潮再度席卷伯明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20世纪中叶的一些城市规划决策。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斗牛场中心（Bullring Centre）和伯明翰旧图书馆的拆除，它们为21世纪的更新改造项目腾出了空间，也为城市的建成环境增添了更丰富的历史层次。
中美洲各国坐落于连接墨西哥与哥伦比亚的狭长地峡之上，但它们并非自始就是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最初源于同一个政体：1823年建立的中美洲联邦。尽管该联邦最终解体，但区域统一的理想从未完全湮灭。1951年，各国政府签署《圣萨尔瓦多宪章》，成立了中美洲国家组织（ODECA）。四十年后，1991年的《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将其替代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即如今指导区域合作的框架。在这一一体化进程中，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于1960年共同创立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BCIE），并将总部设在特古西加尔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座典型的20世纪晚期办公综合体，但若细细审视其立面，就会发现这座建筑其实是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雄辩。这是一场用采自洪都拉斯首都周边群山的粉色采石场石材所谱写的宣言。
在洪都拉斯的加勒比海岸，坐落着莱昂山谷（Leán valley）。这是一条狭窄的海岸地带，南依“上帝之名”山脉（Nombre de Dios Mountain Range），北临加勒比海。长期以来，这里曾是最后的边疆：茂密的丛林、泥泞的沼泽、匮乏的基础设施，以及难以进入的内陆。然而，随着加里富纳人（Garífuna）的到来，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在丹托河（Danto）与坎格雷哈尔河（Cangrejal）之间定居，为日后拉塞瓦市（La Ceiba）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作为洪都拉斯加勒比海岸的城市枢纽，拉塞瓦的历史由一波波移民潮共同定义：中美洲人、非裔加勒比人、欧洲人，以及北美的企业势力。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迁徙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更主动建构了这座城市的空间逻辑、身份认同和建筑形态。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落幕，标志着这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赛事圆满结束。本届赛事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联合举办，参赛队伍扩军至48支国家队，共有分布在三个国家的16个主办城市承办比赛。数十年来，世界杯一直是推动建筑创作的重要催化剂。每一届赛事都会留下独特的体育场馆、交通投资、公共空间和城市干预措施，并在赛事结束后长期作为主办城市的一部分而存在。相较于近期的体育赛事往往与地标性体育场项目及雄心勃勃的国家建设规划挂钩，2026年世界杯则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主要依赖对现有场馆进行改造，以满足国际足联的技术和运营要求。
高架化往往被视为一种进步，它将交通出行提升至城市摩擦之上，使人流与车流汇入不间断的顺畅循环。然而，每一次抬升都会在后方催生出次生状态。在高架桥、地铁线和铁路高架桥之下，一处处阴暗、暧昧的“第二地面”悄然浮现，其规划意图鲜少能与上方的交通空间相提并论。这些空间并不是偶然留下的边角料，而是特权化追求速度、净空和效率的设计决策在空间上的必然结果，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分配了整个城市的价值与能见度。
桥下空间并非空无一物。它受制于基础设施，由基础设施建构并定义，却唯独缺乏明确的角色定位。关于高架公路的研究一致将这些桥下区域（undercroft zones）描述为“残留空间”，是交通系统在构思时脱离其所经地面的产物。奥雅纳（Arup）关于高架桥下空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空间往往会破坏行人的连贯性，同时又被排除在正式的规划框架之外。同样，近期针对高架桥下环境的学术评估也强调，这些区域几乎从未被纳入城市设计策略中。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状况：空间在物理上切实存在，在结构上已被决定，但在功能上却模糊不清。
长期以来，建筑学一直着迷于“轻盈”这一概念。从早期旨在保护自然景观的现代主义实验开始，架空建筑就被视为在保持地形连续性的同时保护地面的有效途径。体量被立柱托起，基础设施将交通流线与地表分离，整个功能体块得以悬空于地面之上。
这一设想在20世纪初期通过勒·柯布西耶的“底层架空柱（pilotis）”概念得以确立，该概念主张将地面层从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用立柱抬高建筑物，建筑师试图维持地面的连续性，使人流、植被和公共活动得以在建造体量下方自由展开。建筑占据着上空，而地面则保持开放、通达与共享。
现代城市的设计越来越多地旨在规避风险。在此过程中，城市需要收集关于气候、基础设施、生物多样性以及社会分化的数据，以便让“韧性”一词成为规划中的常态。然而，导致极化、公民参与度降低以及生态崩溃的深层原因，却往往鲜有人质疑。主导城市实践的工具往往仅关注人类体验的单一维度，而转型中的情感与想象维度，则并未被视作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哲学家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曾提出，持续的生态转型有赖于同时关注三种不同的生态：心理生态、社会生态与环境生态。主流的环境政治往往只侧重于其中的一到两项，将复杂的状况简化为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特定问题。而古老的仪式则提醒着我们，变革有赖于能够同时调动身体、社群与环境的实践。
洪都拉斯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是中美洲的第二大国。如今，其城市肌理仍深受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该原则优先考虑快速主干道和依赖汽车的“点对点”出行。此外，该国在21世纪10年代面临着诸多有关公共安全的挑战，这导致其城市空间呈现出封闭立面、高大围墙和封闭式围合空间的特征，旨在将内部空间与公共领域隔离开来。
我们有幸采访了 Alejandra Ferrera，她是一位在洪都拉斯东部城市丹利（Danlí）长大的洪都拉斯建筑师。她在巴西、荷兰和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5年的执业经验。她指出，尽管这种安全驱动的设计在当时是功能上的必然，但它却导致了碎片化的城市体验——街道仅作为交通消极空间存在，而非社交互动的场所。她认为，虽然这种隔离作为一种安全防范事出有因，它却在居民与城市之间制造了隔阂。她还指出，总体而言，公共安全形势导致了一种受损的国家认同感，使得人们往往向外寻求品质，而忽视了本土语境的潜力。
近几十年来，全球各大城市高架混凝土快速路的拆除工作日益增多。以台北、首尔、波特兰和波士顿为例，这些城市都见证了此类基础设施的兴衰起落，并最终将其拆除，让位于公园和新的城市更新理念。在另一些案例中，如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民众在高速公路开工前便表示反对，从而成功使高架桥改道，保护了历史遗产，并释放出滨水景观。而对于美国旧金山而言，滨海高速公路（Embarcadero Freeway）的历史则是一个典型案例，生动展现了这座城市在20世纪中期的基础设施雄心、公众对该项目的反作用力，以及最终为了提升城市连通性而决定将其拆除的逆转过程。
近年来，多层住宅建筑的范式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新项目开始采用工程木材进行建造，特别是正交胶合木（CLT）和胶合木（glulam）。由于木材自重较轻，这些系统可以减轻恒载并降低对地基的要求，这对于承载力有限或位于既有基础设施上方的场地尤为实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木材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可以固碳，且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系统相比，往往能减少隐含碳。在防火设计中，大型木构件经过精心设计可以按可预测的速率炭化，只要节点构造设计得当，就能在规定时间内保护内部结构核心。
建筑与设计在步入 2026 年之际，正处于重新实验、紧迫的环境反思以及关于建成环境的全球对话不断扩展的交汇点。随着城市面临气候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技术变革的多重压力，今年的国际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观察这一学科如何以创造性、批判性和集体性的方式作出回应。从历史悠久的双年展到新设立的平台，2026 年的各类活动凸显了建筑作为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之记录与更公平、可持续未来之驱动者的演变角色。
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工业生产的遗迹已成为探索新型城市状况的实验室。仓库、发电厂和造船厂，这些曾经象征着劳动力与进步的建筑，如今已成为等待被重新构想的巨大空壳。建筑师们没有选择抹除这些结构，而是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来使其适应当代需求，将生产空间转化为文化、教育和社区生活的场所。
这一转变反映了建筑领域优先事项的更广泛变革：少建多用。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既是对环境紧迫性的回应，也是对城市环境中文化连续性需求的满足。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文化一直受到对“轻盈”追求的塑造。钢结构和幕墙将建筑围护结构简化为分隔内外的薄薄一层，立面则演变为光滑、连续的表面，窗户则如同在一个抽象平面上精准切割出的开口。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建筑一直被视为实体的化身：墙体具有深度，窗户深嵌在厚重的砖石之中，空间往往被体验为从坚实的构造中雕凿而出的产物。近年来，一些当代项目似乎在重新审视这种古老的空间逻辑。它们通过深邃的洞口、整体性的体量和厚重的围护结构，将“厚度”作为一种建筑条件重新引入设计语汇。
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建造技术的排斥，亦非对历史形式的怀旧复归。相反，它反映了人们对材料、实体与虚空之间基本关系的重新关注。通过将厚度重新引入建筑语汇，这些建筑将当代实践与悠久的传统重新联系起来——在这些传统中，空间与建造的重量及深度密不可分。
遗产修复向来是一个复杂精细的过程，需要在保持历史材料完整性的同时，融入能提升精确度、效率与耐久性的当代技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修复工程中，这一传统与技术的交汇得到了充分展示。建于1865年的东翼大楼（The East Block），生动地展示了数字工具如何助力文化遗产修复工作，并为石雕这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做出贡献。
地处亚得里亚海景观与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的交汇处，地拉那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欧洲最迅速的城市转型之一。这座城市曾以刻板的社会主义规划和政治孤立为特征，如今则通过非正式增长、国际投资以及旨在重设其公众形象和空间结构的战略性城市干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与重塑。
自21世纪初以来，一系列城市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现任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在担任地拉那市长期间发起的倡议）推广了色彩、公共空间和建筑实验，将其作为激活市民生活的工具。地拉那的发展并非完全依赖宏观的总体规划，而是通过点状的干预措施展开，使单体建筑和公共空间在碎片化的城市肌理中扮演起催化剂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