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一直是欧洲建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数十位国际建筑师在此深耕，他们的项目承载着重塑这片土地蓝图、结构与城市的愿景——而这个国家至今仍处于上世纪政权影响后的转型重建期。承认这种增长和地貌的改变，不仅意味着要看到每种形式背后的故事，也意味着要承认，存在着比建筑本身更具说服力的“档案”。
由 Anneke Abhelakh 主编、Lars Müller Publishers 出版，并由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撰写前言的《阿尔巴尼亚档案》（The Albanian Files），将60家国际建筑事务所二十年来的在阿实践凝聚为一部厚重的出版物。其装帧、色彩以及沉甸甸的分量，本身就是对该国近期历史解读的一种有力宣言。这本书宛如一份延展的文献，绘制出这些发展进程留下的痕迹。书页中所呈现的大部分内容，揭示了权力结构、委托模式以及某些引发争议的立场与后果。揭露真相是走向透明的标志，但也折射出，有些事情本从一开始就不该被隐瞒。当前的阿尔巴尼亚正致力于对外开放，并日益渴望与世界接轨（通过发展旅游业及谋求加入欧盟的前景），因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坦诚与明晰。
1988年10月，即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去世三年后、政权垮台前三年，地拉那金字塔作为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曾先后被用作广播电台、会议场馆、夜总会，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成为北约的基地。2023年，MVRDV将其重新改建为一座公园兼科技学校，并在建筑立面上增设了阶梯，使人们可以登临其上。此次启用的时间特意选在10月16日的西巴尔干峰会期间，而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天恰好是霍查的生日。两个相隔三十五年、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前提、旨在界定国家身份的项目，最终在同一座建筑结构中交汇。
2024年设计教育奖（Design Educates Awards 2024）近日公布了今年的获奖名单，表彰在应对复杂的社会与环境挑战方面表现优异，同时具有重大教育价值的项目。该奖项每年举办一次，旨在表彰应对社会和环境问题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即便其带来的教育性影响需要时间来逐步显现。事实上，该奖项旨在凸显那些能够提供长期价值并应对现代生活复杂性的项目。
在建筑与设计领域，通常存在两种主要的建造方式：实心建造与空心建造。这两种方法在不同的文化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看似可以互换的室内隔断系统中。每种方法都有其基于当地材料、工人偏好、气候条件和文化传统的成熟实践。然而，当建筑师和设计师过度专注于本土语境时，很容易忽视更广泛的建造前提，从而限制了设计的灵活性和方法论。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两种建造方式究竟有何不同？
就室内系统而言，实心与空心建造之间的区别主要源于材料的可获得性以及施工人员的习惯偏好。例如，在美国和日本，由木质或金属龙骨构成的骨架墙体被广泛用于空间分隔。与之相反，在香港和华南等地区，砖墙仍是室内隔墙的主流选择。为什么我们的建造方式如此不同？这两种建造方法各自有哪些优势与挑战？
2017年对中国建筑而言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从天津滨海图书馆凭借阶梯状“书山”照片风靡网络，到标准营造的张轲荣获阿尔瓦·阿尔托奖（Alvar Aalto Medal）以表彰其专业成就，中国在国际建筑舞台上持续保持着令人瞩目的地位。
值此全球众多读者共庆农历新年、喜迎狗年新春之际，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回顾2017年，与大家分享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建筑项目。这批入选项目不仅涵盖了 MVRDV 和 MAD 建筑事务所等国际名所的经典力作，也包含了中国本土青年建筑师的优秀实践，他们正以巨大的潜力为中国的建成环境带来积极的改变。
众所周知，“场所感”（sense of place）对于人、建筑以及城市而言具有核心价值。从设计师、规划师到城市管理者，各方都在热切地探讨场所改造城市、使之更美好的力量。然而，“场所营造”（placemaking）的真正定义究竟是什么，依然模糊不清。
身处陌生环境，人们极易产生迷失与焦虑。即便如今我们的口袋里装有高精度卫星导航，但当脑海中对周边区域的认知出现空白时，现代人依然难免感到焦虑不安。
虽然数字地图能帮助我们在错综复杂的街道中寻得捷径，但当人们对方向的需求最为迫切时——例如在庞大的医院院区中寻找特定科室、在异国机场寻找洗手间、或是在列车发车前30秒寻找正确的站台——即便有了创新的室内定位（IPS）技术，数字界面在即时性上依然远逊于位置合理、设计直观的标识系统。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印度正面临着持续不断的住房危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城市人口预计将从2014年的4.1亿飙升至2050年的8.14亿，这使得住房问题变得愈发紧迫。印度的建成景观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挑战：无处不在的市场导向模式，以及对具有社会相关性住房的需求。展望未来，印度将如何满足其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妥善安置下一个百万级的城市居民？
2023年4月，印度迎来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将深刻塑造其未来的城市化轨迹。联合国数据显示，这一南亚次大陆国家目前拥有超过14.286亿人口，已超越此前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国（14.257亿）。伴随着预计每年 0.7% 的人口增长率，印度在迈向全球大国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挑战与机遇。印度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将如何影响其建成环境？
地处亚得里亚海景观与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的交汇处，地拉那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欧洲最迅速的城市转型之一。这座城市曾以刻板的社会主义规划和政治孤立为特征，如今则通过非正式增长、国际投资以及旨在重设其公众形象和空间结构的战略性城市干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与重塑。
自21世纪初以来，一系列城市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现任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在担任地拉那市长期间发起的倡议）推广了色彩、公共空间和建筑实验，将其作为激活市民生活的工具。地拉那的发展并非完全依赖宏观的总体规划，而是通过点状的干预措施展开，使单体建筑和公共空间在碎片化的城市肌理中扮演起催化剂的角色。
建筑师精心权衡着建筑与土地的关系，根据土壤、地下水、气候、风险和文化来调整地基。无论是打入式木桩、夯土台基，还是现浇混凝土板，每一种形式都是对特定地表条件的应对，并塑造了在此之上矗立的建筑形态。建筑与土地接触的方式决定了其耐久性与局限性，因为地基选择是建筑师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设计决策之一。
鹿特丹市海拔约在海平面以下一米，这一决定性的生存条件塑造了这座荷兰第二大城市的日常生活，并在日益不稳定的海岸环境下成为人们愈发关注的焦点。该城坐落在莱茵河和马斯河的三角洲，这片土地在自然状态下从未干燥过，而是通过数个世纪的水工干预才得以维持城市运转。这里的“水务局”（water boards）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机构之一，创立于13世纪，旨在管理公共排水系统，如今依然作为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民选机构运行着。随着海平面上升，以及北欧降水变得愈发难以预测且极端，鹿特丹正面临着沿海风暴潮以及由于排水基础设施超载而导致的城市洪涝的双重风险。
长期以来，参观博物馆与美术馆一直是一种高度精心策划的体验。参观者在精心设计的路线引导下，依次走过各个展厅，展品均经精挑细选，并按特定叙事逻辑进行陈列，同时辅以标识、图示、场景设计以及精心调控的照明。即便是那些鲜少更换的展览 —— 即常设展览，通常也依赖强有力的策展理念 —— 由知名艺术家或策展人主导 —— 来确立机构的立场并塑造对展品的阐释。
与此同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藏品储存区通常单独设置 —— 这些区域虽常位于同一建筑内，但访问权限受到严格管控，且不乏将储存区设在外部专用设施中的情况，如卢浮宫保护中心。长期以来，这些区域不仅在访问权限上受到高度管控，在气候、湿度、档案秩序、操作规范、维护及修复等方面也都有着严格标准。出于对盗窃的担忧，以及担心档案的空间布局、环境条件和陈列顺序要求可能遭到破坏，藏品储存区传统上一直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且主要按需为学术研究人员和艺术从业者提供服务。普通公众很少能全面了解任何一家机构所保管的藏品情况。
休闲空间往往是不同世代人群产生交汇的场所。在这里，没有固定的功能规划或预设的角色限制，人们可以自由地活动、停留并共处，以各自的方式与空间互动。在当今这个日益走向专业化分工和功能分区隔离的建成环境中，此类共享的空间场所已变得愈发罕见。正因如此，以休闲为导向的建筑设计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
围绕公共空间的讨论屡次指出，开放性与灵活性对于维系集体生活至关重要。在思考人们如何理解、栖居并适应空间时，建筑师赫曼·赫茨伯格（Herman Hertzberger）指出，建筑不应是一套生硬的“使用说明书”，而应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框架——它旨在启发人们自主阐释，而非规范其行为。正如他所说：“我们在建筑中应该创造的，是一种类似于能力与可能性的特质——也就是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支配的事物。” 建筑并非要强行制造社交，而是去塑造让“共处”自然发生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