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界对手工艺的赞美从未像今天这样高涨。在各类杂志、奖项和国际展览中，手工砖、石灰抹面、雕刻石材、编织竹材和夯土重新崛起，成为环保责任、文化延续和建筑真实性的象征。然而，在这些被精心记录的项目背后，存在着另一个现实。如今建造的绝大多数建筑——从公寓楼、写字楼到保障性住房和商业开发项目——依然依赖于工业化系统，几乎没有给熟练的手工艺人留下空间。手工艺在变得日益罕见的同时，却变得愈发引人瞩目。在印度等国家，这种反差令人难以忽视。数百年历史的建造传统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建筑行业并存。若要重新审视“手工艺为何回归”这一问题， perhaps 真正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它如今主要出现在建造预算、工期和业主能够承受其成本的地方。
手工艺凝聚着塑造者的痕迹，不仅揭示了材料对不同工艺的响应，甚至还留下了用于创造它们的工具线索。然而，在建筑体验中，手工艺不仅可以通过材料和结构来表达，还可以通过空间本身来呈现。为了深化并汲取设计与执行之间的联系，amass studio 在其多个项目中探索了将非正式的日常建造方法转化为空间系统。通过将机制、材料、结构和家具融为一体，该工作室创造出全新的空间叙事，使手工与工业之间的对话相得益彰。因此，除了手工艺本身，何不将孕育它的过程也清晰地呈现出来？
Taller General 于 2017 年由 Martín Real 和 Florencia Sobrero 在基多创立，其工作涵盖住宅、改造、展览以及社区项目。将这些项目联系在一起的，与其说是某种特定的建筑类型，不如说是一种建造方式：建筑师、建造者、手艺人、学生、组织和社区成员在这一过程中进进出出，而每个项目都根植于现场已有的条件而逐渐成形。
这种方法源自直接的建造经验。在正式成立 Taller General 之前，Real 和 Sobrero 参与了“行动起来，厄瓜多尔”（Actuemos Ecuador），这是为应对 2016 年影响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的地震而成立的公民社会倡议之一。在切实具体的建造环境中工作，使建筑决策与材料、预算、现有劳动力及地方知识紧密相连，这也建立起他们与建造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一直作为其事务所的核心。
长期以来，建筑可视化的进步往往以图像质量作为衡量标准。物理真实的光影、细腻的材质系统和实时渲染技术，已使写实级效果图成为行业标配。然而，建筑实践的演变却正朝着另一个维度迈进。
如今，业主、顾问、工程师和设计团队在整个设计流程中的介入时间更早、频率更高。设计评审已不再仅仅是展示最终决定，而是日益成为决策过程本身的一部分。
2021年，意大利建筑事务所 Mario Cucinella Architects 与意大利 3D 打印公司 WASP 合作，研发了 TECLA：一座完全由生土（raw earth）3D 打印而成的住宅。五年后，该项目背后的技术已悄然迭代，并传播至多个大洲和设计实践中。通过精准控制挤出喷嘴的速度、角度和路径，建筑师能够创造出超越墙体本身的结构。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尝试如何将 3D 打印材料塑造为精细的表面图案，将浮雕、质感和复杂的纹理直接融入建筑结构中。在这个代码开始影响建筑形态和材料表达的时代，他们正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传统生土建造与数字计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人们常将工艺美术运动视为一种由手作细节、宜人尺度、天然材料所定义的建筑风格，以及对繁复冗余和工业化生产的抵制。其影响也往往通过在当代建筑和室内设计中屡见不鲜的视觉特征来体现——从裸露的木材、精细的榫卯，到对质感与恒久性的强调。然而，如果仅仅将这一运动归结为一种美学符号，无疑忽视了它更为深远的贡献。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菲利普·韦布（Philip Webb）、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及其同代人看来，建筑的核心在于物品是如何被制造的、由谁制造，以及制造的过程能否孕育出尊严、意义、文化与美。
韩国有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全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而在首尔首尔更是飙升至每平方公里1.5万人以上。在这一背景下，韩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建设用地争夺。为此，当代韩国建筑界涌现出许多令人瞩目的混合用途设计案例。这些项目在寸土寸金的城市微型地块中灵活腾挪，巧妙地将公众参与和高效空间利用结合在一起。借由垂直堆叠迥异的功能，将公共艺术中心、企业总部、商业枢纽与住宅等功能集于一体，这些多维度的开发项目成功将空间限制转化为了充满活力的城市交互界面。
长期以来，建筑一直被理解为一门由人类创造并为人类服务的学科。然而，在《我们，细菌：迈向生物建筑的札记》（We the Bacteria: Notes Toward Biotic Architecture）一书中，比阿特丽斯·科洛米纳（Beatriz Colomina）与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颠覆了这一假设，他们指出“微生物发明了建筑。”以此为前提，一幅全新的建筑史画卷徐徐展开，它将关注点从人类例外论转移到数十亿年来塑造了生命、环境和人造世界的微生物身上。
该书探讨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不将建筑与其背后的微生物世界联系起来，就无法真正理解建筑。书中指出，“建筑栖居于人类，正如人类栖居于建筑。”在科洛米纳和威格利看来，建筑绝非毫无生气的惰性实体，而是充满活力的动态生态系统，他们甚至将其形容为“与他人共享的延伸肠道”——在这里，微生物、材料、人类以及无数其他生命形式持续共存、交流与演化。
在讨论推拉门时，人们往往会关注其高效性。它们能够节省传统平开门的旋转半径，让紧凑的空间更易于使用，并帮助小户型公寓争取到几厘米宝贵的使用空间。然而，在许多室内设计中，推拉门更引人注目的角色并不仅仅在于空间经济性。推拉隔断改变了人们对空间本身的解读。当一扇隔板关闭时，卧室、书房、客房、餐厅或工作区便会悄然浮现；而当它打开时，这些空间又会隐于无形；当边界呈半透明或局部遮挡时，空间则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状态。
这使得推拉隔断在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住宅语境中尤为实用——这些地区普遍面临着高密度、家庭结构变化、混合办公以及应对气候调节等现实需求。推拉隔断实现了非永久性的隐私、非完全隔绝的封闭，以及不失控制的开放。与固定墙体不同，它并不强求一个空间只能拥有一种身份。相反，它赋予了住宅空间随时间变化而调节的能力：白昼与黑夜、宾客与家人、工作与休息、展露与退隐，皆可自由切换。
1968年，家具设计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教授大卫·派伊（David Pye）出版了《手艺的本质与艺术》（The Nature and Art of Workmanship）一书。该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区分“风险手艺”（workmanship of risk）与“确定手艺”（workmanship of certainty）。派伊当年探讨的并非建筑，且尽管这两个词在今天常被提及，他当时也并非在单纯探讨“手工”与“机器”的对立。他指出，即便是完全机械化的印刷机，依然依赖操作人员对墨迹和对准度进行判断；相反，手持车刀在车床上工作的木工，如果严格依照模板操作，几乎不会留给偶然性任何空间。
在派伊的定义中，风险手艺指的是任何结果未被预先设定，而是取决于制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所施展的判断力、灵巧度与专注力的过程。“确定手艺”则恰恰相反：其结果在生产开始前就已笃定，被锁定在夹具、模具或程序之中，后续的工序纯粹只是执行。派伊特意指出，这两种模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一台经过校准、预留了偏差空间的数控机床，其不确定性可能比依循固定模板操作的手动工具还要高。
作为文化景观的支柱，许多现代主义运动的杰作往往面临被拆除、遗弃或改建的命运，而其所处的具体文脉往往被忽视。保护这些建筑遗产，突显了建筑和设计专业人员在塑造建成环境中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延续性增强了社区的场所感。在长岛，一个倡议者联盟联合起来，拯救了建于 1938 年、由爱德华·迪雷尔·斯通（Edward Durell Stone）设计的 A. 康格·古德伊尔住宅（A. Conger Goodyear House）。该住宅被视为美国国际式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杰出范例之一，在整个 20 世纪 40 年代备受瞩目，频繁登上专业期刊、书籍和大众出版物。
平面设计的中心绝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空间。一旦房间和动线开始围绕其进行组织，中心便开始构建起整个平面的骨架。它可以是一个庭院、一个楼梯、一片花园，或是一个共享房间；也可以保留场地中已有的元素，或者承载某种建筑无法完全控制的动态过程。占据这一核心位置的元素，决定了周边空间如何被布局、连接和使用。
在《模式语言》一书中，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萨拉·石川（Sara Ishikawa）和默里·西尔弗斯坦（Murray Silverstein）指出，当共享空间处于日常生活的“重心”并与人们最常用的动线相连时，其效果最为显著。这一观点表明，中心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几何上的正中位置，而在于周围的房间、路径和活动赋予了它空间上的分量。本文所介绍的项目将这一理念延伸至公共空间之外，展示了中心如何组织流线、集体行为、环境系统，以及建筑与场地既有状况之间的关系。
战争可以在一夜之间抹平城市的天际线。屋顶坍塌，街道阻塞，曾经作为日常起居坐标的地标建筑沦为废墟。然而，最深重的损失往往隐而不现。建筑可以被测绘、拍照、扫描，并最终得以重建。但孕育这些建筑的知识却脆弱得多。这些知识存活于石匠的手中，他们懂得石灰石拱顶如何承重；存活于木匠的手中，他们深谙木作节点如何适应季节性变形；存活于泥水匠的手中，他们凭记忆而非标准比例配制石灰；也存活于居民的手中，是他们的日常起居仪式赋予了这些建筑以生命。当这些人流离失所、不幸丧生或被迫放弃手艺时，重建工作就将面临一个任何图纸或数字化模型都无法解决的难题。石料可以随时重新开采，但重拾塑造石料的知识则需要漫长得多的时间。
虽然金字塔几何形态常出现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历史建筑中，但其在当代建筑中的应用却相对有限。其最主要的限制在于倾斜的外壳：随着高度的上升，建筑的单层面积不断收缩，与直角或圆柱形体量相比，其内部的可利用空间被大大压缩。尽管如此，从结构角度来看，这种几何形态凭借其宽大的底部、集中的质量分布以及自承重的三角形受力面，能够提供极佳的抗风和抗震侧向稳定性。然而，一旦将这一形态应用于住宅尺度，便会带来诸多布局上的掣肘。倾斜的墙体限制了垂直墙面的面积，增加了标准门窗和室内隔断的布置难度。同时，边缘处低矮的净高也会在房间四周产生难以利用的死角。
冰淇淋店不仅是在零售和商业空间中通过趣味性塑造品牌形象的实践，也是一种旨在从街道或公园吸引人们驻足的小型建筑姿态。从高密度的城市核心区到宁静的沿海小镇，设计师们反复将色彩、材料属性和孩童般的好奇心作为勾勒这些空间的核心工具。无论气候、文化或语境如何变化，这种设计上的一致性似乎始终如一。这表明，体验与享受是连接这些设计共性的纽带。
在过去十年中，乌兹别克斯坦做了一件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仍犹豫不决的事情：将数十座建于1960至1980年代之间的现代主义建筑正式列入其国家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全景影院（Panoramic Cinema）、塔什干马戏团（Tashkent Circus）以及人民友好宫（Palace of Peoples' Friendship）。就在几年前，这些作品还被视为毫无文化遗产地位的、普通的“近期”苏维埃建筑。
然而，这一决定触及了几乎所有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从法律上保护一栋尚未达到法定（或惯例）最低“历史”年限的建筑？
对于数以百万计流离失所的儿童和青年而言，教育是在被迫迁徙、行政不确定性以及长期动荡的境遇中艰难展开的。因此，坐落于边境地区、难民定居点以及气候难民安置区的学校，其功能已远不止于教学场所。它们转化为了协调应急救灾与持续发展这两种矛盾需求的空间基础设施，在法律身份、生活条件乃至归属感都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创造出让学习得以延续的环境。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在全球1.178亿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口中，约有4500万是18岁以下的儿童。随着武装冲突、政治迫害、环境危机和经济动荡日益成为导致人口流徙的主因，人道主义建筑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挑战：这不仅关乎如何快速建造更多学校，更在于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创造出能够保障教育连续性、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空间环境。
当代住宅建筑正面临着全球住房短缺与城市人口增长的紧迫需求。在建筑实践中，针对集体生活新形式的探索层出不穷，旨在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发展提供空间。本文介绍的六个未建成项目向我们展示了城市高密化决策的不同维度：与既有及规划中自然环境的关系、城市或郊区土地的利用率、支持集体生活并缓解高密体验的互补性过渡空间的设计、高密化模式的可复制性，以及与承载人口增长的既有社区之间的关系。
最近开放的大卫·格芬艺术馆（David Geffen Galleries）是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历经十余年、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一过程涉及城市、县政府、公众、建筑师、工程师、总承包商，以及众多参与将雄心勃勃的设计理念转化为实体建筑的建造者。该项目也一直受到异常广泛的关注与审视。人们对它的评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人赞赏其精密的建造工艺与大胆的建筑构想；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其规模、造价、混凝土体量，以及在洛杉矶这一地震高发地区实现复杂结构所带来的工程挑战。无论持何种观点，这座建筑都无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展现了建筑如何在建造过程中不断被协调、调整与实现，也体现了设计理念、工程技术与施工实践之间复杂而精密的协商关系。
本次对话从 Clark Construction 的视角切入，探讨大卫·格芬艺术馆的建造过程。作为负责协助实现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方案落地的总承包商，Clark Construction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Clark Construction 集团总裁 Carlos Gonzalez 全程监督了施工过程，并向 ArchDaily 分享了这座建筑背后所面临的技术、材料与施工组织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多个层面：从巨型整体混凝土结构以及大规模预应力系统的实施，到能够让建筑在地震发生时产生位移的 56 个抗震隔震装置；从拉布雷亚沥青坑（La Brea Tar Pits）附近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地质条件，到实心青铜竖梃的定制加工，以及如何在建筑双层混凝土结构内部整合复杂的机电系统。
在波尔图出版社 Circo de Ideias 近期出版的一本黄边封面小册子中，建筑师保罗·马丁斯·巴拉塔（Paulo Martins Barata，Promontório 联合创始人）提出了一个看似低调实则大胆的论断：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在欧洲产生的建筑，不属于构成20世纪最激烈学科论辩的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个。
《元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etamodern Architecture*）显然带有讽刺意味地借用了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1977年著作 《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的书名。在那本书中，詹克斯曾留下一段著名的宣言：随着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的拆除，现代建筑已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点32分宣告死亡。而巴拉塔的设想则是，另一次未被官方正式确认的死亡发生在2008年前后，而建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浑然不觉中，在墓碑周围生长出的新事物中存续至今的。
长期以来，建筑一直以“恒久性”为定义。建筑物因其历经沧桑而备受赞誉，城市因其在不确定性中确立了秩序与恒久而存在，纪念碑则因其抵御时间的流逝而耸立。然而，人类一些最古老的城市传统却诞生于仅靠“恒久性”绝无法保证生存的景观之中。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荒漠中，绿洲聚落的发展并非是与世隔绝、躲避荒野的孤岛避难所，而是作为在这片早已被流动所塑造的景观中，精心维系的停顿节点。早在高速公路和机场连接各大陆之前，商队、朝圣者、牧民和商人就通过井群、灌溉系统、种植林和集镇网络，穿梭于这些荒漠领地之中。绿洲从来不是旅程的终点。水井、遮阴的棕榈林、灌溉的农田和商队集市，都在为下一阶段的旅程积蓄力量、提供起点。
纵观人类居住历史的演变不难发现，空间、时间、认同感以及“家”的概念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范畴。从20世纪初至今，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加速变革一直塑造着人类的发展进程。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构建了一个随时互联的世界，然而这种现象有时反而会使个体与他们所处的物理空间相疏离。在日益增长的信息刺激、人际互动和数字平台浪潮中，跨越多种建筑尺度和功能功能的共享生活（shared living）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通过支持当代生活所渴求的移动自由与灵活性等设计策略，为人们重新建立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提供了契机。
“流离失所”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移动”：即人们被迫背井离乡、迁往他处的瞬间。然而，从建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物理上的移动仅仅是个开始。此后，房屋或许需要重建，整个社区面临搬迁，日常生活也必须在全新的陌生之地重新生根。因流离失所而逝去的一切，往往并非建筑能够简单替代的。
这一议题在拉美地区尤为突出，在这里，各种不同背景、不同规模的流离失所塑造着当地的社区。此后的重建与安置工作，取决于人们被迫搬迁的原因、他们能否重返故土，以及他们曾居住过的地方还保留着什么。一些社区选择在熟悉的环境中原地重建，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全然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日常生活。这些不同的处境，也决定了建筑被赋予的使命。
中美洲各国坐落于连接墨西哥与哥伦比亚的狭长地峡之上，但它们并非自始就是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最初源于同一个政体：1823年建立的中美洲联邦。尽管该联邦最终解体，但区域统一的理想从未完全湮灭。1951年，各国政府签署《圣萨尔瓦多宪章》，成立了中美洲国家组织（ODECA）。四十年后，1991年的《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将其替代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即如今指导区域合作的框架。在这一一体化进程中，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于1960年共同创立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BCIE），并将总部设在特古西加尔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座典型的20世纪晚期办公综合体，但若细细审视其立面，就会发现这座建筑其实是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雄辩。这是一场用采自洪都拉斯首都周边群山的粉色采石场石材所谱写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