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sa Crosetto Piazzi 建筑事务所成立于 2015 年，总部设在阿根廷科尔多瓦和美国波士顿。该事务所由建筑师 Juan Manuel Balsa、Rocío Crosetto Brizzio 和 Leandro Piazzi 共同领衔，其创作核心在于探索建筑的物质属性。对他们而言，建筑不单是一个建成的实体，更是组织所有建造要素的一种方式。他们的创作是一个慢工细作的过程；在设计与施工阶段，他们深切关注材料的来源、施工者的身份、工匠既有的技艺以及当地实际可用的资源。得益于此，他们的建成作品得以转化为一个汇聚各方要素的起点平台。在这种语境下，他们也将自己的项目视为“解构既定藩篱”的契机。
在新加坡的碧山-宏茂桥公园，河流并没有固定的边界。在常态下，河水在一条生态化的河道中流淌，两旁点缀着草坪、植被和引导游客亲水的步道。而在暴雨期间，雨水则会蔓延至周边的公园内，因为该公园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承接超出狭窄河道容量的洪流。这看似是一处公共景观，实则是一项行之有效的生态基础设施。新加坡的设计手法不仅保留了排水工程的实用功能，还赋予了周边土地更丰富的社会与生态角色。
数十年来，面对频繁的强热带降雨，新加坡纵横交错的混凝土排洪渠网络一直是这座高密度开发城市雨洪管理的核心。这些硬质表面的规则渠道旨在快速高效地输送雨水。然而，虽然排洪渠能有效泄洪，却极大地限制了滨水空间的公共活动、绿化种植及其他用途。自 2006 年启动“活跃、美丽、干净的水源”（ABC Waters）计划以来，新加坡开始将水道与公园、生态系统和公共空间相结合。该计划旨在将雨洪管理与公园、水道及公共空间的整体设计融为一体。
在乌拉圭，从维拉塞拉纳（Villa Serrana）的山丘到大西洋沿岸的海滨森林，小型住宅项目正越来越多地融入这些乡村与海岸景观之中。在这些地区进行建造，通常需要能够兼顾耐用性、热工性能和运输可行性的结构材料。因此，这些环境中的项目高度依赖于工程木框架、钢结构构件、木质外饰面或异地预制等材料与技术。这些设计选择不仅有助于减轻必须通过未铺砌便道运输的原材料重量，还提高了在偏远地区进行施工的可行性。此外，本期精选项目的所处环境显然也限制了其建筑面积——面积均控制在60平方米或以下，以减少对结构材料的需求，并降低对地形的影响。
在印度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并不总是一道冰冷的混凝土防线。在许多地方，它表现为一片由错综复杂的根系、潮汐通道和泥沙堆积而成的森林——这是一种随水流变化而不断重塑的景观。红树林不仅影响着水流的运动与海岸线的演变，也深刻关乎沿海社区面临的洪涝风险。它们在沿海防护中发挥的作用，取决于森林的宽度、健康状况、潮汐起落以及泥沙的淤积情况。
海堤和堤坝旨在通过明确的边界来阻挡海水，而红树林则通过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它们的根、干、枝对流动的水体形成阻力，同时整个森林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泥沙和潮汐流发生着持续的相互作用。尽管这两种防护形式常常被分开讨论，但在人类居住的海岸线上，它们实际上共处于同一空间。城市建设在堤坝后方展开，道路横穿潮间带景观，而红树林则在基础设施与海水之间的夹缝中顽强生存。这些元素的空间布局，往往直接决定了沿海防护措施的实际效能。
在河流、水库和降雨无法再提供稳定水源的地区，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大气以寻找水源。雾气、空气湿度和冷凝水分别提供了不同的水资源收集途径。当建筑开始承担从空气中捕集水分的功能时，其表面、结构和开放空间便成为了整个水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指出，约旦的《国家水资源战略》估算，该国人均年可再生水量仅约61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500立方米绝对缺水临界值。大约有一半的人口每周只能获得一次管道自来水，而地下水的开采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含水层的自然补给速度。
当人们漫步在巴塞罗那的沙滩上，眼前的海岸线仿佛自古便已存在：细沙、棕榈树、漫长的步道，还有餐厅、商店和现代酒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巴塞罗那的滨水区还是一个由铁路线、工厂和非正规住宅（棚户区）构成的生产性屏障，废水更是直接排入地中海。自1987年起，巴塞罗那持续在城市与海洋之间打造大型漫步道与公共通道。如今，许多人可能会将这一环境视为曾经的闲置空间，但它实际上是数十年基础设施建设、复杂社会治理，以及市政府致力于重塑城市版图及其与水体关系的结果。纵观这一转型历程，有三个核心问题构成了本文的讨论框架：为了开辟滨水空间，谁被迫搬迁？如今这里由谁治理？又是谁在维持其运转？
建筑师是做什么的？这个古老的问题揭示了建筑两个维度之间长久以来的对立——“如何建造”与“为何建造”。尽管这一职业历史悠久，且其名称源自古希腊语，但在几个世纪的演变中，它自身也经历了重大的蜕变。建筑师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形态通常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它将单纯的建造行为与背后的智性及美学决策区分开来。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另一场悄然兴起的变革之中。历史上，建筑的委托与设计实践一直泾渭分明；然而，从 MASS 设计事务所的工作以及“移动风车”创新中心（Moving Windmills Innovation Center）等项目中不难看出，这一界限正开始变得模糊。
印度阶梯井（stepwells）通常是在其使用寿命终结后才被人们所认知。它们被拍摄、修复，并被解读为昔日水文化存在的见证。然而，在雕花石块和逐级而下的台阶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务实的问题：当一个专为管理水源而建的结构重新投入使用时，会发生什么？随着印度城市面临水资源压力、季节性降雨以及市政系统承压等多重挑战，研究人员和修复项目正着手探讨这些传统水利结构能否再度发挥作用。
传统的蓄水建筑很少是孤立存在的。在阿姆达巴德（Ahmedabad），水资源管理深深植根于城市组织之中。在历史悠久的波尔（Pol）社区内，水井、庭院和地下储水池（Tankas）共同构成了一个分布式的生活及社区储水系统。《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2026年的一项研究估计，阿姆达巴德全城可能仍存在近10,000个地下储水池，其中许多就位于住宅庭院下方。
台北北门（又称北门）不仅是这座城市复杂历史的缩影，更是其周边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以及人们对历史建筑周边城市空间态度转变的见证者。它是清朝时期的帝国边防前哨，在日治时期免于拆除，又在战后现代化的浪潮中被高架桥和公路所包围。而近年来，随着周边广场的设计与开发，北门重新赢回了其瞩目的城市地标地位。这座城门在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重点与建筑政策中得以幸存，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这不仅体现在建筑实体的存续上，更体现在环绕其周围的开放空间的设计中。
几十年来，建筑装饰一直是业内反复争论的话题。这一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基本被遗弃的实践，如今由于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AI）和数字建造的交汇融合，正迎来一个可能使其再度复兴的契机。技术似乎已经消除了阻碍装饰细节的主要障碍——高昂的熟练手工劳动成本。然而，这种全新的技术能力要求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装饰究竟代表着什么？通过算法设计使其复活，我们又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对于海湾地区的许多社群而言，离开家园曾是居住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庭根据季节和生计，在沙漠牧场、沿海定居点、水井、渔场和珍珠港口之间迁徙，反复回到那些因长年使用而熟悉的地方。在卡塔尔，历史文献记载了秋冬季节在被称为 al-barr 的沙漠中的移动，随后随着夏季采珠季的开始，人们会返回沿海定居点。卡塔尔国家博物馆通过展示沙漠与海洋之间的年度移动日程，重现了这段历史。
“家”的概念可以延伸并分布在一年中不同时期所居住的数个地点。它铺展在更广阔的地理版图上，串联起一年中人们离开又重返的地点。如今，海湾地区的许多现代开发项目正试图将截然不同的气候和空间条件融入同一个永久性的城市系统中。
在大多数建筑项目中，垂直交通往往被视作一个纯粹的功能性元素，被隐藏在防火门或电梯井的后方。然而，在处理场地高差时，建筑师有时也会诉诸螺旋形态。只要尺度得当，这些元素就能在不依赖机械电梯或传统楼梯间的情况下，实现更具艺术感的形式表达，兼顾实用与美学双重目的。悬挑钢桁架和钢筋混凝土楼板等结构系统，使这些螺旋元素能够向外延伸，形成带有遮蔽的入口雨棚，亦或环绕着开放的中央中庭蜿蜒向上。在功能上，这些交通路径有多种呈现方式：既可以像巴西利亚的伊塔马拉蒂宫（Itamaraty Palace）那样表现为楼梯，也可以设计为坡道，从而为访客减少无障碍通行阻碍。无论采用哪种形式，螺旋结构都能在保持整个空间视线通透的同时，实现不同楼层之间的平滑过渡。
每天傍晚回到家，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个微小的仪式。我们走到门前，打开门，跨步迈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种归属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是一个如此稀松平常的动作，以至于我们鲜少意识到它本身其实具有某种结构。然而，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曾为此写下整本书籍，来阐释这些心理结构。有趣的是，诸如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世界等视觉作品，似乎映射了这一动态过程。它们通过唤醒我们清晰而又充满魔力的记忆，创造出包含特定建筑与布局的世界，从而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实的路径。
阿斯马拉作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座落在东非大裂谷边缘、海拔2300多米的高原之上。虽然该国并非热门旅游目的地，但这座城市却因其独特的建筑而闻名遐迩。2017年7月，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登录名称为“阿斯马拉：一座非洲的现代主义城市”。这是全球首个整体列入名录的现代主义城市遗址，也是非洲首个明确以现代主义为主题的世界遗产。其遗产价值源于厄立特里亚历史上两个时期的交织：一是意大利在非洲扩张帝国版图时开展的大规模殖民建设，二是此后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使这座城市得以免受重新开发的影响。
本文是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出版的纸质特刊《门槛》（Thresholds）的一部分。
建筑通常被呈现为一个稳定的实体：在视觉最清晰的瞬间被定格，并与周围的偶然因素隔离开来。平面图、剖面图和照片通过定格时间来确保其清晰可读。然而，世界上许多最经久不衰的公共环境却完全拒绝这种呈现方式。它们的设计初衷并非让人一目了然，其形式也无法完全承载其逻辑。相反，它们的空间智慧是在重复、占用和时间的推移中逐渐显现的。
集市（bazaar）显然属于这一范畴。我们无法通过单一的图纸或完成后的立面来理解它。它的组织方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排演”之中。支撑起集市的，并非纯粹的建筑构图，而是共享的作息节律、集体记忆以及长期形成的习惯性使用模式。集市中人与人的联结与共处，并非源自形式上的设计决策，而是在重复的相遇、对人际距离的动态协调，以及随时间累积的社会默契中产生的。
本文收录于《Thresholds》——由 Cobe Notes 与 ArchDaily 联合出版的纸质报纸特刊。
“重塑非洲现代主义”（Rediscovering Modernism in Africa）系列专题于2024年9月推出，融入了全球对这一议题日益高涨的关注浪潮。尽管此前在建筑学界的讨论中鲜少被提及，但非洲本土及海外的建筑师与研究人员一直在通过不懈努力，讲述着这些高质量现代建筑杰作的故事。这些建筑展现了设计师们在运用全球化概念与技术的同时，力图创造出契合本土特征的建筑。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变革——彼时，大多数非洲国家正纷纷赢得独立。
奥斯陆既是挪威的首都，也是其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奥斯陆峡湾的顶端，四周环绕着茂密的丘陵，市区人口约 70 万，而大都市区的人口则超过百万。奥斯陆建城约有一千年历史，作为贸易重镇和行政中心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其现代城市特质的奠定，主要源于17 世纪的一场大火。灾后，该城在丹麦统治下进行了全面重建，并曾被短暂更名为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如今，它因融合了都市生活与触手可及的自然环境而备受赞誉，常年位列全球最宜居城市之列。
雅加达未来的海岸防御工程曾一度被设想为一只从海中腾空而起的巨型“迦楼罗”（Garuda，神鹰）。这只神话中的巨鸟是印尼的国徽象征，它为这项庞大的海岸干预计划赋予了具体形态。该计划旨在保护这座不断下沉的首都免受洪灾侵袭，同时在近海创造新的陆地。这是一幅非凡的图景：防波堤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城市。“大迦楼罗”计划之所以极具启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气候适应与城市开发开始重叠时会发生什么。一旦防护性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出高价值的土地，防卫城市与重塑城市之间就变得难以割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