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亚洲城市，人们与夏季气候正逐渐拉开距离。在香港，人们可以从住宅塔楼出发，穿过裙楼商场，进入港铁（MTR）系统，到达另一个商业综合体的地下，然后继续穿过封闭的天桥或地下通道，而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室外的天气。炎热、潮湿、降雨以及季节变化依然存在，但通过由空调系统调节的连续室内网络，这些气候要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直接避开。
几十年来，空调已从一种用于单一房间降温的技术，演变为能够创造出另一种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这一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往往将火车站、购物中心、住宅、办公楼以及其他日常服务设施整合进相互连接的综合体中。“铁路加物业”（Railway plus Property）模式使这种交通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走向制度化，从而塑造了这样一种街区：人们在城市中的穿行，往往与在私人管理的室内空间中的穿行融为一体。
由 ZHA、A&O TEC、Prior + Partners、Homa、Buro Happold、Systematica 和 Fichtner 组成的联合团队，近期公布了其为利比亚班加西打造的“下一代城市规划”（Next Generation City Plan）概念提案。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该项目旨在将这座历史港口城市的独特身份特征，与引导其走向2050年发展所需的规划技术相结合。该方案是为 A&O TEC 编制的，包含“愿景与空间策略”（Vision and Spatial Strategy）和“数字规划中心”（Digital Planning Hub）两部分。前者将城市的性格与集体记忆转化为可适应的发展框架；后者则是一个基于实证的循证模型，通过对城市进行测绘，以识别其发展潜力及塑造其增长的各种要素。
加拿大建筑中心（CCA）正推出名为“城市的幸运在于它从未完美”的展览，该展览致力于呈现葡萄牙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Álvaro Siza）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作品。展览将于2026年5月21日至2027年1月10日在该机构的主展厅展出，通过精选的一系列与现有城市环境的历史、社会和物理条件相呼应的项目，深入探讨西扎的城市塑造方法。
本次展览由乔凡娜·博拉西（Giovanna Borasi）担任策展人，劳拉·阿帕里西奥·略伦特（Laura Aparicio Llorente）担任助理策展人，旨在探索西扎的建筑实践如何超越单一建筑的设计，延伸至街区、公共空间以及更广泛的城市结构。展览并没有将城市呈现为一种固定或理想化的状态，而是聚焦于西扎与现有文脉协同工作的方法，将历史、地形、基础设施和日常生活视为设计过程的基本要素。基于这一视角，展览对城市转型、建成环境的连续性以及建筑与规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最近开放的大卫·格芬艺术馆（David Geffen Galleries）是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历经十余年、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一过程涉及城市、县政府、公众、建筑师、工程师、总承包商，以及众多参与将雄心勃勃的设计理念转化为实体建筑的建造者。该项目也一直受到异常广泛的关注与审视。人们对它的评价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人赞赏其精密的建造工艺与大胆的建筑构想；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其规模、造价、混凝土体量，以及在洛杉矶这一地震高发地区实现复杂结构所带来的工程挑战。无论持何种观点，这座建筑都无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展现了建筑如何在建造过程中不断被协调、调整与实现，也体现了设计理念、工程技术与施工实践之间复杂而精密的协商关系。
本次对话从 Clark Construction 的视角切入，探讨大卫·格芬艺术馆的建造过程。作为负责协助实现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设计方案落地的总承包商，Clark Construction 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Clark Construction 集团总裁 Carlos Gonzalez 全程监督了施工过程，并向 ArchDaily 分享了这座建筑背后所面临的技术、材料与施工组织挑战。这些挑战涵盖了多个层面：从巨型整体混凝土结构以及大规模预应力系统的实施，到能够让建筑在地震发生时产生位移的 56 个抗震隔震装置；从拉布雷亚沥青坑（La Brea Tar Pits）附近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地质条件，到实心青铜竖梃的定制加工，以及如何在建筑双层混凝土结构内部整合复杂的机电系统。
在许多住宅中，入口往往被视为客厅开始前的剩余空间或狭窄的过渡地带。然而，在人口稠密的亚太地区室内设计中，尽管空间尺度有限，入口所承担的功能却往往远超其面积所限。这一过渡空间决定了内外的转换：在这里，尘嚣被过滤、身体得到放松、鞋履被脱下、宾客被迎入、隐私被界定，而家居秩序也由此开启。在客厅呈现为真正的室内空间之前，入口的动线与空间就已经上演了居住行为的第一幕。
日本的“玄关”（genkan）或许是这种空间形态中人们最熟悉的一种，但其内在逻辑绝不局限于日本。在公寓、联排住宅、公共住房和紧凑型城市住宅中，入口过渡空间已然成为一个体量虽小却蕴含丰富张力的建筑装置。它通过各种精心设计的建筑元素，兼顾了卫生防护与空间序列的构建。它可以是下沉式地面、加厚的墙体、收窄的走廊、屏风，或者是公共流线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小门厅。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其面积大小，而在于它所承载的转换仪式之丰富。
“咖啡还是茶？”是一个在各种场景下都如影随形的选择：无论是在飞机上、餐后、酒店酒廊，还是在会议室里。这听起来像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仅仅关乎个人偏好，是服务流程中的一个快速分流。然而，它背后却承载着某种悄无声息的文化传承。“茶”伴随着悠久的仪式感和家庭生活的慢节奏而来，与古老的贸易版图和日常礼仪紧密相连。而“咖啡”则带着另一种不同的流通脉络，并在日后工业化，演变为现代咖啡馆及其面向公众的日常仪式。无论哪种情况，饮品都绝不仅仅是一杯饮料，而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关系的实践。
然而，在当代的东亚，“咖啡还是茶”正逐渐衍生出另一层意味：它在潜移默化中变成了一种对于“你想身处何处”的空间选择。如今，每种饮品都承载着一种空间预期。咖啡意味着一个你可以占用的空间——通常是一个可以驻足、工作、会客或歇息的场所。相比之下，茶尽管在文化中无处不在，但在城市中的分布却更为弥散——它有时是专门的目的地，有时是高频交易的街头档口，更多时候则是嵌入餐饮类型学中的默认配角。结果便是，这个看似关乎口味的问题，已开始扮演空间偏好的隐性指标：你寻找的究竟是停留的时间还是流动的速度，是封闭的包裹还是流转的生机，是一个第三空间还是街头的一处匆忙节点。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日益增强，也越来越意识到过早拆除安全、结构完好的建筑并代之以新建项目的环境代价。在更广泛的减碳竞赛中，企业和机构正更加注重ESG 表现（环境、社会和治理）。许多机构如今要求进行碳审计、设定“碳中和”目标，或通过购买碳信用来抵消碳足迹。
这一转变，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涌现的一批既有建筑改造典范 ——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香港大馆、布鲁克林的 Powerhouse Arts，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设计的多哈 The Ned 酒店，以及徐甜甜在中国对旧工厂、采石场和土楼的改造 —— 加速了业界对将 “再利用” 作为首要开发策略的认真反思。然而，尽管好处诸多，既有建筑改造的普及程度仍未达到预期。究其原因，主要的障碍与博弈究竟在哪里？
人们往往在未曾深入理解竹子之前，就对其大加赞赏。它生长迅速，承载着悠久的建筑文化历史，似乎为建筑学提供了一种现成的生态语言。在照片中，它的优势几乎是不言自明的：轻盈、自然、可再生，且天然契合更可持续的未来。然而，这种看似明晰的特质，恰恰让对其进行的精准讨论变得困难重重。一旦竹子沦为环保责任的某种符号，材料本身的真实属性反而容易被它所营造的形象所遮蔽。
这正是竹子在当代复兴中所面临的风险。人们太容易将它想象成工业材料的绿色替代品、某种地域风情的代名词，或是钢筋混凝土这种硬质建筑语言的某种柔性解药。在这些叙事中，竹子尚未被摸清底细，便已收获赞美。更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竹子在宏观意义上是否可持续，而在于它需要匹配何种建筑文化：即需要怎样的知识体系、维护机制、规范标准、劳动力投入以及时间维度，才能让这种可持续性真正落到实处。
本文是我们全新 观点 专栏的一部分。该专栏通过具有思辨性的文章，探讨塑造建筑行业的关键议题。
在建筑系学生能够成为空间的创造者之前，他们首先被空间所形塑。多年来，他们在默默传道授业的教学楼里工作，而建筑本身从不标榜自己是老师。它默默重组着他们的疲惫与抱负、曝光与孤独、友谊、尺度感，以及他们与评判的关系。早在学生能够阐明自己的建筑立场之前，学校就已经通过其潜移默化的建成环境，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预设的答案。
这并非暗示建筑决定了建筑师。其影响远比这更缓慢，也更不留痕迹。学校建筑更像是一种隐性课程：它是一种空间规范，与教职员工、教学大纲、学院文化及学生生活共同发挥作用。它通过可达与阻隔、功能相邻、采光以及尺度来传授知识。在学生形成明确的信念之前，它首先塑造了某种特定的关注习惯。
“到2050年，世界上几乎每个孩子——近22亿儿童——都将面临频繁的热浪袭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这一警告通常被解读为公共卫生预测，但它同时也是对建筑学和城市建设方式的严峻挑战。随着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极端高温愈演愈烈，热舒适度不应仅仅被窄化为由机器提供的室内服务。空调已成为许多城市的生命维持系统，在人口稠密、潮湿且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尤为如此。然而，将其作为默认的解决方案，无异于将“热”视为一种可以简单转移的物质（且在此过程中还会产生额外的热量）——将其从室内排出到街道、后巷、电网和大气中。这种扩张加剧了能源需求，产生了废热，并加剧了人们在享受舒适度上的不平等。
然而，热的影响并不止于人体。它正在重塑更广泛的城市生态系统：树木在板结的土壤和辐射热严重的铺装中艰难生存；当植被被简化为装饰性绿化时，鸟类和昆虫便失去了栖息地；水体系统变暖，微生物活动发生改变，建筑材料在太阳落山后很久仍不断吸收并释放热量。“热”绝非一个仅靠躲进室内就能逃避的气候问题。它是一个城市行为体，重塑着公共空间、劳动生产、交通出行、植物配置、材料选择，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脆弱的共生关系。
Studio NEiDA 活跃于建筑实践、研究和策展工作的交汇点，始终关注建筑如何从特定地点的物质与文化条件中生发。该事务所并未将材料性视为一种表面涂装的语言，而是将其定位为建筑叙事的起点——从当地现有的资源出发，探寻扎根于本土的手艺知识，以及这些资源与技能如何将项目锚固于某种建筑脉络之中。这一方法将局限性与可能性转化为创造性的推动力，并将设计定位为一个迭代过程，使空间意图与建造文化的现实及本土智慧达成契合。
在所有作品中，NEiDA 的关注点都超越了形式本身，延伸至塑造建筑建造与居住方式的社会政治及气候背景。他们强调向无名设计、乡土及非正式的建造实践学习，以此建立一种共有的干预语汇；同时，他们将室内外的连贯性阐释为对当地生活方式和通风逻辑的响应，而非单纯的风格偏好——在这里，室外空间在空间界定和功能核心上，可以与室内空间同样举足轻重。在这一框架下，协作并非辅助手段：该事务所将与手艺人及建造者的现场交流视为核心方法论，推动项目通过集体智慧和动态沟通不断演进。
Daryan Knoblauch 的作品立足于建筑与即时文化生产的交汇点，致力于探讨如何通过张力与氛围使空间变得清晰可读。他并未将临时性作品视为次等建筑，而是将装置、舞台和活动建筑视为严谨的学科课题——在这些项目中，围合、结构稳定、光影与动线必须以对待任何常规建筑一样的严肃态度来攻克，且往往面临着更苛刻的限制和更紧迫的时间节点。
纵观其设计，贯穿始终的是高现代主义的精密性与刻意保留的质朴装配清晰度之间所产生的积极张力。膜材料与轻量化系统绝非仅仅用于营造表面视觉效果，而是作为结构和空间的媒介——根据风荷载、结构荷载和使用状态进行精确调试，从而营造出一种既能被视觉感知、又能被身体感悟的崇高感。在这些作品中，瞬时性不仅代表着存续的维度，更是一种设计的前提条件：时间的流逝让风雨侵蚀、日常磨损和行为介入等种种力量变得更加直观，同时也催生出一种兼具严苛标准与应变能力的建造伦理。
在历史上，建筑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主要通过印刷媒介被记录、传播和推广。书籍、期刊和杂志承载着建筑学科的观点与图像。由于建筑实践高度依赖视觉交流，建筑类印刷期刊也在学术出版物与商业杂志之间建立起一种连接。战后数十年间，一批制作精良的出版物持续塑造着某种共同的判断框架，提示着行业普遍认为哪些项目值得讨论，哪些作品具有示范意义。
在主要文化中心，少数出版物长期影响着建筑话语。它们的视角通常成熟、专业，并经过严谨编辑，将庞杂的全球建筑产出筛选、压缩为一组被认为足够重要的项目。这一系统确实偏向了某些实践者与地理区域，但同时也让建筑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想象。建筑开始被大众记住；以亲身体验建筑为目的的文化旅行（cultural travel），也逐渐从少数人的兴趣变成一种更常见的行为。
在香港，建筑往往受制于房地产逻辑、基础设施和加速发展，旨在服务于人体尺度的公民实验空间显得尤为狭窄。正因如此，信言设计大使（Design Trust）显得独树一帜。作为一个资助与项目推动平台，它致力于支持介于建筑、研究和公众项目之间的空间干预——这些工作往往因过于微观、具有集体性或充满不确定性，而难以纳入传统的“业主-建筑师”合作模式。
这一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姚嘉珊（Marisa Yiu）。在她的领导下，信言设计大使不仅扮演着项目推动者的角色，更成为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主体。通过“香港微型公园”（Micro-Parks Hong Kong）等倡议，结合展览和公众项目，该机构将话语传播和原型设计视为发挥空间能动性（spatial agency）的方式，在连接设计师、社区、机构和政策对话的同时，重点探讨公共空间的管理、维护及其“后续生命力”（afterlife）。
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私人所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简称POPS）这一概念日益受到关注。这些空间虽由私人开发商建造、持有并维护，但根据法律规定必须保持向公众开放。这类空间往往是经协商达成的规划激励措施（如容积率奖励或增加建筑面积）的产物，在土地资源有限、公共设施需求旺盛的高密度城市环境中尤为常见。
在2025年阿卡汗建筑奖（Aga Khan Award）的获奖名单中，由AAU Anastas事务所设计、位于巴勒斯坦的 Wonder Cabinet 赫然在列。该项目旨在打造一个文化与创意的避风港，并在设计与生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这项意义非凡的项目之外，自2015年以来，活跃于巴勒斯坦伯利恒和法国巴黎的 AAU Anastas 事务所已积累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其代表作包括：对伯利恒历史建筑进行修复的 Dar Al Majous，该项目打破了私人住宅与公共领域的界限；2015年落成的图勒凯尔姆法院（Tulkarm Courthouse），作为其早期代表作之一，该建筑在图勒凯尔姆一处显要的转角地块上重新定义了公民性与社会交往空间；以及商用微更新项目平拱石券（The Flat Vault），在由12世纪十字军所建教堂的附属修道院商店中，并置并融入了一座石质拱券。
在这些引人瞩目的作品中，Wonder Cabinet 显然不仅凭借其精致的落地度以及丰富的空间多维性吸引了评审团的目光，更在于其作为一个具有社会生产性的平台，消融了社会基础设施与建筑之间的界限。该建筑旨在支持文化、创意、设计与生产，致力于为建筑师、设计师、厨师、手工艺人以及声音和视觉艺术家等群体提供容身之所。在很大程度上，该项目彰显了2025届评审团所倡导的精神。评审团将本届评选定义为“通过设计培育韧性与乐观精神”的一年，而该项目恰恰证明了建筑如何能够同时激活社区活力并推动产业发展。
本文是我们全新 观点（Opinion） 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旨在针对塑造我们行业的一些关键问题发表论证性文章。
传统上，参观博物馆是一项排入日程的特定活动，有着清晰设定的流程。抵达馆舍便具有仪式感——不论是通过宏伟的台阶或门槛、售票处和咨询台，还是通过语音导览以及简明介绍其使命与历史的机构前言。这种刻意营造的“特殊仪式感”，源于长期以来对博物馆的构想：刻意追求非凡、精心策展，并围绕特定的叙事主线展开。在这种模式下，博物馆扮演着权威的角色——其知识深厚、经过验证，应当被尊崇而非质疑——而建筑空间与动线设计则强化了一种颇为单一的进入、学习和记忆方式。
在中国南方——尤其是香港、深圳和广州，流传着一个关于选房的都市传说：要避开西晒房。几十年来，西晒已被证实是一种尤为恼人的居住硬伤：午后太阳角度低，带来了强烈的热增量（尤其在夏季），且光线会直射到室内深处。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夏季的延长和升温，曾经被无限浪漫化的“午后余晖”，正越来越多地被眩光、酷热和疲惫感所取代。虽然这一经验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但它却清晰地指明了不容置疑的建筑学规律：避开西晒不仅是为了热舒适性，更是为了避免最刺眼、最具侵入性的直射光——这种光线以最无情的角度射入，使表面曝光过度、削弱空间深度，并将房间变成高对比度的不适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