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新首府的诞生，通常是以其标志性建筑为宣告的：议会大厦、秘书处大楼以及赋予政府所在地公共形象的礼仪性空间。然而，在印度安得拉邦的阿马拉瓦蒂（Amaravati），这座新首府的形象却植根于一片由耕地、村落和既有道路交织而成的古老景观之中。在首府规划项目启动之前，该地区早已分布着农业村落、地方道路，以及与克里希纳河（Krishna River）及其水系相连的定居点。这一首府建设项目正在将这片农耕土地重组为一座规划井然的行政城市，并将现有的定居点和土地所有权纳入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其建筑特质的确立，将取决于新建筑、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如何与原有的村落及自然景观相融合。
乌托邦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社会或场所，那里的政治、社会和生活条件与当下有着本质的不同。该词源自希腊语，字面意思是“无处之所”或“不存在的地方”。尽管乌托邦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但这种想象的行为长期以来一直激励着建筑师和城市思想家去憧憬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如今城市面临的气候危机、污染、地价飙升、人口老龄化、住房不平等、社会服务匮乏、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以及持续存在的不公等重重挑战下，一些地区正面临着气候过热和环境退化，而另一些地区则在为获取自然、土地和社区资源而挣扎，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在由部分失败的现代城市规划逻辑所塑造的当代城市常态下，当我们重新思考乌托邦时，21世纪一个更宜居、可持续、多元且包容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这正是贯穿 Utopian Hours 2026 的核心议题。作为一项致力于城市营造的国际节日，该活动通过一系列演讲、展览和圆桌论坛，探讨了如何塑造城市景观，以及哪些设计思维模式能够变革城市生活。
伯利兹位于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岸，是一个历史耐人寻味的小国。它北邻墨西哥，西接、南邻危地马拉，东临加勒比海。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被称为英属洪都拉斯，并于 1862 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而早在几十年前，它的中美洲邻国就已纷纷脱离西班牙独立。在向独立过渡的过程中，该国确立了两个代表其新兴身份的象征：一是采用了新国名——伯利兹，二是建设了一座新首都。这座新城的建立不仅是为了治理这个新兴国家，更是为了防止飓风危害国家政局的稳定。
建筑学一直将水视为背景或问题：一处待框景的画面、一场待排干的灾害，或者一个待接入的市政设施。而在当代的印度，一种更为深远的关系正在形成。水依然是一种共享的生态资源，然而其周边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却日益被注入资金并作为经济资产受到保护。海岸线被向外延伸以承载交通，湖泊边缘则变成了利润丰厚的开发区。这一决策过程交织着多个话语体系各异的机构，从而对“由谁决定水体及其周边环境的用途”以及“由谁承担后果”提出了挑战。
2016年，伦敦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首次提出将位于伦敦市中心西敏市的牛津街改造成步行街的构想。该项目原计划于2020年完工，但在经历两次公众咨询后于2018年被搁置。2024年项目重启，随后进行的两轮公众咨询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此持支持态度。该项目于2026年2月获得最终批准。10月26日（星期一），从奥查德街（Orchard Street）到大波特兰街（Great Portland Street）全长近一公里的路段正式实现无车化。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该计划第一阶段的启动：目前，该路段已禁止私家机动车、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自行车、滑板车及人力三轮车通行。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 LOCO 联盟建筑设计竞赛旨在将占地 73,600 平方米的棕地（位于“Temka”住宅区的前苏联时期第比利斯电力机车制造厂）改造为一个名为 Loco Park 的全新绿色社区和文化地标。2026年10月18日，LOCO 联盟正式宣布博埃里建筑设计事务所（Stefano Boeri Architetti）的设计方案在该场地的改造竞标中胜出，并于10月23日公布了官方总体规划效果图。获选的总体规划方案旨在将工厂的工业遗产与现代建筑、高密度绿色公共空间及社区休闲中心相融合。与正式的总体规划竞赛同步，该场地目前已在举办各类大型文化活动。
在印度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并不总是一道冰冷的混凝土防线。在许多地方，它表现为一片由错综复杂的根系、潮汐通道和泥沙堆积而成的森林——这是一种随水流变化而不断重塑的景观。红树林不仅影响着水流的运动与海岸线的演变，也深刻关乎沿海社区面临的洪涝风险。它们在沿海防护中发挥的作用，取决于森林的宽度、健康状况、潮汐起落以及泥沙的淤积情况。
海堤和堤坝旨在通过明确的边界来阻挡海水，而红树林则通过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它们的根、干、枝对流动的水体形成阻力，同时整个森林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泥沙和潮汐流发生着持续的相互作用。尽管这两种防护形式常常被分开讨论，但在人类居住的海岸线上，它们实际上共处于同一空间。城市建设在堤坝后方展开，道路横穿潮间带景观，而红树林则在基础设施与海水之间的夹缝中顽强生存。这些元素的空间布局，往往直接决定了沿海防护措施的实际效能。
本周，从自然灾害的影响到建筑在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城市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关于住房、安全以及城市未来的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0月13日是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韧性始于家园（Resilience Starts at Home）”。就在该纪念日前几天，巴拿马发生 7.7 级地震，导致建筑受损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人员疏散，这进一步凸显了上述议题的紧迫性。除了防灾减灾工作之外，本周的行业动态也反映了更广泛的努力，包括解决住房需求、赋予既有建筑新功能，以及打造支持教育、文化和公共生活的空间。
理论上说，参加建筑竞赛是建筑系学生所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然而，竞赛之所以吸引学生，在于其提供了实验的契机：在常规学期的教学节奏之外，接触一个界定宽泛的设计任务，从而有空间去尝试非常规的构想与不熟悉的工具。这种与学术评估拉开距离的做法是近期才发展起来的，而在历史上，竞赛曾一度是建筑教育的核心。
在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教学工作分化为两个维度：一是工作室（atelier），学生在执业建筑师的指导下方案深化；二是竞赛，由教授组成的评审团在不跟踪方案深化过程的情况下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独立评判。这一模式后来被接受过法国传统训练的教师引入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宾夕法尼亚大学（Penn）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等学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学校保留了工作室模式（演变为如今的设计课程 studio），而将竞赛边缘化，推向了教学大纲的边缘。
滑板运动最初由加利福尼亚的冲浪者创立，他们试图将冲浪的轨迹延伸至柏油路面上。但很快，它便超越了单纯作为无浪日替代品的角色。它确立了自身作为一种以不同逻辑阅读城市的实践方式，将台阶、扶手、墙面和缝隙空间重新诠释为潜在的路线、挑战与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城市文化，一种通过运动栖居并改变公共空间的方式。曾经边缘化的活动，如今已成为构建社区和激发被忽视空间新用途的催化剂。从本质上讲，滑板运动揭示了同一座城市中并存着多少种不同的城市面貌，这取决于谁在其中穿行，以及每个人如何重新解读周围的环境。
Utopian Hours 2026 国际城市营建节第二部分将于10月16日至17日在都灵举行。继在鹿特丹开启首个篇章后，该节日重返其意大利的诞生地，以此纪念其十周年版。本次活动的嘉宾阵容和文化项目旨在探讨城市如何创造性地应对21世纪在社会、环境和政治上面临的挑战。自2017年起，Utopian Hours 营建节便由 Stratosferica 组织举办。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文化协会，该机构致力于通过产出关于城市演化、城市传播策略、活动策划、社区建设和场所营造等内容，来生成并分享城市相关知识。
在欧洲，各大城市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使现有的城市条件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和日益炎热的夏季，又要改善人们接触自然、优质公共空间和日常活动资源的途径。“欧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计划下的一项倡议——ReGreeneration在九个欧洲城市展开合作，致力于通过社区尺度的城市生态修复来应对这一挑战。该计划在巴塞罗那的项目结合了完整社区、公共空间以及城市自然解决方案的策略，深入探讨了如何将气候适应性融入日常生活的边缘和残留空间中。作为追踪ReGreeneration倡议在各参与城市进展的系列文章之一，本文将目光投向巴塞罗那。该项目正在当地的特里尼塔特诺瓦（Trinitat Nova）社区展开，探索那些微小、且往往被忽视的城市空间如何为更大规模的更新模式做出贡献。
填海造陆通常被呈现为全新的土地：平坦、可用，且随时可供建筑开发。在空间匮乏的城市中，它承诺提供更多空间，使城市能够延伸滨水区并建设文化街区。有时，这些新开拓的土地还可能发展成金融中心、开辟公园，并畅想超越现有土地界限的未来。然而，填海造陆绝非仅仅是土地。它是一个经过工程处理的表面，通过填埋、防波堤、排水和土壤稳定等手段建成——这也是与它声称已排挤的水域进行的一场长期博弈。
这使得填海造陆成为建筑界最强大也最模糊的空间幻想之一。一方面，它提供了自由：一个近乎可以从零开始规划街道和建筑的“白板”（tabula rasa）。另一方面，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却掩盖了其依赖性。人工填筑的土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确实是“陆地”。它必须抵御洪涝、承载地基、生长树木，并在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地表之上维系公共生活。
台北北门（又称北门）不仅是这座城市复杂历史的缩影，更是其周边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以及人们对历史建筑周边城市空间态度转变的见证者。它是清朝时期的帝国边防前哨，在日治时期免于拆除，又在战后现代化的浪潮中被高架桥和公路所包围。而近年来，随着周边广场的设计与开发，北门重新赢回了其瞩目的城市地标地位。这座城门在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重点与建筑政策中得以幸存，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这不仅体现在建筑实体的存续上，更体现在环绕其周围的开放空间的设计中。
当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远离现有秩序时，往往更容易被构想。在拉丁美洲，这种空间距离往往体现在地理疆域上。该地区的许多角落一再被视为构筑全新世界的起点。然而，这些土地从未真正空无一人。
对于建筑师而言，这一设想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起点：规划蓝图。从高空俯瞰，一片土地仿佛一张白纸，等待着轴线或网格的勾勒。但在平视角度下，这片土地早已布满了居民和他们日常踩踏出的道路。
1948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西岸建立了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Fresh Kills Landfill）。该选址因地处偏远湿地且地价低廉，起初仅计划作为临时设施，但到1955年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并在1991年的鼎盛时期达到日均接收垃圾2.9万吨。截至2001年，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持续运营后，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占地已达2200英亩（约为中央公园面积的三倍），并在太空中清晰可见——尽管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奇观。规划之初，摩西并未料到自己会设计一个垃圾场，而是（在不公开使用这一称呼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地貌：四座海拔高达60米的人造山丘，完全由800万城市人口日常生活的累积残留物堆砌而成。
如今，这一地貌正在缓慢地蜕变为一座公园。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赢得了该市于2001年发起的国际设计竞赛，并提交了名为《生命景观》（Lifescape）的总体规划，这一项目将耗时30年才能最终完成。填埋场的四座土丘正在被覆盖封顶、植树造林，并逐步向公众开放。在这些人造山丘周围的湿地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垃圾分解产生的甲烷也被收集并引入能源系统。纽约消费社会的铁证，在此被转化为生态工程的壮举和一项机构记忆管理的实践（以此让这座城市最令人尴尬的景观，逐渐蜕变为其本该拥有的模样）。
“让我们严肃地审视事实。”1959年，正值冷战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民防与防灾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and Defense Mobilization）主任以此直白且难言宽慰的警句，为《家庭防辐射避难所》（The Family Fallout Shelter）这本32页的手册拉开了序幕。该文件指导家庭如何建造避难所，以防范核袭击后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并通过技术图纸和示意图，详述了利用混凝土块、填土或填砂墙体、地下结构以及通风系统的具体解决方案。在许多层面上，这本生存指南同样扮演着建筑施工手册的角色。
在许多亚洲城市，人们与夏季气候正逐渐拉开距离。在香港，人们可以从住宅塔楼出发，穿过裙楼商场，进入港铁（MTR）系统，到达另一个商业综合体的地下，然后继续穿过封闭的天桥或地下通道，而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室外的天气。炎热、潮湿、降雨以及季节变化依然存在，但通过由空调系统调节的连续室内网络，这些气候要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直接避开。
几十年来，空调已从一种用于单一房间降温的技术，演变为能够创造出另一种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这一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往往将火车站、购物中心、住宅、办公楼以及其他日常服务设施整合进相互连接的综合体中。“铁路加物业”（Railway plus Property）模式使这种交通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走向制度化，从而塑造了这样一种街区：人们在城市中的穿行，往往与在私人管理的室内空间中的穿行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