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12日，阿布贾正式成为尼日利亚的首都。该市位于中部的联邦首都区（FCT），在一场旨在促进国家融合与更均衡区域发展的结构性改革中，取代了人口最稠密的沿海城市拉各斯。与其他首都搬迁案例类似，尼日利亚迁都也是出于战略考量，旨在将阿布贾打造为国家新的行政中心，其常被称为“团结的中心”。该市最初被设想为一座规划城市，其总体规划由总部主设于美国的国际规划联营体（IPA）制定。三十多年后，由 MAG International Links Limited 开发、并由Benoy设计的全新总体规划“City Walk”出炉。这一占地250公顷的综合功能区，集酒店、办公、住宅、零售、文化、教育和医疗设施于一体，并规划有一座450米高的地标塔楼和一个拥有1.3万个座位的室内体育馆。
“描绘新世界”（Map the New World）是由日本国土交通省（MLIT）主导的 PLATEAU 项目的口号。该项目旨在开发并推广能够展现日本全国城市多样性的三维（3D）城市模型。日本共有744个城市，其中包括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190个常住人口在10万至100万之间的城市，以及540个常住人口在1万至10万之间的城镇。截至目前，已有250多个城市的三维模型通过该国公共地理空间信息中心（G-Spatial Information Center）作为开放数据发布，用户也可以直接通过网页端进行查看。据日本官方介绍，该项目旨在通过为社会提供应对地方挑战的新工具，来增强城市韧性。这不仅涉及城市空间建模，还包括与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及技术社群的通力合作。此外，该项目还对近期闭幕的大阪世博会场地进行了数字化重建。
ReGreeneration 项目是一项由“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资助、由 Inetum 牵头，并获得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C40 Cities）、奥雅纳（ARUP）、Placemaking Europe 等多家机构支持的计划。该项目致力于推动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学术界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深度合作，共同探索城市更新、绿色公共空间与社区尺度设计的交汇点。其核心前提旨在探讨欧洲城市如何建设、维护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该项目指出，在日益严峻的气候压力下，城市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才能保持其宜居性。
公共空间的设计往往基于一种狭隘的假设，即人们该如何移动、互动以及对周围环境做出反应。而 ParkTEA 项目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立足点：城市也应当为那些有着不同感官与社交体验的人群提供容身之所。
该项目由 Ignacio Martínez Pardo 在马德里高等建筑技术学院（ETSAM）开发，是在 2024 至 2025 学年硕士毕业论文（Graduate-MHab）课程中构思完成的，并得到了 Héctor Fernández Elorza、Jesús Aparicio、Carlos García Fernández 和 Jaime Daroca Guerrero 的指导。作为首届 ArchDaily 学生项目奖（ArchDaily Student Project Awards）的获奖作品之一，ParkTEA 通过一项融合了关怀、基础设施与城市生活的方案，深入探讨了“共生”这一主题。
在香港，建筑往往受制于房地产逻辑、基础设施和加速发展，旨在服务于人体尺度的公民实验空间显得尤为狭窄。正因如此，信言设计大使（Design Trust）显得独树一帜。作为一个资助与项目推动平台，它致力于支持介于建筑、研究和公众项目之间的空间干预——这些工作往往因过于微观、具有集体性或充满不确定性，而难以纳入传统的“业主-建筑师”合作模式。
这一工作的核心人物是姚嘉珊（Marisa Yiu）。在她的领导下，信言设计大使不仅扮演着项目推动者的角色，更成为了一个活跃的文化主体。通过“香港微型公园”（Micro-Parks Hong Kong）等倡议，结合展览和公众项目，该机构将话语传播和原型设计视为发挥空间能动性（spatial agency）的方式，在连接设计师、社区、机构和政策对话的同时，重点探讨公共空间的管理、维护及其“后续生命力”（afterlife）。
巴西利亚世贸中心 Biotic（World Trade Center Biotic）位于巴西利亚科技园（Parque Tecnológico de Brasília）内，是由巴西事务所 Architects Office 设计的综合体开发项目，也是该区更大规模城市扩张计划的一部分。该项目是 Carlo Ratti Associati 于 2020 年制定的总体规划的一部分，目前正在开发中。作为一个多功能综合体，该方案在一个统一的城市框架内，集成了办公、住宅、酒店、零售空间以及共享设施。项目占地面积约 7 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预计到 2030 年将完成约 15 万平方米的建设。
城市科学（City Science）是一门迅速扩展的职业学科，研究并工程化城市系统。它利用科技、大数据与复杂系统物理学来应对诸如低碳、出行与宜居性等挑战。其核心在于以数据为驱动的解决方案。它运用统计学、建模与人工智能来揭示城市的隐性动态 —— 从能源使用到人类移动。城市科学采用的策略旨在减少碳排放、提升效率，并营造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城市环境。
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社会和城市挑战，如今跨学科的学习与交流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每年夏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CED）都会成为建筑、景观和城市探索的密集实验场。通过“可持续城市设计与创新”（DISC）和“夏季学院”（Summer Institutes）这两个互补的项目，伯克利提供了一种兼具学科严谨性、有意识交流以及共享学院文化的沉浸式课程。这些项目共同体现了环境设计学院（CED）长期以来的多学科架构，让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在同一个屋檐下蓬勃发展、协同合作。
建筑正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做减法”，而非“做加法”。在充满持续流动、喧嚣与预期压力的环境中，那些允许人们驻足、停歇并感受当下的空间，已变得愈发罕见，却也愈发不可或缺。许多公共和半公共场所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促使人们不停移动、消费或做出反应，从而几乎没有给徘徊、观察或仅仅是无目的地存在留出余地。
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建筑实践正将注意力从“激活”转向“在场”。这些空间并非要求使用者进行互动或参与，而是创造了支持停留的条件。舒适感、连续性和开放性让人们得以在毫无压力或义务的情况下留下来，从而使“在场”成为一种空间品质，而非一种活动。
有些城市的发展循序渐进，有些城市则在爆发式的加速中实现重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似乎就介于这两者之间。其历史核心区——内城（Icherisheher），至今仍保留着一种抵御扩张的空间逻辑：紧凑、封闭，以邻近性与重复性为特征。然而，一旦越过城墙，整座城市便开始发生转变。空间尺度不断放大，建筑间距随之拉宽，建筑之间的关系也从原有的连续性转变为对视觉显现力的追求。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巴库一直致力于刻意塑造自身的城市形象。石油财富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建筑则成为其最核心的工具。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黑达尔·阿利耶夫文化中心（Heydar Aliyev Center）以及火焰塔（Flame Towers）便是这一转型的象征，其极具张力的形式不仅在城市实体中矗立，更在媒体传播中广为流传。它们是精准、受控且高度成熟的建筑实体。但同时，它们也引入了一种不同的城市逻辑——这种逻辑更强调建筑的独特性而非连续性，并将建筑定位为某种城市形象的表意媒介。
2023年，在利雅得举办的“THE LINE”展览闭幕之际，ArchDaily 总编辑与沙特新未来城（NEOM）“THE LINE”设计执行总监 Tarek Qaddumi 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Qaddumi 描绘了一个以“五分钟步行生活圈”为核心概念的分层、立体的三维城市：垂直叠加的步行社区通过高速铁路相连，彻底摆脱了汽车和传统街道基础设施的束缚，旨在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和谐共生。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愿景，结合当时背景来看，它既具备合理性，又极具吸引力。对于正在苦苦思索如何解决20世纪城市建设弊端的建筑师和城市思想家而言，其阐述的理念无疑非常值得探讨与规划。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但其建筑形式却从未一成不变。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创造了不同的方式，来在世间安置逝者（或近或远，或显或隐，或丰碑耸立或悄无声息），而这些抉择始终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与政治分量。墓园，正是这种分量在空间中昭然若揭的场所，将信仰与规制转化为边界、路径与名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墓园的营建与城市规划如出一辙。它需要出入口、边界，以及能够持续扩展却不失清晰度的内部秩序。它不仅依赖象征意义，也依赖土地与水资源管理；不仅取决于空间形式，也取决于行政管理。然而，它真正面临的建筑学难题在于，如何在保留祭奠私密性的同时，让这片庞大且不断演变的领域清晰可读。名字必须易于寻找，路线必须清晰可辨；树木在生长，小径在偏移，石碑在风化，档案在累积。那些看似凝固不变的存在，在实践中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旨在供人们在最初的悲恸消散许久之后，依然能够反复前来、凭吊抚慰。
在快速城市化的催化下，城市的升温速度约两倍于全球平均水平。尽管气温上升正在重塑全球的日常生活，但一些城镇和社区（通常是那些最脆弱、资源最匮乏的地区）的升温速度却远超其他地方。究其原因，在于城市环境。道路、建筑、人行道和公共空间等建成基础设施，决定了热量如何在城市中流动、在何处聚集以及滞留多长时间。无论处于何种气候带或地理位置，阴影依然是为行人降温并缓解建成环境热压力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
全球城市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致力于修复生态系统和增强公共生活的公民基础设施支持下，变得更健康、更绿色。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全球气候目标、地方建筑规范以及市政标准正日益引导着设计师和规划师做出更佳选择。然而，许多城市仍难以将这些框架转化为日常街道层面的舒适体验以及长期的生态保护。如果我们不再将城市视为传统的都市，而是将其视作一个国家公园，会发生什么？
国家公园的运行依赖于保护系统，该系统将土地视为一个由生态关系网络构成的整体，而非孤立地块的简单集合。它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基准，明确了随着时间推移必须予以保留、维护和向公众开放的内容。当这种逻辑应用于城市环境时，其成功能够激发设计师、政策制定者和居民的自豪感与共责意识，从而促成对健康、栖息地和公民基础设施的集体承诺。
在那些已无法将“完美”奉为终极追求的城市里，乐观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放眼全球，城市环境正承受着多重压力的叠加：气候波动、空间不平等、政治分裂、公众信任缺失，以及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这些现实让理想城市的构想愈发与真实生活脱节。然而，构建更优质城市系统的希望依然长存。尽管乌托邦愿景看似是对现代世界日益复杂性的逃避，但当代城市营造面临的更大挑战，实则是直面而非回避这些复杂性。
在建筑话语中，“特异性” 已重新成为核心议题。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项目往往不顾具体语境而套用熟悉模式，如今建筑师正转向扎根于场地特性的设计方法。这种对语境的重新关注，折射出更广泛的社会、气候与政治压力：城市正面临极端高温、生态挑战、人口结构变迁，以及催生新型集体生活形态的变革，这些都需要基于当下具体条件作出回应。
情境化建筑诠释了这一转变。它所指的设计方法强调形式、功能与材料特性均源自其生成的特定环境 —— 包括微气候、文化结构及日常仪式。这类实践摒弃通用模板，转而以观察、原型测试及直接参与地方动态为起点。这一逻辑在西班牙 TAKK 事务所的气候与材料实验中可见一斑，例如其 “便携花园”（Portable Garden）和 “10k 住宅”（10k House），这些轻量化原型根据热工与生态梯度进行精准调适；在荷兰 Studio Ossidiana 设计的艺术馆 M（Art Pavilion M）中，建筑形态由分层土壤与生态循环塑造而成；在伊萨昆·钦奇利亚（Izaskun Chinchilla）对本土物件的重新诠释，以及后续 “100 把椅子”（100 Sillas）和 “3 个城市客厅”（3 Salones Urbanos）实验中；在 Common Accounts 事务所探索的叙事性住宅空间中；以及在 Raumlabor 事务所针对后工业柏林地域特性开展的直接城市干预中，均体现了这一理念。
每年都会涌现出新的理念、项目和建筑文化的变革，但同时也伴随着那些塑造了数十年建筑学科的先驱人物的离世。建筑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也在逝去中不断进步。当那些阐明建筑语言和抱负的人物离世时，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已完成的作品或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他们的离去构成了一个门槛，一个建筑学科停下来思考的时刻，让我们得以审视哪些东西得以保留，哪些东西正在演变，以及哪些东西将继续指引我们。这些逝去的时刻提醒我们，建筑是一个漫长的集体建构过程，它不仅由那些塑造当下的人所承载，也由那些其远见卓识持续影响我们对城市和景观思考的人所承载。
2025 年离我们而去的建筑师与思想家们来自全球各地，但他们作品所探讨的问题却往往交织在一起。一些人从身份认同、象征意义和历史延续性角度审视城市，力求将建筑环境扎根于文化记忆之中。另一些人则通过工程精度、生态系统或激进实验来解读城市，拓展了建筑的边界，以及人们对建筑的体验方式。他们的作品所涉背景极为多元，涵盖战后英国、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中欧先锋派，以及不断演变的柏林和纽约文化机构。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光谱，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些光谱定义了建筑文化，并将继续塑造建筑文化，揭示了建筑与社会、科技和环境互动的多种方式。
城市正在缓缓重塑自身面貌。随着气候目标的设定、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远程工作模式对日常节奏的重塑，适宜步行的街道、便于骑行的网络以及多功能混合社区正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的重点。然而，即便这些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日益受到重视，大多数城市仍高度依赖私家车，这使得我们正在规划的城市未来与当下依然存在的出行习惯之间产生了矛盾。
这种矛盾促使建筑师和开发商重新思考城市规划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停车。多功能混合用途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将住宅、工作场所和服务设施紧凑地整合在一起，每一平方米的空间都需发挥更大效用。如今，挑战已不再仅仅是车辆停放的位置问题，而是如何以一种支持高密度、宜居性和长期适应性的方式整合停车设施 —— 让城市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避免被车辆主导其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