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建筑才值得保护？“历史悠久”是最普遍的答案，但未必总是最贴切的。一栋建于20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的建筑，其承载的历史意义或许并不亚于一座中世纪大教堂；它需要的只是一套不同的评估框架——不仅要考量时间的流逝，更要权衡其政治背景、文化内涵和建筑本身的创新。对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现代主义建筑而言，情况尤为如此，因为这一运动在这些地区呈现出了极其独特的表达形式。
正是基于这一议题，ArchDaily 与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orld Monuments Fund，简称 WMF）携手展开了对话。WMF 带来了遍及全球的实地保护专业经验，而 ArchDaily 则发挥其编辑能力，将这些保护工作置于具体语境中，并将其推向全球读者。我们的目标是并驾齐驱：在保护这些遗址的同时讲好它们的故事，从而在更广泛的维度上重塑公众对现代主义遗产的认知，使其超越单纯的“文保”范畴。
在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26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荣登全球最宜居城市榜首。丹麦建筑中心指出，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丹麦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扬·盖尔（Jan Gehl）的工作，而他也在今年迎来了90岁寿辰。扬·盖尔的职业生涯致力于城市生活与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他于2000年创立了盖尔建筑事务所（Gehl Architects，现为 Gehl Studio），并撰写了大量关于城市设计方法论的著作，旨在打造充满活力、健康且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为庆祝他的生日，丹麦建筑中心特别推出了一场展览及系列活动，重点展示他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解放并不总是始于纪念碑。它可能始于一座花园、一个庭院、一片空地或一块田野，始于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在此聚集的可能。在被殖民主义和剥夺所形塑的历史中，空间不仅仅是解放发生的背景，更是解放的实践本身：被耕耘、被占领、被隐匿、被穿行，并被集体性地重构。
Wolff Architects 的研究项目《解放花园》（Liberation Gardens）将花园作为解读这些空间实践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是种植作物的土地，更是一个维系生存、获取滋养和激发解放想象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定义花园的与其说是景观设计，不如说是人与土地、耕作与知识、占领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它既能容纳文化生产与基本生计，也能承载在暴力和剥夺的环境下萌芽的集体生活形式。从空间维度来理解，解放不仅关乎抵达最终的自由状态，更关乎以不同方式栖居的可能性。
人们从不缺少对气候灾难后世界模样的想象。从反乌托邦幻想、后末日文学，到灾难电影、漫画和电子游戏，无数电影和小说流派都围绕着“当现代防御机制失效时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展开。燃烧的森林、淹没的城市、废弃的基础设施、资源匮乏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已成为人们熟知的视觉和叙事语言。在想象一个未能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会带来何种后果时，我们已经变得异常熟练。
非洲城市中的殖民暴力已从政治层面蔓延至空间领域，深植于街道网格、土地确权制度、排水基础设施和住宅分区之中，至今仍在固化不平等与人口流离失所。金沙萨、喀土穆和坎帕拉的城市形态都承载着这种殖民余波，它们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运转中的结构；不仅决定了谁能享有市政服务、谁只能栖身于易涝地区，还催生了日益严峻的气候不稳定性，从而将这一空间机器推向了全新的维度——甚至是地质维度。
建筑的可持续性经常被讨论得仿佛是一个通用标准——原则上也确实应该如此。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能源性能、隐含碳、认证体系、材料效率、生物多样性以及全寿命周期影响来评估建筑。然而，决定实际必须落实哪些措施的规则，却依然带有强烈的地域局限。在伦敦、纽约或哥本哈根设计的项目可能会受到严格的能源法规、环境审查、信息披露要求、规划控制以及日益雄心勃勃的碳目标的约束。然而，同一家事务所若在其他地区开展工作，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可能会截然不同。
这给国际建筑界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法律对可持续性的强制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时，建筑师应当坚守怎样的标准？
由 ZHA、A&O TEC、Prior + Partners、Homa、Buro Happold、Systematica 和 Fichtner 组成的联合团队，近期公布了其为利比亚班加西打造的“下一代城市规划”（Next Generation City Plan）概念提案。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该项目旨在将这座历史港口城市的独特身份特征，与引导其走向2050年发展所需的规划技术相结合。该方案是为 A&O TEC 编制的，包含“愿景与空间策略”（Vision and Spatial Strategy）和“数字规划中心”（Digital Planning Hub）两部分。前者将城市的性格与集体记忆转化为可适应的发展框架；后者则是一个基于实证的循证模型，通过对城市进行测绘，以识别其发展潜力及塑造其增长的各种要素。
问及当今建筑学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建筑师们极少会提起距离事务所仅两条街开外、那栋疏于维护的战后住宅楼。他们脑海中闪现的，反而是火星上的气压差，或是海上漂浮平台所承受的拉伸荷载。毕竟，在一片未被占领的土地上，设计师无需与任何人妥协，没有需要背负的历史包袱，也没有对上一次翻修记忆犹新的租户——这一切，都让设计变得轻而易举。
建筑师总认为自己正在解决比邻里琐事更为艰难的挑战。然而，像“线形城市”（The Line）这样一个旨在容纳900万居民、全长170公里且建于无主之地的项目，在建筑学层面的难度，其实远不及一个拥有百年租期、产权纠纷不断，且规划部门深知前三家把“社区”挂在嘴边却心怀鬼胎的开发商套路的旧城基地。相反，前者的难度要低得多：没有需要说服的对象，没有需要面对的历史，也没有会输掉的争论。由此不难产生疑问：如果真正困难的问题其实就摆在距离事务所两条街之外、至今未得解决，而那个更容易的问题却源源不断地收获着效果图与融资，那么此时用“雄心”来形容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妥当。这其实是在刻意逃避某些东西，而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被逃避的究竟是什么。
公共空间往往被寄予了普适性的期望，但在实际中，不同群体所获得的准入体验却存在差异。对许多女性而言，在城市中穿行需要不断评估自身暴露的风险、可见度、与他人的距离、照明情况、交通便利度、逃生路线以及遭遇骚扰的可能性。这些考量不仅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也由空间条件所决定。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城市形态、维护管理、出行流动性、空间治理以及公共投资分配的多维问题。尽管建成环境或许并非性别暴力的始作俑者，但它会加剧脆弱性，并使不平等的空间准入常态化，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中。
对于建筑师和规划师而言，治安安防设计（security）与日常安全感设计（safety）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安防策略往往侧重于监控、控制、警力维持以及人员流动管理，而日常安全感则取决于人们能否看清环境并被他人看见、路线是否清晰可辨、公共空间能否在全天都支持各种活动，以及长期维护机制是否健全。设计的作用在于重塑公共生活发生的基本条件。
奥斯陆既是挪威的首都，也是其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奥斯陆峡湾的顶端，四周环绕着茂密的丘陵，市区人口约 70 万，而大都市区的人口则超过百万。奥斯陆建城约有一千年历史，作为贸易重镇和行政中心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其现代城市特质的奠定，主要源于17 世纪的一场大火。灾后，该城在丹麦统治下进行了全面重建，并曾被短暂更名为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如今，它因融合了都市生活与触手可及的自然环境而备受赞誉，常年位列全球最宜居城市之列。
雅加达未来的海岸防御工程曾一度被设想为一只从海中腾空而起的巨型“迦楼罗”（Garuda，神鹰）。这只神话中的巨鸟是印尼的国徽象征，它为这项庞大的海岸干预计划赋予了具体形态。该计划旨在保护这座不断下沉的首都免受洪灾侵袭，同时在近海创造新的陆地。这是一幅非凡的图景：防波堤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城市。“大迦楼罗”计划之所以极具启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气候适应与城市开发开始重叠时会发生什么。一旦防护性基础设施同时创造出高价值的土地，防卫城市与重塑城市之间就变得难以割裂。
本文是 Cobe Notes x ArchDaily 联合推出的纸媒特刊《阈值》（"Thresholds"）的一部分。
在地下深处，埋藏着一种悄无声息地塑造了现代世界建筑的物质。在建筑学的讨论中，石油鲜少被提及，然而石油的开采、流通与消耗却深刻地重构了区域的空间逻辑。管道、炼油厂、钻井平台、港口、高速公路以及石化综合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景观，维系着当代生活的运转，并组合成一种离散的能源建筑学。
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石油成为了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它为交通提供动力，为工厂注入能量，并支撑着那些空间组织依赖于持续能源流动的城市发展。然而，维系这些能源流动的物理基础设施却极少成为建筑学探究的对象。人们的注意力仍主要集中在形式、类型学或城市密度上，而支撑这些环境的物质系统在学科内部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当我们将健康状况标注在社区地图上时，城市形态所带来的空间后果便一目了然。那些支持步行、日常出行、社交互动以及提供基本服务便利性的社区，创造了将体育活动融入日常习惯的契机。相反，那些围绕着长距离和汽车出行而组织的场所，则剥夺了这种机会。人们进行身体活动以及将其融入日常生活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到杂货店的距离、人行横道的安全性、公共交通的频次、人行道的宽度，以及步行距离内的服务设施数量。
任何住房危机最终都会演变为土地问题，而每个土地问题最终又会演变为价值观的选择。如今，美国西海岸正处于这一十字路口。从洛杉矶到西雅图，各大城市在寻找土地以建造承诺多年的保障性住房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答案：公园或绿带。这看似是一项规划分区决策，实则是一场无声的公决，拷问着城市为了保障一种福祉而甘愿牺牲另一种福祉。
8月下旬，阿尔及利亚北部发生严重山火，导致居民区、农田和关键交通要道直接面临快速蔓延的火势威胁。吉杰勒（Jijel）、贝贾亚（Béjaïa）和蒂齐乌祖（Tizi Ouzou）的灾情已导致至少12人死亡，并迫使多条国家级干线公路紧急关闭。在此次山火爆发前，该国在整个夏季已多次遭遇火灾。据官方记录，仅在7月份全国就发生了近2,000起火灾，而当月底东北部安纳巴省（Annaba）的火灾导致100多名居民被迫撤离，近150栋房屋受损。新一轮火灾再次将居民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卷入快速蔓延的火势中。阿尔及利亚北部夏季常年多发森林火灾，而日益频繁的干旱和持续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剧了火险形势。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人口增长、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涌入，加之既有房屋的陈旧破败，古巴面临着全国性的严重住房短缺。 对此，政府出台了一项应对机制：将普通工人从原有的工作岗位上抽调出来，直接投身于建筑工地的建设。这一被称为“微型建设旅（Microbrigadas）”的计划彻底重塑了哈瓦那的整个街区。它将集体自我营建与国家主导的技术支持相结合，在首都的城市肌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一直延续至今。
1988年10月，即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去世三年后、政权垮台前三年，地拉那金字塔作为其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曾先后被用作广播电台、会议场馆、夜总会，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成为北约的基地。2023年，MVRDV将其重新改建为一座公园兼科技学校，并在建筑立面上增设了阶梯，使人们可以登临其上。此次启用的时间特意选在10月16日的西巴尔干峰会期间，而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天恰好是霍查的生日。两个相隔三十五年、基于完全相反的政治前提、旨在界定国家身份的项目，最终在同一座建筑结构中交汇。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当代气候适应与城市生态韧性的核心策略，正受到不同地理环境和气候带城市的广泛青睐。绿色屋顶、城市森林、生物滞留带、不断扩大的林冠覆盖、受保护的湿地以及透水景观，都在各地的城市适应规划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些干预措施部署在各个街区，分布于街道网络中，并通过生态修复公顷数、树木种植量、雨水截留量或温度降幅等指标进行衡量。这一转变拓展了生态在城市中的作用，将环境要素确立为基础设施系统，并为规划者将自然系统融入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