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并不总是一道冰冷的混凝土防线。在许多地方，它表现为一片由错综复杂的根系、潮汐通道和泥沙堆积而成的森林——这是一种随水流变化而不断重塑的景观。红树林不仅影响着水流的运动与海岸线的演变，也深刻关乎沿海社区面临的洪涝风险。它们在沿海防护中发挥的作用，取决于森林的宽度、健康状况、潮汐起落以及泥沙的淤积情况。
海堤和堤坝旨在通过明确的边界来阻挡海水，而红树林则通过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制发挥作用。它们的根、干、枝对流动的水体形成阻力，同时整个森林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泥沙和潮汐流发生着持续的相互作用。尽管这两种防护形式常常被分开讨论，但在人类居住的海岸线上，它们实际上共处于同一空间。城市建设在堤坝后方展开，道路横穿潮间带景观，而红树林则在基础设施与海水之间的夹缝中顽强生存。这些元素的空间布局，往往直接决定了沿海防护措施的实际效能。
本周，从自然灾害的影响到建筑在塑造更具包容性的城市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关于住房、安全以及城市未来的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0月13日是国际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韧性始于家园（Resilience Starts at Home）”。就在该纪念日前几天，巴拿马发生 7.7 级地震，导致建筑受损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人员疏散，这进一步凸显了上述议题的紧迫性。除了防灾减灾工作之外，本周的行业动态也反映了更广泛的努力，包括解决住房需求、赋予既有建筑新功能，以及打造支持教育、文化和公共生活的空间。
理论上说，参加建筑竞赛是建筑系学生所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然而，竞赛之所以吸引学生，在于其提供了实验的契机：在常规学期的教学节奏之外，接触一个界定宽泛的设计任务，从而有空间去尝试非常规的构想与不熟悉的工具。这种与学术评估拉开距离的做法是近期才发展起来的，而在历史上，竞赛曾一度是建筑教育的核心。
在巴黎美术学院（École des Beaux-Arts），教学工作分化为两个维度：一是工作室（atelier），学生在执业建筑师的指导下方案深化；二是竞赛，由教授组成的评审团在不跟踪方案深化过程的情况下对学生的作品进行独立评判。这一模式后来被接受过法国传统训练的教师引入了麻省理工学院（MIT）、宾夕法尼亚大学（Penn）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等学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学校保留了工作室模式（演变为如今的设计课程 studio），而将竞赛边缘化，推向了教学大纲的边缘。
滑板运动最初由加利福尼亚的冲浪者创立，他们试图将冲浪的轨迹延伸至柏油路面上。但很快，它便超越了单纯作为无浪日替代品的角色。它确立了自身作为一种以不同逻辑阅读城市的实践方式，将台阶、扶手、墙面和缝隙空间重新诠释为潜在的路线、挑战与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城市文化，一种通过运动栖居并改变公共空间的方式。曾经边缘化的活动，如今已成为构建社区和激发被忽视空间新用途的催化剂。从本质上讲，滑板运动揭示了同一座城市中并存着多少种不同的城市面貌，这取决于谁在其中穿行，以及每个人如何重新解读周围的环境。
Utopian Hours 2026 国际城市营建节第二部分将于10月16日至17日在都灵举行。继在鹿特丹开启首个篇章后，该节日重返其意大利的诞生地，以此纪念其十周年版。本次活动的嘉宾阵容和文化项目旨在探讨城市如何创造性地应对21世纪在社会、环境和政治上面临的挑战。自2017年起，Utopian Hours 营建节便由 Stratosferica 组织举办。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文化协会，该机构致力于通过产出关于城市演化、城市传播策略、活动策划、社区建设和场所营造等内容，来生成并分享城市相关知识。
填海造陆通常被呈现为全新的土地：平坦、可用，且随时可供建筑开发。在空间匮乏的城市中，它承诺提供更多空间，使城市能够延伸滨水区并建设文化街区。有时，这些新开拓的土地还可能发展成金融中心、开辟公园，并畅想超越现有土地界限的未来。然而，填海造陆绝非仅仅是土地。它是一个经过工程处理的表面，通过填埋、防波堤、排水和土壤稳定等手段建成——这也是与它声称已排挤的水域进行的一场长期博弈。
这使得填海造陆成为建筑界最强大也最模糊的空间幻想之一。一方面，它提供了自由：一个近乎可以从零开始规划街道和建筑的“白板”（tabula rasa）。另一方面，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却掩盖了其依赖性。人工填筑的土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确实是“陆地”。它必须抵御洪涝、承载地基、生长树木，并在一个此前并不存在的地表之上维系公共生活。
台北北门（又称北门）不仅是这座城市复杂历史的缩影，更是其周边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以及人们对历史建筑周边城市空间态度转变的见证者。它是清朝时期的帝国边防前哨，在日治时期免于拆除，又在战后现代化的浪潮中被高架桥和公路所包围。而近年来，随着周边广场的设计与开发，北门重新赢回了其瞩目的城市地标地位。这座城门在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重点与建筑政策中得以幸存，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这不仅体现在建筑实体的存续上，更体现在环绕其周围的开放空间的设计中。
当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远离现有秩序时，往往更容易被构想。在拉丁美洲，这种空间距离往往体现在地理疆域上。该地区的许多角落一再被视为构筑全新世界的起点。然而，这些土地从未真正空无一人。
对于建筑师而言，这一设想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起点：规划蓝图。从高空俯瞰，一片土地仿佛一张白纸，等待着轴线或网格的勾勒。但在平视角度下，这片土地早已布满了居民和他们日常踩踏出的道路。
1948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西岸建立了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Fresh Kills Landfill）。该选址因地处偏远湿地且地价低廉，起初仅计划作为临时设施，但到1955年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填埋场，并在1991年的鼎盛时期达到日均接收垃圾2.9万吨。截至2001年，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持续运营后，新鲜运河垃圾填埋场占地已达2200英亩（约为中央公园面积的三倍），并在太空中清晰可见——尽管这并不是什么体面的奇观。规划之初，摩西并未料到自己会设计一个垃圾场，而是（在不公开使用这一称呼的情况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地貌：四座海拔高达60米的人造山丘，完全由800万城市人口日常生活的累积残留物堆砌而成。
如今，这一地貌正在缓慢地蜕变为一座公园。James Corner Field Operations 赢得了该市于2001年发起的国际设计竞赛，并提交了名为《生命景观》（Lifescape）的总体规划，这一项目将耗时30年才能最终完成。填埋场的四座土丘正在被覆盖封顶、植树造林，并逐步向公众开放。在这些人造山丘周围的湿地得到生态修复的同时，垃圾分解产生的甲烷也被收集并引入能源系统。纽约消费社会的铁证，在此被转化为生态工程的壮举和一项机构记忆管理的实践（以此让这座城市最令人尴尬的景观，逐渐蜕变为其本该拥有的模样）。
“让我们严肃地审视事实。”1959年，正值冷战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民防与防灾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and Defense Mobilization）主任以此直白且难言宽慰的警句，为《家庭防辐射避难所》（The Family Fallout Shelter）这本32页的手册拉开了序幕。该文件指导家庭如何建造避难所，以防范核袭击后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并通过技术图纸和示意图，详述了利用混凝土块、填土或填砂墙体、地下结构以及通风系统的具体解决方案。在许多层面上，这本生存指南同样扮演着建筑施工手册的角色。
在许多亚洲城市，人们与夏季气候正逐渐拉开距离。在香港，人们可以从住宅塔楼出发，穿过裙楼商场，进入港铁（MTR）系统，到达另一个商业综合体的地下，然后继续穿过封闭的天桥或地下通道，而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室外的天气。炎热、潮湿、降雨以及季节变化依然存在，但通过由空调系统调节的连续室内网络，这些气候要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直接避开。
几十年来，空调已从一种用于单一房间降温的技术，演变为能够创造出另一种城市环境的基础设施。这一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往往将火车站、购物中心、住宅、办公楼以及其他日常服务设施整合进相互连接的综合体中。“铁路加物业”（Railway plus Property）模式使这种交通与开发之间的关系走向制度化，从而塑造了这样一种街区：人们在城市中的穿行，往往与在私人管理的室内空间中的穿行融为一体。
什么样的建筑才值得保护？“历史悠久”是最普遍的答案，但未必总是最贴切的。一栋建于20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的建筑，其承载的历史意义或许并不亚于一座中世纪大教堂；它需要的只是一套不同的评估框架——不仅要考量时间的流逝，更要权衡其政治背景、文化内涵和建筑本身的创新。对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现代主义建筑而言，情况尤为如此，因为这一运动在这些地区呈现出了极其独特的表达形式。
正是基于这一议题，ArchDaily 与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orld Monuments Fund，简称 WMF）携手展开了对话。WMF 带来了遍及全球的实地保护专业经验，而 ArchDaily 则发挥其编辑能力，将这些保护工作置于具体语境中，并将其推向全球读者。我们的目标是并驾齐驱：在保护这些遗址的同时讲好它们的故事，从而在更广泛的维度上重塑公众对现代主义遗产的认知，使其超越单纯的“文保”范畴。
在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2026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中，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荣登全球最宜居城市榜首。丹麦建筑中心指出，城市生活品质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丹麦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扬·盖尔（Jan Gehl）的工作，而他也在今年迎来了90岁寿辰。扬·盖尔的职业生涯致力于城市生活与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他于2000年创立了盖尔建筑事务所（Gehl Architects，现为 Gehl Studio），并撰写了大量关于城市设计方法论的著作，旨在打造充满活力、健康且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为庆祝他的生日，丹麦建筑中心特别推出了一场展览及系列活动，重点展示他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解放并不总是始于纪念碑。它可能始于一座花园、一个庭院、一片空地或一块田野，始于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在此聚集的可能。在被殖民主义和剥夺所形塑的历史中，空间不仅仅是解放发生的背景，更是解放的实践本身：被耕耘、被占领、被隐匿、被穿行，并被集体性地重构。
Wolff Architects 的研究项目《解放花园》（Liberation Gardens）将花园作为解读这些空间实践的一种方式——它不仅是种植作物的土地，更是一个维系生存、获取滋养和激发解放想象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定义花园的与其说是景观设计，不如说是人与土地、耕作与知识、占领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它既能容纳文化生产与基本生计，也能承载在暴力和剥夺的环境下萌芽的集体生活形式。从空间维度来理解，解放不仅关乎抵达最终的自由状态，更关乎以不同方式栖居的可能性。
人们从不缺少对气候灾难后世界模样的想象。从反乌托邦幻想、后末日文学，到灾难电影、漫画和电子游戏，无数电影和小说流派都围绕着“当现代防御机制失效时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展开。燃烧的森林、淹没的城市、废弃的基础设施、资源匮乏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已成为人们熟知的视觉和叙事语言。在想象一个未能应对气候变化的世界会带来何种后果时，我们已经变得异常熟练。
非洲城市中的殖民暴力已从政治层面蔓延至空间领域，深植于街道网格、土地确权制度、排水基础设施和住宅分区之中，至今仍在固化不平等与人口流离失所。金沙萨、喀土穆和坎帕拉的城市形态都承载着这种殖民余波，它们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运转中的结构；不仅决定了谁能享有市政服务、谁只能栖身于易涝地区，还催生了日益严峻的气候不稳定性，从而将这一空间机器推向了全新的维度——甚至是地质维度。
建筑的可持续性经常被讨论得仿佛是一个通用标准——原则上也确实应该如此。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能源性能、隐含碳、认证体系、材料效率、生物多样性以及全寿命周期影响来评估建筑。然而，决定实际必须落实哪些措施的规则，却依然带有强烈的地域局限。在伦敦、纽约或哥本哈根设计的项目可能会受到严格的能源法规、环境审查、信息披露要求、规划控制以及日益雄心勃勃的碳目标的约束。然而，同一家事务所若在其他地区开展工作，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可能会截然不同。
这给国际建筑界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法律对可持续性的强制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时，建筑师应当坚守怎样的标准？
由 ZHA、A&O TEC、Prior + Partners、Homa、Buro Happold、Systematica 和 Fichtner 组成的联合团队，近期公布了其为利比亚班加西打造的“下一代城市规划”（Next Generation City Plan）概念提案。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该项目旨在将这座历史港口城市的独特身份特征，与引导其走向2050年发展所需的规划技术相结合。该方案是为 A&O TEC 编制的，包含“愿景与空间策略”（Vision and Spatial Strategy）和“数字规划中心”（Digital Planning Hub）两部分。前者将城市的性格与集体记忆转化为可适应的发展框架；后者则是一个基于实证的循证模型，通过对城市进行测绘，以识别其发展潜力及塑造其增长的各种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