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的设计越来越多地旨在规避风险。在此过程中，城市需要收集关于气候、基础设施、生物多样性以及社会分化的数据，以便让“韧性”一词成为规划中的常态。然而，导致极化、公民参与度降低以及生态崩溃的深层原因，却往往鲜有人质疑。主导城市实践的工具往往仅关注人类体验的单一维度，而转型中的情感与想象维度，则并未被视作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哲学家菲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曾提出，持续的生态转型有赖于同时关注三种不同的生态：心理生态、社会生态与环境生态。主流的环境政治往往只侧重于其中的一到两项，将复杂的状况简化为一个有着明确答案的特定问题。而古老的仪式则提醒着我们，变革有赖于能够同时调动身体、社群与环境的实践。
建筑与设计在步入 2026 年之际，正处于重新实验、紧迫的环境反思以及关于建成环境的全球对话不断扩展的交汇点。随着城市面临气候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技术变革的多重压力，今年的国际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观察这一学科如何以创造性、批判性和集体性的方式作出回应。从历史悠久的双年展到新设立的平台，2026 年的各类活动凸显了建筑作为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之记录与更公平、可持续未来之驱动者的演变角色。
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工业生产的遗迹已成为探索新型城市状况的实验室。仓库、发电厂和造船厂，这些曾经象征着劳动力与进步的建筑，如今已成为等待被重新构想的巨大空壳。建筑师们没有选择抹除这些结构，而是寻找创造性的方式来使其适应当代需求，将生产空间转化为文化、教育和社区生活的场所。
这一转变反映了建筑领域优先事项的更广泛变革：少建多用。适应性再利用的实践，既是对环境紧迫性的回应，也是对城市环境中文化连续性需求的满足。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建筑文化一直受到对“轻盈”追求的塑造。钢结构和幕墙将建筑围护结构简化为分隔内外的薄薄一层，立面则演变为光滑、连续的表面，窗户则如同在一个抽象平面上精准切割出的开口。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建筑一直被视为实体的化身：墙体具有深度，窗户深嵌在厚重的砖石之中，空间往往被体验为从坚实的构造中雕凿而出的产物。近年来，一些当代项目似乎在重新审视这种古老的空间逻辑。它们通过深邃的洞口、整体性的体量和厚重的围护结构，将“厚度”作为一种建筑条件重新引入设计语汇。
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对现代建造技术的排斥，亦非对历史形式的怀旧复归。相反，它反映了人们对材料、实体与虚空之间基本关系的重新关注。通过将厚度重新引入建筑语汇，这些建筑将当代实践与悠久的传统重新联系起来——在这些传统中，空间与建造的重量及深度密不可分。
遗产修复向来是一个复杂精细的过程，需要在保持历史材料完整性的同时，融入能提升精确度、效率与耐久性的当代技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修复工程中，这一传统与技术的交汇得到了充分展示。建于1865年的东翼大楼（The East Block），生动地展示了数字工具如何助力文化遗产修复工作，并为石雕这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做出贡献。
地处亚得里亚海景观与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的交汇处，地拉那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欧洲最迅速的城市转型之一。这座城市曾以刻板的社会主义规划和政治孤立为特征，如今则通过非正式增长、国际投资以及旨在重设其公众形象和空间结构的战略性城市干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与重塑。
自21世纪初以来，一系列城市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现任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在担任地拉那市长期间发起的倡议）推广了色彩、公共空间和建筑实验，将其作为激活市民生活的工具。地拉那的发展并非完全依赖宏观的总体规划，而是通过点状的干预措施展开，使单体建筑和公共空间在碎片化的城市肌理中扮演起催化剂的角色。
在当下的城市中，城市密度的提高和土地价值的攀升，往往迫使人们在大型市政建筑与开放公共空间之间做出抉择。传统上，广场通常被视作环绕建筑基底的周边区域；然而，随着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引入“底层架空（pilotis）”，这一格局发生了改变。尽管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创造一种轻盈感来引导人流与光线在结构下方自由流动，但在当今，抗震荷载、消防疏散以及高密度人流等现代规范要求，使得细长立柱已无法满足大型市政项目的现实需求。
话虽如此，对建筑轻盈感的追求并非现代独有的现象。继现代主义引入底层架空之后，20世纪中期的若干项目便开始尝试通过悬浮的幻象来实现市政建筑的透明性。1953年，由 Mario Valenzuela 设计、位于特古西加尔巴的洪都拉斯国会大厦，便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了立法机构的建筑设计中。该建筑由一个坚实的会议厅体量组成，通过一系列纤细的立柱将其架高。得益于基地位于坡道尽头台地的地理优势，其形成的架空层不仅满足了交通流线的需求，更框景了城市风貌，营造出厚重的立法大楼轻盈悬浮于城市肌理之上的视觉观感。
建筑从未局限于建造行为本身。它始终在物质实践与思想反思之间不断协商。然而，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许多建筑师逐渐意识到，仅凭建成项目并不足以回应这一学科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经济压力、政治语境与功能需求常常限制了建筑实践的范围。
相比之下，展览和策展平台为实验与批判创造了空间，使建筑能够反观自身：重释过去，质疑当下，并投射未来。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建筑师—策展人”的身份逐渐出现。他们将策展本身视为一种设计实践——设计的对象不再是墙体或立面，而是话语、叙事与意义框架。
2026年，苹果公司迎来了成立五十周年的里程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苹果公司发展出了一套高度连贯的建筑语言，将品牌影响力延伸至建成环境之中，将零售店、办公场所及公共空间转化为其品牌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空间不仅引导着人群的移动，构建起人际互动，更塑造了用户感知其产品和品牌本身的方式。
从手持设备到城市室内设计，苹果一直追求对形式、材料和体验的绝对控制。建筑便成为了这一系统的延伸。针对零售环境的研究表明，空间布局、视线通透度及动线规划能够有效塑造行为与互动，从而将建筑转化为品牌与用户之间的交互界面。
建筑正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做减法”，而非“做加法”。在充满持续流动、喧嚣与预期压力的环境中，那些允许人们驻足、停歇并感受当下的空间，已变得愈发罕见，却也愈发不可或缺。许多公共和半公共场所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促使人们不停移动、消费或做出反应，从而几乎没有给徘徊、观察或仅仅是无目的地存在留出余地。
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建筑实践正将注意力从“激活”转向“在场”。这些空间并非要求使用者进行互动或参与，而是创造了支持停留的条件。舒适感、连续性和开放性让人们得以在毫无压力或义务的情况下留下来，从而使“在场”成为一种空间品质，而非一种活动。
有些城市的发展循序渐进，有些城市则在爆发式的加速中实现重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似乎就介于这两者之间。其历史核心区——内城（Icherisheher），至今仍保留着一种抵御扩张的空间逻辑：紧凑、封闭，以邻近性与重复性为特征。然而，一旦越过城墙，整座城市便开始发生转变。空间尺度不断放大，建筑间距随之拉宽，建筑之间的关系也从原有的连续性转变为对视觉显现力的追求。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巴库一直致力于刻意塑造自身的城市形象。石油财富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建筑则成为其最核心的工具。由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黑达尔·阿利耶夫文化中心（Heydar Aliyev Center）以及火焰塔（Flame Towers）便是这一转型的象征，其极具张力的形式不仅在城市实体中矗立，更在媒体传播中广为流传。它们是精准、受控且高度成熟的建筑实体。但同时，它们也引入了一种不同的城市逻辑——这种逻辑更强调建筑的独特性而非连续性，并将建筑定位为某种城市形象的表意媒介。
2023年，在利雅得举办的“THE LINE”展览闭幕之际，ArchDaily 总编辑与沙特新未来城（NEOM）“THE LINE”设计执行总监 Tarek Qaddumi 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Qaddumi 描绘了一个以“五分钟步行生活圈”为核心概念的分层、立体的三维城市：垂直叠加的步行社区通过高速铁路相连，彻底摆脱了汽车和传统街道基础设施的束缚，旨在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和谐共生。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愿景，结合当时背景来看，它既具备合理性，又极具吸引力。对于正在苦苦思索如何解决20世纪城市建设弊端的建筑师和城市思想家而言，其阐述的理念无疑非常值得探讨与规划。
去年十月，位于巴黎的新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Fondation Cartier pour l'Art Contemporain）开幕，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博物馆的角色、形态及未来的思考。在数字时代，随着全球文化机构的不断涌现，博物馆本身似乎越来越需要被重新定义。建筑历史学家兼策展人贝亚特丽丝·格雷尼尔（Béatrice Grenier）在其著作《文化建筑：重思博物馆》（Architecture for Culture: Rethinking Museums）中，并未提供单一的模型或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对博物馆的可能性进行更具语境化、更多元化的理解：即将其视为一个由自身环境、公众以及它所致力于解决的特定文化问题所塑造的机构。
恰逢卡地亚基金会位于里沃利路（Rue de Rivoli）的新总部落成，ArchDaily 有幸与作者共同探讨了这些理念。该空间坐落于一座经过修复的奥斯曼风格建筑内（此处曾为卢浮宫百货商场），经让·努维尔（Jean Nouvel）的大胆重构，已蜕变为一个富于动感、可自由转化的建筑空间。
在欧洲与北美，步行化正日益成为一种因地制宜的城市策略，其形成受经济、社会及空间压力的独特影响。随着经济格局转变、气候压力加剧以及出行模式变化，城市持续重新评估街道的角色，步行化由此成为当下城市转型的重要工具。在伦敦、纽约、休斯顿和斯德哥尔摩，一系列“步行优先”项目正探索通往更具韧性与宜步行城市的多元路径，涵盖法定规划、资本建设到研究驱动的愿景规划等不同层面。伦敦牛津街正通过公众咨询与治理改革应对零售业衰退；纽约帕塞奥公园（Paseo Park）从临时疫情干预措施转变为永久性基础设施；休斯顿正加速推进市中心核心区的步行化改造，为全球性体育盛事做准备；斯德哥尔摩的“超级线”（Superline）项目则借助设计研究，重新构想内城高速公路的未来。这些实践揭示了步行化如何被积极协商、设计与构建 —— 既适应地方需求，又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街道成为具有韧性的公共空间，而非单纯的交通通道。
洪都拉斯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是中美洲的第二大国。如今，其城市肌理仍深受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该原则优先考虑快速主干道和依赖汽车的“点对点”出行。此外，该国在21世纪10年代面临着诸多有关公共安全的挑战，这导致其城市空间呈现出封闭立面、高大围墙和封闭式围合空间的特征，旨在将内部空间与公共领域隔离开来。
我们有幸采访了 Alejandra Ferrera，她是一位在洪都拉斯东部城市丹利（Danlí）长大的洪都拉斯建筑师。她在巴西、荷兰和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5年的执业经验。她指出，尽管这种安全驱动的设计在当时是功能上的必然，但它却导致了碎片化的城市体验——街道仅作为交通消极空间存在，而非社交互动的场所。她认为，虽然这种隔离作为一种安全防范事出有因，它却在居民与城市之间制造了隔阂。她还指出，总体而言，公共安全形势导致了一种受损的国家认同感，使得人们往往向外寻求品质，而忽视了本土语境的潜力。
本文是我们全新“观点”（Opinion）栏目的一部分。该栏目旨在针对影响并塑造建筑学领域的关键问题，发表观点鲜明、论证深入的批判性文章。
每个建筑时代都由其所使用的工具定义。圆规、图板、照相机和计算机，无一不重塑了建筑师的思考和创作方式。然而，当下的转变在本质上显然有所不同。随着人工智能与生成式系统嵌入日常工作流，工具不再仅仅是建筑师双手的被动延伸，而是开始作为一种半自主的“智能体”发挥作用。它们提出方案、进行优化并展开模拟，进而产出有时甚至完全超出创作者预期的结果。
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经历了迅速且瞩目的转型，成为东南欧最活跃的城市环境之一。这种增长不仅体现在建筑肌理的扩张上，还体现在旨在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建筑干预项目的规模与雄心之中。在全国范围内，一系列大型开发项目、文化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陆续落地，这也是将阿尔巴尼亚及其首都地拉那（Tirana）重新定位在区域和国际网络之中的宏大努力的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干预项目是由国际知名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他们的参与已成为该城市当前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地拉那的转型并没有主要依赖渐进式或根植于本地的发展进程，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外部视角所塑造，从而引入了全新的形式语言、建筑类型和城市策略。这些项目往往作为单体建筑或大规模的城市碎片而存在，共同构建出一种由鲜明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姿态拼接而成的都市景观。
近几十年来，全球各大城市高架混凝土快速路的拆除工作日益增多。以台北、首尔、波特兰和波士顿为例，这些城市都见证了此类基础设施的兴衰起落，并最终将其拆除，让位于公园和新的城市更新理念。在另一些案例中，如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民众在高速公路开工前便表示反对，从而成功使高架桥改道，保护了历史遗产，并释放出滨水景观。而对于美国旧金山而言，滨海高速公路（Embarcadero Freeway）的历史则是一个典型案例，生动展现了这座城市在20世纪中期的基础设施雄心、公众对该项目的反作用力，以及最终为了提升城市连通性而决定将其拆除的逆转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