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筑事务所 SANAA 的创始人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荣获由创作者设计奖（Créateurs Design Awards）颁发的 2025 年夏洛特·贝里安奖（Le Prix Charlotte Perriand）。该奖项今日于法国巴黎公布，旨在表彰对现代建筑和设计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以其将形式、功能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极简主义设计而闻名。两人曾于 2010 年荣获著名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至今仍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创新先驱。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将于 2025 年 1 月 18 日在巴黎举行的创作者设计奖颁奖典礼上接受夏洛特·贝里安奖。
二十世纪中叶对非洲而言是一个极具变革性的时期，1956年至1964年间，29个国家相继宣告独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在这片大陆上迎来了曙光。这一时代洋溢着解放与进步的精神，与当时的全球浪潮相呼应，例如联合国（1945年）和非洲统一组织（1963年）等国际国家的建立。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主义建筑脱颖而出，成为国家认同、宏伟抱负以及对美好未来集体憧憬的强有力象征。面对极力摆脱殖民历史、确立自身定位的诉求，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纷纷采纳现代运动原则，这不仅推动了会议中心、议会大厦和酒店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还促进了建筑教育的发展——在此期间，本土培养的建筑师开始逐步取代外籍专业人才，或与之展开合作。
本文是全新专栏系列《重新发现非洲现代主义》（Rediscovering Modernism in Africa）的首篇，旨在探讨非洲现代运动的建筑遗产，阐明其在国家建设及建筑教育演变中扮演的角色，同时聚焦塑造这一变革时代的建筑师与设计运动。
达喀尔是一座处于持续发展中的城市。自殖民时期起，这座塞内加尔首都的社会定位经历了多次转变，进而深刻影响了其建筑与城市肌理。自法国托管时期强制将当地传统生活方式向更“欧洲化”转变开始，变革的齿轮便已转动。此后，后殖民时代重新定义达喀尔的尝试势在必行。这一过程以多种方式展开并延续至今，造就了一座融合多元建筑语言的城市，颠覆了大多数到访者的固有印象。
尽管在1960年塞内加尔独立后的数年里，著名的非洲中世纪现代主义确实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主要是因为该流派在当地执业建筑师中深受欢迎，而非源于其对首都重建工作的实际意义。这种现代主义手法主要体现在公共、机构和文化建筑中，并以一种更为模糊的当代风格延续至今。其初衷始终是为了向世界展示达喀尔，然而，它并未能反映城市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未能体现居民的实际生活方式。
为了将焦点重新聚焦于达喀尔，ArchDaily 近期的一些报道重点探讨了诸多旨在为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开发与设计尝试。
长期以来，建筑一直被视为塑造物理环境及其内部社会动态的强大工具。然而，它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潜力却常常被忽视。共情驱动的设计邀请建筑师在开展工作时，不仅要扮演空间创造者的角色，更要成为人际联系与社区福祉的促进者。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理解人们的切身生活经验、挣扎与渴望——特别是边缘化群体——并通过充满关怀且具包容性的建筑来回应他们的需求。它超越了美学和功能主义，转而专注于创造能够培养尊严、无障碍性和社会公平的空间。通过将共情放在首位，建筑师可以设计出振兴社区、消除差距的环境，并以一种切实且以人为本的方式创造推动积极社会变革的包容性空间。
本文 最初发表 于 Common Edge。
大约十年前，“韧性规划”（resilience planning）一词在气候界变得无处不在。随着日益难以预测的极端事件频发，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100个韧性城市”项目的推动。该项目历时六年、耗资1.6亿美元，旨在全球城市中设立首席韧性官（chief resilience officers）。该项目于2019年结束后，其继任者——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韧性城市催化剂”（Resilient Cities Catalyst, 简称RCC）应运而生，致力于开展其所谓的“能力建设”项目。适逢“气候周”（Climate Week），我与RCC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萨姆·卡特（Sam Carter）进行了一次对话，探讨了他对韧性的定义、该组织的规划与慈善运作模式，以及在推广和扩大气候行动规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阿卡汗建筑奖（The 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公布了第16届奖项周期的大评审团名单。这一独立评审委员会成员包括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伊冯·法雷尔（Yvonne Farrell）、ArchDaily创始人大卫·巴苏尔托（David Basulto），以及布尔中心（Buell Center）主任露西亚·阿莱斯（Lucia Allais）。该奖项由阿卡汗四世于1977年创立，旨在表彰对全球伊斯兰社群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建筑项目。该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奖金总额达100万美元。
20世纪中叶，非洲大陆迎来了大多数国家的独立浪潮。这一狂欢的时代孕育了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以及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渴望。作为一种建筑运动，现代主义完美契合了当时的需求，而新独立的国家也纷纷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规划，以彰显其作为主权国家的完整功能。
酒店这一建筑类型，生动地映射出了那个时代复杂的建筑与政治历史。它们之中，有的是为了接待国际代表团而特意建造，有的是为了提振旅游业，还有一些则是顺应了强势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尽管在当时属于边缘化的建筑类型，但非洲各地的数家酒店如今已成为记录其国家重要历史片段的实物载体。
印度拥有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剧院和文化遗产中心。然而，其中许多建筑如今却处于荒废状态，像它们试图展示和保护的文物一样，逐渐被时光定格、失去生机。从历史上看，印度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一项政府行为，这往往导致其陷入停滞状态。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该国的文化版图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私营机构日益高涨的参与兴趣，为大量文化项目的启动铺平了道路，这些项目通常是与城市管理部门合作开展的。这些当代项目旨在展示印度丰富深厚的历史与当代文化，并正在成为蓬勃兴起的中产阶级瞩目的热门去处。
对于建筑外表面材料而言，首要考量无疑是耐久性。由于需要直面雨水、强风、日光、温度波动等诸多气候条件的侵蚀，我们对其性能有着极高的要求。然而，在墙体的另一侧，室内表面的设计往往更注重饰面效果——通过涂料、瓷砖或木饰面板等材料，呈现出富有质感的色彩、图案与纹理。
传统上，室外与室内这两个世界泾渭分明，人们普遍认为，截然相反的需求需要由截然不同的表面来满足。然而，随着外部环境与内部空间的边界逐渐融合，演变为一种统一且宜居的空间类型，越来越多不论大小、无论商业还是私人的项目，开始从外部世界汲取表面设计的灵感，将外立面的材料、主题乃至历史记忆引入室内。以下是来自 Architonic 项目库的四个近期项目，它们恰好体现了这一设计趋势。
因深受电影美学与叙事空间启发，奥雷·舍人（Ole Scheeren）的作品以其针对当下社会挑战及城市现状所提出的颠覆性解决方案而独树一帜。在深耕建筑领域的30余年职业生涯中，舍人斩获了诸多奖项。在创立奥雷·舍人事务所（Büro Ole Scheeren）之前，他曾作为OMA的总监兼合伙人，主持设计了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这也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场记录于2022年世界建筑节的专访中，舍人探讨了项目叙事的重要性，以及建筑通过为人们的生活构筑舞台而展现出的独特品质——即“对生活的虚构性预设”。
如果你对复杂的障板系统感到一头雾水，不必担心。因为这正是它的设计初衷。各类障板（Baffles）的共同目的——也是其英文名字的由来——就是“制造干扰”。在其他行业中，挡板常用于引导水流、控制气流与热交换，或减缓交通流速。
而在严谨的声学领域中，障板则通过延伸至喧闹的空间中来干扰声波，以此捕捉、吸收并软化声音。无论是在自然嘈杂的公共区域、需要保持安静的特定空间，还是为了选择性地过滤声波、阻止其形成回音，障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排列整齐的条形障板会牺牲室内美感。相反，它们往往能为原本单调的天花板注入急需的视觉活力。
从史前洞穴中的篝火，到智慧城市中的公共照明，照明技术始终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演进。然而，近年来，由于人们愈发关注照明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其设计与功能正经历着更为深刻的变革。
“我们如何确保新公园不会引发‘绿色绅士化’，进而导致服务欠缺的弱势社区面临被排斥和被迫迁离的困境？我们又该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将新公园本应服务的社区排挤出去？”在 Olmsted 200 纪念活动上，奥姆斯特德网络（Olmsted Network，前身为美国国家奥姆斯特德公园协会）首席执行官 Dede Petri 提出了这样的质问。
新公园本应面向所有人开放，但在许多城市地区，开发商驱动的公园项目主要吸引的却是更富裕的美国群体。尽管城市因这些新公园周边开发项目的增多而受益，获得了更高的税收，但这也不免让人产生质疑：这些公共空间在实际效果上，是否反而导致了原有社区居民的流离失所？
从史前洞穴的火光，到智慧城市的公共照明，照明始终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演进。然而近年来，伴随着人们对其环境与健康影响的深入认知，照明在设计与功能层面正经历着更为深刻的变革。
纽约市政府是同类地方政府中规模最大的机构之一，下设数百个城市机构和民选办公室。市长、各城市机构、市议会、主计长、公共倡导员、区长以及社区委员会协同工作，致力于为这座美国最大城市兼首要旅游目的地提供服务并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与世界上其他大都市一样，纽约的城市开发商和管理当局正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气候危机带来的大气影响和深远后果、交通系统的饱和、住房单元的短缺以及获取适宜住房的障碍。今年 6 月，纽约市长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涉及了交通与出行、体育赛事、移民以及极端酷热天气等议题。而在最近几个月，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政策，旨在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一个更宏观的问题：通过政府行动确保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住房。
建筑从未局限于建造行为本身。它始终在物质实践与思想反思之间不断协商。然而，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许多建筑师逐渐意识到，仅凭建成项目并不足以回应这一学科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经济压力、政治语境与功能需求常常限制了建筑实践的范围。
相比之下，展览和策展平台为实验与批判创造了空间，使建筑能够反观自身：重释过去，质疑当下，并投射未来。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建筑师—策展人”的身份逐渐出现。他们将策展本身视为一种设计实践——设计的对象不再是墙体或立面，而是话语、叙事与意义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