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拉圭，从维拉塞拉纳（Villa Serrana）的山丘到大西洋沿岸的海滨森林，小型住宅项目正越来越多地融入这些乡村与海岸景观之中。在这些地区进行建造，通常需要能够兼顾耐用性、热工性能和运输可行性的结构材料。因此，这些环境中的项目高度依赖于工程木框架、钢结构构件、木质外饰面或异地预制等材料与技术。这些设计选择不仅有助于减轻必须通过未铺砌便道运输的原材料重量，还提高了在偏远地区进行施工的可行性。此外，本期精选项目的所处环境显然也限制了其建筑面积——面积均控制在60平方米或以下，以减少对结构材料的需求，并降低对地形的影响。
当人们漫步在巴塞罗那的沙滩上，眼前的海岸线仿佛自古便已存在：细沙、棕榈树、漫长的步道，还有餐厅、商店和现代酒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巴塞罗那的滨水区还是一个由铁路线、工厂和非正规住宅（棚户区）构成的生产性屏障，废水更是直接排入地中海。自1987年起，巴塞罗那持续在城市与海洋之间打造大型漫步道与公共通道。如今，许多人可能会将这一环境视为曾经的闲置空间，但它实际上是数十年基础设施建设、复杂社会治理，以及市政府致力于重塑城市版图及其与水体关系的结果。纵观这一转型历程，有三个核心问题构成了本文的讨论框架：为了开辟滨水空间，谁被迫搬迁？如今这里由谁治理？又是谁在维持其运转？
台北北门（又称北门）不仅是这座城市复杂历史的缩影，更是其周边不断变化的城市景观，以及人们对历史建筑周边城市空间态度转变的见证者。它是清朝时期的帝国边防前哨，在日治时期免于拆除，又在战后现代化的浪潮中被高架桥和公路所包围。而近年来，随着周边广场的设计与开发，北门重新赢回了其瞩目的城市地标地位。这座城门在不断演变的城市规划重点与建筑政策中得以幸存，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故事——这不仅体现在建筑实体的存续上，更体现在环绕其周围的开放空间的设计中。
几十年来，建筑装饰一直是业内反复争论的话题。这一在现代主义运动中基本被遗弃的实践，如今由于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AI）和数字建造的交汇融合，正迎来一个可能使其再度复兴的契机。技术似乎已经消除了阻碍装饰细节的主要障碍——高昂的熟练手工劳动成本。然而，这种全新的技术能力要求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装饰究竟代表着什么？通过算法设计使其复活，我们又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在大多数建筑项目中，垂直交通往往被视作一个纯粹的功能性元素，被隐藏在防火门或电梯井的后方。然而，在处理场地高差时，建筑师有时也会诉诸螺旋形态。只要尺度得当，这些元素就能在不依赖机械电梯或传统楼梯间的情况下，实现更具艺术感的形式表达，兼顾实用与美学双重目的。悬挑钢桁架和钢筋混凝土楼板等结构系统，使这些螺旋元素能够向外延伸，形成带有遮蔽的入口雨棚，亦或环绕着开放的中央中庭蜿蜒向上。在功能上，这些交通路径有多种呈现方式：既可以像巴西利亚的伊塔马拉蒂宫（Itamaraty Palace）那样表现为楼梯，也可以设计为坡道，从而为访客减少无障碍通行阻碍。无论采用哪种形式，螺旋结构都能在保持整个空间视线通透的同时，实现不同楼层之间的平滑过渡。
每天傍晚回到家，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个微小的仪式。我们走到门前，打开门，跨步迈入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种归属感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是一个如此稀松平常的动作，以至于我们鲜少意识到它本身其实具有某种结构。然而，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曾为此写下整本书籍，来阐释这些心理结构。有趣的是，诸如吉卜力工作室的动画世界等视觉作品，似乎映射了这一动态过程。它们通过唤醒我们清晰而又充满魔力的记忆，创造出包含特定建筑与布局的世界，从而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实的路径。
奥斯陆既是挪威的首都，也是其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坐落在奥斯陆峡湾的顶端，四周环绕着茂密的丘陵，市区人口约 70 万，而大都市区的人口则超过百万。奥斯陆建城约有一千年历史，作为贸易重镇和行政中心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其现代城市特质的奠定，主要源于17 世纪的一场大火。灾后，该城在丹麦统治下进行了全面重建，并曾被短暂更名为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如今，它因融合了都市生活与触手可及的自然环境而备受赞誉，常年位列全球最宜居城市之列。
近几十年来，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却也导致许多城市面临着社区破碎化、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优质公共空间严重匮乏等棘手问题。在许多低收入城区，非正规开发往往与排水渠、铁路线和陡峭沟壑等粗放的基础设施并存，这不仅割裂了社区，还滋生出充满安全隐患的荒废地带。为了应对这种空间隔离和公共设施匮乏的现状，墨西哥各地的公共机构和建筑师开始介入这些被遗忘的缓冲区，在此建设公共公园。通过将曾经的物理屏障转化为可达的步道廊道，这些项目不仅重新连接了被割裂的街区、重建了安全的视觉视线，还为社区聚会和日常娱乐提供了场所。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人口增长、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涌入，加之既有房屋的陈旧破败，古巴面临着全国性的严重住房短缺。 对此，政府出台了一项应对机制：将普通工人从原有的工作岗位上抽调出来，直接投身于建筑工地的建设。这一被称为“微型建设旅（Microbrigadas）”的计划彻底重塑了哈瓦那的整个街区。它将集体自我营建与国家主导的技术支持相结合，在首都的城市肌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纳夫兰普拉区（Navrangpura）的核心地带，坐落着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这座体育场不仅是一处板球运动场，更是印度早期现代主义公共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尝试之一。该建筑建于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如今不仅成为工程学上的地标，也融入了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肌理，成为一处重要的公共空间。然而，尽管它具有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并且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但由于数十年来缺乏维护和资金支持，其建筑结构已出现严重的物理性损毁。也正是因为这种脆弱的现状，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0年，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 （WMF）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体育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守望名录”（World Monuments Watch）——这是一份旨在呼吁保护面临紧迫生存挑战的全球文化遗产名录。
2021年，意大利建筑事务所 Mario Cucinella Architects 与意大利 3D 打印公司 WASP 合作，研发了 TECLA：一座完全由生土（raw earth）3D 打印而成的住宅。五年后，该项目背后的技术已悄然迭代，并传播至多个大洲和设计实践中。通过精准控制挤出喷嘴的速度、角度和路径，建筑师能够创造出超越墙体本身的结构。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尝试如何将 3D 打印材料塑造为精细的表面图案，将浮雕、质感和复杂的纹理直接融入建筑结构中。在这个代码开始影响建筑形态和材料表达的时代，他们正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传统生土建造与数字计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虽然金字塔几何形态常出现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历史建筑中，但其在当代建筑中的应用却相对有限。其最主要的限制在于倾斜的外壳：随着高度的上升，建筑的单层面积不断收缩，与直角或圆柱形体量相比，其内部的可利用空间被大大压缩。尽管如此，从结构角度来看，这种几何形态凭借其宽大的底部、集中的质量分布以及自承重的三角形受力面，能够提供极佳的抗风和抗震侧向稳定性。然而，一旦将这一形态应用于住宅尺度，便会带来诸多布局上的掣肘。倾斜的墙体限制了垂直墙面的面积，增加了标准门窗和室内隔断的布置难度。同时，边缘处低矮的净高也会在房间四周产生难以利用的死角。
中美洲各国坐落于连接墨西哥与哥伦比亚的狭长地峡之上，但它们并非自始就是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最初源于同一个政体：1823年建立的中美洲联邦。尽管该联邦最终解体，但区域统一的理想从未完全湮灭。1951年，各国政府签署《圣萨尔瓦多宪章》，成立了中美洲国家组织（ODECA）。四十年后，1991年的《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将其替代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即如今指导区域合作的框架。在这一一体化进程中，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于1960年共同创立了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BCIE），并将总部设在特古西加尔巴。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座典型的20世纪晚期办公综合体，但若细细审视其立面，就会发现这座建筑其实是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雄辩。这是一场用采自洪都拉斯首都周边群山的粉色采石场石材所谱写的宣言。
在洪都拉斯的加勒比海岸，坐落着莱昂山谷（Leán valley）。这是一条狭窄的海岸地带，南依“上帝之名”山脉（Nombre de Dios Mountain Range），北临加勒比海。长期以来，这里曾是最后的边疆：茂密的丛林、泥泞的沼泽、匮乏的基础设施，以及难以进入的内陆。然而，随着加里富纳人（Garífuna）的到来，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在丹托河（Danto）与坎格雷哈尔河（Cangrejal）之间定居，为日后拉塞瓦市（La Ceiba）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作为洪都拉斯加勒比海岸的城市枢纽，拉塞瓦的历史由一波波移民潮共同定义：中美洲人、非裔加勒比人、欧洲人，以及北美的企业势力。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迁徙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更主动建构了这座城市的空间逻辑、身份认同和建筑形态。
2026年6月24日，委内瑞拉中北部在短短39秒内接连发生两次震级分别为7.2级和7.5级的强烈地震。灾情主要集中在该国北部沿海地区，首都加拉加斯和邻近的拉瓜伊拉州受灾尤为严重。当地脆弱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抗震性能差的既有住宅，导致数千栋居住建筑倒塌或严重受损。这场灾难不禁让人联想到此前其他重大地震灾害引发的毁灭性后果，包括2008年汶川大地震及四川滑坡灾害、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以及2017年墨西哥中部地震。当高震级的自然灾害摧毁整个社区时，建筑师有机会通过提出具有战略性恢复模式的灾后建筑来提供协助。与其依赖千篇一律、标准化的应急避难所，有意识的建筑设计能够提供低成本、可快速部署的住宅基础设施，通过富有文化脉络且有尊严的空间来维护人性尊严。
水体建筑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古罗马的输水道到威尼斯宏伟的大运河，水不仅维持着人类的生存，也在塑造城市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促进了贸易，滋养了农田，并为不同的社区赋予了场所感和身份认同。尽管水体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20世纪，许多城市出于安全和卫生的首要考量，选择将水道埋入地下，因为这些渠道当时往往演变成了露天排污沟。
在当今快速城市化的世界中，城市主导了地表景观，而水资源正被重新视为生态再生的重要手段。如今，一股重开并使城市水道恢复自然面貌的运动正悄然兴起，旨在将它们重新打造为城市内部至关重要的生态廊道。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目光投向水体，试图与自然重建联系，并创造出城市生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空间。这一日益增长的趋势反映了人们对水体更深层次的理解——它不仅是一种资源，更是通往更具可持续性和韧性城市未来的桥梁。
亚美尼亚希拉克省首府久姆里（Gyumri）是该国第二大城市，历史上因其深厚的文化和建筑遗产而闻名。在苏联时期，这里工厂林立，使其成为该地区主要的工业中心，人口一度达到约22.5万人。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1988年一场毁灭性地震摧毁了这座城市并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久姆里的人口大幅减少。 30多年后的今天，久姆里的复兴之路仍在继续。这座城市在恢复建成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做出的持续努力，为灾后如何进行城市更新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当我们想到有助于冥想的空间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日本的禅宗庭院——那里干净的线条和精心编排的景观唤起内心的宁静；抑或是北欧的设计——以中性色调和柔软的织物为特征。这些风格通过简约来营造平静感，而这通常被视为日本和北欧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然而，静谧与冥想并不仅限于这类环境。拉丁美洲的建筑传统也为营造冥想空间提供了强有力、却往往被忽视的独特路径。凭借陶土的泥土色调、生土砖的粗粝纹理、私密的庭院，以及与自然的深厚联结，这些环境以温暖的氛围和丰富的材质引导人们内省，创造出宁静而不失丰盈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