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气候以其剧烈的季节反差而著称，从寒冷的冬季到炎热的夏季不一而足。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等大都市区经常面临各种极端天气条件：大雪、冰暴和极寒气温屡见不鲜。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蒙特利尔或魁北克等城市，气温甚至会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这种气候反过来也给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应用特定材料进行设计时带来了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砖石依然是一种备受欢迎的建筑材料。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相对较低的导热系数，使其在冬季能够起到良好的保温隔热作用，还因为它与该国的建筑历史文脉密不可分。
尽管砖石曾是主要的承重材料，但在现代建筑中，它的角色已发生了转变，主要用于非承重墙和外墙饰面。这一转变使建筑师能够将砖石作为一种纹理和设计元素来进行尝试，而无需过度关注其结构承载力。尽管气候条件确实会影响材料的选择，但砖石的历史意义及其在立面上创造复杂纹理和图案的能力，使其成为加拿大各地当代项目的不二之选。现代建筑师不断寻找重新诠释这一经典材料的新方法，通过探索各种砌筑方式和表面纹理，在丰富美学表现力的同时，确保建筑物能够抵御极端天气条件。
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将该国的建筑遗产与山地景观动态融合。然而，与许多其他拉美城市一样，它也面临着严峻的城市挑战，如社会阶层差距和破碎的城市肌理。为此，多年来涌现出多项旨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设计倡议。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由危地马拉事务所 Solis Colomer Arquitectos 设计的“女孩之家”（Villa for Girls），该项目自 2017 年起已扩展增设了“男孩之家”（Villa for Boys）。这些项目旨在服务来自低收入家庭、常面临被帮派招募风险的儿童。它们共同承袭了一项建筑遗产，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安全、支持性的成长与学习环境。
近年来，多层住宅建筑的范式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新项目开始采用工程木材进行建造，特别是正交胶合木（CLT）和胶合木（glulam）。由于木材自重较轻，这些系统可以减轻恒载并降低对地基的要求，这对于承载力有限或位于既有基础设施上方的场地尤为实用。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木材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可以固碳，且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系统相比，往往能减少隐含碳。在防火设计中，大型木构件经过精心设计可以按可预测的速率炭化，只要节点构造设计得当，就能在规定时间内保护内部结构核心。
在一个由建筑规范、气候紧急态势和房地产市场压力所定义的行业中，建筑竞赛已悄然成为该学科最具创造力的空间之一。由于不受预算、业主或城市规章的束缚，竞赛参赛作品让建筑师得以在建成环境可能达到的极限边缘进行思考。而且，这种思辨性创作正日益被视为一种本身就具有文化和学术价值的贡献。Buildner未建成项目奖（Buildner's Unbuilt Award）已举办至第二届，它正是这类尝试之一，将未建成项目视为一个平台，供建筑师和设计师分享挑战边界并启发未来可能性的概念。正因如此，这类竞赛让建筑专业人士和学生得以展示他们的想法与愿景，即便这些作品未能付诸建造，也同样体现了建筑学中的探索与创新精神。
每三年，国际建筑师协会（UIA）世界建筑师大会就会在不同的城市举办，且每次的主题都提前数年便已设定。梳理这些主办城市不难发现一个特意的规律：几十年来，UIA 有意在全球各大洲选择各种各样的举办地，使每一届大会都成为该特定地点、特定时刻核心议题的缩影。这种地理位置的轮换带来了丰富多元、万花筒式的行业对话，从无数个角度剖析建筑学，并促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然而，2026 年将有所不同。这一次，UIA 将首次重复选择同一座主办城市：巴塞罗那，其主题为“生成中：转型期地球的建筑”（Becoming. Architectures for a planet in transition）。
桥梁早已超越单纯的基础设施角色，长期以来便是强有力的建筑宣言。如今，这一表达潜力正在东南亚焕发新的活力，越来越多的建筑师重新审视传统材料。通过推崇木材与竹材，这些设计师创造出将地方工艺与当代需求相融合的独特结构，使之成为既具功能性又深植于地域景观的地标。
遗产修复向来是一个复杂精细的过程，需要在保持历史材料完整性的同时，融入能提升精确度、效率与耐久性的当代技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修复工程中，这一传统与技术的交汇得到了充分展示。建于1865年的东翼大楼（The East Block），生动地展示了数字工具如何助力文化遗产修复工作，并为石雕这一拥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做出贡献。
在“阿耳忒弥斯2号”（Artemis II）返回地球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了一项建立月球基地的新分阶段计划。尽管媒体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火箭、预算和地缘政治竞争上，但在幕后，一个更为沉寂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建筑师心头：人类究竟如何在月面生存？又能生存多久？在月球上建立长期的人类存在标志着太空探索的根本性转变，这需要一种全新的建筑 paradigm（范式）。在宣讲中，NASA官员表明，其战略将从高度受限、依赖载具的环境，逐步转向自主、场地自适应并最终实现永久宜居的结构。
在当下的城市中，城市密度的提高和土地价值的攀升，往往迫使人们在大型市政建筑与开放公共空间之间做出抉择。传统上，广场通常被视作环绕建筑基底的周边区域；然而，随着20世纪初现代主义运动引入“底层架空（pilotis）”，这一格局发生了改变。尽管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创造一种轻盈感来引导人流与光线在结构下方自由流动，但在当今，抗震荷载、消防疏散以及高密度人流等现代规范要求，使得细长立柱已无法满足大型市政项目的现实需求。
话虽如此，对建筑轻盈感的追求并非现代独有的现象。继现代主义引入底层架空之后，20世纪中期的若干项目便开始尝试通过悬浮的幻象来实现市政建筑的透明性。1953年，由 Mario Valenzuela 设计、位于特古西加尔巴的洪都拉斯国会大厦，便将这些原则应用到了立法机构的建筑设计中。该建筑由一个坚实的会议厅体量组成，通过一系列纤细的立柱将其架高。得益于基地位于坡道尽头台地的地理优势，其形成的架空层不仅满足了交通流线的需求，更框景了城市风貌，营造出厚重的立法大楼轻盈悬浮于城市肌理之上的视觉观感。
通过引入文化功能，将废弃的宗教殿堂进行改造，构成了当代城市规划中最具吸引力的适应性再利用策略之一。这种功能上的兼容性，似乎源于教堂自身的空间特征：其巨大的中央中殿提供了开阔、无柱的平面布局与宏伟的剖面尺度，能够轻松容纳博物馆、剧院或社区中心所需的内容积。此外，拱顶自带的良好声学性能，加之透过彩色玻璃窗或穹顶过滤而入的自然光线，也为从表演艺术到文化艺术品展览等各类活动创造了理想的空间条件。转型为公共和文化载体后，这些建筑不仅免于被拆除或荒废，更在城市肌理中保留了其作为城市地标和身份认同标志的地位，在不改变其历史意义的前提下为其周边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洪都拉斯西部深处，紧邻危地马拉边境的一个山谷中，坐落着古老的玛雅城市——科潘（Copán）。该城在公元5世纪至9世纪的古典时期达到鼎盛，通过贸易网络、王朝政治和纪念碑式建筑的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如今，因其保存有大量的建筑遗存，包括阶梯金字塔、雕刻石碑和仪式核心区，该遗址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多世纪以来，系统的考古研究记录了其城市形态，揭示了其清晰的居住区、公共空间以及交通与视线流线系统。
本文将借助城市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中提出的框架，来剖析科潘的空间组织。通过应用林奇的五个结构要素——边缘、区域、通道、节点和地标——我们可以分析科潘如何不仅作为一个仪式中心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一个易于识别的城市景观，用以强化政治等级并规范集体活动。本次分析的历史数据源自文中链接的书籍和文章，这离不开历史学家阿努尔福·拉米雷斯·德拉科斯塔（Arnulfo Ramirez de la Costa）的合作支持，他是位于特古西加尔巴的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UNAH）历史系教授兼历史项目协调员。
紧邻墨西哥边境，在美国西南一隅，坐落着圣地亚哥市。其城市历史始于 1769 年，当时由加斯帕·德·波托拉（Gaspar de Portola）率领的西班牙军事探险队抵达此地，标志着被称为“上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的领土上出现了首个永久性定居点。然而，与墨西哥和中美洲那些城市化更为正规的行政首府和城镇不同，圣地亚哥最初被构想为一个边境前哨。如今，它已成为仅次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第二大城市，其城市网格诉说着与当前美国文化环境交织在一起的西语裔遗产故事。
1968年，当墨西哥城举办奥运会时，这是奥运会首次落户拉美国家，也是西班牙语国家首次承办这一盛会。这使本届奥运会成为向国际社会展示墨西哥及其文化的绝佳契机，也促使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当地杰出人才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他们任命墨西哥建筑师佩德罗·拉米雷斯·巴斯克斯（Pedro Ramírez Vázquez）为委员会主席，他在该国世纪中叶的建设规划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的设计理念十分明确：将国际现代主义技术与前哥伦布时期的元素以及本土物质文化相融合。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负责监督分布在墨西哥城南部各区的场馆建设和改造，这些场馆几乎全部由当地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设计和建造。
提到阿根廷，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尖碑等标志性地标。然而，这片国土面积超过 2,780,400 km²，是南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孕育了极为多样、却往往被外界忽视的自然景观与现实面貌。事实上，位于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Jujuy）正处于所谓的“锂三角”地带：这一与玻利维亚和智利接壤的高海拔地区拥有全球约 54% 的锂储量。在这片土地上，坐落着奥拉罗兹盐沼。如今，这里交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逻辑：一边是工业化锂开采的持续扩张，另一边则是科拉（Kolla）和阿塔卡马（Atacama）等原住民社群对世代居住的土地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这导致了高强度的工业开采与传统的、低环境影响的农业生产方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面对这一严峻课题，ArchDaily 学生建筑设计奖的获奖团队之一——由 Ezequiel Lopez、Maria Victoria Echegaray 和 Agustina Durandez 组成的小组——决定深入探讨这一议题。该项目是他们作为国立科尔多瓦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的毕业设计项目。他们的研究源于对探讨建筑学主流话语边缘地带的兴趣，并以毕业设计为契机，开展了持续且深入的调研。这使他们能够立足于场地本身以及社会经济现实，给出有据可依的设计回应。该项目摒弃了将“开采”与“保护”简单对立的二元思维，而是将这片土地视为一个系统，力求通过空间与技术层面的调和实现两者的共存。
洪都拉斯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是中美洲的第二大国。如今，其城市肌理仍深受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该原则优先考虑快速主干道和依赖汽车的“点对点”出行。此外，该国在21世纪10年代面临着诸多有关公共安全的挑战，这导致其城市空间呈现出封闭立面、高大围墙和封闭式围合空间的特征，旨在将内部空间与公共领域隔离开来。
我们有幸采访了 Alejandra Ferrera，她是一位在洪都拉斯东部城市丹利（Danlí）长大的洪都拉斯建筑师。她在巴西、荷兰和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5年的执业经验。她指出，尽管这种安全驱动的设计在当时是功能上的必然，但它却导致了碎片化的城市体验——街道仅作为交通消极空间存在，而非社交互动的场所。她认为，虽然这种隔离作为一种安全防范事出有因，它却在居民与城市之间制造了隔阂。她还指出，总体而言，公共安全形势导致了一种受损的国家认同感，使得人们往往向外寻求品质，而忽视了本土语境的潜力。
如今，洛杉矶的城市形态以20世纪的无序蔓延和庞大的汽车交通基础设施为特征。然而，这座城市最初核心地带的物质空间现实，却揭示了一段深深扎根于西语裔历史遗产的更为复杂的历史。事实上，洛杉矶并非发源于决定了美国绝大部分领土面貌的标准化美国土地制度。相反，它是美洲西班牙城市传统的产物，这种城市结构曾在美洲大陆各大主要城市中反复出现。这两种制度的交汇，造就了层叠交错的城市几何形态与历史积淀，这至今在洛杉矶当下的街道格局中依然清晰可见。
1781年，当费利佩·德·内夫（Felipe de Neve）将洛杉矶作为一座民政定居点（pueblo）建立时，这里还是新西班牙总督区的一个边陲哨所。总督区是西班牙在美洲领地的政治划分。到了18世纪末，新西班牙的疆域已极为辽阔。它从哥斯达黎加南部一直向北延伸至上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东临密西西比河与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彼时，墨西哥城是其首要的行政和经济枢纽，这使得像上加利福尼亚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得不依赖一种特殊的“三位一体”定居点模式：传教区（宗教）、要塞（军事）和民政定居点（平民）。
近几十年来，全球各大城市高架混凝土快速路的拆除工作日益增多。以台北、首尔、波特兰和波士顿为例，这些城市都见证了此类基础设施的兴衰起落，并最终将其拆除，让位于公园和新的城市更新理念。在另一些案例中，如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民众在高速公路开工前便表示反对，从而成功使高架桥改道，保护了历史遗产，并释放出滨水景观。而对于美国旧金山而言，滨海高速公路（Embarcadero Freeway）的历史则是一个典型案例，生动展现了这座城市在20世纪中期的基础设施雄心、公众对该项目的反作用力，以及最终为了提升城市连通性而决定将其拆除的逆转过程。
在温带和寒冷气候区，建筑往往始于一种“防御姿态”。建筑围护结构是一个密闭的边界，旨在通过保温隔热、隔汽层和机械控制来抵御外部环境。在加拿大等寒冷国家，冬季气温可能降至冰点以下，气密性并非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在这种背景下，建筑必须完全抵御外部环境，以维持室内舒适度。然而，在从伯利兹延伸至巴拿马的中美洲地区，建筑逻辑却从“排斥”转向了“协商”。在这一地区，围护结构并非防御之墙，而是一种特殊的过滤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