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的一个小国，以其旅游业、生物多样性和热带气候享誉国际。在此背景下，针对酒店设计的热带设计策略往往更受关注，但住宅木屋项目却能提供一种更具针对性的切入方式，来理解和融入当地景观。这些木屋通常坐落在偏远的森林或丛林中，因此除了采用常见的热带设计策略外，还必须将长期耐用性和低维护成本放在首位，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维修物流困难的地区。这便促成了一种兼顾结构韧性与气候适应性的设计哲学。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造，需要对两大主要环境压力做出精准的设计回应：极端降水与高湿度。哥斯达黎加的热带气候虽因海拔而异，但许多地区的月平均降雨量普遍超过 150 毫米。持续的雨水会产生“湿球”效应，即停滞、饱和的空气会加速室内材料的老化降解，并给居住者带来生理上的不适。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有效的设计，当代木屋建筑采用了三重策略：最小化场地干预、创造热梯度以及被动式气候调节。
洪都拉斯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是中美洲的第二大国。如今，其城市肌理仍深受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原则的影响，该原则优先考虑快速主干道和依赖汽车的“点对点”出行。此外，该国在21世纪10年代面临着诸多有关公共安全的挑战，这导致其城市空间呈现出封闭立面、高大围墙和封闭式围合空间的特征，旨在将内部空间与公共领域隔离开来。
我们有幸采访了 Alejandra Ferrera，她是一位在洪都拉斯东部城市丹利（Danlí）长大的洪都拉斯建筑师。她在巴西、荷兰和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5年的执业经验。她指出，尽管这种安全驱动的设计在当时是功能上的必然，但它却导致了碎片化的城市体验——街道仅作为交通消极空间存在，而非社交互动的场所。她认为，虽然这种隔离作为一种安全防范事出有因，它却在居民与城市之间制造了隔阂。她还指出，总体而言，公共安全形势导致了一种受损的国家认同感，使得人们往往向外寻求品质，而忽视了本土语境的潜力。
在温带和寒冷气候区，建筑往往始于一种“防御姿态”。建筑围护结构是一个密闭的边界，旨在通过保温隔热、隔汽层和机械控制来抵御外部环境。在加拿大等寒冷国家，冬季气温可能降至冰点以下，气密性并非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在这种背景下，建筑必须完全抵御外部环境，以维持室内舒适度。然而，在从伯利兹延伸至巴拿马的中美洲地区，建筑逻辑却从“排斥”转向了“协商”。在这一地区，围护结构并非防御之墙，而是一种特殊的过滤器。
近几十年来，全球各大城市高架混凝土快速路的拆除工作日益增多。以台北、首尔、波特兰和波士顿为例，这些城市都见证了此类基础设施的兴衰起落，并最终将其拆除，让位于公园和新的城市更新理念。在另一些案例中，如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民众在高速公路开工前便表示反对，从而成功使高架桥改道，保护了历史遗产，并释放出滨水景观。而对于美国旧金山而言，滨海高速公路（Embarcadero Freeway）的历史则是一个典型案例，生动展现了这座城市在20世纪中期的基础设施雄心、公众对该项目的反作用力，以及最终为了提升城市连通性而决定将其拆除的逆转过程。
如今，洛杉矶的城市形态以20世纪的无序蔓延和庞大的汽车交通基础设施为特征。然而，这座城市最初核心地带的物质空间现实，却揭示了一段深深扎根于西语裔历史遗产的更为复杂的历史。事实上，洛杉矶并非发源于决定了美国绝大部分领土面貌的标准化美国土地制度。相反，它是美洲西班牙城市传统的产物，这种城市结构曾在美洲大陆各大主要城市中反复出现。这两种制度的交汇，造就了层叠交错的城市几何形态与历史积淀，这至今在洛杉矶当下的街道格局中依然清晰可见。
1781年，当费利佩·德·内夫（Felipe de Neve）将洛杉矶作为一座民政定居点（pueblo）建立时，这里还是新西班牙总督区的一个边陲哨所。总督区是西班牙在美洲领地的政治划分。到了18世纪末，新西班牙的疆域已极为辽阔。它从哥斯达黎加南部一直向北延伸至上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东临密西西比河与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彼时，墨西哥城是其首要的行政和经济枢纽，这使得像上加利福尼亚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得不依赖一种特殊的“三位一体”定居点模式：传教区（宗教）、要塞（军事）和民政定居点（平民）。
提到阿根廷，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尖碑等标志性地标。然而，这片国土面积超过 2,780,400 km²，是南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孕育了极为多样、却往往被外界忽视的自然景观与现实面貌。事实上，位于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Jujuy）正处于所谓的“锂三角”地带：这一与玻利维亚和智利接壤的高海拔地区拥有全球约 54% 的锂储量。在这片土地上，坐落着奥拉罗兹盐沼。如今，这里交织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逻辑：一边是工业化锂开采的持续扩张，另一边则是科拉（Kolla）和阿塔卡马（Atacama）等原住民社群对世代居住的土地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这导致了高强度的工业开采与传统的、低环境影响的农业生产方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面对这一严峻课题，ArchDaily 学生建筑设计奖的获奖团队之一——由 Ezequiel Lopez、Maria Victoria Echegaray 和 Agustina Durandez 组成的小组——决定深入探讨这一议题。该项目是他们作为国立科尔多瓦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的毕业设计项目。他们的研究源于对探讨建筑学主流话语边缘地带的兴趣，并以毕业设计为契机，开展了持续且深入的调研。这使他们能够立足于场地本身以及社会经济现实，给出有据可依的设计回应。该项目摒弃了将“开采”与“保护”简单对立的二元思维，而是将这片土地视为一个系统，力求通过空间与技术层面的调和实现两者的共存。
1968年，当墨西哥城举办奥运会时，这是奥运会首次落户拉美国家，也是西班牙语国家首次承办这一盛会。这使本届奥运会成为向国际社会展示墨西哥及其文化的绝佳契机，也促使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当地杰出人才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他们任命墨西哥建筑师佩德罗·拉米雷斯·巴斯克斯（Pedro Ramírez Vázquez）为委员会主席，他在该国世纪中叶的建设规划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的设计理念十分明确：将国际现代主义技术与前哥伦布时期的元素以及本土物质文化相融合。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负责监督分布在墨西哥城南部各区的场馆建设和改造，这些场馆几乎全部由当地的建筑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设计和建造。
紧邻墨西哥边境，在美国西南一隅，坐落着圣地亚哥市。其城市历史始于 1769 年，当时由加斯帕·德·波托拉（Gaspar de Portola）率领的西班牙军事探险队抵达此地，标志着被称为“上加利福尼亚”（Alta California）的领土上出现了首个永久性定居点。然而，与墨西哥和中美洲那些城市化更为正规的行政首府和城镇不同，圣地亚哥最初被构想为一个边境前哨。如今，它已成为仅次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第二大城市，其城市网格诉说着与当前美国文化环境交织在一起的西语裔遗产故事。
在洪都拉斯西部深处，紧邻危地马拉边境的一个山谷中，坐落着古老的玛雅城市——科潘（Copán）。该城在公元5世纪至9世纪的古典时期达到鼎盛，通过贸易网络、王朝政治和纪念碑式建筑的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如今，因其保存有大量的建筑遗存，包括阶梯金字塔、雕刻石碑和仪式核心区，该遗址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个多世纪以来，系统的考古研究记录了其城市形态，揭示了其清晰的居住区、公共空间以及交通与视线流线系统。
本文将借助城市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中提出的框架，来剖析科潘的空间组织。通过应用林奇的五个结构要素——边缘、区域、通道、节点和地标——我们可以分析科潘如何不仅作为一个仪式中心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一个易于识别的城市景观，用以强化政治等级并规范集体活动。本次分析的历史数据源自文中链接的书籍和文章，这离不开历史学家阿努尔福·拉米雷斯·德拉科斯塔（Arnulfo Ramirez de la Costa）的合作支持，他是位于特古西加尔巴的洪都拉斯国立自治大学（UNAH）历史系教授兼历史项目协调员。
通过引入文化功能，将废弃的宗教殿堂进行改造，构成了当代城市规划中最具吸引力的适应性再利用策略之一。这种功能上的兼容性，似乎源于教堂自身的空间特征：其巨大的中央中殿提供了开阔、无柱的平面布局与宏伟的剖面尺度，能够轻松容纳博物馆、剧院或社区中心所需的内容积。此外，拱顶自带的良好声学性能，加之透过彩色玻璃窗或穹顶过滤而入的自然光线，也为从表演艺术到文化艺术品展览等各类活动创造了理想的空间条件。转型为公共和文化载体后，这些建筑不仅免于被拆除或荒废，更在城市肌理中保留了其作为城市地标和身份认同标志的地位，在不改变其历史意义的前提下为其周边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
21世纪初的前几十年，与中美洲其他邻国相比，洪都拉斯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犯罪与暴力问题。这一局势曾使大多数游客和投资者对其望而却步。然而，这并未阻碍其首都——特古西加尔巴——迎来住宅与办公开发的爆发式增长，并在当下不断重塑着城市的天际线。特古西加尔巴拥有独特的地形和热带气候，它曾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原则的试验场，正是这些原则助力其从一座落后的采矿小镇，一跃成为中美洲最大的大都市之一。
亚洲的宗教建筑正通过融入现代主义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同时保留了其精神内核。简洁的线条、极简主义美学，以及诸如混凝土、钢材和玻璃等材料的应用已屡见不鲜。这些设计手法往往取代了该地区传统上与神圣空间相关的繁复装饰和天然材料，或与之相得益彰。这种方式使这些建筑既能获得普世的吸引力，又能折射出其文化与精神根基。
有几个实例凸显了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日本的“光之云教堂”（Cloud of Luster Chapel）利用纤细的立柱和充足的自然光营造出明亮通透的氛围，不禁让人联想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约翰逊公司总部大楼。印度的“台阶神庙”（Temple of Steps）融入了效仿传统河埠头（Ghats）的叠落台阶，将文化象征意义与粗野主义美学结合在一起。同样，台湾的农禅寺（Water-Moon Monastery）在混凝土、直线条和镜面水池的运用上，也受到了勒·柯布西耶“新建筑五要素”的影响。此外，韩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佛寺（Jetavana Buddhist Temple）和中国的阿那亚金山岭上院（Upper Cloister）则将布局与周围的岩石和山坡融为一体，与赖特的沙漠住宅异曲同工。这些项目共同证明了亚洲宗教建筑如何在尊重传统遗产的同时，通过现代主义的视角重新定义神圣空间。
菲利斯·兰伯特（Phyllis Lambert）一直是保护加拿大文化遗产的关键人物。作为一名建筑师和遗产保护倡导者，兰伯特在蒙特利尔及全球其他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对蒙特利尔建筑界的贡献，很难仅用单一的建筑作品来衡量，而应从整座城市的维度去审视。她不仅联合创立了加拿大建筑中心（CCA），还重塑了像蒙特利尔这样的城市对待遗产的态度，并提升了社区声音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性。
尽管树屋常给人以天马行空的奇妙印象，但它们同样为结构创新和设计探索提供了独特的舞台。传统的树屋依靠树干作为结构支撑，但为了减轻树木的承重负担，现代设计往往会引入辅助结构系统，例如通过立柱来分担荷载，在维持树屋经典形象的同时提供额外的支撑。这种架空设计的一大核心优势在于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树屋的设计可以做到完全不触碰林地地面，从而保护微观生态系统。释放出的地面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本土动植物的干扰，使自然生态得以在不受打扰的前提下生生不息。与此同时，许多建筑师顺应场地地形来创造无缝连接，通过引入坡道、楼梯或桥梁，使建筑巧妙地融入自然景观。这些设计手法不仅提升了空间的可达性，更丰富了整体的感官体验，营造出穿梭于树屋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建筑漫步。
“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审慎关照，不仅体现在结构设计上，也彰显于对材料的悉心筛选之中。木材等天然材料的使用，有助于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更有设计师做出了进一步的尝试，采用镜面面板等替代材料来反射周边的森林，使树屋彻底“消隐”于自然之中，这充分表明，对材料的选择可以使建筑成为场地的延伸，而非对自然的强行介入。本期专题精选了来自瑞典、丹麦、印度尼西亚和法国的代表性案例，展现了它们各具特色的设计手法。
1975年，洪都拉斯正处于军政府统治下，该政权已执政十余年，当时由胡安·阿尔贝托·梅尔加·卡斯特罗将军（General Juan Alberto Melgar Castro）领导。在此期间，特古西加尔巴经历了若干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随着人口从全国各地因农村人口外流而涌入，这座城市从一个紧凑的城区蜕变为不断扩张的大都市。这种出乎意料的增长促使政府实施了一项市政发展与规划方案，这一项目将决定这座城市的未来及其老城区的演变。本文是与洪都拉斯建筑师利桑德罗·卡尔德隆（Lisandro Calderón）合作完成的，他专注于城市规划，目前任教于位于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的中美洲科技大学（UNITEC）。
近年来，粉色已超脱其传统意象，蜕变成为建筑与室内设计中一种精致且多功能的元素。按照自然色彩系统（NCS）的分类，粉色色域宽广，兼具冷暖色调，涵盖了从纯红（R）到掺杂了黄色（Y80R、Y90R）或蓝色（R10B、R20B、R30B）的丰富色阶。尽管难以用单一色调来定义，这种颜色却完美平衡了活力与柔和，因而能够巧妙适应不同的材质和语境。随着粉色在当代室内设计中愈发受到重视，它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色彩选择，而是演变为一种设计策略。近期，粉色从风靡一时的“芭比风”（Barbiecore）趋势那般大胆、俏皮的色调，转向2025年时尚发布会中随处可见的柔和、粉嫩色泽，这一变化恰恰印证了该色彩极强的适应性。与此同时，它在潘通（Pantone）2025年度色彩调色盘中的亮相，也进一步巩固了其跨领域的吸引力。只要运用得当，粉色便能重塑空间，赋予其亲和力、开阔感或是永恒的品质。
加拿大 1967年世博会（Expo 67） 是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博览会之一，它不仅刷新了多项历史纪录，也对 蒙特利尔 的城市景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加拿大建国百年庆典的一部分，这一盛会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一个在全球舞台上 展示其文化和科技成就 的契机。世博会在 短短六个月内吸引了超过5000万游客，打破了参观人数纪录，其中单日参观人数更是达到惊人的56.95万人次。这在当时的世博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58年后的今天，随着 2025年大阪世博会 即将展示如何“构建未来社会，想象明日生活”，重新审视 1967年世博会的遗产 并探索它给 蒙特利尔 带来的城市变革，显得尤为意义深远。
虽然面积狭小，但台湾岛人口稠密，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台北、台中和高雄等主要城市，可利用的空间往往非常有限。因此，在有时十分局促的面积下，如何创造出既显宽敞、功能齐全又兼具美感的室内空间，成为设计师面临的长期挑战。然而，建筑师并没有将这些局限视为束缚，而是将其作为尝试巧妙布局和多功能家具的契机，从而提升居住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