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公共空间、公众参与式设计和城市行动主义领域，备受推崇的倡议之一便是所谓的“公民都市主义”或 “战术性都市主义”。该理念主张通过局部、低成本的微更新干预，触发公共空间的长期转变，即所谓的 short-term action, long-term change（Street Plans, 2013）。
其采用的策略是创造临时性的场景，使特定的城市问题显性化，并通过针对性的微更新干预予以解决。在此过程中，该策略试图动员社区参与，以赋予其重要性并促进其长期可持续发展，从而引发关于这些项目在特定语境下对提升生活质量之益处的讨论。
马林加（Maringá）市议会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市政公共建筑、获得许可的城市空间以及具有集体利益和用途的私人建筑，必须标明建筑设计和/或规划设计作者，以及工程施工技术负责人的姓名。该法案目前已提交给该市市长乌利塞斯·迈亚（Ulisses Maia）签署生效。
总部位于纽约的Stephen B Jacobs Group在长岛市（Long Island City）北方大道29-26号设计的一对双子塔楼已接近完工。该项目因紧邻地铁Q线、E线和7号线而被命名为“QE7”（更不用说其邮轮般的配套服务设施），将包含467套住宅单元，其中有13个楼层专门用于北美最大的共居（co-living）项目。然而，该项目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建筑师和工程师通过巧妙的设计克服了邻近三条地铁线带来的噪音干扰。
现代城市（尤其是纽约）一直在寻求提高城市密度，这往往意味着要在一些曾因场地条件恶劣而被忽视的土地上进行建设。为此，我们采访了SBJGroup的主持建筑师Isaac-Daniel Astrachan，以了解该事务所是如何在该项目中有效降低噪音干扰的。
我们可以把城市形态看作是每座城市的“面孔”。公共空间与建筑空间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城市形态的塑造。因此，城市既可以是“蔓延型”的——人口密度低、以私家车出行为主，从而导致通勤距离过长；也可以是“紧凑型”的——人口密度均衡，且拥有多元的城市中心。要实现后一种模式，关键在于将土地利用和空间管制的科学管理，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规划进行深度融合。
在《Metropolis Magazine》最近发布的一部短片中，总部位于纽约的建筑师罗伯特·A·M·斯特恩（Robert A M Stern）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那栋备受争议的AT&T大楼。虽然旨在保护该建筑外立面的地标建筑认定听证会仍在进行，但这座纽约市标志性后现代摩天大楼的大堂拆除工作已经完成。
斯诺赫塔建筑事务所（Snøhetta）为麦迪逊大道550号大楼设计的改造方案，将这座建筑推向了关于后现代文化遗产保护辩论的风口浪尖。该方案计划用起伏的玻璃幕墙取代原有的石质外立面，以改变建筑的街区形象。如果该方案得以推进，曾经引人注目的拱形入口将被置于彩釉玻璃之后，而被石材包裹的柱子也将被剥离，以创造一个悬浮的基准面。
在《城市权利》（1968年）一书中，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谈到了终结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空间营造，转而发起一项“自治领地”计划。该计划既不摒弃“历史遗产”，也不放任空间走向瓦解，而是致力于恢复城市中心作为创造力策源地的地位。
全球化催生了无边界的城市，其核心导向往往是追求眼前利益，这无疑直接冲击了文化遗产等资源的保护。
本文最初发表于《Metropolis》杂志，原题为“这些建筑师试图解决人类终极的设计缺陷——死亡”。
荒川修作（Shusaku Arakawa）与玛德琳·金斯（Madeline Gins）——这两位集视觉艺术家、概念作家与自学成才的建筑师于一身的先锋人物——深信，通过对人造环境进行彻底重构，人类能够解决终极的设计缺陷：死亡。（轮到你出招了，诺曼·福斯特。）
荒川与金斯一生中共同完成了五个项目——三个在日本，两个在美国。用“非传统”来形容这些作品显然远远不够。其中包括一座致幻感十足的公园，一栋色彩斑斓、仿佛直接从皮克斯动画中走出来的公寓楼，以及地板凹凸不平、甚至没有内门的阁楼公寓。然而，这些设计并非出于猎奇或搞怪，其背后的核心理念被称为“天命可逆”（Reversible Destiny）——旨在通过激活与刺激身心，切实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首尔奥林匹克体育场坐落于韩国首都松坡区，建于 1988 年夏季奥运会前夕，至今仍是一座充满活力且备受珍视的地标建筑。该体育场由金寿根（Kim Swoo-geun）设计，不仅代表了韩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时刻，如今也依然是举办大型演唱会的重要场所以及首尔衣恋足球俱乐部（Seoul E-Land FC）的主场。
虽然奥林匹克体育场本身将完整保留其原始风貌，但今年春季，韩国城市规划学会（Korea National Urban Planning Association）针对蚕室综合运动场（Jamsil Sports Complex）的新设计发起了一场竞赛。该综合体占地总面积近 16 万平方米，包含数个体育场馆以及与主体育场相邻的建筑。在本月初截标后，评审团宣布 NOW Architects 联合 NBBJ 及 SAMOO 赢得此次竞赛。
你是否曾思考过，一个展览的设计是如何构思出来的？它又是如何在展出内容的陈列中落地呈现的？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博物馆”最初是一个按类别收集和整理藏品的场所。正如那些16和17世纪大航海时代兴起的“珍奇屋”（gabinetes de curiosidades）或“多宝阁”（quarto das maravilhas）的历史图像所揭示的，这些空间汇集了当时在海外探险中收集到的各种珍稀物件和标本（涵盖动物、植物和矿物）。
几个世纪后，此类收藏的规模逐渐扩大，古老宫殿的游廊长廊被改造成漫长而连续的画廊，最初仅供其宾客和居民内部观赏。到了19世纪，专门用于陈列各类器物的展馆应运而生，从而奠定了现代博物馆的雏形。我们经常发布各种博物馆建筑设计。然而，除了宏观的建筑实体，你是否关注过微观的“展陈设计”（expografia）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下面，我们梳理了展陈设计项目中的几个核心概念。
众所周知，就日常开支而言，建筑学是大学里最昂贵的专业之一，其高昂的成本不亚于设计、造型艺术、口腔医学和医学等学科。设计课（Taller）紧张刺激的节奏迫使学生们必须通过打印的图纸、渲染图和/或拼贴效果图来展示他们的方案，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需要根据评图（entrega）的重要程度，制作出质量上乘的研究模型或比例模型。这一切所产生的额外开销，在教师、学生以及整个学术界看来，似乎早已被视作理所当然。
如果没能幸运地出生在高等教育免费的国家，或者至少在那些拥有完善支持体系和奖学金的国家，那么负担这笔数额巨大（但又持续不断）的额外开销就会变得令人窒息，并且必须由学生自己承担。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能得到父母的支持，否则就必须同时兼职工作来赚取收入。许多学生被迫去满足这种被常态化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
5月18日，国际建筑师协会（UIA）理事会在墨西哥瓦哈卡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提名里约热内卢为“UI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0年世界建筑首都”。获得这一称号是里约热内卢市政府在巴西建筑师学会（IAB）支持下，为2020年提出的规划方案的一部分。届时，这座里约州首府城市将举办第27届世界建筑师大会。
全球极少有城市敢于对车辆通行征税——尽管迄今为止现有的案例都取得了积极成效。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了拉美地区首个推行此类政策的城市。从现在起，对于在11:00至16:00期间坚持驾车驶入该市历史中心（被称为Microcentro）和雷蒂罗区（Retiro）以节省时间的出行者，市政府将进行收费。这座阿根廷首都由此加入了由新加坡、伦敦、斯德哥尔摩和米兰等城市组成的收费行列。
消息在那个周三下午迅速传开。智利建筑师、斯米连·拉迪奇（Smiljan Radic）的合伙人爱德华多·卡斯蒂略（Eduardo Castillo）当天在圣地亚哥遭遇车祸，伤势严重。当地建筑界还来不及做出反应，次日清晨，即2017年10月5日星期四，便传来了他意外逝世的确切消息，年仅45岁。
由法比安·莱瓦（Fabián Leiva）设计，漂浮墓地（Cementerio Flotante）项目被评选为2018年智利“热点建筑”竞赛（CAC 2018）毕业设计类别的10个获奖项目之一。该竞赛由“热点建筑”集团（Grupo Arquitectura Caliente）主办，并获得了智利文化、艺术和遗产部的资助。
2004年，智利比奥比奥大区（Biobío）的拉尔科（Ralco）水库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且无法挽回的淹没，当地佩文切（Pehuenche）原住民社区的墓地也随之深埋于水底。在历经多年试图寻回逝者遗体的努力后，多项调查均证实了搜寻工作的不可行性。面对阻隔在他们与墓地之间数百万立方米的水量，当地居民只能束手无策。正是基于这一痛心的现状，设计者提出了创造一个纪念空间的构想——这是一个旨在缅怀那片被侵犯且无法收回的神圣土地的空间，既能拉近社区与逝者的距离，同时也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永恒的无声控诉。
作为葡萄牙aNC arquitectos建筑事务所的联合创始人，特蕾莎·诺瓦伊斯（Teresa Novais）一直积极致力于维护建筑行业的职业权益。
摄影师 安德烈斯·加拉多（Andres Gallardo） 曾用镜头记录过诸如 扎哈·哈迪德设计的东大门设计广场 及 MAD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哈尔滨大剧院 等知名建筑。这一次，他将镜头对准了位于北京的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ZHA）作品——银河 SOHO。这一商业综合体于 2012 年落成，是传奇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职业生涯后期的代表作之一。
目前，来自36个国家的470座城市已加入“教育城市”的行列，并通过国际教育城市协会（AICE）联结成网。该协会在成立宪章中主张，城市蕴含着尚未开发的原始教育潜力，亟待被激活。而在该协会之外，其他城市也纷纷迎接挑战，围绕以居民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教学过程，将空间、人和行动有机整合在一起。
《建筑、形式与能源》（Arquitectura, forma y energía）是一部于2018年初在英国伦敦和墨西哥城拍摄的纪录片系列，邀请了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和墨西哥的6位演讲嘉宾共同参与。该项目的初衷是创建一个数字化文献，以广泛传播推动当代建筑演变的主题，内容涵盖地方气候的影响、大自然赋予的灵感、形式与能源的关系、高效的材料选择以及恰当的技术应用。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从伯南布哥美术学院毕业以来，万登科克·蒂诺科（Wandenkolk Tinoco）创作了大量设计作品，包括住宅、公共建筑和公寓楼，同时还涉猎绘画与雕塑。除了日常的建筑实践，他还在累西腓建筑学院（该学院后来成为伯南布哥联邦大学的一部分）执教多年。
由居民演出的城市歌剧，以及在饱受非议的社区开展的网络女性主义项目——这些都是“想象马德里”（Imagina Madrid）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汇集了创作者、社会组织与当地居民的力量，共同对马德里郊区破败的公共空间进行艺术性改造。
该计划由马德里市政府文化与体育部推动，并由Intermediae协调。在确定干预措施时，“想象马德里”构建了一套去中心化、协同且多学科的方法论，其理论基础源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关于公共物品经济学的研究，以及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所提出的悄然融入全球城市的“操作与修辞”开放空间。
“萨尔瓦多建筑”（Arquitetura Soteropolitana）是一门由设计创作者带领进行实地建筑体验的开放课程，旨在探究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市（Salvador, Bahia）过去20年间的建筑创作。该课程由建筑摄影师 Manuel Sá 发起，邀请当地的建筑师们共同探讨过去二十年中该市落成的、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建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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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落成的建筑作品，既不是某一个人的孤立愿景，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建筑实践在其过程中本质上是高度依赖团队与事务所协作的。然而，我们所熟知的建筑往往只有在落成后才会收获赞誉，而其创作与建造的过程却鲜少受到关注。鲜有奖项会去认可支撑起整个项目的庞大合作网络，而正是这一网络，才让行业顶端的少数人得以在最终落成的作品上署名。
最近的诸多争议进一步揭示了这一现状——从联名请愿要求追授丹尼斯·斯科特·布朗（Denise Scott Brown）1991年普利兹克奖（当年该奖项由其丈夫罗伯特·文丘里获得，该请愿最终被普利兹克评委会拒绝），到今年早些时候曝光的，诸如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等建筑师如何滥用个人成功所赋予其的权力的丑闻。
围绕“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的一切营销推广——这种营销确实铺天盖地，因为其背后是向地方政府兜售技术的大型科技企业——都将其描绘为充满人文关怀与民主色彩的城市。它们宣称，通过市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能够有效提高公共政策对民众诉求的响应质量。
然而，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却截然不同。所谓的“数据挖掘”支撑起了精准营销。换句话说，通过追踪用户在网络上的足迹，企业能够洞察其偏好。借此，企业在不向我们支付任何报酬的情况下，直接占有了我们产生的数据，并用针对性的广告对我们进行轮番轰炸。每个人想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网上搜索了某样东西后，接下来的几周里就会不断收到该商品的广告推送。如果说为了少数人的商业利益而占用多数人的私人数据已经极具争议，那么当这些商业系统开始接入并整合警方、司法等公共信息系统的数据时，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而这在中国已经开始发生。
用于制作《2019年阿托斯·布尔考插图日历》（Calendário Ilustrado Athos Bulcão 2019）的众筹活动现已正式启动。 在11月28日之前，公众都可以参与支持，助力完成6000册日历的制作与发行。作为回报，支持者除了能将自己的名字印在日历的致谢栏中，还将收到该出版物以及印有艺术家作品的精美纪念品，如书签、明信片、书籍、环保袋、磁贴套装、鼠标垫、银饰甚至是瓷砖画框。支持者可以通过 Catarse 平台了解具体回报并进行捐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