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建筑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主要通过印刷媒介被记录、传播和推广。书籍、期刊和杂志承载着建筑学科的观点与图像。由于建筑实践高度依赖视觉交流，建筑类印刷期刊也在学术出版物与商业杂志之间建立起一种连接。战后数十年间，一批制作精良的出版物持续塑造着某种共同的判断框架，提示着行业普遍认为哪些项目值得讨论，哪些作品具有示范意义。
在主要文化中心，少数出版物长期影响着建筑话语。它们的视角通常成熟、专业，并经过严谨编辑，将庞杂的全球建筑产出筛选、压缩为一组被认为足够重要的项目。这一系统确实偏向了某些实践者与地理区域，但同时也让建筑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想象。建筑开始被大众记住；以亲身体验建筑为目的的文化旅行（cultural travel），也逐渐从少数人的兴趣变成一种更常见的行为。
长期以来，参观博物馆与美术馆一直是一种高度精心策划的体验。参观者在精心设计的路线引导下，依次走过各个展厅，展品均经精挑细选，并按特定叙事逻辑进行陈列，同时辅以标识、图示、场景设计以及精心调控的照明。即便是那些鲜少更换的展览 —— 即常设展览，通常也依赖强有力的策展理念 —— 由知名艺术家或策展人主导 —— 来确立机构的立场并塑造对展品的阐释。
与此同时，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藏品储存区通常单独设置 —— 这些区域虽常位于同一建筑内，但访问权限受到严格管控，且不乏将储存区设在外部专用设施中的情况，如卢浮宫保护中心。长期以来，这些区域不仅在访问权限上受到高度管控，在气候、湿度、档案秩序、操作规范、维护及修复等方面也都有着严格标准。出于对盗窃的担忧，以及担心档案的空间布局、环境条件和陈列顺序要求可能遭到破坏，藏品储存区传统上一直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且主要按需为学术研究人员和艺术从业者提供服务。普通公众很少能全面了解任何一家机构所保管的藏品情况。
本月早些时候，弗兰克·盖里逝世的消息引发了各界对这位曾设计出造型张扬的博物馆、音乐厅及蜿蜒灵动的住宅综合体的建筑大师的广泛悼念。与其重温这些广为人知的作品，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他创作中更具沉思意味的一部作品：香港玛吉癌症关怀中心。这座建筑静谧、充满希望，且为日常的坚韧生活量身打造，折射出盖里创作意图的多重维度：对积极与生存的坚守 —— 而从更个人化的层面而言，也体现了一位建筑师对失去与临终关怀的深刻体悟。
这一评价重新定义了香港玛吉中心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项委托项目；更暗示着整个设计过程因悲痛而铸就，并始终朝着给予慰藉、维护尊严与孕育希望的方向前行——这种精神与该组织的使命高度契合。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混凝土仍是主导性的建筑材料。尽管人们对其环境影响的担忧与日俱增，但混凝土仍契合众多开发商和客户的首要需求 —— 它施工迅速、成本效益高且极为耐用。因此，中国大多数建筑类型仍高度依赖混凝土。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波特兰水泥生产国，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依赖。深植于原材料制造与经济基础设施的庞大供应链，确保了混凝土在建筑行业中始终是默认之选。
然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建筑建立在深厚的木构建筑传统之上。紫禁城就是一个绝佳范例：它不仅是中国建筑遗产的象征，而且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之一。这一传统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木构建筑在中国当代建筑行业中是否仍有切实可行的未来？
过去十年间，位于中国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之一 —— 涵盖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南部地区，城市扩张始终受到汹涌澎湃的商业雄心的驱动。此地的项目设计往往追求极致的密度、高度与效率，催生出规模宏大的开发项目，动辄横跨数英亩土地。这些建筑群以交通导向型开发为优先，常呈现为直接建于主要交通枢纽之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些巨型建筑通过刻意营造令人迷失方向的空间布局并延长行人通行路径，以刺激经济活动，如今已在香港、深圳等城市屡见不鲜。
尽管这类巨型建筑模式具有显著优势 —— 经济高效、开发回报率高且为通勤者提供便利 —— 但其几乎无一例外地忽视了所处的城市语境与环境。这些开发项目往往（甚至刻意）对自身环境足迹和城市步行友好性视而不见。在如此压倒性的规模下，人的步行体验即便未被完全忽视，也遭到了削弱。行人被“内部化”了——被困在这些建筑综合体的封闭世界之中。
在 2025 年威尼斯双年展上，当我们谈及“智慧”时，主展览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领域：自然智慧、人工智慧与集体智慧。尽管机器人表演、前瞻性材料实验（例如布恩瑟姆·普雷姆塔达的大象粪便砖，或是加拿大展出的令人着迷的超微型浮游生物）吸引了诸多目光，但有一种常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集体智慧形式，便体现在档案留存这一行为之中。
多个国家馆通过精心策划的展览来展现这种集体智慧 —— 例如，西班牙馆以巧妙的方式玩转尺度概念，其展出的精细模型引人入胜，令人不禁细细品读。这些精心策划的藏品不仅呈现了当下的风貌，在某些情况下，还对未来做出了预示。然而，如果不深入探讨过去，不对我们共享的空间与建筑知识进行记录和解读，那么集体智慧的潜力便无法得到完全释放。档案留存并非仅仅是保存行为，它更是一种生成性工具，用于构想新的未来。
交通导向型发展（TOD）是一种全面的城市规划策略，旨在围绕公共交通枢纽打造密集、宜居且充满活力的社区。通过将住宅、商业和休闲设施无缝整合在交通节点附近，TOD 旨在减少对汽车的依赖，增加公共交通的客流量，并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政府机构通过区划改革、放宽容积率（FAR）、出售空权以及促进公私合作来为公共基础设施筹集资金，在这些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东亚已涌向了许多成功的 TOD 案例。而在纽约市等不同背景下复制这些模式的努力突显了将 TOD 原则适应当地条件、地理特征和社区需求的重要性。
现代主义建筑起源于20世纪初，受科学与工程进步的推动，并刻意摆脱历史风格。它倡导注重社会公平、城市发展、效率和功能性设计，标志着建筑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变。尽管现代主义最初主要源自欧洲和美国，但它通过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很快便影响到亚洲。亚洲的现代主义受到许多东亚建筑师在西方现代主义大师门下学习的启发，以及欧洲建筑师在亚洲的工作和殖民时代的影响。
社会如何支持和培养 新兴建筑师？年轻建筑师的成长深受其正规教育和初入行业时的经历影响。不同地区通过各类组织体系——无论是被动的环境因素还是主动的实际支持——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建筑领域。然而，我们是否足够频繁地反思这些既有的支持体系？这些体系是否真正有效地培养了全面发展的建筑专业人才，还是在无意中强化了建筑实践中的某些固有偏见？
建筑和建筑设计是如何适应未来不可预见的使用需求的？随着城市的演变，它们对建筑的需求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根据城市的特性和经济活动，建筑的功能可能会在文化、商业、工业和办公之间转换。在一个日益动态和快节奏的世界里，当需要满足新需求时，考虑建筑原有结构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城市以在原始设计过程中未曾预料到的方式重新利用原有结构体系，这工业建筑改造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功。与设计时考虑灵活性的结构不同，大多数制造设施最初并非用于多种用途。然而，城市、社区和居住者是如何利用这些空间的，转变建筑现有用途又面临着哪些挑战？
随着大城市的不断发展，我们在保护和适应性再利用重要建筑、遗址和文物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城市的飞速发展也给城市建设者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政治历史、建筑理论和文化意义。适应性再利用不仅限于建筑和空间设计；它还涉及城市和社区，需要从不同角度反思、重新评估和重新诠释城市的历史。然而，与书籍和文字不同，建筑本身可能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无法作为它们所讲述的故事的第一手证据。我们应该如何决定哪些建筑应该保留，哪些应该拆除？社区又在历史建筑的修复或改造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十年前，中国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做准备时，一股惊人的建筑浪潮涌入中国主要城市。国际知名建筑师提案并发展夸张的结构，很快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新象征。这些标志性建筑以北京和上海作为主要的切入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也发展到中国其他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城市。随着这些 "二线"城市的繁荣，政府希望提高居住水平，发展自己的标志，由此产生了新的剧院、体育场、学校和办公大楼。
Kris Provoost 已经在他的第一个系列摄影中关注了北京和上海，随着“美丽中国”系列的继续深入，从哈尔滨到香港，在中国的12个城市里对建筑进行了深入的观察。 这次延续着相同的前提：在过去8年中拍摄了十年内建成的20张极简主义建筑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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